古代长安佛教对两岸佛学研究的启示

　　古代长安佛教对两岸佛学研究的启示

　　王亚荣

　　自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日月如梭，沧海桑田，变化之大，古今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后，随着高科技发展、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等，变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宗教信仰直面相对，何去何从，千姿百态。面对新的千年，两岸佛教何去何从？两岸佛学研究与教育如何交流、发展？笔者以为，尽管古今有异，佛教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本溯源，温故可以知新，借鉴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借鉴中了解古代长安佛教的发展特点，应有所启发，不无裨益。

　　大致说来，以唐末五代为分界，中国佛教历史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一千余年，是从佛教传入到兴盛的时期；后期一千余年，是在前期已经基本定型的基础上发展和衰落的时期。在前期，特别在二秦、隋唐时代，长安是这一时期的译传中心。长安佛教之最大贡献就是各个宗派的建立，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国佛教在这一千多年中，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若以长安佛教为例，则表现在学术性的特点上。发达的佛学研究与教育的兴盛对长安佛教发挥了指导性作用，而由于长安佛教的地位与影响，进而指导与促进了全国佛教乃至北传系统佛教的兴盛。

　　那么长安佛教兴盛的原因何在？

　　首先，长安佛学与长安文化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那么“水”如何？源头何在？亦即长安佛学寄托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

　　第一，长安地区有利的文化传统与氛围。在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中先民的生产方式、文化风格，与其它地区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聚、升华的齐鲁、巴蜀、荆楚文化等不同，这里的文化主体性不鲜明，没有所谓的主流文化，在中原文化圈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数千年以来，长安地区处于多元文化结构的状态，各民族文化杂处，诸种成份并存，培养形成了宽容与活跃的文化性格。

　　第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长安地区是十三个王朝的京城所在地，周秦汉唐，人文荟萃，东西交通发达，有比较集中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以及宽松的文化氛围，利于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最深层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印度和中国都崇尚和平精神，佛教的大乘思想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理想一致。因而尽管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却得到了大多数王朝的认同与支持。

　　第三，隋唐时代的国家统一和对佛教的支持。隋代国家统一，给南北分张的中国佛教思想之交流带来了恰逢其时的机遇。特别是隋代，隋文帝代周自立不合儒家传统，更由于承北周苛政之后人心思安，以及隋文帝个人信仰的原因，支持佛教有历史的必然性。唐代初期虽有道先释后的国策，但仍在“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实施。例如经典翻译，隋唐两代登给予极高的重视，都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对待。延及社会风尚，佛教的信仰与佛学的研究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尊崇，义学僧被誉为“清流”。总的来看，隋唐两代对宗教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

　　诚然，长安佛教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遭受挫折的个案很多，“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三武”源于长安便是证明。但这也说明了长安佛教的活力所在，巨大的挫折并未使其消沉。每次法难维持的时间都比较短，之后佛学便有新的飞跃，佛教之品位也有质的上升。这种活力与生命力是内在的。从佛学的发展来看，“三武一宗法难”都处于佛学的低潮期。在这些时期，僧尼的数量异常庞大，每次法难都淘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出家众。佛学发展的高潮期，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尽管有各种原因，学术素养欠缺导致僧伽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