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与盛唐的隐逸风尚

　　终南山与盛唐的隐逸风尚

　　作者: 张欢

　　摘　要:隐逸文化发展到盛唐即臻于成熟。积极的入世倾向是这一时期隐逸风尚的鲜明特征。临近唐都长安的终南山正是周、汉以来的隐逸圣地。它景色秀美,位置优越,而且分布了大量的佛寺与道观。盛唐的文人士子们便把隐居终南当作进入京城、踏上仕途的最佳途径。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与这一时期昂扬的盛唐气象和唐代皇帝对隐士的特别优渥亦不无关系。

　　关键词:终南山;北山;盛唐;隐逸

　　一、南山(终南)与北山

　　关于终南山的文献记载很多,早在《诗经·秦风》里就有一篇《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唐人李泰所撰《括地志》记载道:“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1](P8)宋人程大昌《雍录》也记载:

　　“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2](P105)

　　《诗经·小雅》里有一首诗叫作《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它可以表明自古以来人们便以南山与北山并称。南山距离长安地区极近,而北山则情形大异。所谓北山,蜿蜒于渭水以北,由陇山以东直到黄河岸边,它隔着渭水与南山遥相对望。北山并不像南山那样东西相连接,而是各自成峰,且有间隔,包括岍山、岐山、梁山、嵯峨山、九嵕山、频山等。正是因为北山这样的特点,反而成为朝廷帝陵的绝佳选择,如昭陵、乾陵等就修建在北山诸峰之上。与北山相比,终南山除了诸峰相连、景色秀美之外,它还居于长安城南腹地,而长安城正好又坐北朝南,彼此距离极为便近。文人士大夫们往来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便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居于皇城之南的广大居民历来都对终南山十分向往;而历代生活在南山脚下的人们更是以终南为自豪。

　　二、终南山的寺观

　　终南山很适合隐居,历代的高人奇士都对它垂青有加。与它临近的西安及附近地区又正是周秦汉唐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人们便更加向往终南山这奇特之地了。这样的情景在初盛唐时期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终南山的秀丽景色和天然的地理优势,佛道势力遂迅速地发展起来。古楼观台位于终南山的北麓,传说是周时关尹子的故宅。南北朝时期,楼观台的道教势力不断增长。唐朝建立以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都自称是周代老子李耳的后代,而李耳正是被尊为道教先圣的太上老君。

　　太宗贞观十一年(637)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3](P859)高宗李治麟德三年(666):“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4](P90)而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九年(741)时,曾“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5](P213)这就将道教经典的学习和人才的选拔纳入了科举制度的系统。帝王们尊崇道教,盛唐时期更是以道教为国教。道教地位被空前抬高。当然,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而文人士子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把崇道当作一种手段,并不纯属宗教行为。不过,隐居终南修道因近于都城而声名易闻于朝堂,由此楼观台的发展更趋兴盛。这就使得终南山笼罩了一层深厚的道教意味,终南山显得更加神秘了。

　　从北周武帝开始毁佛灭法之后,长安及其附近一带的那些不愿还俗的僧人,为避免受到迫害,纷纷躲进终南山。于是到隋文帝开皇初年,由彤渊法师等创建了著名的至相寺。寺内聚集了一大批僧人学者,他们切磋精研佛学,创建了华严宗。至相寺也因此成为华严宗初期的祖庭。到了唐朝对至相寺进行了重建。武则天朝之后,尤其是盛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走向正轨,至相寺渐渐让位于长安城的佛寺。草堂寺位于终南山圭峰北麓。姚秦时的鸠摩罗什曾在此讲译佛经,当时称为逍遥园。在鸠摩罗什之后便一直有译经僧或炼丹道士来此。这也给终南山世界之外的人们增加了一份神秘心理。

　　有关终南山寺院的具体数目在此难以准确举出。总之,从隋朝建立到初盛唐时期,终南山上或其山麓地区的佛寺道观建设了许多。这些寺观数目众多,加之密林烟霞,往往被看作世外神仙之地,给人以出世之感。对于僧人道士来说这里无疑是译经、修行的好地方。从终南山到京城长安的人,也往往被看作高人或奇士。当然,终南寺观的僧人道士与外界的文人和僧道也有交流和往来,这正是促成终南山与唐朝社会融为一体的不可或缺的渠道。

　　三、终南捷径

　　长安作为政治权力的集中地和主流文化的权威所在,是有唐一代世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尤其是文人士子们,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想进入官场,走仕途道路的。隐于邻近长安的终南山,易引起当局的注意,以达其进入仕途的目的,这无疑是一条捷径。

　　关于这一点,盛唐时期与西汉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样是都城长安,同样是近距离的终南山,而文人士子们的取仕途径则大异。这也是两个时期的隐逸风尚和特点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盛唐时期以隐取仕的倾向极其显著,在终南山的集中隐居就很自然了。

　　有关终南捷径,文献中记载:“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数术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6](P6669-6670)显而易见,这里道出了盛唐时期隐逸风尚的最大秘密:把隐逸终南当作进入京城长安的最好跳板。比起直接进入长安,这里反倒更“近便”一些。盛唐诗人李白就曾为了顺利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先隐居在终南山。

　　终南山还兼有国家礼仪场所的职能,它是唐皇帝祈雨或者祷雪的圣地。这便增加了终南山的神秘色彩。当然,这也是隐于终南山上的文人士子们近距离地接近大唐天子的绝好时机。

　　四、盛唐隐逸的盛况

　　实际上,初盛唐的皇帝对隐士的优渥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盛唐的独特隐逸风尚的形成。《旧唐书》中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就曾经“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7](P5116)《大唐新语·隐逸》中也记载,唐中宗、睿宗、玄宗皆渥眄隐者,或赐以金钱实物,或拜以官职。初盛唐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一是显示其乐善求贤的天子风度,二是有喻示太平、教化风俗和彰显政治清平的用意。

　　这种提倡隐逸的风气在盛唐时期还可以疏解文人士子们向京师的奔竞。科举制度虽然也激发了中下层士人的进取意识和功名欲望,但人多官少的现实又使科举及第非常不易,更多的士子不得不接受落第的命运,而选择托庇山林,暂时隐居,借此也可以发愤读书,同时也可以扬名待举,候召入仕。前文提及的卢藏用就曾“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寻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8](P3000)而按照唐代官制,及第也并不意味着马上可以有官可做,还须经吏部试。

　　在初盛唐时期,隐士逐渐集中在唐朝的东西两京附近,即长安城(京畿道)附近的终南山和洛阳城(都畿道)附近的崇山。其他像庐山、青城山等,隐逸者就寥若晨星了。这也足以展示了盛唐时期隐逸风尚的独特面貌。盛唐的隐逸有一特点就是,其隐逸主体乃是一大群踌躇满志的文人士子,他们大多“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7](P5115)如李白、王维、岑参等等。像他们这样以隐求仕待时的盛唐士子是非常多的。而他们的大量诗文作品可以看作是盛唐的独特隐逸文化的结晶。如果说王绩代表了初唐时期弃世与游世并存的隐逸风尚,那么盛唐的隐逸则以提出“心隐”的王维作为代表。学界近年来对王维的隐逸评说甚盛,我个人以为,“半官半隐”可以当作对王维隐逸生活的一般描述,不宜在更高层面上来完全涵盖王维的大部分生活状况。因为各人从字面去揣测这一较为模糊的“半官半隐”容易发生分歧,甚至变成无谓之争。如果用王维本人提出的“心隐”说去概括似更为妥贴一些,这样既接近王维的真实生活状态,也可以为学界普遍接受,并可进一步深入学术研究。

　　在古代中国,隐士在士人这一大的群体当中流变性最大。盛唐的士人有一部分是走科举取仕道路的;另一部分则因种种机缘而选择了以隐求仕待时的途径。他们这样选择既有其无奈的方面,与此一时期昂扬的盛唐气象亦不无关系。盛唐在初唐这个隐逸过渡期之后,迅速地形成了具有入世功利性倾向的隐逸风尚。盛唐的文人士子们踌躇满志,在激烈的竞争中,一部分人便选择了这一条道路。士大夫们与国家的双边矛盾在新的机遇期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调和,“他们在隐逸时全无消沉颓废之情,即使偶尔流露出伤感,也只不过是说给别人听听罢了,其骨子里并未丧失希望,并非真正要遗世独立,隐逸终身,也并未与政治仕宦彻底握手作别,而是以退为进,待机而动,这一点既与魏晋为了全身远祸的隐逸不同,也与六朝时附庸风雅的隐逸有别。”[9](P116)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临近唐都长安的终南山则在促进盛唐时期独特的隐逸风尚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安史之乱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社会重大转折的开始。随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盛唐隐逸风尚亦走向消亡。文人士子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铸建自己的价值理念,并重新追求自己的人格理想。而中国的隐逸文化则以白居易“中隐”的出现为标志,从此走向下坡,步入衰变时期。

　　[参考文献]

　　[1]　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1[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　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5[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3]　王溥.唐会要:卷49[M].北京:中华书局, 1955.

　　[4]　刘昫.旧唐书:卷5[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5]　刘昫.旧唐书:卷9[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7]　刘昫.旧唐书:卷192[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8]　刘昫.旧唐书:卷94[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9]　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 2004(3).(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信息来源：中国佛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