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

　　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

　　《优婆塞戒经》上说：“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主，于自国土，常修知足，不以非法求觅财物，，不举四兵而取他国。”这是佛教反对侵略的铁证。又《增一阿含经》上说：“波斯匿王白佛言：今此国界，有大寇起。夜半兴兵擒获，今已坏之。功劳有在，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故诣来至，拜跪觐省。尔时佛告曰，如是大王，如汝所说。”《高僧传》上也说：“功德铠法师在关婆国时，颇为国王所敬。顷之，邻兵犯境。王谓法师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皈命师尊，不知何计?法师曰：暴寇相攻，宜须捍御。王自领兵抗之，旗鼓初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法师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这又是佛教徒鼓励抗战的证据。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的组织，足从这两种意义上树立起来的。

　　二十八年(1939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福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和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憋，当然还有一点准备逃难的打算，使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和朋友们经过几次商讨之后，决定组织救亡团体，并征求同志。记得是4月14日，在福严寺后山树林里开第一次筹备会议，连我和上封寺的知客演文一共五个人，议决名称为：佛教僧青年救亡团，推我起草宣言及简章。15日上午，我做好了宣言再和他们商量，有两位借口经济没有办法，态度完全变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见了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主任黎友民。黎是党国先进，并且信佛，对于我们的计划，鼓励不遗余力，并允将宣言用无线电发出，关于备案一层，也答应极力帮忙，我们才决定干下去。

　　那时，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刚在南岳开办，教育长汤恩伯，政治部主任陈军长烈，对于指导民运，都很热心。汤将军很忙，我只和他会过几次面，没有多谈。陈军长看了我们的宣言，又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第一，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卫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第二，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第三，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同时还告诉我们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汤将军说，他也愿意负责去替我们商量。

　　可巧田汉先生和鹿地亘、冯乃超、马彦祥等五人也从桂林来了，我在上封寺会见了他们。田先生说：宣言文字太漂亮了，恐怕一般佛教徒看不懂，纵然看得懂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同情。最好多引用佛教经文，字句也要古老一点。我们便请他斧正，他答应了，在上封寺过了一夜，我们一同下山。经过磨镜台的时候，他为此事，还亲自去和陈辞修部长商量，我们便办了一套呈请备案的公文，请求总政治部备案。可惜田先生太忙，没有几天，就回广西到重庆去了，临走的时候，把这桩事情完全交给陈军长办理，宣言当然没有能够斧正。改头换面，还足由我出马。

　　可是事实上，做工作是不大容易的。尤其足在错综复杂的抗战阶段，所以陈军长对于我们工作的原则，虽然没有异议，人的决定，还须要考察一番，便宋了一个试验。

　　其时游干班下面有民运指导处的设立，专门办理南岳附近民运工作的事情。指导员徐承枢、周天，我们因黎友民的介绍认识的。谈到南岳僧道的情形，他们希望我们贡献一个动员办法。研究的结果，决定先由民运处召集僧道全体大会后，再请各寺庙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商决动员办法。4月23日下午两点钟，便在大庙圣帝殿前，集中了二百多个和尚与道士。在南岳佛教史上，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中委梁寒操氏亦出席讲话，情绪尚称热烈。

　　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是陈军长主持的，为融洽感情起见，在祝圣寺办了几桌斋招待大家。席间决定筹办地方性质的救亡团体，通过名称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公推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士为副会长。又议决简则十条，其中规定于备案成立之后，集中全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在祝圣寺受训一月。散会后，陈军长要我们领导他们，我就受宣传股长之聘，演文受训练股长之聘。

　　可是成立大会，还是杳杳无期，其原因有二：第一，老和尚们怕训练的时候要实弹射击；第二，年轻的怕训练之后政府当壮丁调到前线去。陈军长又不得不花消一点茶点费，召集诸山长老开谈话会。席间，陈军长很温和的告诉他们：训练科日，注重政治常识，及佛学；军事方面，不过操操步伐锻炼身体。至于调到前线去的话，他正恐怕年轻的和尚要到前线去，因为到前线去是须要强健的身体，与丰富的技术的，年轻的和尚懂得那一桩?白白的送死，就是妨碍人家的工作。所以他可担保，训练之后的工作区域，以南岳附近为限。长老们才答应于五月七号开成立大会。陈军长又说：僧徒的没落，佛教的衰微，这是人所共知共见的事实，毋庸讳饰，假定在这时候还不想法补救，将来是一定会遭受严重的打击，所以这次训练，不是长老们帮他的忙，而是他帮了佛教的忙。长老们点点头就散了会。

　　7号那天，有叶剑英先生出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载《救亡日报》)。陈军长更体贴入微，叫我们在总理遗像之前，敬一尊佛像，烧一炉檀香。8号就开始训练。每周授课36小时，课程：分政治常识、佛学、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抗战歌曲六门。政治常识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倭寇侵略史、抗战建国纲领、宣传组训技术、国内外时事六科，每周各两小时。军事常识分：学科、术科两种，每周各三小时。佛学和救护常识，都是每天一小时。教授除佛学外，皆由民运处的几个指导员负责。受训的人，一共七十多个，只有一个疯疯傻傻的道士，其余都是和尚，有20名受过三年以上的佛学教育，30名受过一年佛学教育，其余则目不识丁，所以讲授和管理方面，都非常棘手。

　　其实棘手的原因，还不完全是程度参差的关系，和尚们因为到处可以挂单吃饭，到处可以敲木鱼赚钱，几乎个个都养成一种不肯吃苦，又不服管束的劣根性。在这里感觉着不舒服，马上背起行李就走，走了也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久而久之，就都只知有己、不顾大局起来。有一次，大家商议要受训的人轮流挑洗脸水，当采买。刚一宣布，就溜走了三个。我们为儆一惩百起见，用公函请他们挂单的大善寺还他们的单，大善寺的知客——副会长有缘，则借口他们没有破坏大善寺的规矩，不允迁单。事情闹成了僵局，管理方面，就无法紧起来，“宁管一队兵，不管一队僧”，的确也是经验之谈。

　　佛教僧青年救亡团请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备案的公文，很久没有批下来，我们又去催陈军长。陈军长说，在军委会政治部备案是有全国性的，恐怕人力不够。还足缩小范围，先在第九战区做起。至于名称，救亡两字是临时性质，不如就用佛教僧青年团来得永久。当时政治部秘书刘善述先生也在那里，他也赞成这种办法。并且说：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胡越，和陈军长很相得，只要陈军长去一封信备案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就另办了一件请求备案的公文，请陈军长转交第九战区政治部，名称用佛教僧青年团。

　　过了几天，胡主任到南岳了，我们因陈军长之介绍而得晋见。首先，胡主任说，佛教僧青年团的名称，政治意味太重，将来用以推动工作起来，或者会引起佛教界的歧视，不如改为佛教青年服务团较为妥当。他返省以后，马上就批出来。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他很满意。希望我们用佛教青年服务团的机构，先在湖南省内各个各个地、照样建立地方性质工作单位以后，再联合成为全省的团体，以次推及于第九战区乃至全国。经济方面，他知道我们都是穷光蛋，答应补助开办费和一部分经常费。佛教青年服务团找到了保姆，我们高高兴兴与他告别了衡岳旅馆。

　　大约足5月28日吧，接到了第九战区政治部准予备案的指令以后，我们就开始把团体充实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团员，我们几经商量，认清训练班里可以吸收为团员的只有一二十人。其中有一部分对演文的感想很坏，假定把他们吸收进来，恐怕要闹得四分五裂，所以决定不告诉他们，而只取十个与演文无恶感者，满想先把团体健全地撑起来了，再谋充扩大的办法。

　　至于经济，一方面呈请第九战区政治部补助，一方面聘请名誉团主任和赞助人，以便较干瘪时向他们开口。我们自己也把腰包掏出来，做服装旗帜等，约费二百余圆，尤以智圆同志所垫为最多，约百余圆。当时曾聘得叶副教育长、陈军长、黎友民主任为名誉主任，张振国、陈荫轩参谋、罗哲明大队长、潘旦明、俞浩、杨国兴、薛子正教官、刘斐章、江南熏队长、胡兰畦团长、刘善述主任及灵涛、明正法师等数十人为赞助人，后又添聘了好几位。

　　佛青团于6月10日假祝圣寺开成立大会，九战区政治部特派第一政治大队罗大队长赶到监誓，那时游干班第二期政治部主任戴之奇还没有到任，秘书蔡正中代为主席，南岳各机关也都派代表参加。我们虽一共只有十二人，而他们对我们的希望则很大，蔡秘书说：

　　宗教可以补法治之穷，观于佛教在中国民间的潜势力可知。目前是全民抗战的紧要阶段，佛教既控制了民间的意志，佛教徒就应该起来帮助政府，做动员民众的工作。所以兄弟对于佛教青年月良务团的组织，感觉着非常兴奋，今天能够出席这个成立大会，很是荣幸。不过佛教界中，一向沉寂惯了，骤然要他们动起来，事实上是有许多困难的。希望各位同志不要以人力单薄为虑!勇往直前地，不顾一切地照着拟定的目标干下去!我相信不要好久，一下就会展开大规模的工作范围。我们都彳艮愿意以最大的力量，从旁帮助。

　　罗大队长说：

　　佛教经典上，常常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两句话勉励教徒。这表示无我牺牲决心与勇气，也就是革命的、抗战的精神。兄弟相信佛教青年服务团诸同志，是本着这种精神起来的。兄弟谨代表第九战区政治部向诸位致其崇高敬意，同时还有一点意见要贡献大家：第一，日本强盗现在正用佛教的幌子，麻醉士兵愚弄沦陷区内的民众，这比飞机大炮，无限制地屠杀，还要利害。希望诸位用纯正的反侵略的佛理，来一个正面的反攻。第二，日本强盗对于南方佛教国如：锡兰、缅甸、暹罗等处，正蛇竭似地用“征服中国，就是铲除耶稣教势力，发展佛教”的话骗他们，希图借以引诱他们，破坏我们的国际交通，这也希望各位同志，能够在这方面，多尽些力。第三，不要忽略了本位工作，要严密地把各佛教徒组织起来，拖到抗战的阵线里去，南岳有几百和尚，乃是一个彳艮好的工作对象，千万不要放弃。第四，要多多接近民众，因为出家人也起来救国，对于民众是一个很好的刺激。第五，要参加精神动员方面的工作。各位同志，假定能够照着这几个目标工作下去，对于抗战，无疑地有很大帮助，经济的援助，可以用工作争取的。兄弟回部以后，当然会将贵团困难情形，据实报告。

　　此外还有许多演词，都很宝贵，而我们只报以几颗瓜子、花生米而已。

　　13号，我们要和抗剧八队、电影一队到衡山县城，配合当地团体，做欢送出征壮士募款公演的工作。11号晚上，中央通讯社黎主任与当地士绅谢宪周、唐三等用茶点欢送我们。12号救难协会训练班毕业，13号早晨就领着团员出发。他们都排着队在山门口欢送，劈劈拍拍的爆竹声，打响了每个僧青年的心弦。

　　到了衡山，住在清凉寺。我们的工作为街头宣传，推销公演票，出壁报，写巨型标语，维持剧场秩序，散发慰劳品等外，还印发了《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二千份。其文如下：

　　各位同胞们：

　　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

　　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

　　我们要认清，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所以他们自身的康健与安全，他们家族的给养与抚慰，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

　　只要我们实际地做到这一点，胜利的凯歌，定会震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欢送，绝对不是强作欢容，乃是良心的、人道的、胜利的欢笑。

　　菩萨会保佑牺牲小我而为大我服务的出征壮士们，更能为帮助他们的人祝福!

　　在衡山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对于民众，似乎发生了一些影响，各界对于我们，也都报以热烈的同情。因为南岳的赞助人，大都是游干班的教官，要替我们募款，所以又回到南岳去。

　　回到南岳之后，就积极补充与整理。整理是确定纪律，以求不违佛戒，适应僧规。吸烟吃酒皆在禁止之列。补充则是增加团员。很想把这个团体，造成一个流动的佛学院，借实际工作，逐渐养成干部人材，以谋进而改革僧制。有一个小和尚只有16岁，两三次要求入团，我们嫌他年纪太小，不能工作。他说：只要许他入团，扫地、抹桌、送信的事情，总还做得来。我们没有别的话可以拒绝，就遂了他的愿。

　　南岳赞助人替我们募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捐簿劝募，发起者为第九战区政治部第二政治大队，第九预备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衡山县义安镇军民合作站，南岳镇军民合作站，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剧八队和电影一队。劝募的对像是游干班教职员及队员，共募得一百八十余圆。潘教官旦明，马队长抱一出力最多。

　　另一种是抗剧八队与电影一队联合举行募款公演。因为放影机损坏，和忙着准备“七·七”纪念，没有实现。不过他们给我们精神上的帮助非常之多，尤其是抗剧八队的刘队长和卢林、金陵、王逸诸位同志，简直没有把我们当另外一个团体看待。坦白的指导，恳切的安慰，现在想起来还有说不出的感谢。我们本来约好，在工作方面尽可能地打成一片，以矫正一般工作团队互相倾轧的丑态。而“佛青团”昙花一现地幻灭了，回忆着他们的友谊，真要流泪。当我们整理补充的时候，救难协会组织了流动工作团，由暮茄、绍贤两法师率领到衡阳工作，很得到衡阳各界的赞许，后来他们又到湘潭工作一次，也有很好的收获。

　　6月30号晚上，接到九战区政治部的代电，要我们到长沙去参加“七·七”二周年扩大纪念会，我们就连夜赶到长沙。从4号到8号，忙得简直喘不出气来。太阳像火一样，照着我们街头宣传，推销戏票，举办超度阵亡将士法会，参加火炬游行，编贴佛青壁报，出席各种集会。有时早晨三点钟就起来，晚上十二点钟才能休息。6号晚上的纪念大会，我们用自己的团体名义，散发《为“七·七”二周年纪念告同胞书》三千份。其词如下：

　　各位同胞：

　　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那一个民族， 由他的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的蹂躏中锻炼出来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不用说，就是希腊文明，也应该感谢波斯大帝的压榨。敌人明治维新的策动者，实际上是荷兰与美国的大炮。所以我们全民的持久的焦土抗战的结果，决不会变成真正的焦土，相反地要从焦土中，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新中国。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抗战两年，八分胜利；抗战三年，十分胜利”。这非但预言着倭寇必然要因虚伪的胜利而总崩溃，同时更说明我们将为血的洗炼而团结，而一致，以得到新生、抗战两年来，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各种进步的事实，证明这话绝对正确；无疑地，这个纪念并不是创痛的回忆，乃最后胜利的预祝。

　　但是当前的荆棘，还没有完全斩除。如汉奸的活动，吏治没有彻底澄清，民众不够认识等等，都足以迟缓最后胜利的获得：那就需要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要在精神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第一先要知道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借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洪炉，持久则要是永生的左券，同胞们!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算的事业，不用再有顾虑，再有畏葸。

　　在精神方面决定了动员的步伐，物质方面就要统制生活，实行像佛家的苦行主义：老实说，只有苦行才是牺牲的表现，才能实际做救亡工作。

　　同胞们!前路的荆棘如何斩除，抗战建国的使命如何完成，就看我们在纪念以后，是否切实动员起来、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句非常有哲理、有经验的话．前进，同胞们! 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上讲，实在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罗队长还希望我多做些街头宣传工作。他说：民众会被感动的。

　　政治部三组组长侯野君先生，是一个真诚热烈的领导者，我在《阵中报社》会见了他。他对于我们的宣言，极口赞扬，认为是抗战史料当中最宝贵的文献；同时也就是近几百年来，佛教界中最清越的晨钟。他对于佛学颇有认识，所以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马上就开展出去，为落伍朽腐的僧伽，开一条新鲜的光明的路。他又说：不要怕困难，不要讲痛苦，干这种伟大的、艰巨的事业，就是连生命都牺牲了，也值得的。我要求在《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他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并且说，关于经济，他想由《阵中日报》社发起，替我们筹募基金。据他的估计，三四千圆是不成问题的。

　　此外《阵中日报》总编辑蔡鸿干先生，第一版编辑骆何民先生，副刊编辑马午先生，对于我们的工作，皆尝予以有效的、热烈的赞助。13号出《佛青特刊》第一期，14号又将我的《检举过去探讨将来》一文登出，我们的工作动向，始为长沙人士所知。

　　自我们的工作动向为长沙人士所知以后，省动员会和《国民日报》社，在财政厅会议所招待我们。到任启珊、雷锡龄、刘昭业等。席间任启珊先生希望我们领导长沙僧尼精神动员，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刘昭业先生希望我们能借佛教之仪式宣传三民主义，我们都诚恳地接受了。当时我曾说：总理的哲学思想，有人说他倾向于唯心论，而佛教也以唯心论为出发点。所以佛法可以辅助三民主义，在理论方面更深一层的解释。同时希望省动员会能够领导长沙市内各种宗教徒联合起来，组织反侵略同盟，以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他们都以为是。后来我和青年会张总干事以藩，李主任干事振声商量，也很赞成。胡主任并且督促过他们。湘北会战前夕的紧张，毁灭了我们的一切计划，可恨日本强盗!

　　长沙佛教团体，有长沙市县佛教会，和湖南省佛教会；主持者都是了凡和尚。八大丛林的财产权，也大半捏在他手里。对于佛教青年团颇表同情。六号午刻，他以地主的资格在华严寺——佛青团临时驻地——设盛筵欢迎我们，又捐助了一百六十块钱。我们知道他有工作的热情，就请他为名誉团主任。

　　白云庵的当家尼翊莲，也深明大义，我们在南岳和在华严寺的膳食，都是她自动供给的。同时政治部也发给津贴一百圆，陈军长从常德又寄来一百圆，各团员才领到一块钱零用费。后来开福寺、龙王宫也办斋招待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照壁上写上一两条巨型佛化抗战标语，如：“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以佛陀革命牺牲的精神救中国”等，以为酬谢。

　　长沙的工作环境，比南岳顺利得多。我们遵守政治部的指示，一方面扩大影响，一方面从事本位工作。扩大影响的工作有五：

　　一、和长沙青年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省动员委员会，青年记者学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之友社青年团体筹备献心会。从7月18号起，陆陆续续办了两个礼拜的公。8月2日举行献心典礼，盛况空前，影响甚大，各报皆有记载。

　　二、参加各种纪念会如：“八·一三”，“九·一八”，及特种集会，如“讨汪大会”，“征募寒衣会”等，青年会所主持。而由长沙各青年团体轮流招待的青年联谊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每次或全体或派代表参加，并招待过一次。因此我们和长沙各界，非常熟悉。

　　三、继续在《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三期。遇纪念日出佛青壁报，我又常应若干报章杂志之约，写一点报告工作的文章。

　　四、函四十九师劳军，印发慰劳信如下：

　　英雄的民族战士们：

　　你们别离了亲爱的父母妻儿，抛荒了丰茂的田地园圃，踏上征途，效命疆场。用肉的金城，血的汤池，保持了祖宗的光荣，挽救了垂危的国运；使中华民族，展开无尽光明的前途，你们的勋业、声名，也将因此而万古流芳。

　　同时，你们伟大的牺牲行为，激励了全世界的同情，和后方广大民众的奋起·。一向山居世外、不问理乱的佛教徒，现在也动员起来了。英法美苏等二十八个国家，不是已经给我国许多有力援助吗?日本强盗不是为此无法进展，就要总崩溃了吗?后方的民众，正良心地为你们的健康与安全，为你们家属的给养与抚慰设法。总想使你们不要为自身和家属操一点心，妨碍了伟大英雄事业的进展。目前固然还有许多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不久一定就会克服的， 因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啊!

　　佛告说我们：像你们这样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而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的战士，就是人类的救星，就是因位的菩萨，一定得到佛的默佑。纵然有什么危险，一定会从暂时的痛苦中，转到永远愉快的乐园里去。

　　英雄的战士们!天下没有那一桩事比这再值得，再上算。战鼓响了，莫要踌躇，莫要顾虑， 日本强盗的残暴凶横，决不容我们多喘一口气的，前进!我们就会跟着来。把日本强盗驱逐出国的时候，最后胜利的凯歌震动全世界的时候，你想，我们多自由， 多光荣!未了，祝你们金刚一般的健康!并致民族解放的最敬礼!

　　五、马超俊先生率领南路慰劳团经过长沙的时候，政治部在耕园设茶点招待他们。很荣幸地，民众团体当中，只有我们被邀参加。即席，我除起立代表佛青团致欢迎词外，又说明佛教徒最合宜于做慰劳工作的理由，并请求加入。马先生颇以为然，惟因长沙各界要求加入者太多，不能取此舍彼而作答。后来长官部发起组织长沙各界前线慰劳团的时候，政治部要我们加入，又是会战前夕的紧张，颠破了我们的团体，故未能实现，这是我觉得非常惋惜的。

　　本位工作有四：

　　一、调查长沙市县最近僧尼人数及庙宇。

　　二、和长沙市县佛教会联合，召集全市县佛教徒举行国民公约宣誓。事先，我们做的宣传工作很多。团员们每天几十里、几十里地跑，实在亏了他们。八月十四举行典礼那天，居然到了五六十个当家方丈，可以算是宣誓代表大会，以后于每月一日，都照常举行国民月会。

　　三、了凡和尚有工作的热情，加上我们的鼓励与督促，决定和我们合组抗战团体，为全湘楷式。为防备顽固派的异议，我们替他请市县党部，指令市县佛教会呈报工作及组训情形。市县佛教会，即据此于7月28日召集全体理监事，及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一致通过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组织法，推我和了凡等九人为委员，而了凡为主任委员，我副之。从此我们的心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

　　四、组织佛青训委会的目的，为筹备僧伽训练班，办训练班的目的，无非足培养干部，充实佛青团而已。难得他们的热心，对于此事，都无异议。训练期间三月，招生40名，须款约2100圆，皆由八大丛林就力量摊派。训练计划，已见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训练地点本来决定在北门外开福寺，嗣因距城太远，教官往来不便，改设三公祠巷一号。招生除登广告外，又函请长沙各寺庙及各县佛教会保送，以曾在佛学院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为合格。

　　可惜这时佛青团因为演文带着一部分团员在外面，胡作非为，如偷吃酒肉赌博等等，造成了内部的分化，我还痴想着借僧伽训练班以资补救，没有辞职。对于不守纪律的团员，分别记过的惩戒。演文则在团务会议上提出破坏纪律的议案，使几个守本分的团员，发生疑惧而自请退出。我留，演文准他们的假，裂痕更深，团员又只剩1 2人。

　　我们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九战区政治部抄来一件通知，如下：

　　案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运巴字第五三四号代电，奉委座寝侍秘渝代电内开，据佛教青年服务团主任演文，副主任万均号日无线电略称，僧等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并选择一部分青年，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经呈请第九战区政治部准予备案，于本月四日在南岳正式成立， 日内亲赴前线参加实际工作。伏乞垂示，俾资遵循等语。查该僧众等感念国难，奋发忠诚，自动组织参加前线服务，深堪嘉许、希即查明代致慰勉可也。等因，奉此。除呈复外，特录电通知。

　　惭愧，我们何以克当。有一次我去见胡主任的时候，他提到此事，我只好哑巴吃黄莲似地说：“我们对不起蒋委员长的慰勉!”

　　“八·一三”两周年纪念大会，赵恒惕议长亲自出席，胡主任为我们介绍，承他约我们长谈。我就于17号上午去见他，当时我请他领导湖南全省佛教徒起来参加抗建工作，他答应了。不过那时参议会事情很忙，所以又约我到南岳再谈。因为他巳和上封寺方丈宝生和尚约定在南岳福严寺会晤了，我又重回南岳。

　　我回南岳的第三天，他也从宁辉乡沩山赶回来了。我和他谈到会见赵坟长的经过，他似乎没有什么意见。赵议长到了，我写了一个计划书给他，他才督促着宝生和尚发起函召各县佛教界负责人，来南岳开会，筹备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并且说：省参议会尝有人提议以庙产办自卫团，假定在这个时候不起而救国，将来即无可转湾。宝生和尚就慷慨地答应了。

　　通启是我起稿，经过赵议长的秘书改削而成的。油印，缮发，亦由我和明真法师包办。计发衡山、衡阳、宝庆、湘乡、湘潭、宁乡、长沙、浏阳、永宁、耒阳、都县、东奇等十余县，五十余件。开会日期9月8号，给了凡的通启是我带回面交的。

　　了凡本来是宝生和尚的法徒，感情则非常恶劣。他顾虑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要妨碍湖南省佛教会的工作，看完通启，气就来了，并且疑心我不忠于长沙的工作。我没有和他多辩，照常替他们布置僧伽训练班，才算平了他的气。至于我之所以设法组织全省性的抗战团体，实有重大的原因在。第一，想用省佛抗会的组织，使佛青团和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合并，以谋人事上的彻底改组。第二，以全省寺庙财力，维持经常工作用费。第三，借普遍的组织，以消除各方面的新怨旧恨。第四，扩大工作部门，实际到战地服务。他们的不能合作，使我冷了一半。胡主任也笑着说：时事如此，出家人还闹意见，真不可解。不过事实既然那样，让长沙市县的地盘，给了凡组织湖南省会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好了。我又衔着此命，三回南岳。

　　7号下午，南岳的几个长老，碍着赵议长的面子，懒洋洋地到了福严寺。8号上午，衡阳、湘乡的代表，和附近的十几位居士也到了。赵议长要道教徒也加入，就到半山亭找了一个道士当代表。饭后开会。赵议长主席，报告时，说得非常恳切动人。游干班政治部代表和唐辟衡县长等所说，也很扼要。讨论到名称的时候，空也提议用湖南佛道救难协会，因为不合政府统一抗战团体的规定，没有通过。他们就交头接耳，嗟嗟太息起来。赵议长发了一顿脾气，才决定名称为湖南佛道教徒抗敌后援会。继即推定宝生、空也、悟真、有缘、了凡、智能、灵悟、李缘真(道士)、周勃臣、粟勘时和我为筹备委员。由宝生、空也、周勃臣召集。宝生和尚还算热心，本来想邀我到衡阳去筹备开成立大会，为避免空也、悟真等人的摩擦，另外请了一个和空也关系较密的绅士出来办理筹备手续，费用归宝生一人垫出，筹备处设大善寺。

　　佛道抗敌后援会既不用我操心，长沙训练班还足要我负责。长官部的黄参谋、程科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县党部、县动员委员会、市党部、青年会、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都很热心帮忙，所以我们都很高兴。报名投考的四五十人，制服40套，一律草绿色僧领中山装，市民看了，乱叫“和尚兵”，开学期9月30日。

　　9月24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凡有停办的意思，经我晓以利害，又允暂迁岳麓山。25日更紧，了凡不顾一切，宣告停办，佛青团也经过一场争议，从此散场。我则暂退沩山，帮宝生和尚办护国息灾法会，同时筹划到印缅各地考察佛教情形，以为将来改进佛教的参考。当时因为经济问题没有把握，做好了一个背裹，准备效法玄奘，行脚西征。不意沩山的朋友，都赞成我出去，陈军长也寄了一点钱来，我才改变出宝庆过沅陵贵阳步行入滇的路线而先回南岳，拟即乘车至桂林转滇。

　　到了南岳，才知道了凡有信到沩山，要我回长沙恢复僧伽训练班。留在南岳的佛青团旧同志，也逼着我到长沙去，以便僧训班结束之后，在湖南省佛教会下面恢复佛教青年服务团。我又于旧历十一月中旬重到长沙。

　　其实短期训练，除灌输僧众以政治意识之外，没有别的好处，干部的养成，还是要从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所以我一到长沙，就提出工作方案九条：一、先恢复省佛教会之活动，而附设佛教青年服务团于其下。二、为适应人力物力之可能，以就地工作为主，注意于研究与学习，以期养成健全之干部，进而扩展工作。三、工作时间，暂以三年为限。四、工作人员最少二十名，须品学兼优，并能刻苦耐劳者。五、宗教团体与其它民众团体之性质稍有不同，故工作人员皆须严格遵守佛教戒律，以免引起其它佛教徒之岐视、轻视，因而丧失领导作用。六、每人每月平均支给养1 2圆至15圆。七、须建立地方性质之经常工作单位。八、设客观环境须要，而物力人力亦许可时，应与其它政工团体配合，流动工作。九、将僧伽训练班训练时间缩短、规模缩小，而以工作团队之全体工作人员充数职员及学员。

　　了凡对此也很赞成。过了年，在开福寺将训练地点内内外外布置了半个月，也用了一点钱，可是没有学生来，登报招生，用公函到各庙去催保送也没有效力。去请求国民兵团行文各乡公所代催，他们先答应了，后来又说我们的训练办法虽然已经得到县党部、县动员委员会的许可，而与国民兵役法规抵触，不准备案，当然不能行文各乡公所代催僧青年来城受训。了凡等都灰了心，决定借此收场。恰巧宝生和尚经过长沙，特地来对我说，赵议长还想把佛道抗敌后援会动起来，已定于四月八号在南岳福严寺开成立大会，通知书已发出，一定要我回去帮忙。我是筹备委员之一，况且实际上是我策动的，当然无可推辞，4月2号，怀着一颗高兴的心，又回南岳。

　　谁知南岳的老和尚都在抱怨宝生哩!他们说出家人都是穷光蛋，有什么力量做后援，有的人还怕抗敌两个字有问题。同时宝生翻印了内政部新近颁布的寺庙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条例，他们说是宝生和尚惹出来的，都挖苦他说他想出风头。八号那天，宝生因此没有出席。其余各县的代表，到有一二十人，很有几个因为当地官绅的压迫，怀着极大的希望而来的。群龙无首，一哄而散，湖南佛道教徒抗敌后援会从此打入冷宫。

　　7月12号，重庆一个朋友从信里告诉我：XX会议第十三条议决，新县制实施之日，拟提庙产一部分补助政费，并闻贵州省已经实行云云。当时我以为假定把这个消息在衡阳报上披露出来，一定会引起和尚们很大的冲动，从而使之将佛道抗敌后援会充实起来，或亦可能。果然，19号《大刚报》上登出来，整个衡阳南岳的和尚闹得乱烘烘的一若大乱将临。他们托人到大刚报馆去问这个消息的是否确实和来历，知道是我登的，都集怨于我一人，变成了老和尚们还击我的武器，我连夜下山，走出湖南。去年夏天到南岳借藏经的时候，还有人要和我为难哩!

　　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大堆，总算把我在湖南的工作经过情形，叙述了一个大概。本来还想将佛青组织大纲、流动工作团团章、佛抗会简章发表，限于篇幅，以后方能披露。

　　(原载《狮子吼月刊》1 942年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