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天台宗与日本政治

　　益地：佛教天台宗与日本政治

　　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是大约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当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得到传播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天台宗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将儒家学说与印度佛学相结合；将道教义理与佛学思想相结合；将南方佛学的义理与北方的禅学相结合；将中国统一的历史需要与佛教的发展趋势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天台宗佛教的理论。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对近邻的日本政治影响颇大。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剖析佛教天台宗与日本政治的关联，对于中日关系，值得探讨和研究。

　　在贵族政治期间，佛教天台宗“助王化于治道”，适应了日本封建政权的需要，是统治者和思想家的信仰基础

　　佛教天台宗对日本的影响从源流上溯看，可至五世纪间。当时历史上曾出现中国移民日本的高潮①，这些移民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许多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亦随之东渡。从当时情况分析：1、由浙江东南沿海通向朝鲜半岛是主要途径之一；2、早在三国东吴时期浙江的航海技术堪称全国第一。天台山在东吴赤乌年间即有佛家寺院六座，占浙江省寺院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到西晋时全国仅有寺院180座②。天台山文化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的人口和文化可能向南方蔓延，但也可能向东方经由朝鲜流到日本。或者至少有其文化影响流入日本，使日本的文化具有某些‘南方’的色彩。”③

　　隋代初期，日本天皇即派遣隋使来中国引进政治制度和经改造的中国佛学。在此之前，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已从师天台宗倡导者第三祖师慧思大师(515-577)赢得佛门中“说法门中最为第一”的美誉。智者大师于575-585年在天台山隐修，创立天台宗，参合南北学风，主张义理、禅定并重，提出“止(禅定)”“观(义理)”法门作为最高修养原则。“批判、整理解释诸经，诸学派的教义形成一套由低级到高级，分别层次的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适应了统一王朝的需要”。④为佛教天台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隋代古刹——天台山国清寺亦于公元598年兴建。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天台宗成立伊始即有不少新罗、百济僧人陆续来中国学习传承这一宗派的教旨。当时的日本人在引进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引进了中国佛学，也包括经改造的佛教天台宗。在日本政治上影响极大，与天台宗结缘极早的圣德太子在593至622年担任其天皇的姑母的摄政时，十分钦慕佛教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称自己为天台宗倡导者第三祖师慧思托生，“昔闻南狱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渡众生”，认为日本和中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善缘”⑤。据《宋史·日本传》中有关圣德太子和《法华经》的记载：“用明天皇有子曰圣德太子(中咯)，当此土隋开皇(大业)中，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并于推古天皇十五年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求取佛法⑥。圣德太子执政期间，亲自评注佛经，修建佛寺，提倡佛学，大塑佛像，广泛搜集与闻听天台宗佛学，企盼借助佛学，推进国内政治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并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在604年起草了所谓“宪法”，其中包含了佛教天台宗和中国训诫。其第十二条说：“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显然来源于智者大师撰写的《维摩经疏》第六卷辨体章：“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共辅一主，能治天下”的护国统一思想。据《上宫圣德太子传补阙记》，圣德太子曾亲自撰写《三经义疏》，为日本人所撰写的首批汉文典籍，其中的《维摩经义疏》(成书于613年)、《法华义疏》(成书于615年)，均晚于智者大师的《维摩经疏》、《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值得一提的是《法华经》汉译之后，本经并未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重视，实修者更是寥若晨星。惟智者大师天台隐修、华顶降魔、悟入诸法实相，而产生“法华三大部”。由此，《法华经》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与传播，成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同时受到了邻国日本统治者的重视与传播。可以这样说，圣德太子是第一个传播弘扬佛教天台宗的日本人。天台宗所采用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独特建立的师徒间的嗣法制度，确立的比较严格的传承世系，也为当时的日本统治者所接受。所谓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理念也由此而产生。宗教既是封建社会伴生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为其确定封建秩序鸣锣开道的工具。同样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极大的大化革新(645-660)就是日本新兴封建统治者借用宗教来推进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而直接策划和参与发动这一政治变革的则是609年随小野妹子二次来隋求取《法华经》和求学天台宗的高向玄理、南渊清安、新汉人僧旻等日本留学僧。

　　在六世纪至九世纪间，佛教天台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广泛吸收了儒、道二教学说精华的天台宗，具有系统的理论，将儒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五常(仁、义、礼、智、信)列为佛教天台宗的“五戒”，并将其发扬光大，与佛教融为一体，使天台宗不同于其他佛教宗派，也使日本高僧，佛学大师、遣唐使者“不惮滔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鳖”⑦，甘冒生命、飘凌鲸波，以求学天台宗为无上荣光。由于当时的日本天皇和高僧独钟天台宗佛学。据统计，自舒明天皇2年(630)至宇化天皇宽平6年(894)，日本来唐92名僧俗留学生中大多来过天台山求学，被日本尊为“大师”的五名中其中天台宗就有4名，他们中有不少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改革和文化活动。被命为日本第一个“传教大师”的最澄(767-822)，在805年修习天台宗离开时，就带回了佛学天台宗经典460卷和《史记》、《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等名典籍及文化、医学、学术、书画等⑧。最澄大师回国后，始终把“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作为祈祷、修行的根本目的，极得日本天皇的赏识。在日本琵琶湖比睿山建延历寺，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在此之前的鉴真(687-763)东渡日本时，即已带去《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四教仪》、《修习止观坐禅》、《天台止观法门》等佛教天台宗的经典⑨。日本天皇对天台宗予以了最高的礼遇和政治待遇。佛教天台宗的系统经典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尤其是吻合了日本意识形态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与解决日本皇室政治的两部历史(产生于712年的《古事记》和720年的《日本书纪》)殊流同归。天台宗“镇护国家、祈求福运、消灾除病”和用苦修方法使自我和天地合而为一，从而得到领悟的佛教旨义与大和民族的政治神话(指《古事记》、《日本书纪》)相结合后，产生了新的社会信仰，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一剂十分管用的良药。比睿山历代僧徒时常津津乐道：“桓武天皇在平安城奠定了帝都，宗祖大师便在帝都之一隅选择了比睿山作为道场，因此王法和佛法就象是车子的两个轮子、飞鸟的两个翅膀”⑩。统治者普遍认为佛法护持王法，王法亦应崇敬佛法。吸收了孔家学说中五常原则的天台宗，充满了许多治国经世的朴素哲理。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将天台宗治国经世的理念与封建政治进行了结合，打击了当时的日本氏族和奴隶主凭借氏族的残余势力不断进行的复辟及奴隶的暴动，稳定和巩固了初期封建政权。

　　在寺院政治和武家政治期间，佛教天台宗“善世砺俗”，与日本神道共存共荣，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世俗基础

　　日本的政治结构经历了贵族政治、寺院政治和武家政治。在寺院政治和武家政治期间，佛教在日本也经历了民族化的过程、经过与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会通结合，佛教天台宗在日本派生出了禅宗、日莲、净土等宗派，由于这三大佛教派系的创始人均出自日本“天台宗世家”。因而，佛教天台宗在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持续发展时期，推进和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了日本人佛教信仰的主流。

　　日本禅宗(临济)派系创始人荣西，于1168年4月渡海入宋抵达明州，先访广惠禅寺，旋登天台山，遇日本东大寺重源上人(日本天台宗高僧法然弟子)，二人同谒万年寺(当时禅宗活动中心之一)。同年9月回日本并携归天台宗新章疏30余卷。1187年，荣西再度入宋，到达阔别近20载的天台山，从师江南名僧天台山万年寺住持虚庵禅师，潜心苦习六年，终于得授印可，得到临济禅正宗法脉。回日本后，荣西融天台、真言、禅三宗，形成日本临济宗，成为一代宗师。临济宗在当时盛极一时，皈依佛门者络绎不绝，许多武士也趋之若鹜，荣西还应邀到镰仓幕府传播禅法，镰仓幕府统治者北条氏举家皈依了临济宗。禅宗在日本正式同幕府联姻，成为新的政治佛教，深得上层社会的推崇，一些信徒甚至直接参与立法、决策和幕政，禅宗寺院也成为当时日本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荣西不仅在政治上宣扬“护国家利众生”的天台宗护国主义思想，而且将天台山独特的文化引入到日本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日本茶道、艺道、书道、神道、武士道等均与博大精深的天台山文化有着深深的渊源关系。

　　现已成为当今日本最大佛教宗派的日莲宗，因宗祖日莲(1222-1282)而得名，日莲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民族倾向和执着的天台宗情结。21岁时，他在镰仓偶遇比睿山延历寺僧尊海，遂同登比睿山，历访三塔名师，学天台宗教义达十余年，并认为佛教已相继在印度和中国衰落，日本才是佛教的中心，现已处于“末法”时代，唯有宣讲《法华经》及其题目《妙法莲华经》五字才能拯救众生，创立了以《法华经》为惟一正法的佛教新宗派。面对当时日本连年发生的暴雨、地震、出现彗星、饥饿、疾病流行等，多次上书镰仓幕府，严厉抨击其他宗派，要求严加禁止，举国皈依《法华经》。认为“本门之本尊”、“本门之题目”和“本门之戒坛”是国家与佛教“王法冥佛法、佛法合王法”的安邦立国的正路。寂后，大正天皇赐“立正大师”谥号。

　　净土宗的创始人为法然(1133-1212)，13岁登比睿山随源光出家又从皇圆受戒，习天台宗教义。法然把从事低下职业的下层群众和农民作为传教对象，强调以虔诚求超度，特别是强调阿弥陀佛，主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教义简单通俗，深受下层庶民欢迎和崇拜，并在家里设置“佛龛”和佛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佛教天台宗创造了中世纪佛教日本民族化的繁盛局面，同样对日本的神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神道是日本的“皇道”。天台宗在日本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把佛教的理论同神道思想结合在一起，即将比睿山的镇守大神“日吉明神”作为本地释迦佛的“山王”。“山王——实神道”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神道已经依附佛教。因此佛教与神道教共处得很好，神道教的神社还常常在管理上与佛教的寺院有很多的联系。基于这一社会基础，在日本寺院政治期间，产生了两种意识形态，即：神道是皇家，佛教是权力掌管。寺院是掌权人的地方，出家是为了出世，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出世比入世对世界的观察会更真切、冷静。这一时期的日本天皇以少年为多，在位时间不长，长大后即退位、出家，多被送进寺院，修习佛教及天台宗教义。当时的寺院在政治上极其有地位，寺院势力成为最大的政治势力，一切“政令”皆出自寺院。在军事上，寺院拥有“僧兵”，天台宗的“僧兵”以最为凶悍而著称于世。在宫庭生活中处处弥漫着浓浓的佛教气氛。各地的居士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平民中天台宗的信徒甚众，认为只有信佛，靠一位神佛发慈悲即可得救而进入极乐世界。他们中往往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忠实信徒，同时又是神道教徒，两者信仰，相得益彰。神道的现世观与天台宗的来世观所结合产生的社会民俗信仰，在维护当时社会秩序安定，发展大和民族的公德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佛教天台宗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基础

　　1986年，日莲宗在天台山国清寺隆重举行了“南无妙法莲华经幢”揭幕仪式。经幢中醒目的“知恩报恩”四字使在场的所有中日僧众感慨无限。“amae”一词很容易同源出于中国哲学和日本封建社会的“恩”字概念相混。“恩”的实际意思是统治者、封建领主或父母所赐予的仁慈或恩惠。但是，现在主要用于表示受恩者对赐给恩惠者的无限感激之情。

　　1993年夏，在国清寺举行大雄宝殿开光暨天台宗方丈升座仪式间，中国、日本、韩国天台宗高僧确立了中国天台山、日本比睿山、韩国小白山为三山友好寺院。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将其升华为：中日韩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形成的“黄金纽带”。○12

　　逝去的是历史，留下的是文化。佛教天台宗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既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且与日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交汇和影响，它不仅在适应新的时代和吸收先进文化过程中取得新的发展，且将自身推上新的佛学境界。

　　注：

　　①吴杰：《从〈日本书纪〉看中国侨人的记载》

　　②杨曾文：《佛教知识读本》

　　③[美]埃德温·赖肖而：《日本人》

　　④冯克诚、田晓娜：《中国通史》

　　⑤淡海真人(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

　　⑥《隋书·东夷传》，中华书局出版

　　⑦《招提寺千岁传记》卷下《殿堂篇》

　　⑧吴 ：《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

　　⑨淡海真人(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

　　⑩福田尧颖《天台学概论》

　　○11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2赵朴初：1995年“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开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