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教寺塔窟溯踪——以隋唐长安为中心

三阶教寺塔窟溯踪——以隋唐长安为中心
　　张总
　　[内容提要]三阶教是中国隋唐佛教宗派中湮灭的一支， 自敦煌遗书发现後由日本学者探源而明其概貌：近年囚重要新材料如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敬刻经窟的发现，启发了重视寺院、石窟、塔址、碑记的研考视角，本文即从史迹画记所载两京寺迹、终南百塔及昭陵、法门碑塔记铭进行考察，归纳古长安及周边寺；，塔、窟三区的特徵，以深化对三阶敬宗风之认识：关键词：三阶夺、三阶院百塔寺、刻经窟、僧尼塔铭
　　自从开皇九年(589)信行得到隋代开国重臣高频的荐举而来到长安，三阶教的发展就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京城中发展寺院，且在终南山设塔林葬。延至唐初，于长安西北又有开窟之举，百塔渐聚成林。以下的探讨，就围绕着这些方面来展开。
　　一、长安寺院
　　三阶教在长安事业的开拓，不仅得到了高颗迎接信行并设院真寂寺中安置之外，又顺利地发展了四处寺院，使这一教派的本寺达到了五处。唐代追述其事为：
　　又与京师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是也。
　　《续高僧传》卷十七《信行本传》中造句话早巳为人们所熟知，凡论及三阶教发展演变状况者，莫不言此。矢吹庆辉专著中就设有“寺志”专节，论说长安五寺和三阶僧人及于百塔、净域等寺的状况。其中不仅考订了真寂改化度之寺名沿革，并推弘善即赵景公寺，还论述静域及荐福、慈悲等寺情况，阕涉其中无尽藏、三阶院、地狱变及观经变相画迹等，论考宏丰细致。本文于此着眼点有所不同，据古今史料及成果，或作补略重考，2J。这五座寺院并未留存至今，但史料汗牛充栋，无论两京城坊、僧史画传，比勘仍可细索。譬如画史所及一些画塑题材，与三阶教派注重经典相同，就值得探考；再因三阶教声势煊赫时大超五寺范围，多寺具三阶院。这些追索均有助深人了知其教派状况。
　　阅於长安三阶五寺，除了上述道宣所说外，唐临《冥报记》信行条目已述：
　　初，信行徒众居京城五寺，後虽侵广，今犹号五禅师。老僧及临舅说云尔。
　　从唐临自注可知，此条目得自于老僧与其舅；因高颁就是其外祖父，所以他的舅父——高额之子与信行及徒众必相熟悉。三阶教的信向曾从五寺扩展，风行一时，“後虽侵广”，但此五寺仍有“五禅师”的称号，至少在初唐——永微五年(655)《冥报记》成书前後已是如此。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证明着三阶长安五寺的地位之重要。
　　唐代长安文献有韦述开元十年(722)所撰《两京新记》，段成式会昌三年(843)写成的《寺塔记》与张彦远大中元年(847)《历代名画记》也都留下时人记述。北宋熙宁九年(1076)宋敏求《长安志》是後人引用最多的史料之一。元至正四年(1345)李好文《长安志图》多据北宋元丰三年(1081)吕大防《长安图记》成书。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辑汇颇丰；此外还有方志与外国僧人游学记述等；近现代学术性的踏查与整理，则从足立喜六踏查、直至《唐研究》专号等，论著颇成规模。
　　从古文献到现代学者的辑考，不仅三阶长安五寺等基本状况已可窥明，就佛寺总体也可了知。宋敏求《长安志》载(长安)天宝以前有僧寺尼庵91所。日僧圆仁留学日记言唐武宗时“且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搜罗更完备、日本学者冢本善隆据此考出长安佛寺103所，近年小野胜年作隋唐寺院史料辑汇，分史料篇与解说篇，详集材料罗列于诸寺名下、国内所著还有李浩筹计城坊内先後寺庙道观等195处。杨鸿年、辛德勇、李健超都有两京方面书著，孙昌武有文续考唐长安佛寺、荣新江主持了《两京新记》读书班。龚国强则有考古学博士论文。虽然诸多寺庙名称兴废屡有变化，此五寺的情况却无一遗漏，都能查获。据这些文献与考据，五寺多是名寺重刹，位于唐长安城中心繁华地带，特别是西市周遭的裹坊区，甚至各寺在坊中具体位置都可确定。(图一)其成因又多是舍宅为寺，最初成立年代也有不同，以下略列诸寺情况。
　　义宁坊真寂寺(化度)
　　此寺位于义宁坊(隋熙光坊)的南门之东。韦述《两京新记》卷三中说：
　　隋左仆射齐国公高颖宅，开皇三年，炯舍宅奏立为寺。时有沙门信行自山东来，炯立院以处之……其化颇行，故为化度寺。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
　　《长安志》有“(义宁坊)南门之东化度寺”。又云其化度之名是初唐武德二年(619)所改，敬宗赐化度经院金字额，还说其大中六年(852)改为崇福寺。矢吹庆辉据上史料论述真寂、化度之名演变，但考其改名崇福是在会昌六年(846)，小野胜年亦作此考订¨3)，因为《旧唐书》卷十八述会昌六年复佛寺(左右街各八所)时，明确说及化度改为崇福。只是矢吹又插进休祥坊崇福寺，列入咸亨元年(670)立杨恭仁故宅为寺事，马混同之述。《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化度寺额为殷仲容所题，寺有杨廷光、杨仙乔与卢楞伽画。但名画记同时又述及两崇福画迹，长安城曾有三崇福，其时有一已废，其中复杂情况容下文再及。矢吹还引《法运通塞志》中宗神龙四年(708)、《旧唐书》睿宗景云元年(710)化度寺曾举办无遮大会事，兼及敬宗赐额，言其兴衰变化与无尽藏施沿革情况等。而《长安县志》提到丰镐村有清凉寺，碑记云其原名真寂、化度。但是义宁坊应在现西安市的西郊，当与位于西安南部偏西且又颇远的长安县丰镐村位置不同。还有些金石著作载化度寺亦有三阶院。如宋代陈思《宝刻丛编》卷七《京兆金石录》，记载了贞元与会昌年间所立两件尊胜陀罗尼幢，均在化度寺的三阶院。
　　此寺直至多年後确实仍然与高氏家宅相邻。两三种史料记载说高氏後人由顺义门出皇城还家至此时，路遇阎罗王鬼使。其人或说为高炯之玄孙高法眼(《法苑珠林》卷四六)，或说为高表仁之孙(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表仁即高炯第三子，所以此指高炯曾孙；又有一说则指为高颖孙高纸(《报应记》)。依照一般而言的排辈法，孙、曾孙(或稻重孙)、玄孙为三代延续，那麽上述三说恰好分别符合高炯自孙子排起的三代人。如此一人可排禹高炯後人的三代中，未免有点太混乱。或者说明此说之不尽可靠。
　　《两京新记》卷三还说，此坊西北隅有积善尼寺，是高颖夫人贺跋氏舍别宅而立，时在开皇十二年(592)。《长志安》卷十言其原在修真坊，武德二年才迁到义宁，但不知何据。1956年西安市土门附近曾出土一批泥石材质佛像，其中有具六道轮回的模制地藏泥像像。此遗址略当于义宁坊西北隅，所以很可能是此积善尼寺之遗品。
　　怀远坊光明寺
　　此寺位于怀速坊东南隅。其寺名所由有数说。《两京新记》卷三说开皇四年(584)文帝为沙门法经立。寺内有东西相值的二浮图。一塔内有郑法轮、田僧亮、杨契丹画迹及巧工韩伯通塑佛像，“故以三绝为名”。更早的法琳《辨正论》则言光明寺是杨素所造，其中有“七宝之台九层之塔，高临汉表，上出云端”。《长安志》卷十说此寺中百尺之阁时人呼为七宝台，更述双塔及于东浮图北塔有画塑三绝，可与法琳所说对应，但後来均言寺为文帝所造而不提杨素了。《新修往生传》则言由善导住此念佛口出光明，所以得唐高宗赐寺额。或说因闻善导说法，一信徒自柳树上投身。而《寺塔记》则说此寺名得名由法空所置一尊当阳弥勒像，屡屡放光之故。此寺武後天授元年(690)时改名为大云经寺，开元廿六年(738)改为开元寺。《续高僧传·昙延》则说昙延于广恩坊(後长寿坊)造延众寺，开皇四年改名延兴时，隋文帝赠僧人之蜡烛自然发焰，因欲更名为光明寺，昙延奏请另立一寺以广其教。《长安志》续说怀速坊此寺刚好建成而未制寺名，因以光明为额。大德慧了显庆远年（656）卒于光明禅坊，葬百塔寺。《长安志》又记开明坊有光明寺，不载始建年代，徐松《城坊考》续载。所以光明寺至少有二，怀速、开明坊各一。
　　延寿坊慈门寺
　　《长安志》卷十说，寺在延寿坊南门之西。隋开皇六年(586)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神龙元年(705)中宗为懿德太子李重润追福，改名为懿德寺，并加以修饰。矢吹于此寺说到三阶僧本济、无及、孝慈，兼及卒于此寺的普旷。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维修宝塔，出土碑中有武周永昌元年(689)《法门惠恭大德之碑》，碑文中讲其14岁人慈门寺，从审禅师习学佛法十年，所以慈门审禅师也应为三阶教中人物之一。
　　怀德坊慧日寺
　　《两京新记》卷三说，寺在怀德坊东门之北。开皇六年(586)立，本为富商张通之宅，舍而立寺。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粥……时人呼为陶寺。内有九层浮图，一百五十尺。贞观三年(639)，沙门道说立。
　　常乐坊弘善寺
　　此寺名称略有记述差别。长安常乐坊有赵景公寺，《长安志》与《城坊考》均引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说其本为隋“宏善寺”，开皇十八年才改为赵景公寺。此寺是否信行五寺之一的“弘善寺”呢?有文将宏善寺与赵景公寺区分两划，但其差别仅在“弘”或“宏”，《寺塔记池有版本此作“弘善”。三阶五寺中，若此寺并非赵景公寺，则其名仅见于《续高僧传》之信行与法旷传，若是赵景公寺，则有著名的吴道子与范长寿画迹等等。不过，“弘”、“宏”二宇应可通，长安修德坊的宏福寺，亦有弘福寺之名。矢吹庆辉认为宏善寺恐怕就是弘善寺，他将此赵景公寺比定为该弘善寺，所据即归葬百塔寺的道安塔铭，还引了景公寺的地狱变相画与三阶信仰作参照，但他自己也说吴画地狱距玄宗禁三阶逾十余年，关系不那么直接。
　　以卒于此寺的僧人塔铭，确可证其情况。《金石萃编》卷五七、《陶斋藏石记》卷十七皆录此道安塔铭，其拓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有存。此位道安，总章元年(668)十月寂于赵景公寺禅院，时年61岁。塔铭载其：
　　童子出家，头陀苦行。学三阶集录，功业名成。
　　道安约生于大业四年(608)，其三阶僧人身份十分明确，且是自幼学成。塔铭未提到他在别寺修行；假若其一直在此寺末离开，更可说明此寺三阶教属性。
　　虽然道安塔铭对说明此寺情况已很有说服力，但是笔者认为此寺的建立背景更不可忽视，因为“赵景公”与高颖家人之关系非同一般。
　　此寺是隋开皇三年文帝的独孤皇後为父赵景武公——独孤信所立。独孤信在西魏曾任大司马、柱国大将军等要职。北周初(557年)为宇文护逼死。隋文帝即位後，追赠以赵国公，谧曰景。这就是“赵景公”的来历。文献皇後为父祈冥福，建构此寺，初名弘善或宏善。开皇十八年(598)才改名为赵景公寺。
　　独孤信家与高颖家为世交。高颖之父高宾自东魏叛到西魏，就是投到独孤信的门下马官，并且得赐姓为独孤。文献皇後因其为父故吏，“每往来其家(《隋书·高炯传》)”。在隋文帝称帝前後，独孤氏对高颖都关爱有加。高颁对隋文亦忠心贡献才干。皇後因太子废立等事对高颖不满已是较晚的事，此前其间融洽密切，“後以高颖是父家客，甚见亲礼。”(《隋书·文献独孤皇後传》)文帝称高颖时都叫作“独孤”。独孤皇後为父追福建庙，独孤信又是高炯父亲的老上司，高颖似应关心此寺建造经营。总之，从真寂寺与赵景公寺的背景关系来看，赵景公寺无疑确可比定为三阶五寺之一。
　　三阶院及余寺
　　唐临所说“後有侵广”意即三阶教在五所寺院外又有发展。确实又有更多的寺院中具备三阶院，更多的寺院中有信奉三阶教义的僧人。有三阶教僧人寺院略知还有：会昌寺德美，慈悲寺神肪，宣化寺坚行，弘福寺嗣泰、定持，净域寺法藏，崇义寺思言，荐福寺明观，直心寺尼总静，澄心寺优昙尼。
　　此外还应有一些尼寺，如高颐妻贺跋氏所舍建的积善尼寺，也应属此范围。据《长安志》载，其本为贺跋氏的别宅，隋开皇十一年(581)舍为寺。初建在修真坊，唐武德年中迁至义宁坊，位西北隅，距真寂即化度很近。但所据详情不得而知，很多著作都未取此说。
　　这些僧尼活动的寺庙，是信行在京师五年，其直傅弟子、再传弟子不断扩充影响之结果。但三阶五寺之中也有三阶院。如化度寺中就有三阶院，金石铭刻证明此称延用颇久；光明寺与赵景公寺中也有。五寺本属三阶，为何其中还有三阶院呢?似应考虑三阶教遭禁後至贞元之“复兴”情况，据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古本《贞元录释教录》载，其时具三阶院之寺竟达55所之多，但具体情况却很难考索了。
　　现知有三阶院的寺庙仅有六所，即：
　　崇福寺、净域寺、福先寺、化度寺、光明寺、赵景公寺。
　　此中後三者属三阶五寺，包括前者及于东都洛阳的大福先寺，多有名画，因置下节而论。
　　关於三阶寺与三阶院关系，还应注意《两京新记》等云此寺有无尽藏院之载。在武则天时曾将化度此院移至洛阳大福先寺，後又迁回，开元九年(721)时敕令毁除。毁除无尽藏院当是散除无尽藏的财物，而建筑构制未必要拆除。福先寺无尽藏院财物移回的情况应也类似。此无尽藏院与三阶院并存的可能不是没有，但可能性很小。所以可考虑此三阶院即寺中无尽藏院呢?笔者认为，无论化度寺、福先寺，其中三阶院应即原先的无尽藏院。
　　《宝刻丛编》有录：“唐化度寺三阶院尊胜陀罗尼经石柱唐方琬撰赞序并书贞元十六年(800)”。《京兆金石录》36下著录：“唐化度寺三阶院尊胜陀罗尼经石柱僧惟则撰序并书会昌二年(842)”。贞元十六年即恰为圆照奉德宗之命编定经目之时，此录中收入了三阶教经籍。上文以及古本《贞元录》反映了贞元年间三阶教的活跃，其时京城有三阶院的寺庙已达55所之多，僧尼千人以上，但可惜因材料乏缺不能尽知。而百塔寺自大和五年(631)就有尼总静经幢等。这些幢铭清楚地说明七至九世纪上半期会昌减法之前，化度寺中三阶院等情况。尊胜陀罗尼并非三阶教推重的经典，建幢自然也非三阶教习用。所以由此也可见出三阶教演进中、尤其在数次受禁後，追随与靠近潮流(随大流)的一面。
　　又西安市碑林博物馆现藏一通造像碑。其碑额刻：
　　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
　　可惜碑面无字，所以难知此大德姓名行历。其碑阳开有八龛。碑首精雕螭龙，後爪反向上推云中宝珠。碑额圭形龛内刻观音像，戴高冠斜披衣衫，取左舒相半跏坐姿，右臂直扶岩座左臂抚膝。上方三圆拱禽之主龛，一佛二菩萨趺坐束腰莲台。佛双手结胸前，右胁侍手中持剑，左菩萨拿大莲枝。侧宠供养菩萨均双手合掌于胸前，一胡跪、一全跪于莲台上。下层竖列四龛护法像，着盔着甲，执托塔、剑、杵、棍，属东南西北方四大天王。整碑龛像具密宗意味，水准一般。
　　此碑早有金石著录，其原属寺院可知，如毕沅《关中金石记》卷四著录：
　　三阶大德禅师碑额正书，在咸宁荐福寺。
　　此不知何碑之额，今存寺中碑犹存，半截却无一字可见。
　　而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说亲见石在荐福寺(俗称小雁塔)内钟楼下。日本学者矢吹、西本已有注意；西本著作卷首图版中且刊此额拓本且有探讨，，”。荐福寺是长安著名寺庙，现知此寺之中也有三阶僧人活动，如曾检校化度与福先寺的无尽藏院的净域寺法藏，武周长安年奉制为荐福寺大德，开元二年殁。还有明观法师更值注重。据《湛口大师塔铭》，正是荐福寺大德明观和尚，为其开三阶之奥义，示一性之法工。如此来说，皇唐三阶大德，或为法藏、明观二居其一，但缺具体材料而无法比定。樊波《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几方三阶教石刻》也有此见解。
　　二、两京画迹
　　综观史籍可以发现，三阶寺与三阶院，在画史著作中颇为突出醒目。虽然《寺塔记》、《名画记》成书已是开元禁令的百年之後，上距信行倡教已近三百年，距金川湾石窟的雕造也有百七十余年，其时已是三阶教或呈衰落，但有关寺院仍有不少盛唐大师的杰出画作，其中还有明确的三阶院之说，因而就这些画史所言，对了解三阶教存迹确有裨益。
　　《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
　　崇福寺，武後题额，西库牛昭、王陀子画山水。
　　化度寺殷仲容题额，杨庭光，杨仙乔画本行经变。卢棱伽画地狱变。今残两头少许耳。
　　懿德寺三门楼下两壁神，中三门东西华严变，并妙。三门西廊东静眼画山水。大殿内画极妙。
　　崇福寺壁碾陈积善画山水。三阶院蔡金刚、范长寿画。
　　大云寺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其郑法轮、冯提伽画瘦马等并帐幕人物，已剥落。田僧亮、又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三阶院窗下旷野杂兽，似是张孝师。西南浮土院，绕殿僧像至妙。
　　三阶院张孝师所画仅杂兽残迹，不知是否关乎地狱变。《寺塔记》载光明寺中，有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是李迪所作。
　　净域寺三阶院东壁，张孝师画地狱变，杜怀亮书榜子。院门内外神鬼，王韶应画，王什书榜子。王什，杜怀亮书，人罕知有。书迹甚高，似锺书。
　　据《寺塔记》净域寺在宣阳坊，本是高祖李渊太穆皇後实氏家宅，舍出为寺。又有一说云此寺为开皇五年立，恭帝禅位後死于此(《长安志》)。三阶名僧法藏居此，内有三阶院与禅院。
　　东都福先寺三阶院，吴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寺三门两头亦似吴画。
　　《酉阳杂俎·寺塔记》：
　　赵景公寺南中三门裹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战。吴画中得意处。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色，谛视之，觉水人浮壁。院门上白画树石，颇似阎立德。予携立德行天祠粉本视之，无异。西中三门裹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
　　此寺《名画记》仅云其中门之束有“吴画地狱并题”，未提到三阶院。但成书更早的《寺塔记》，不仅描述细致生动，而且明说其三阶院西廊下有范长寿画。
　　由以上情形看来三阶五寺等唐时佛教艺术颇盛，多有名家高手绘壁。其题材多样，并非专属。但是地狱变相似较为突出。如五寺之中化度、赵景公以及净域、福先寺都有地狱变相。而且表现地狱的几位高手，较早的张孝师、最杰出的吴道子、其弟子卢楞伽，都有作品绘于三阶相关寺院。其实吴道子画地狱最代表性处即在赵景公寺壁。老僧说因此画，京师诸屠沽都惧报应，不敢持业了。净域与光明寺张孝师所绘、福先寺吴道子绘，就在三阶院的壁面上。此外在两京的地狱画仅有慈恩寺塔外张孝师画、宝刹寺廊陈静眼画等一二处。
　　从上文与所引可知，《历代名画记》中同时出现了化度寺与两个崇福寺。长安崇福寺有三个，义宁坊化度会昌六年(846)改为崇福寺，休祥坊东北隅的崇福寺，原是开府仪同三司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670)立寺。敦义坊还有开皇六年(586)造灵觉寺，唐初废，乾封二年(667)复立为崇福寺，开元二年(714)再废(《长安志》卷十)。义宁、休祥、敦义坊各具一崇福，但义宁坊中由化度改，会昌六年才出现，而敦义坊崇福已废百余年。休祥坊崇福应存，至少也应至于会昌五年的武宗减法之时。所以，大中元年(847)《名画记》撰写时，长安城应存一化度一崇福、或者是两崇福，但为什麽两崇福一化度同时全都出现呢?
　　张彦远所述崇福寺之一，未说有三阶院情况但有武後题额者，应比定为休祥坊中寺。此寺咸亨元年(670)时由武则天以外氏故宅立，其实本为观国公杨恭仁宅。原名太原寺或西太原寺(以区别洛阳的东太原寺)，垂拱三年改魏国寺、载初元年(689)改崇福寺。虽然《名画记》未提诸寺坊裹位置，不过从叙述次序中先说的安定坊千福寺，即休祥坊之束邻，可佐证这一点。
　　但问题在于又一崇福寺，其中有三阶院并蔡金刚与范长寿画迹及陈积善所画山水。此寺与化度寺关系为何呢?化度其时已改崇福，为何不将化度情况置此中追溯呢?
　　从叙述次序来看，此崇福排在西明寺之後。西明为皇家大寺，在延康坊西南隅，西明述未有“寺东”，其正东亦有一寺，为隋代所立的静法寺。《名画记》在此崇福之後所述正是静法寺。难道在西明与静法之空间中又有一崇福寺吗?但此可能不大。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富安敦也写遇专论长安崇福寺的文章，是为编缉伯希和研究大秦景教碑遗稿时所作。文中也指出《长安志》谓大中六年化度改崇福，是明显的误记，并详细考虑了崇福寺的地望变化。他参考小野胜年的意见，提出会昌六年恢复佛法，长安左右两街中重兴八寺时，化度改崇福，并非仅变一寺名来恢复原寺，而是将休祥坊的崇福寺移至化度之址。而且在移寺时将其北已废的大秦寺之地也据有了。所以此後大秦景教碑即出土于此。後世变迁的崇圣、崇仁寺名皆本于唐崇福寺之名。虽然有些中间环节不明，但其沿革至明清的情况确可成说，其探讨仍富于启发性。
　　依此考虑则为休祥坊崇福代替了化度，其本寺亦不存了，则会昌六年长安城中仅一崇福，并无化度与另一崇福。由此启发我们，《历代名画记》并非记述寺院变迁兴废情况，而是着眼寺中壁画。所以会就画论寺，因而可能将虽然已废，但当时绘画胜迹描述出，以存艺术状况。所以此中很可能将一寺兴废改名前後重复述出。这是笔者对此情况的推测之论。
　　以上考查多是从关系三阶寺或院来作出的。但还有些寺院似非直接板涉，其中壁画雕塑是否就没有值得注重的呢?非也。例如东都洛阳的敬爱寺，就大有可注意处。
　　(大殿)西壁十六观及阎罗王变。刘阿祖描……其禅院之内西廊壁画，开元十年吴道子描。日藏月藏经变及业报差别变。吴道子描，翟琰成。罪福报应是杂手成，所以色损也……东禅院内十轮变。武静藏描。大院纱廊壁行僧……其日藏月藏经变，有病龙，又妙于福先寺者。殿内则天真，山亭院十轮经变，华严经，并武静藏画。龙王面上蜥蜴及怀中所报鷄，尤妙。
　　此处大殿中也有十六观，但与《阎罗王变》画在一处。但其东壁有西方浮土变，内容相符对应。无论《阎罗王变》或《地狱变》，後来都发展为与地藏有关，但现知实际资料表明其地相共一处应是晚唐五代才出现，若敦煌插图经本《十王经》等等，较早则无可能。
　　吴道子所画《业报差别变》，在黑水城西夏遗址出有《业报差别经》扉画，强调表现六道轮回，可提供一些画面参考元素。而《日藏月藏经变》更值重视，因此日藏月藏经即《大集经》的《日藏分》与《月藏分》。此月藏分中详述末法事件，这与三阶教基本思想关系密切。我们知道，安阳大住圣窟刻了月藏分经的末法时序说，而金川湾石窟刻经的《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将“法减尽晶”偈文全数刻出。这样来看，似乎敬爱寺壁画之内涵，较三阶寺院之壁画题材更近于三阶教观念。不仅如此，这裹还有武静藏所画的两处《十轮经变》! 《十轮经》属三阶所依基本经典，金川湾窟中有刻，不意此经也有变相的艺术表现，且在未属三阶寺院的敬爱寺中。近来王惠民在敦煌壁画中比定出了《十轮经变》的论文，或使我们可以了解长安寺壁艺术向外的影响、目睹此经变相之画面。
　　洛阳大敬爱寺是唐中宗为高宗、武後所置，张彦速对此寺壁画的描述，深入细致超过了所有的寺院。他自己说，“游西京寺院不得遍，唯敬爱寺得细探讨，因而详备”。我们因此发现了与三阶教奉行经典最为密切的《月藏经变》与《十轮经变》。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内容是否在三阶寺、三阶院中出现过。若依现存文献来加以对比，应会发现一个相当矛盾的现象。最贴近三阶思想与尊奉经典的艺术变相表现，却没有出现在三阶寺庙中，而是在其它寺庙出现了。此寺的日藏月藏经变，得到很高赞誉，以其“病龙”表现，似较福先寺更优。福先寺病龙，就画在三阶院的地狱变中。而《业报差别经》就是《福罪报应经》，由吴道子作此画，因杂手染色而受损。
　　此外还有一处纪载，即李德裕镇甘露寺时，将会昌减法时诸多寺院名迹画作，集中到该寺了。其中有一作品：
　　唐凑十善十恶，在三门外两头。
　　十善十恶的说法在佛教中十分基本，但三阶教也特别重视。金川湾刻经《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异同法》内说的就是世间十种恶具足人，出世间十种善具足人。这一艺术题材亦不知是否表现于三阶寺院之中，但是早在麦积山127窟北魏壁画就有十善十恶之画面，与地狱图相关。而俄罗斯与英国所藏敦煌画作中，也都有题写“十恶之人”的画面。如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藏盛唐代绢画残片，榜题“十恶之人破塔坏寺，打駡三宝……”，但此榜题内容已残，所存画面上有一杀生埸景。而大英博物馆藏一绢画题“十恶之人临终之时，地狱来迎”，绘有人临终与下方镘汤地狱。甚至大足宝顶小佛湾的，也有十恶受报于地狱等等的南宋雕刻画面。
　　在讨论早期地藏图像之时，常将其归于三阶教之影响。因为三阶教尊崇地藏菩萨，但若论其图像必然起于三阶教，则仍需要慎重。三阶教确有尊地藏之说，但三阶教徒也有反对一切泥像，不事尊拜偶像之说。现知画史著作描述的三阶寺院虽稍晚，仍能反映出一些情况，三阶院中亦有范长寿画《观无量寿经》变相，三阶寺中还有华严院。而初唐金川湾三阶教石窟，似仍未以地藏菩萨为主尊，或以三阶教所倡普佛为主。其释迦大家，仍与一般石窟相似。因为三阶教并非一教，而是佛教中观念独特的一派，所以其在寺院窟像的表现与一般潮流共通，其教义观念与艺术形态并非呈现独立体系。
　　三．终南百塔
　　百塔寺位于西安南郊终南山北麓的枢梓谷谷口，隋代称之为呜鸣埠。此处原有高僧墓塔与寺庙，现在百塔遗址已无，寺庙近年得以恢复。
　　百塔缘起于三阶教祖信行禅师的归葬。因追随信行的僧俗信众逝後，纷纷陪葬起塔于信行塔周围，由此形成了百塔之称。开皇十四年(594)正月四日，信行示寂于长安真寂寺。有说称其七日葬于此地，不确。《故大信行禅师铭塔碑》说得很清楚，信行逝後三天，弟子徒众护送灵柩至此地尸陀林中，实施供身血肉于鸟兽之林葬，嗣後才收骨起塔。由铭中“禅师生平之日，曾游此地”，可知信行葬此应依遗言。鞭梓谷谷口内西坡还有隋至相寺，而百塔聚葬则位于此谷谷口外。
　　相继归葬此处的高僧，有大业三年(607)“葬信行墓右”之善智，大业十一年(1615)“葬终南塔旁”之本济；初唐贞观五年(631)葬于信行塔之左的僧邕。贞观十三年(639)火葬後起五层塔于此的灵该144)。永微元年(665)葬此的真行。还有咸亨元年(670)赵景公寺道安、显庆二年(657)光明寺慧了，同年化度寺僧海、开元二年(714)净域寺法藏等，都置遗骸或焚舍利建塔于此。僧邕、道安、法藏的塔铭《金石萃编》之中都有采录。其它塔铭散见于金石著作或拓本集藏中。
　　还俗与在家弟子有贞观八年(635)之前葬信行塔左的裴玄证；显庆三年(658)葬鞭梓谷的王居士；麟德元年(664)葬鞭梓谷之阿的梁君妻成氏；仅13岁的管俊、还有32岁管真与69岁管均，三人于调露元年(679)均起塔于此禅师林左，应是家族信仰所致。同年还有尚直林葬于终南山云居寺，长安三年(703)起砖坟。梁寺与夫人唐氏垂拱三年(688)殁而合葬于此。万岁通天二年(697)梁师亮葬此。太常协律郎裴庆远妻贺兰氏开元四年(716)葬此。较其更早的裴行俭妻库狄氏亦葬此，行俭即庆速之父，所以可见裴氏家族信仰。优婆姨张常求开元十年(722)时迁柩于禅师林北，起方坟146l。
　　此寺现存从遗址收罗的小石塔三四座，更有唐代永微元年(650)光明寺真行法师塔铭，嵌在一方石内，中刻一对门环，边石突起有阴才缠枝莲花纹，铭文曰：
　　大唐光明寺故真行法师／之灵塔
　　师以永微元年岁次庚戍／正月辛丑 朔七日丁
　　／未酉时薨 于本寺时／年七十有七即以其年二
　　月庚天朔廿六日乙末建／塔树铭于此
　　这个碑铭为历代金石著作未录，确很重要。光明寺为三阶五寺之一，有慧了禅师应是信行的直传弟子，真行很可能是其再传弟子。
　　据《陕西通志》引《张芳碑记》”刀，其地乃唐代宰相裴休所施。山西闻喜裴氏家族与三阶教有殊胜因缘，裴玄证、裴行俭等应为其族人。但休举进士已至长庆，进身相位在大中年间(847-859)，是时百塔之地已初成规模。若有所施，则应为建寺地而非聚塔处。《通志》又说百塔之名，始自大历二年(767)或六年。寺院应在百塔旁，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改称为兴教院，以後又恢复为百塔寺。
　　百塔遗址与寺庙早巳趋颓，不过寺宇与塔址情况不同。唐末以来塔址不会发展，寺院应有多次兴毁。现存至元六年(1340)起建灵塔碑石记，说此寺名为“百塔大万寿禅寺”，正公和尚为“第一代开山”之称，所以至元以前寺院应有重建。其铭为：
　　南山第一代开山住持百塔大万寿禅塔嗣祖沙门正和尚
　　故佛国真净大禅
　　师正公长老灵塔
　　大元至正六年岁次己巳七月口五日小师善亨等建
　　门人善亨(略)
　　据载明万历十九年(1591)秦王在西安立藩，对百塔寺进行了重修。赵涵万历间作《游城南记》，所见到遗址已很衰败，“百塔”早已名不符实了：
　　谓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经，无可书殊绝。寺亦人秦邸，故庄严稍胜。殿壁金元壁画，雄伟可观。
　　不过他仍见到了裴行俭妻库狄氏塔，这是很多著录未提的。其情形应与裴玄证妻贺兰氏类似。他们都是河东裴氏族人。赵记还说到寺中金元壁画胜迹，可知金元期此寺仍盛。
　　清康熙年间有位紫谷和尚在此说法讲经，颇有影响。其墓塔位于梗梓谷谷口之内四、五裹处。这里原应是隋代至相寺旧址所在。其地出土过至相寺比丘法律于永微元年(650)所造的善业泥像，还有残舍利塔内的白瓷鉢及金银盒，内有骨灰及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七枚。传说此处曾为百塔寺上院。清代时建有国清禅寺，今已复为至相寺。
　　清末同治年间又对该寺重修。至民国初年尚有北门、照壁及三院：禅兴堂、德道堂、十方道埸，院内各有殿堂僧舍。时心开和尚驻锡于此。殿堂内外有唐槐银杏与铜钟铁锅。此後又有损毁。笔者近年两次造访了百塔寺，知1978年以後百塔寺庙宇得以恢复，僧人得以归寺。1980年政府公布百塔寺遗址与寺中古树为文物保护单位。主持隆和法师，发心重修，现在银杏树下已建大雄实殿一座，僧舍八间。
　　从现代学术考察的角度而言，日本常盘大定与关野贞1921年前後来此踏察，获取了重要数据。不过他们在遗址所见，有明代一五层砖塔(图二)、二座尊胜陀罗尼经幢、大理石水盘、石塔身残石及石盖、石座等建筑及构件。寺宇佛殿亦圯，只余一小僧房。佛殿前一幢，唐代大和六年(832)内供奉僧睿川撰文，无可书丹。其中述及长安县群贤裹直心寺比丘尼总静的行状。大理石水盘在寺前，四方形，上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实相花纹等，颇壮丽，应为唐末之物。余者还有金代的居士寿塔铭，以及状若唐宋间的石塔、石盖等散件。
　　四、淳化金川弯石窟
　　金川湾刻经窟位于长安西北约百公里淳化县石桥乡，初唐龙朔至咸亨(662-670)年间凿。此窟至1980年後才逐渐为人所知，基本情况刊布于《文物》2003年第5期。其正壁雕造一躯大佛坐像，项光内七化佛，两侧满刻佛。(图三)除《大方广十轮经》与《添品妙法莲花经》外，有题“信行禅师撰”的三种经，以及尾题《七阶佛名经》、残存十行内容同于信行所撰《昼夜六时发愿法》。信行撰经特点是集诸经而阐其说，即使题从某经抄出亦如此，若石刻中《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也是列入其所撰提纲下再抄出。三阶教基于末法观念而建时、处、人三阶；宣扬佛法要针对末法当世、依人之不同根机，而劝发菩提心。此派在历史上曾四遭查禁，此窟凿造正是在隋开皇廿年(600)禁令後，武周证圣元年(695)之禁令前，说明了其仍然活跃之状况。考古调查时不但在窟内地面清理出小石佛、彩绘泥塑像残块，还在窟前土塬之上，发现两件隋代造像座，其一具开皇九年题记，另一应为开皇十四年造。刻制精美，应是与当时寺宇有关。
　　前此对三阶教的研考，可以说建立在敦煌遗书的基础上。不过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国学者的论文，也尽可能地收罗了金石学之资料。但刻经窟的发现，仍为三阶教的研讨开辟了新生面。实际上昭陵澄心等寺(详下)距此窟很近，从三阶教徒开窟来说，两者应有联系。虽金川湾石窟仅见一二题记说明其《金刚》、《如来示教》两经为俗人——兵曹参军所书，而昭陵瑶台寺僧普口却为咸亨二年张阿难墓碑书丹，《县志》还提到僧释静海等善书。如此看来，僧俗善书者在两方面都得利用。大规模刻经肯定需善书者，当时善书的寺庙僧侣对于刻经窟而言，亦是便利条件吧。
　　总之，在三阶遗迹材料很少、金川湾窟又阙失施造僧侣与俗众铭记的情况下，时间吻合，相距不远的澄心寺之三阶尼众、昭陵余寺善书的僧众，加上高炯墓等情况，确为三阶刻经窟像之凿刻，提供了参考背景材料。所以，古长安城西北一带，刻经窟与皇陵属寺及名寺等，是否可以形成一个与终南百塔遥相呼应的三阶教徒活动基地呢?看来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五、昭陵澄心寺
　　在唐太宗昭陵的封域之内，曾有一座澄心寺，位于九峻山前方，今日赵镇吴村附近。寺中比丘尼优昙禅师，是一位三阶教徒，卒于仪凤三年(678)。其塔铭现存昭陵博物馆，正方形边长50、厚9厘米，原应嵌塔前。可惜澄心寺早已荒圯，塔铭出处已回填。录文有句：
　　大唐澄心寺尼故优昙禅师之塔铭并序(图四)
　　……禅师俗姓费，讳优昙。雍州礼泉人／也。……虽／四依并学，而志尚不轻；十二齐驱，而遍行乞食。三阶八种／之法，得意亡言；两人三行之旨，遗蹄取菟。是非不经于口，／名利不挂于心。萧萧然起松柏之风，肃肃焉挺岁寒之质。／岂意两楹告变，二竖成灾。朗月与落宿俱沈，慧日共愁云／并暗。以仪凤三年六月八日迩构疾弥留，奄随风烛。春秋／七十有七。呜呼哀哉。……勒兹金石，以刻／铭云。其词曰：(略)
　　由塔铭序文可知，优昙尼为昭陵当地人氏。“四依并学，而志尚不轻”、“三阶八种之法”、“十二齐驱，而遍行乞食”等句，清楚地表明其三阶教徒的身份。其“四依”应是指行四依，佛教信徒初人道缘的四种苦行，“十二”是指十二种头陀行，其中五种是关乎乞食法、所以对应“遍行乞食”。“不轻”指三阶教徒特加尊崇的《法华经》中常不轻菩萨。“三阶”则点明了其身份。以常不轻菩萨为榜样，苦行乞食，完全勾画出其奉信三阶佛法的情况。
　　塔铭文采斐然，合乎当时墓志格式的溢美之辞，但也反映其德行高超。将其比之贤圣，为之建塔铭勒的弟子，或亦为三阶教徒。北宋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碑》上此寺已不存，或随三阶教而湮减。但至少可知，距淳化刻经窟很近的昭陵有三阶尼众之活动。查优昙尼应诞于隋仁寿二年(602)年。而金川湾石窟的凿造正相当于优昙尼62岁至70岁之间。虽然其年事已高，未必会亲身参与其事，但其弟子门人间知或参与其事的可能性很大。
　　长安西北的刻经窟与皇陵古寺的比丘尼，说明初唐时三阶教徒确在这一带活动。元李好文《长安志图》的《唐昭陵图》，赫然可见高炯之墓也在礼泉县城旁，《礼泉县志》亦及高炯墓在县东五十里处。高炯为三阶教大护法，于大业三年(607)被炀帝诛杀，《隋书》等未言其归葬之地。前文已述卢求《金刚经报应记》说高炯有孙、高纸之兄为化度寺之僧，假若此说无误，那麽高炯後辈确也有三阶教僧。高炯子孙僧俗比邻而居，祭拜祖先或共来往。长安西北的三阶教派活动，或可由此而起。
　　现知昭陵封域寺庙不少，至少有瑶台、广济与澄心寺。《唐昭陵图》上还有宝林与启圣等五寺。礼泉县城外太宗庙旁更有安乐与知胜寺，若加上城东西两侧，寺庙可达十所之多。
　　据《昭陵碑石》赵镇吴村瑶台寺有贞观十八年(644)碑、天宝二年(743)《佛顶尊胜经幢》，其末有检校幢当寺上座大德贞藏、瑶台寺沙门惠明、当寺沙门巩庄之名。赵镇石鼓村唐广济寺址曾出景龙三年(709)阿弥陀像塔铭。其初唐石鼓更有名，今存赵镇中心小学内一高台上。《礼泉县志》说寺庙清代毁于火，此台原马戏台。石鼓上部中空，外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下基座浮雕，实即鼓形石幢。明末赵函《石墨镌华》、清初《唐昭陵石迹考略》等著录不少，但图像几无发表。1921年前後日本常盘大定与关野贞曾来访，见幢即叹其精美，誉为超过西安实庆寺(长安光宅寺)造像。其基座高浮雕多身造像，前方有一龛门状，四周环绕着八躯像。禽门右侧像身着袈裟颈饰项圈，余则均束裙带、双手或合十或捧物，身前皆有菩提树，树冠隆起远观略如莲花，门左之像则手牵一小人。关野贞认为龛门侧两躯似马地藏，但未言所据。幢上经文虽颇残泐，但仍能辨出早期版本的“大如来”佛名。此幢造型形殊像美，是否属尊胜陀罗尼经变作品?敦煌第55与454窟唐代壁画中有尊胜陀罗尼经变，以佛陀波利取经故事为画面。此幢属尊胜幢图像中较早一例，其八躯中或有地藏，是否有关三阶教尚难判定。
　　七、法门惠恭大德
　　陕西扶风法门寺是藏有佛指舍利之寺，唐代帝王多次奉迎佛骨，俨然皇家寺院。上文已及《法门大德惠恭之碑》，同时出土还有支提塔门石，铭“大唐歧州歧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惠恭禅师枝提之塔”，镑造精美。因为惠恭就是唐高宗时主持法门五层木塔建造的僧人，所以颇受尊重，称为“检校佛塔大德”。(图五)
　　此碑述说其参学三阶事项，由杨维中重录碑文，详加考订。其颇为关健的“年十四依慈门寺道埸审禅师听受三／阶佛法……”，联系下文中“心远七憎，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学妄学，究竟其门”之文，应该可以成立。所谓“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是以如来藏佛性说为成佛因果；“上根下根，洞悟其旨”与“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均明含三阶教针对不同根机而施教起行之意。所以，慈门审禅师虽未见载僧传，仍可比定为三阶教徒。而惠恭从其学十年，年23回法门寺中：“静乱殊学，遵行五众，虔奉四依”。其“四依”具苦行四依意，三阶教人又咸奉信行为“四依菩萨”。因而，审禅师弟子惠恭深受三阶佛法影响，在法门寺中也有一定作为，亦可归人三阶教徒。
　　总之，从碑铭文词颂语及惠恭行历事迹，有相当证据说明，惠恭大德少年出家，投慈门寺审禅师为师，习十年三阶佛法，後回法门寺。尽管他为管理建造法门佛塔立有大功，使人尊重集于此迹，但其于三阶佛法深有浸受，必有传习影响。
　　小结古长安寺、塔、窟三区
　　矢吹庆辉研考三阶教寺志，以长安五寺中化度、慈门、赵景公为主，加入百塔，增有净域与慈悲寺，皆述教史。西本照真著作于三阶关系寺院，五寺以外列会昌、慈悲、宣化、弘福、净域、崇义、荐福、直心，并诸僧人，均备详说。本文着重于三阶寺塔窟的多重形态。百塔虽称寺，明为塔林。淳化金川湾刻经窟形态尤为特别。所以从寺塔窟三种形态出发探发。
　　三阶佛寺有长安五寺及余寺与三阶院，画史所载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诸寺画迹，探查主要及于西安与洛阳寺庙、其中院落，壁画相关题材。百塔寺则略述其随葬教主信行情况，达于隆和法师珍藏的元代墓铭等。淳化刻经窟与其相近皇家陵墓附寺、法门大寺均处长安西北成带状联系，寺有三阶僧尼其时并在初唐，因而亦成一特色区域。(图六)
　　总之，三阶教的遗迹，形态有寺庙、塔林、石窟，地域从古相州、长安、洛阳甚至到更远之处。敦煌也有很多经典及一些相关题材壁画，但是以隋唐为主的古长安城中的寺庙、城南终南山下的塔林、城西北百余公里的刻经窟等等，最有内涵并特色，可称马三阶教古长安寺、塔、窟三区，值得特加注目与研究。国内三阶教的研究一向冷落，就此抛砖引玉，呼吁希望各方力量投入此一冷门研考。（摘自《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