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安金磊特立独行搞有机试验 创棉花神话

　　他，是个不爱说话的农民，却成为采访他的记者心中最触动心灵和最仰慕赞叹的人，认为可以成为所有文化人的老师。他天天看着生态农业和老庄的书入眠，认为土地和人一样需要尊重，坚持不在地里打手机，怕手机的辐射伤害了禾苗和昆虫，常年素食，认为崇尚自然的田园给与人最健康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给我们一种启示：生活其实完全可以很简单。

一个“犟种”的7年

　　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为了“养”麻雀而种谷子？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但他们早就习惯了安金磊的“另类”——7年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

比起7年前，比起周围的田野，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棉花的神话

　　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青年人进城打工，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小麦是全年的口粮，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

　　2006年入秋，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收获季节开始了，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

　　黄昏时分，安金磊经过金顺（化名）的棉田。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两块七八的。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

　　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棉株只有半人高，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一片油绿的棉株，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还开着大朵的花儿，不断生出新的棉朵。

　　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这片棉田也是如此。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9％潮度），亩产达到400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

　　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 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

　　2005年，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他喜滋滋地种下去，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

　　再问，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不靠谱”了。

　　在金顺眼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 “岂不耽误了收成？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能多种就多种几茬。”可每年，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休耕期间，他专门让土壤长草，涵养地力。安金磊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

　　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经风雨多年”的种子：“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

　　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每亩成本几十元，但安金磊从来不打。他的棉田边上，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原来是一个诱引、一个驱避。

　　金顺觉得，自从有了农药，“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蚯蚓能松土啊，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脸几乎要挨到地面。

　　于是，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2006年，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比起三年前高了10％左右，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能给他带来近4万元收入——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它棉花的。今年，他的棉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订走，准备做成内衣出售，收购价是每斤4．5元。而市价是每斤“两块七八的样子”。

安金磊家的地

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土地上。

天刚亮，5点钟，安金磊夫妇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听虫子的叫声。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一定要有虫剌蛄（一种昆虫），它们是帮你间苗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同样赶早下田，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瓤，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

　　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 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相关评论：

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

　　记者手记

　　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只与自然共存，这也是他的理想。

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对于农民个人来说，他的行为不具有可复制性，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心无旁骛，视土地之外的一切几乎为不存在？这本应是一个农民的美德，我们却没有底气去这样要求农民－－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已经太过弱势，他们辛苦一年的利润可能远远不及各级农业中间商。2006年国务院对粮食实施保护价收购，但调研证实：粮价上涨带来的大笔利润，只能有15%落入农民的腰包。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来说，对土地、对环境、对生态的特殊责任，比起改善生计、提高收入的强烈愿望，实在是一种苛求。多少年来，他们不曾享受更多的权利，却一直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农业生产的职责。

　　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农村是否行得通，最直接的就一条标准——是否很快就能见到收益。安金磊这个收益花了六七年，这对一般农民来说，太长太长了。农民已经不习惯相信长远的承诺了——以前有过很多，事实证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安金磊曾经特别痛惜他们村里的大树被人砍了卖钱，但对砍树的人来说，今天可能土地被开发，明天可能树木被砍伐，那么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有树可砍的时候自己赶快先砍掉，卖了钱落袋为安。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

　　所以，安金磊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但他是一个挑战，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他给出的回答，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舍得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希望更多地让人们去关注他的那些挑战性的想法和做法，而不是去了解他个人生活的成败——况且是成是败，不同人的标准恐怕也大相径庭。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完全就是苦行僧嘛。这样说的人，却未必有安金磊那么快乐、过得那么有滋有味。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不在于他自己活得怎么样。就算他无以为继，也不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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