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述三武一宗“灭佛”

　　探述三武一宗“灭佛”
　　作者：则悟

　　中国佛教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灭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灭佛；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灭佛。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是因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位帝王的缢号或庙号都带有“武”字，即是“三武”；而后周世宗带有“宗”字，即是“一宗”。此后，这四次灭佛事件被后人称为“三武一宗”灭佛，或称“三武一宗”法难，或称“三武一宗”之厄。首先考察一下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背景

　　佛教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起源于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一般是东汉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的护持下，佛教逐渐在南亚大陆的许多地区传播。佛教的南传最早由印度传入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传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形成南传佛教。公元一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北传佛教。也就是在这时，佛教出现大乘与小乘之分。南传佛教多为小乘佛教，北传佛教多以大乘为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本来是一种学说，源自于春秋时代的老子。道教也在汉朝起源，创立于东汉顺帝时期。它附会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吸收了阴阳家与秦汉方士纬等学说；继承了先秦时期神仙的修炼经验和成果。南北朝时期经过东晋葛洪以及其后的陶弘景、寇谦之等人的改革和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比较完备体系的宗教，是与佛教并列的中国正统宗教之一。

　　汉魏时期，由于佛教刚传入中国，必须依附中国本土儒、道这两种主要的思想文化形式，才能在中国生根立足。因此，在那时佛、道两家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哲学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和对立。反之，两教一直是在互相吸收和交流。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自然就会引起华夷之辨和传统社会的反感。南朝萧齐的顾欢就曾经撰文《夷夏论》谴责佛教说：“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顾欢是南齐时代信奉道家的名士，他将佛道的争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华夷之防并不是偶然的，佛教在传入中国那一刻起就一直受到这样的责难，道教更是站在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上去攻击佛教。

　　两晋南北朝时，佛道并盛，统治者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两教或有取舍，或一同提倡，这就使两派开始争夺宗教势力的主动权。这个时期，佛教被官方认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至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朝代，帝王大多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对佛教推崇有加，甚至入寺静修。因此，佛教在南朝蓬勃发展。北朝从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开始支持佛教，中间虽然经过北魏太武帝灭佛。但此后佛教再度兴起，更有甚者如北魏孝明帝崇佛仰道，大大推进了北朝佛教的发展。佛教在南北朝由于自身的日趋成熟和统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扩展了势力。因此，佛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渐渐摆脱了对玄学和道教的依附地位，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独立力量。而此时道教刚刚从民间走向上层社会，刚刚向正统化转复，较之佛教，力量相对薄弱。但道教毕竟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宗教。因此，两教为争夺宗教传播阵地和思想文化领导权，逐渐产生了谁是主导的争执。

　　由此可见，佛道之争其实并非两教教义和宗教哲学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文化在融合中的冲突，是两教间利益的冲突。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三武一宗”灭佛。佛教、道教的争端往往是封建国家采取灭佛措施的一个导火索。因此，“三武一宗”不仅隐藏着佛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的矛盾，也隐藏着佛教势力与政府的经济冲突。其中，隐蔽着更深刻的背景和复杂的原因。

　　二、法难概述

　　（一）北魏太武帝拓跋 “灭佛”

　　北魏太武帝跋焘（公元408―452年），字佛狸。皇帝明元帝拓跋嗣之长子，继北魏道武帝、明元帝之后。12岁继位，在位29年（公元423―452年），终年44岁。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北魏太武帝。他进兵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中国北方和河西走廊。

　　据历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本来对佛教非常敬重，曾招文德沙门共赞佛法。尤其在四月初八日，当释尊像经过时，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散花以表敬意。据《魏书·释老志》中记载：“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这天为佛诞日），与诸佛像，行于户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天女散花便为佛教的一种庆祝仪式），以致礼敬……”。由于太武帝“富于春秋，……锐志武功，多以平息祸乱为先”。所以“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释老志》中华8册）。并且在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也使统治者想进一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以缓和矛盾，巩固统治，这也是后来北魏太武帝逐渐尊崇儒家的原因。后来因从政治上的考虑，而听信司徒催浩的谄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而催浩、寇谦之又是什么人呢？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魏书》中是如此评价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崔浩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三诫》二十卷。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朝里信奉者很少。于是，催浩上书劝谏太武帝。后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又去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授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教徒。

　　为了统一北方，巩固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太武帝断然下诏限佛；再者听信催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渐次发展为灭佛行动。太武帝以限佛、排佛、灭佛三方面，对佛教进行三次严厉的打击。

　　太武帝在太延四年（438年），第一次严厉打击佛教。他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如《魏书·释老志》载：“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即是限佛。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第二次严厉打击佛教。令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满门。如（《 魏书·世祖纪》）书：“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即是排佛。

　　公元446年，杏城（今陕西黄陵）盖吴叛反而长安骚乱，太武帝亲自率兵去镇压盖吴。到达长安时，在一寺院中，见有沙门于寺中种麦牧马，而寺庙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为之大怒，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及大量财物，并发现寺内还有洞窟藏匿贵族妇女。太武帝对这些长安寺院沙门的不如法行为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人。催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于是，第三次对佛教严厉的打击便是下彻底灭佛的诏书。

　　公元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沙门。如《魏书·释老志》中记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执政的太子晃，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刑戮沙门和焚毁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却以佛教为虚妄，继承第二次严厉打击佛教的诏书的心理，斥责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孽”，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张。其憎恶佛教说：“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虽都不采纳，但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秒法难。其废佛情况，据《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亦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境内僧尼悉会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由此可见，北魏太武帝的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中的第一次，也是最严厉、最残酷的一次，其采取的灭佛手段是非常残暴和剧烈的。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催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从438年“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到453年解禁复佛，严厉限佛到灭佛的时期长达15年。

　　（二）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

　　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578年)，字弥罗突，宇文泰之第四子，继北周孝闵帝、北周明帝之后的第三代帝王。17岁继位，在位18年（公元560-578年），终年35岁，史称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的英才之主，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复现全国统一的理想。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前，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但第二年，宇文护立宇文觉为帝，即孝闵帝，宇文泰第三子，并建北周。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即北周明帝，宇文泰之长子。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仍为宇文护执掌。天和七年（公元572年），时年29岁的周武帝谋杀宇文护，夺回大权。宇文护执权期间，大力推行佛道。因此，据唐法琳《辩证论》记载，周武帝当时对佛教还是颇感兴趣。他曾经“造锦释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萨圣僧，金刚狮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并“于京下，造守国、会昌、永宁等三寺”；“凡度僧尼一千八百人，所写经论一千七百余部”（《十代奉佛篇》上卷3）。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正光（公元520-524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当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至北周、北齐的寺庵达4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300万之巨，占当时人口三千万的十分之一以上。佛教势力发展迅速，拥有寺产，佃户，奴婢不计其数，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很大压力。寺庙激增的原因是民众为了逃避调役。周武帝面对佛教这种现状，费尽心思，欲下诏削除这种不良现状。他认为，“释氏立教，本贯清净，而近世以来，耗费财力”（《广弘明集》卷10）。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出现。卫元嵩，益州成都人。“初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精通阴阳历算。从其师之意，谓‘佯狂乃可以得声名’。乃佯狂漫走，触物摛咏。后以蜀土狭小，不足展怀。乃穿俗服，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他到长安，向武帝上奏：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应该删减。彻底改革佛教，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如《广弘明集》卷七中载：“虎虞无佛图而安国，齐梁有寺舍而祚失，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他请求废除佛法，而自己也还了俗，写了一本《省寺减僧疏》。

　　当时，“以黑释为国忌”是北周境内传布的一种谶记，始于北齐。据《广弘明集》）记载：“张宾谲诈罔上，私达其党，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样……”。到周武帝时，这种说法仍在流传。《北齐书》卷10中载：“初，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说“黑衣人”当继称帝，而恰巧当时僧人着黑衣。如“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广弘明集》卷8）。

　　周武帝为了灭齐，统一北方，建立业绩，首先要“富国强兵，富国强民”。于是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限佛政策，对于日趋奢华的佛教进行整顿改革。加上卫元嵩的《省寺减僧疏》的废佛主张和道士张宾的进言及谶记。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周武帝，也表示赞同。

　　于是，周武帝多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进行反复讨论、争辩、会商佛、道、儒三教优劣，从天和至建德年中先后七次主持御前三教辩论。其中，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沙门及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辩释三教之先后，以儒为长，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武帝纪》）。在三教中尊儒教为第一，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周武帝灭佛的前奏。周武帝不仅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广弘明集》卷10）。而且认为佛教来自外域，不应供奉；认为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由地滥用公费。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仅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广弘明集》卷10）。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周书》卷5）。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圣教灵迹削地靡遗。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纪》卷12）。周武帝天和六年（公元577）灭掉北齐，立即推行灭佛政策，并亲自到邺城，召集僧人入殿，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由，宣布实行大规模废佛活动。当时有僧众五百余人（御前会议），都三俯首听命。独慧远厉声抗击说：“陛下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武帝听后，坚决厉声答道：“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之苦”（《广弘明集》卷10）。 结果，于北周全境内扫尽一切寺塔，将四万多所寺庙赐予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薄录入宫，寺院奴婢全部释放。近300万僧尼全部勒令还俗，重新成为国家偏户。据《高僧传》中载：“乃法灭之后，（武）帝遂破前代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道，佛法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四万），并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分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偏户”。

　　不过，实际上卫元嵩废佛主张的本意是按照他对大乘佛教的理解，进行佛教改革。在经济上要取消佛教的特权；在政治上要尊君主为教祖；在形式上要取消寺庙；在教义上要佛儒融合。他认为“劝行平等，非灭佛法，劝不平等，是灭佛法”（《广弘明集》卷7）。故其认为，据《佛祖历代通载》卷十第十一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养，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是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法难，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次灭佛时间虽短，但是历次灭佛中还俗僧尼最多的一次。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平突厥，定江南，统一中国，而进行废佛，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这次废佛佛道并废，实为灭佛立道。

　　2、这次的废佛和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残杀有所不同。虽毁寺塔，焚烧经像，但未杀沙门，而令还俗。

　　3、奉儒教为正统，认为建立大业必须以儒家宗法制度，巩固三纲五常为中心。此举，不仅为自己统治华夏提供根据，而且也是立儒学之说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力之据。

　　（三）唐武宗李炎“废佛”，会昌法难。

　　唐武宗李炎（公元814—846年），本名李瀍，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唐朝第十八代皇帝，唐穆宗李恒之第五子，文宗之弟。27岁继位，在位6年（公元840—846年），终年32岁。武宗在位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就是武宗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

　　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佛教发展鼎盛，宗派林立，并逐渐中国化。在当时，佛教受到了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他们很重视佛教对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人心的作用。因此，佛教八宗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佛教僧尼队伍持续上升，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寺庙成为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安史之乱，郭子仪与种会就以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做了交易，造成佛教徒数量失控。佛教寺院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唐代从经济方面反佛为由的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以姚崇、韩愈最具代表性。天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供养三天。据《资治通鉴》卷24中载：“王公士民瞻奉会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以反佛为己任的韩愈，经常采用夷夏观攻击佛教。对此韩愈在《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表示，佛教自流行使“乱亡相继，运柞不长；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因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限佛、道。曾在他的论文《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性养之道，以求斯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无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国家之教之上，几何其胥而为夷也”。意为：佛教背弃纲常名政，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为了进一步达到排佛目的，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轴，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在《原道》中大力提出：“人其人，火其民，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理念，为往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唐武宗颇好道术，即位后，“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时，开始对佛教欲以整顿。据《宋高僧传》卷十七载，因赵归真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首，何日忘之”，于是在宫中宣扬佛道不能并存。同时他同谋毁佛，向武宗荐引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声气相求。据《旧唐书·武宗本纪》卷十八载：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当时的道士还散播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登位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

　　唐武宗继位后，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加上道士赵归真的煽动，决定废佛。他在废佛敕书中指出佛教的弊病危害：“以致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谜。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言人，天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据《旧唐书·武宗本纪》卷十八载，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唯一办法。这也是唐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中国佛教也开始走下坡路，盛极而衰。安史之乱后，以往对外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贻尽。佛教自然亦作为异族宗教被排斥之列。武宗从崇道，发展到厌佛；从限佛到禁佛。于是，在会昌五年实行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在全国各地进行全面灭佛。但唐武宗的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会昌二年（842），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全部财产。“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巡礼记》卷3）。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同年六月，“向前有敕，禁烧内里佛经，又埋佛菩萨、天王像等”（《巡礼记》卷4）。

　　会昌四年（844）三月，“寺中有佛指节也，不许置放及巡礼等”。这些敕令一下，“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巡礼记》卷4）。同年七月，“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佛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巡礼记》卷4）。

　　会昌五年（845）三月，“又敕天下寺舍，不许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财物多少”（《巡礼记》卷4）。勘检的目的便是为全面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灭佛运动再次升级，僧尼不论有牒无牒，皆令还俗。“天下僧尼五十以下，尽勒还俗。天下僧尼五十以上，无祠部牒者，尽勒还俗；有祠部牒者，差殊者尽勒还俗”（《巡礼记》卷4）。同年七月，“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 同年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还“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 以使“不杂中华之风”（《旧唐书·武宗本纪》）。

　　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运动，禁佛到会昌五年时已几乎把佛教灭绝。“三武一宗”灭佛，其三次是在国家分裂之际。独会昌是国家大统一，中央皇帝与地方大臣联合地绞杀佛教。因此，此次灭佛从程度和范围上比任何一次打击都大。

　　（四）后周世宗柴荣“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显德元年（954）继郭威为帝，33岁继位，在位6年（公元954—959年），终年39岁。周世宗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帝王。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政权割据，崇道薄佛。后唐庄宗李存勖素喜论道，曾诏道士程紫霄入于内殿讲道，任命沉迷于炼丹服药的豆卢革为宰相。吴越、后蜀、南唐等统治者偏信道教，有的亲修道观，有的为道经注疏，促使道教快速发展。南方社会相对安定，佛教寺、塔、写经、度僧等有所发展。北方战乱时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汉地崇佛，而民间又大量销毁铜钱来制造日常用具和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不利于商业流通；越建越多的寺院成了国家的负担；逃避军役的，和作奸犯科的都加入到和尚的行伍，佛教寺院却成了逃避赋税的避身所。私自剃度者越来越多，原先的寺院已容纳不下，便导致了寺院越来越多。因此，北方各政权对佛教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周世宗便是这时废佛的首领。

　　周世宗即位后，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鉴于寺僧的泛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显德二年（955）年对佛教进行淘汰，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各城郭村坊山林盛境古迹之地，均不得创建寺院兰若；凡僧尼不得私自建设寺院；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坚决禁止主要与佛教有关的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燃灯等各种毁坏身体的行仪。如《资治通鉴》卷292载；“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感惑流俗者”。又严厉取缔只要与道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遭到摒弃；并规定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如《新五代史》卷12载：“悉毁天下全铜佛像以铸钱；民间保存铜制佛像限五十天上交，过期不交，满五斤者，其罪死；五斤以下论刑有差。

　　周世宗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对佛教加以整顿。因此，当时还保留上千的寺院和上万的僧尼。如按《旧五代史》卷115《世宗纪》第二等记载：“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其中，“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后周世宗灭佛可以说是“三武一宗”之厄中做得最适当、合理的一次，也是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

　　分析“三武一宗”四次灭佛，诸帝灭佛各有各的特点：第一次北魏太武帝灭佛是要斩尽杀绝，肉体消灭；第二次北周武帝灭佛是完全取缔、禁绝，并佛道皆灭；第三次唐武宗灭佛是基本禁绝，只保留了极少一点，约几十寺庵，不足一千僧尼；第四次后周世宗灭佛是只废除一半以上的寺庵僧尼，保留了近一半的寺庵僧尼；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像经典。

　　三、 法难原因与启示

　　纵观诸帝灭佛因缘，分析“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复杂，各不相同。据史书记载，主要灭佛原因归纳于下。

　　（一）在[魏书·释老志]中列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灭佛原因：

　　1>.帝虽敬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
　　2>.专念成功。
　　3>.相信道士寇谦之得仙之术。
　　4>.信谋臣催浩谄言,以佛教为虚诞。
　　5>.发现沙门在寺中专横于酒。
　　6>.发现寺中藏有弓、矢、矛、盾兵器和宝物。
　　7>.发现寺内藏匿贵族妇女。
　　8>.沙门众多，影响缩小了国家的税源兵源役源。

　　（二）据广弘明集]中所载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原因：

　　1>.寺塔佛像无益治国安民,应当废除。
　　2>.彻底改革佛教,寓佛教于国法世俗之中。
　　3>.改变佛教贪婪腐化之风。
　　4>.财政开支，佞佛已占三分之一。
　　5>.佛教来自外域，不应供奉。
　　6>.民众为逃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
　　7>.认为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由地滥用公费。

　　（三）据[旧唐书]中分析唐武宗李炎灭佛原因：

　　1>.阶级原因：“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言人,无愈此道”。
　　2>.个人原因：唐武宗迷恋“长生”偏术；颇好道术修摄之事。
　　3>.经济原因：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4>.受道士赵归真煽言：佛教“非中国之教”，属于“异俗”。
　　5>.道士编造谶言：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登位理国。

　　（四）据[旧五代史]中所载后周世宗李炎灭佛原因：

　　1>.周世宗的统治政策：崇儒教为主。
　　2>.铜钱出现短缺
　　3>.寺院成了逃避赋税的避身所。
　　4>.寺僧的泛滥直接影响国家的赋税兵役。

　　南怀谨在《原本大学微言》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过去的历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认为破坏佛教最厉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难。但并没有说雍正这样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灾难。事实上‘三武一宗’的事件是由历史文化思想的冲突，和佛、道两教的宗教斗争，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结果，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绝对盲动。至于雍正的整顿佛教禅林，他是以内行对内行，他的本心原在维持佛法的正知正见。当然不能把他作为迫害宗教的事件来论断：雍正这样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灾难。不管是‘昏君’所致，还是外行对内行，还是思想文化冲突。但从四次灭佛事件有一点应明确，宗教不能成为超世俗而独立。

　　（五）历史的启示

　　据以上史书记载“三武一宗” 这四次灭佛的主要原因，各帝王动机不一，情况各不相同，但如出一辙。无非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僧团道风方面的缺陷；僧俗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方面等问题。宋代宗颐禅师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佛陀曾经说过，我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而僧人不守戒律，破坏僧团，不守清规，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东晋名僧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太虚大师提倡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理念……也都是针对其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四次废佛以后，在中国还保留着兴旺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历史上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又《百丈清规》云：“道场以无事为兴旺”；除僧人立守戒律外，还提倡，“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理念，这和当时社会背景相契应，故禅宗在灭佛中影响不大。这是契合当时社会因缘之故。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面对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共建和谐呢？如何做到道场兴旺，海众安和呢？如何发挥佛教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呢？古德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决定万物之本，只有固本求原，万物才能滋长，海众方能受福。所谓固本即是僧伽队伍的素质建设，是否符合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没有起到引领社会、人心、和谐、净化的作用！寺院本是选佛场，是否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和作用，还是作为一种“文物”或“神庙”来供奉？尤其从四次灭佛中看出经济是灭佛的共因，当今社会经济繁荣，寺院香火、弘法亦“水涨船高”。但规范、如法、利用、管理好……，为社会和谐、佛教发展，不得不“三省”吾身。终归究底，保持佛教僧团的清净庄严是关键，发挥佛教社会价值是维护佛教兴盛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