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佛教大揭秘

　　崂山佛教大揭秘

　　【寺院】　佛教传入崂山地区，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崂山之佛教始于魏晋，盛于隋唐，明代又迭起高潮，清代后期渐衰。崂山的崇佛寺(俗称荆沟院)建于魏元帝景元五年(公元264年)，这是崂山最古老的寺院，应视为佛教在崂山的发端。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到印度等地求经的僧人法显泛海返国，遇飓风漂泊到不其县崂山南岸栲栳岛一带登陆，当时不其县为长广郡的郡治，笃信佛教的太守李嶷听说法显是到西方取经的

　　名僧，便将法显接到不其城内，讲经说法，并在其登岸之处创建了石佛寺(即潮海院)。从此，佛教在崂山声名大振，广为传播。嗣后，崂山相继建起了石竹庵(后改名慧炬院)和狮莲院(俗称城阳寺)，北魏时法海寺的创建，标志着崂山佛教已初具规模。

　　隋、唐两代，佛道并重，隋代重建即墨县于今址后，狮莲院、荆沟院和慧炬院等著名寺院得以重修，规模更加宏伟，香火日渐旺盛。唐代，僧人普丰由四川峨嵋山来到崂山，在今王哥庄镇大桥村东修建了大悲阁，内祀大悲观世音菩萨，后改称峡口庙，其后又在铁骑山东修了一座分院，名为林花庵，又在峡口庙东2.5公里的东台村建了另一座分院，名为普济寺。崂山巨峰之南还建有白云庵。宋、元两代，佛道两教一直和睦相处。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和尚来到崂山，于万历十三年起在崂山太清宫三清殿前耗巨资修建了气势恢宏的海印寺，后因与太清宫道士发生纠纷，进士出身的道人耿义兰进京告御状，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朝廷降旨毁寺复宫，憨山亦被远戍雷州。崂山佛教虽遭此打击，但并未一蹶不振，桂峰、自华及慈沾等著名僧人仍在崂山进行了许多佛事活动，加之当地乡宦士绅的支持，崂山的佛教仍有所发展。据粗略统计，明、清两代创建的寺院有20余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清顺治九年创建的华严寺。这座寺院规模宏伟，名声远播，藏有清雍正年间刊印的《大藏经》一部，还有元代手抄本的《册府元龟》。直到清末民初，华严寺与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石佛寺、法海寺仍被称为崂山佛教的三大寺院。民国时期，崂山佛教每况愈下，逐渐衰落。

　　建国后，崂山的僧人在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引导下，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活动。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崂山的僧道联合创办了生产合作社，过着亦禅亦农的生活，走上了自给自养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各寺院的神像被砸毁，经卷、文物被焚烧，僧尼被遣散，大殿被封闭。但也有些宗教文物受到了群众的保护，华严寺的《大藏经》和《册府元龟》被青岛市的文化部门抢救出来;沙子口东风船厂的职工把石佛寺和大石寺的五尊铁佛完整的保存下来;源头村居民把法海寺的乾隆年间重修碑拉到家中隐藏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的僧14人、尼7人，均落实了政策，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1985年青岛市成立了佛教协会筹委会，政府还拨专款修复了崂山华严寺和法海寺，并将这两座寺院列为青岛市文物保护单位。

　　【寺院】　崂山佛教寺院自古至今有名可循的有32处，建于隋代之前有6座，建于唐代的有4座，建于宋代的有1座，建于明代的有16座，建于清代的有5座。

　　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在清代中期之前，崂山的佛寺有白佛寺(即石佛寺)、法海寺、荆沟院(即崇佛寺)、狮莲院(即城阳寺)、慧炬院、华严庵(即华严寺)、海印寺和西莲台(即洪门寺)等著名寺院。据1939年资料统计，当时崂山尚有17座寺院，计有法海寺、石佛寺、大石寺(即石湾庙)、华严寺、峡口庙、灵圣寺、清凉院、于姑庵、菩萨庙(即文殊普贤庙)、慧炬院、普庆庵、林花庵、荆沟院、毗卢庵、白云庵、清风洞和普济寺。其中完好的尚有10座，破旧的3座，倒圮的4座。有僧尼的寺院12座，僧尼共82人，寄居者2人。

　　1959年时，崂山有法海寺、潮海院(即石佛寺)、清凉寺、菩萨庙(即文殊普贤庙)、峡口庙、华严寺、毗卢庵、观音寺和灵圣寺9座寺院。其中完好和比较完好的有华严寺、法海寺、观音寺、清凉院，破旧的有潮海院(即石佛寺)、毗卢庵、灵圣寺、菩萨庙，已倾圮的有峡口庙。这些寺院中共有和尚12人，尼姑3人，寄居5人。其中，华严寺有和尚6人、尼姑1人，法海寺有和尚2人、寄居2人，观音寺有寄居2人，潮海院有和尚2人，毗卢庵有和尚1人，清凉院有和尚1人、尼姑2人、寄居1人。如今，只有法海寺和华严寺经数次修复后，被列为青岛市文物保护单位。

　　【节日】　佛教节日很多，有纪念性活动，有佛制性戒法活动，还有超度性活动及顺俗性活动。崂山地区佛寺的重大节日为佛诞、观音诞和盂兰盆会。

　　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是佛教最盛大和隆重的节日，崂山各寺院将此节日定为农历四月初八。该日上午，僧众身穿袈裟或僧衣，在佛堂诵经，并举行沐佛仪式，进行“普佛”、“绕佛”和“交大供”等宗教活动。除佛诞节外，还有农历腊月初八的释伽牟尼成道日，二月初八的出家日，二月十五日的涅2日，寺僧都有简单的纪念活动。

　　观音诞，农历二月十九日。崂山各寺院大多都供奉观音，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六月十九日为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日为观音出家日，因而有的寺庙将这三个十九日都称“圣诞”。一般之祝仪为唱香赞，诵菩萨名和《大悲咒》，唱观音赞、偈，念圣号，拜愿三皈依毕。盂兰盆会，农历七月十五日。

　　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斋、盂兰盆供，另称中元节、鬼节，是佛教徒为追念和超度祖先的法事节日。崂山许多寺院多于午前上盂兰盆供，施斋供僧外，还举行诵经法会，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灯等宗教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佛菩萨的诞辰，如农历正月初一的弥勒菩萨诞，二月十八日的药王菩萨诞，二月二十一日的普贤菩萨诞，三月十六日的准提菩萨诞，四月初四的文殊菩萨诞，五月十三日的伽兰菩萨诞，六月初三的韦驮菩萨诞，七月十三日的大势至菩萨诞，七月三十日的地藏菩萨诞，九月三十日的药师佛诞，十一月十七日的弥勒佛诞。崂山的各佛寺，在这些菩萨的诞辰之日皆分别举行各种宗教活动。

　　【崂山历史上的“灭法”事件】　中国佛教史上有4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发动者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崂山佛教当然也逃不出这几场“法难”，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法海寺附近出土的一大批石佛造像。

　　1980年7月，崂山源头粮站在修筑门前小桥时，于1米半深处发现一批残缺不全的石造像，有头像、肢体、石像底座等120余件。石造像身大者残高2米，身小者仅20厘米，由于破坏得较为严重，虽经接对整理，却无一完整。从这批石造像的残部来看，仍可看出当时纯熟的雕刻水平。这些造像的面孔有方颐的，也有丰圆的。其表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庄重肃穆，有的面带笑容，也有的闭目深思，还有的和蔼可亲。发型则更是别致多样，有高肉髻、螺髻之分，也有头戴花冠、宝缯束发之别。佛像有身穿通肩式袈裟，也有著方领褒衣博带式大衣，下着长裙，裙带作小结。有端坐于莲瓣方座上的，也有双足跣立在束腰形莲座上的，均右手前伸，左手下垂，掌心向外，作“施无畏与愿印”。菩萨像上披帛巾，从双肩搭下，内着百褶长裙，有项饰和璎珞，均双足跣立于圆形莲花上。

　　随同这批石造像出土的，还有一件残佛像端坐的长方形底座。座前题铭:“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五月丁未朔七日癸丑，任娲为亡先主许法择，自恨生不值佛出，又不见弥勒三会，娲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生存养属，一切众生，普同斯福，一时来佛”字样。座右侧题铭为:“佛弟子任阿娲，佛弟子许仕亮。”这些题铭为这批石造像提供了确切的年代。“大齐武平”是南北朝北齐君主高纬的年号，武平二年即公元571年。根据石像的造型、服饰及雕刻技法等多方面的考证，应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这批石造像的出土地点，离法海寺只有20米，而法海寺又始建于北魏。据此可知，这批石造像是原供奉在法海寺内的。从出土佛像数量之多，可以看出法海寺当时规模之宏大，更足以显示南北朝时期崂山佛教之盛况。

　　这些石造佛像埋藏于地下的原因和时间，与“三武一宗”这四次“灭法”有关。第一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平真君五年～七年(公元444～446年)，那时崂山地区隶属南北朝时南朝宋国的长广郡不其县，不属北魏之版图，故未受其影响。第二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那时崂山地区隶属北齐之光州长广县，亦非北周之版图，故又未受其影响。第三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唐代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这次大规模的“会昌灭法”中，法海寺的石造佛像被毁而埋入地下。这些石佛像被发现时，皆侧放，项东，背北，胸南，头、肢体、底座等皆放于排列的石像空间。其放置的如此井然有序，可以断定当时是有意埋下，待机再取出修复的。法海寺附近已出土的石造佛像，仅为当时埋藏的一部分。

　　【崂山历史上的“僧道之争”】　明代万历年间，崂山发生了一起直达朝廷的“僧道之争”。德清(即憨山和尚)，以“私创寺院”的罪名被充戍雷州。宏伟雅整的海印寺，因皇帝御批“毁寺复宫”而夷为平地，香火几绝的太清宫，得官资重修而气势隆重。这场“僧道之争”官司，在崂山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僧德清(1546～1623年)，字澄印，号憨山，俗姓蔡，安徽全>人。9岁时，被其母送于寺中读书，幼多宿慧，入目能诵。12岁时，祝发于金陵长干寺(即南京报恩寺)，出家为僧后即潜心研读佛经及经诗子集。至17岁时，已学有所成。自26岁起行脚远游，先后到过庐山、吉安、青原等地。在五台时，见一山伟岸清逸，心甚爱之，当地人称此山名“憨山”，乃取此为号，世称憨山和尚。万历五年(1577年)，憨山在北京，是年正值笃信佛教的慈圣皇太后选僧诵经，憨山亦在入选之列。诵经同时，憨山还写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太后闻知，特赐金纸，书成之后，憨山便离开北京去五台山。憨山在五台山致力于研习唐代高僧澄观的华严思想，深慕其为人与学识，因而自字“澄印”。万历八年(1580年)推行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官府定五台山寺院岁贡皇粮五百石，憨山为此事致书朝廷，请求蠲免，后果然允准。万历九年(1581年)，慈圣太后派人到五台山为万历皇帝求嗣，将一切佛事交由憨山办理。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憨山和尚为寻访那罗延，从五台山来到崂山。初居今华严寺之西的那罗延窟，因此处不可居，遂于该年夏季卜居太清宫处，于树下掩片席为居，历7个月，当地人张大心结庐使其安居。憨山在崂山的处境为太后所知，于是便“赐金三千为建庵资”。憨山并未用此金筑一座独处己身的庙宇，因此时崂山地区正值灾年，饿殍满地，民不聊生，于是他便散金赈民，救民于倒悬之中。果然，当地百姓感激不尽，太后闻知也大悦。

　　憨山和尚初来崂山时兴致勃勃，“一见形胜，诚为大观”。久之，乃感“真人一去，山色如灰，中之贫民樵采，云山殆尽，藏修之士，百无一人，处处琳宫，皆为荆棘”。本欲“长辑山灵而去”，另择风水宝地安居。后来发现了崂山中一佳地，即今太清宫处。用憨山和尚的话说:“观其形势，背负鳌山，面吞沧海，中藏一庵，屋庐虽毁，基址犹存。”憨山便产生了在此建一宏伟寺院的想法。当时太清宫的景况，许多资料有记述。胶州进士赵任撰写的《明万历重建太清宫碑》中记道:“岁久邱墟，草烟花露矣，而三官庙仅存其半。”另据即墨进士黄宗昌撰写的《崂山志》记载:“下清宫旧道院也，倾圮甚，羽流窜亡，一、二香火守废基，苦无籍。”即墨文人蓝恒矩的《吊海印寺故址赋》中也写道:“那罗延窟苦不可居，太清宫日就倾覆，星散黄冠，雨吹破屋。”由此看来，那时的太清宫已残破败落，很不景气。在困顿贫苦的境况下，太清宫的道士们愿“举地售之”。憨山闻讯后，急忙赴京，通过其结识的太监，将此事奏明太后，慈圣太后“命后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并亲自赐额曰“海印寺”，另外还敕颁《大藏经》一部。为了建造这座海印寺，慈圣太后前后所赐帑金以数十万计，万历十六年(1588年)海印寺建成，佛宇僧寮之宏，规模气势之伟，可与五台、普陀诸名刹相媲美。

　　太清宫道士对憨山和尚之讼控，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据一些资料记载，其起因是“耿义兰有饣告见逆”。耿义兰原为高密人，进士出身，后出家为道，曾在崂山慈光洞和黄石宫静修。憨山在修建海印寺时，还将太清宫中已破旧的三官庙加以修葺，安置留居太清宫的诸道士。耿义兰亦居于此，他亲眼见太清宫众道人不能守基业，反而“举地以售”，落了个寄人篱下，羞怒之下，“为鸣鸠逐鹊计”，遂讼于公堂。万历十七年，耿义兰首告憨山于山东巡抚衙门，巡抚将此案交莱州府审理，耿义兰之状告非但不准，反而受到笞刑，其他道人如贾性全、连演书、张复仁、谭虚一、刘真湖等又数次上告，仍均未被获准，反以诬告被治罪，耿义兰越发恼怒，乃指宫门詈曰:“予将效秦庭七日哭而覆尔也!”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秋，耿义兰来京都上告憨山，并住在京西白云观。白云观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庙观，亦有道教天下第一丛林之称，为北方全真道的中心。此时白云观住持王常月，恰与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交往甚厚，通过王常月和郑贵妃将耿义兰的控疏呈给了万历皇帝。万历与其母慈圣太后因权力矛盾，早有“帝后之争”，对僧道两教，万历皇帝本无偏好，但随与其母矛盾的加深，逐渐“恶佛事太烦”。于是万历皇帝在耿义兰的《控憨山疏》上御批为:“既屡控，巡抚理宜亲审具奏，何叠批有司，党援妖僧害道殃民，是何情弊?仰刑部将经书官员并一干人犯提审。”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下谕逮憨山进京问罪。在耿义兰的控疏中，状告憨山有如下数罪:交通内侍;私冒皇亲;诈称敕旨;结党谋逆;霸占道产;殴毙人命;涂炭百姓;结交官府;私囤粮草等。结过三推六问，苦刑严讯，“坐以私创寺院”论罪，将憨山和尚充军发配到广东雷州。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朝廷降旨“毁寺复宫”，使前后费时四年、耗资巨万的海印寺毁于一旦，敕颁《藏经》不能毁坏，全部移放崂山慧炬院。又拨巨资将太清宫复建告成，此时之太清宫，身价徒增，声名大震，朝廷敕颁《道藏》四百八十函，以镇名山，并由即墨县令“躬诣察勘得地一顷二十七亩有奇”，作为供奉《道藏》的土地。

　　被充军发配后的憨山和尚，在雷州凄苦生活了将近20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皇长孙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生，天下大赦，憨山虽已年逾花甲，但神宗独不赦还。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慈圣太后死后，憨山才获赦放还。这时憨山和尚已近古稀之年，他重新穿起了僧服，诣京谢恩后，漫游江浙、两湖一带，并结庵庐山五乳峰下，专修净业。居四年，又回到广东曲江县东南50里的曹溪宝林寺，潜心著述。天启三年(1623年)卒。

　　对崂山的这场“僧道之争”，历代人士各有评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归根结底是事出有因，其背景就是明万历年间宫廷内的“帝后之争”，僧、道两家只不过是他们相互倾轧的工具和牺牲品而已。清同治年间即墨县令林溥《劳山纪游》七律诗中，有一公允之评论:“华藏元宗无二义，可怜缁羽枉相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