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

　　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

　　刘进宝

　　敦煌本《兔园策府》保存在S．614、S．1086、S．1722和P．2573写本中，P．2721《杂抄》中也曾提及。据台湾学者郭长城先生缀合校补，现存序文及卷第一之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

　　一

　　关于该书的性质，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这与《兔园策府》序文中所说：“忽垂恩教，令修新策，今乃勒成一部，名曰《兔园策府》，并引经史，为之训注”是一致的。由此可知，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代科举考试之模拟题。

　　《旧唐书·太宗诸子》载曰：“蒋王恽，太宗第七子也。(贞观)十年，改封蒋王、安州都督，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上元年，有人诣阙诬告恽谋反，惶惧自杀。”由此可知，恽于贞观十年(636年)改封蒋王，上元中(674—676年)自杀。《兔园策府》也应产生于这一时期。

　　众所周知，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均州壤，是中国各代封建王朝所关心的，因此，它们出现在科举考试之模拟题中，也是非常自然的。但在唐代前期，作为太宗之子的蒋王，在令其僚佐杜嗣先所拟策问题中，为何会出现《征东夷》这样的“问对”呢?也就是说，《征东夷》是什么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呢?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注意唐前期唐王朝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即与高丽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科举考试积极的一面，即经世致用思想。

　　二

　　隋代，尤其是隋炀帝时期，不断地攻打高丽是当时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论炀帝修运河、营东都，还是破突厥、巡河西，其主要目的都是为攻打高丽做准备的(有的是为了解除攻打高丽的后顾之忧)。隋炀帝三征高丽，三次失败，也由此葬送了隋王朝。唐王朝建立后，高丽的威胁依然存在，隋攻打高丽的原因依然如旧，因此，唐太宗、高宗父子也多次出兵攻打高丽。那么，隋唐王朝不断攻打高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隋文帝父子与唐太宗父子之攻打高丽，虽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贯穿始终的一条最主要原因，则是双方政治利益的冲突。不论隋、唐政府，或者是北魏政府，都想以中原为根据地，实现全国统一。而高丽为了保持其政治利益，不被中原王朝政府所兼并、统一，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中原王朝之统一全国。正如金宝祥先生所指出的，高丽和中原王朝的矛盾，并非一般的经济或婚姻关系引起的矛盾，而是因政治利害关系的不一致而引起的激烈矛盾。

　　高丽所据辽东之地，本为中原王朝所有。随着高丽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大动乱，高丽便脱离了中原王朝之控制。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常常通过外交等各种途径．来阻碍中原王朝之统一。南北朝对峙时期，从总体上言，北方力量强于南方，北方统一的条件也优于南方。高丽为了阻碍北朝统一，便不断遣使南朝政权，而南朝各政权为了保持一席之地，也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挡北朝南下，统一中国。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使高丽和南朝相互勾结，往来不断，并对北朝政权形成南北包围之势。“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高丽王高琏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晋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南朝刘宋政权，是为宋武帝。刘裕为了维护其刚建立之政权，便和高丽相联系，共同制约北朝。“宋武帝践阼，加琏征东大将军，余官并如故……少帝景乎二年，琏遣长史马娄等来献方物，遣谒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劳之。”刘宋政权刚刚建立，就与高丽建立了如此密切之关系，除了政治利益的—·致性外，还能有其他别的因素吗?

　　宋文帝义隆“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元嘉七年(430年)春，派到彦之等攻魏，并派使者至魏说：“河南旧是宋土”，“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开始了宋魏争战的局面。同年北燕君主冯跋病死，其弟冯弘自立为燕天王，第二年北魏即来进攻。在北魏的连续攻击下，元嘉—卜三年(436年)冯弘率众投奔高丽，北燕灭亡，地尽人魏。《南史·夷貊传下》说：“冯弘为魏所攻，败奔高丽北丰城。”冯弘不愿在高丽久待，上表要求去宋，宋“文帝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丽资遣。”高丽王高琏不愿冯弘南下，便于元嘉十五年杀丁冯弘。宋文帝虽然很生气，但为了两者的共同政治利益，仍然维护着二者的亲密关系。“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献八百匹。”由北魏攻北燕，北燕王冯弘的奔高丽，到宋文帝欲侵魏，高丽之献马八百匹，说明了高丽与北魏的对峙及与南朝关系之亲密，即高丽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挡北魏的统一。

　　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被杀，孝武帝即位，孝武孝建二年(455年)，“琏遣长史董腾奉表，慰国哀再周，并献方物。大明二年(458年)又献肃慎氏楛矢石磐。七年，诏进琏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官并如故。明·帝泰始(465—471年)、后废帝元徽(473—477年)中，贡献不绝。”‘高琏死后，其子云立，南齐郁林王隆昌中(494年)，北魏发动攻齐的战争。齐与宋一样，也与高丽有密切联系，同年，齐以高丽王高云“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

　　公元502年，梁代齐，“梁武帝即位，进云车骑大将军。天监七年(508年)，诏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512年)、十五年(516年)，累遣使贡献。十七年，云死，子安立。普通元年(520年)，诏安篡袭封爵，持节、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宁东将军。七年(526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贡献。诏以延袭爵。中大统四年(532年)、六年，大同元年(535年)、七年，累奉表献方物。太清二年(548年)，延卒，诏其子成袭延爵位。”由上叙述可知，虽然南朝政权不断改朝换代，但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高丽一直和南朝各政权保持紧密的联系。而南朝各政权也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防止和阻碍北朝政权的南下，并以加封官爵等各种办法来讨高丽之欢心，使高丽成为牵制北朝政权南下的一支有力力量。当然，高丽也非常明白，南朝政权存在一天，其受北朝中原政府的威胁就相对减少，反之亦然。

　　下面再谈谈高丽和北朝各政权的关系。

　　高丽虽然和南朝各政权频繁往来，以抵制北朝的南下统一。但为了图谋自存，高丽和北朝政权也时有周旋。北魏孝文帝时，高丽王高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时光州于海中得琏遣诣齐使余奴等，送阙。孝文诏责曰：道成亲杀其君，窃号江左，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继绝世于刘氏。而卿越境外乡，交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可见高丽对北魏只是应付而已，真正联系密切的则是南朝各政权。当北魏从海上获高丽使南齐的使者时，孝文帝非常愤怒，也很清楚二者相互往来的目的，便对高丽明确表示：“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继绝世于刘氏，”即要南下进行统一。为了免去后顾之忧，北魏便对高丽实行笼络，神龟年间(518—520年)，北魏“拜其(云)世子安为镇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但高丽和南朝为了其共同的政治利益，仍通过海路频繁往来，北魏正光(520—525年)初年，“光州又于海中执得梁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师。”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高丽王高成“遣使至西魏朝贡。及齐受东魏禅之岁，遣使朝贡于齐。齐文宣加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如故。天保三年(552年)，文宣至营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崔)柳以五千户反命。”从高丽与东、西魏、北齐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高丽的目的仍是阻挡中原统一，以图谋自存，它开始“至西魏朝贡”，后来看到西魏的力量逐渐强大，便又遣使东魏。北齐代东魏之后，又“遣使朝贡于齐”，而北齐文宣帝也对高丽王高成封官加爵。这种种历史迹象，显然是因为宇文泰所建立的西魏和后来又为宇文氏所篡夺而建立的北周，与东魏、北齐经过几次交锋，西魏、北周的军事力量，显然居于优胜的地位，“缦骎然有统一中原的气势，于是才有吐谷浑、高丽遣使东魏、北齐，结成与国来阻挡西魏、北周的统一。阻挡中原的统一，不但是高丽、吐谷浑遣使东魏、北齐的目的，同时也是遣使南朝的目的。”

　　虽然高丽不断遣使南朝和北朝的东魏、北齐，以阻挡中原的统一。但是，中原的统一，乃至南北朝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隋文席杨坚代周建隋之后，就积极准备进兵陈朝，以统一南北。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南北后，使阻挡统一的高丽非常恐慌。《通鉴》曰：“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与此同时，“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其所以“大惧”，是因为隋灭陈统一南北后，就有力量来对付他们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隋统一南北后，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对付吐谷浑、突厥和高丽了。而吐谷浑、突厥、高丽也不断遣使隋朝，表示友好，以图自存。如《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二年春正月“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十一月丙午，高丽遣使贡方物”；开皇三年正月、四月、五月高丽曾三次“遣使来朝”；开皇十一年正月、五月高丽两次“遣使贡方物”。高丽不断地遣使隋朝，是由于高丽受到了隋朝的军事威胁，对隋王朝“恒自猜疑”，便不断遣使以访国家消息，试探虚实，积极图谋自存。从而更引起了隋朝对高丽的戒备，终于派大军征伐高丽。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隋王朝“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失败而告终。从此，高丽对隋更加戒备。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炀帝在突厥启民可汗帐中见到高丽使者，非常愤怒，便对高丽使者说：“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从而积极准备征伐高丽。大业七年炀帝下诏曰：“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并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征高丽，三次失败，引起了隋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埋葬了隋王朝。

　　唐王朝建立初年，由于各地农民起义和地主武装还未平息，唐王朝还没有完全统一，因而与边疆各族和平往来。武德二年，高丽王高建武“遣使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岣高祖感隋末战士多陷其地，便于武德五年赐建武书，要求将隋末留居高丽之汉人全部放还，“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武德七年，“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高祖便“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武德九年，“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同年，“新罗、百济遣使讼建武，云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高祖也没有多加责备，只是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罢了。高祖曾对群臣说：“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团并准备下诏以述此意。虽然在温彦博、裴矩等人的劝说下，高祖未下此诏，但武德一朝也没有对高丽进行征伐。

　　唐太宗即位后，全国已真正统一，便开始经营边疆。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突厥、高昌、高丽和吐蕃。贞观二年，唐太宗派兵“破突厥颉利可汗”后，高丽王“建武遣使奉驾，并上封域图”。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军平定高昌，执高昌王麯智盛，高丽得知后非常恐慌，便遣“其太子桓权来朝”(桓权，引日唐书·太宗纪》作相权)以探访国家消息。贞观十五年，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回来后对唐太宗说：“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从辽东返回后，吐蕃赞普遣禄东赞来贺，奉表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坠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不论高丽遣使来朝，还是吐蕃遣使来贺，其真实意图都是讨好唐朝，以图谋自存。从而我们说，高丽通过各种途径阻挡南北统一，以图自存，便是隋文帝父子、唐太宗父子征伐高丽的根本原因。

　　三

　　由上所述可知，唐太宗父子攻打高丽，是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的，即唐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许多大臣都反对攻打高丽，并有许多恳切的谏诤之词。

　　贞观十七年，“太宗将征高丽，(姜)行本谏以为师未可动，太宗不从。困张亮也“频谏不纳。”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差跌，无以示威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当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时，褚遂良又上《谏亲征高丽疏》，认为不宜亲征。尉迟敬德也上疏说：“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自空虚。辽东路遥，恐有元(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傥或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对其诸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并上书唐太宗：“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当高宗又要亲征高丽时，李君球也上疏说：“彼高丽者，遐荒小丑，潜藏山海之间，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何至乎疲中国之人，倾府库之实，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蚕织。……设令高丽既灭，即不得不发兵镇守，少发则兵威不足，多发则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转戍，万姓无聊生也。万姓怨则天下败矣，天下既败，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为征之不如不征，灭之不如不灭。”

　　唐出兵征伐高丽，历经太宗、高宗两朝，凡二十余年，出征六次，即贞观十八、十九年；贞观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二年；永徽六年；显庆五年、龙朔元年；乾封元年。直到总章元年(668年)，唐征高丽才以胜利而告终。

　　在唐太宗父子攻打高丽的过程中，尤其是要亲征时，大臣褚遂良、房玄龄、尉迟敬德、张亮、姜行本、李君球等，都持反对态度。可以说，太宗父子攻打高丽，大臣们赞同者少，反对者多。

　　面对高丽的威胁，太宗父子不得不积极攻打，但又多次失败；面对大臣们的反对，太宗父子又不得不给予解释说明，但解释说明的范围毕竟有限，绝对不可能及于官僚阶层的大部分。一向以善于纳谏而著称的唐太宗，对此也的确有点无可奈何。

　　《兔园策府·征东夷》正是在唐太宗父子面临困境下的产物。当时，一方面攻打高丽不断失败，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另一方面，大臣们又不断反对。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太宗之子的蒋王，令其僚佐拟出《征东夷》的策问，既可以让僚佐们广泛讨论，征得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供最高统治者参考。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代科举考试注重社会现实、学以致用的积极方面。（摘自《敦煌研究》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