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的历史沿革

　　中国西藏的历史沿革

　　陈庆英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省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西藏的面积为１２０万平方公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区人口为２６２万，其中藏族占９５％以上，其他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等。

　　西藏自治区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从北到南有四个巨大的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即：阿尔金山——祁连山脉、昆仑山——巴颜喀拉山脉、喀拉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这些山脉中间扩开，两头聚拢，西部形成帕米尔高原“山结”，东南形成横断山“山束”，使得整个青藏高原在地形图上象一个内装重物、两头扎紧的大口袋。在高原的内部，南北并列的山脉和山脉之间的台地又形成一个一个小的口袋。如同在一个大口袋中装着若干个小口袋。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占整个青藏高原面积的一半还多。西藏的总体地形构造是夹在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唐古拉山这南北两道高墙之间的西北高东南低的三级阶梯，即是：１、藏北高原，约占西藏面积的２／３，平均海拔在４５００米以上，除西南角的几条河以外，多数是内流河，形成众多的高原湖泊；２、雅鲁藏布江流域，平均海拔在３５００米左右，河流都汇入由西向东的雅鲁藏布江；３、藏东峡谷地带，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到金沙江，平均海拔在３５００米以下，地势北高南低，山脉和河流变为北南走向。

　　从地形上看，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大多数海拔超过８０００米的高峰都集中在这里，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势陡降，很快与印度炎热潮湿的恒河平原相接，形成南麓和北麓的气候和自然景观相差悬殊。而在西面、北面和东面，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相连接，气候和自然景观逐步过渡。由于海拔高，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所以高原气候寒冷而且干燥。拉萨１月平均气温为－２．２℃，７月平均气温为１５．１℃；那曲１月平均气温为－１３．９℃，７月平均气温为８．９℃。西藏绝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在１０℃以下，拉萨、日喀则的年平均气温和最热月气温，都比同纬度的重庆、武汉、上海低１０～１５℃。整个青藏高原冬季漫长，无霜期短，拉萨和日喀则为１２０～１８０天，那曲地区仅有６０～８０天，没有严格意义的夏季。年平均最低气温低于０℃的天数，西藏拉萨约为１７３．３天，日喀则为１８９．７天，那曲为２７６．９天；而年平均最高气温高于１０℃的天数，大部分地区在５０天以下，最高的也不到１８０天。降水量少而且集中在７、８两个月，年降水量拉萨为４５３．９毫米，阿里噶尔镇为６０．４毫米，那曲为４０６．２毫米。冬春多暴风雪，夏秋多雷暴、多冰雹，那曲年平均雷暴日在８５天以上、雹日在３５天以上。西藏又是多风的地区，年平均大风（８级以上）日数拉萨为３２．４天，日喀则为５９．３天，而那曲和阿里的牧业区为１００～１５０天，最多的地方可达２００天。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西藏的植被呈垂直分布，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有森林，再往上依次是灌丛草甸、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雪线以上的高峰峻岭，终年冰雪覆盖，为大片的雪山冰川，类似地球的南北两极的景观。从整体来看，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是荒漠草原，不适宜农耕，只有少部分气候比较温暖的河谷由于日照长、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发展高原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但耕地总面积不到２７万公顷，大部分地区为高原游牧区。虽然西藏牧业分布地域辽阔，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面积有限。草原牧草生长季节短，产草量低，载畜量低，而且多风雪灾害，生产很不稳定。农田必须有水利灌溉，庄稼才能生长成熟，因此耕地分散在河谷地带，一年只能一熟。繁衍生息在西藏的各个民族，是在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与严酷的自然条件不断的艰苦拼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活动遗址，有一部分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这说明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在西藏高原。其中对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的发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卡若遗址面积约１００００平方米，出土大型石器近７０００件，有铲、斧、锄、犁和切割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骨器４００多件，有骨锥、骨针等；陶片２００００多件，陶色有红、黄、灰、黑四种，有陶罐、陶钵、陶盆等。另外，卡若遗址还出土了猪、羚羊、狍子等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以及大量的粟类谷物，还有房屋遗址２７处，有石墙、灶、灰坑等。据考古学家鉴定，卡若遗址的年代距今４０００多年，它证明当时西藏人类种群的一部分正逐渐进入定居时代，生产活动已从采猎扩展到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考古学家还认为，卡若遗址是一座至少延续了１０００多年的原始村落，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进化水平基本相同，而且文化内涵有很大的相似性。（《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曲贡遗址有早期石板墓两座，灰坑十多个，出土石器有近万件之多，骨器有古针、骨锥等，特别是一枚骨针在针尖穿一针鼻，针尾无鼻，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针相似，是全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鼓腹罐等，外表打磨光滑，压有变化多样的几何纹饰。另外，曲贡遗址中发现双肩石铲、石磨盘，表明４０００年前拉萨一带农业经济已经产生。（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藏族的传说和古籍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本教的文献中，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还有的传说认为是由猕猴和岩魔女的结合传出西藏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泽当的附近，这一传说可能是古人类对祖先来自森林地区的模糊的记忆。藏文《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说，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就被称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可见是由地域的名称演变为民族的族称。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青藏高原的古人类最初活动的地域应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后来随着使用火的出现、人类抵御猛兽的能力的增强、人类食物的种类的增多，逐步沿着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并在这些河谷地带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驯养家畜。在农业发展到可以养成畜群并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才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以奶酪肉食为主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草场，这使得游牧部落有可能和必要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芜人（汉文史料解释羌为西方牧羊人，其实际意义还有待研究）和西羌部落。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有许多先后加入到黄河中下游的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从其语言上的相近还能够看到他们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为藏族。羌藏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可能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２８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形成过程相同，西藏的古代居民最初也是以血缘亲属关系组成各个血缘氏族，由血缘氏族组成血缘部落，并且经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演变到父系氏族社会。《汉藏史集》说藏族先民最初分为塞（se）、穆（rmu）、东（stong）、董（ldong）四大族系，由此四大族系繁衍出大部分的吐蕃人。又说由四大族系分为查（dbra）、祝（vgru）、董（ldong）、噶（lga）、韦（dbas）、达（brdav）等六支，每一支又分为十几个支系。藏语称姓氏为rus—pa，本意是“骨头”，亦译“骨系”，就表明姓氏和血缘有密切的关系。古代部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的迁徙，由一个部落分化为若干部落，或者由于部落之间的通婚、结盟、战争征服等原因，几个部落合并为一个新的部落。为在频繁的争夺水源、牧场、田地和属民的部落战争中存在和发展，一些部落由临时的同盟发展为固定的联盟，或者被征服的部落附属于战胜的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同时在部落中出现了贫富的分化和等级的差别，一些部落的首领变成了部落的贵族，并把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遗传给自己的子孙，出现了“王”和“臣”、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战争中的俘虏被当作奴隶使用，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为战胜者的附属，要向战胜者交纳差税，在战争中提供兵员。部落联盟处在不断的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一些部落联盟衰败了，一些新的部落联盟又起而代之。

　　到公元６世纪时，藏族先民的部落群经过数千年的迁徙、发展和分化组合，形成大大小小的数十个部落联盟。其中分布在西藏地区的有所谓“四十小邦”，由四十小邦又合并为“十二小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十二小邦中有：“象雄”，位于西部阿里、拉达克一带，汉文史籍称为大小羊同，认为是西羌的一个部落；“娘若切喀尔”、“努布”、“娘若香波”，位于后藏江孜一带；“卓木南木松”，位于亚东到锡金一带；“几若江恩”、‘岩波查松”、“龙木若雅松”，位于拉萨河流域“雅茹玉西”、“俄玉邦噶”、“埃玉朱西”，位于西藏山南一带；“工布哲那”，位于工布地区；“娘玉达松”，位于娘布地区；“达布朱西”，位于塔工地区；“琛玉古玉”，位于桑耶地区；“苏毗雅松”，位于藏北草原直到玉树、甘孜地区，汉文史籍称它为西羌中的一个大部落。另有后来建立吐蕃王朝的“悉补野”部落，位于山南琼结一带。

　　在这些小邦中，有比较详细的历史传说记载的是悉补野部落。依据古老的传说，该部的第一代首领也 是吐蕃王室先祖涅赤赞普是从天界下降人间，降临雅拉香波神山，被当地牧人拥戴为王，由于是牧人以颈为坐椅把他抬回来的所以称为“涅赤赞普”。而本教文献则记载他是从波密一带迁徙到琼结地方，然后发展起来的部落首领，由于他来自波密，因此被称为“悉补野”。（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册，西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涅赤赞普的时代在雅隆河谷修建了雍布拉岗的官室，说明当时雅隆河谷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和牧业。涅赤赞普又传到止贡赞普，在部落联盟的内部斗争中，止贡赞普被属下的小部落首领罗阿木达孜杀死。涅赤赞普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到工布，其中的聂歧当了工布的小王，夏歧举兵报仇，夺回了王位，改名为布德贡杰，为止贡赞普修建了陵墓，并兴建了琼结的琼瓦达孜城堡。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说。在布德贡杰的时代已能烧制木炭，冶炼铜、铁、银等金属，还修渠引水，灌溉农田，并且制造犁轭，用二牛共轭耕田。铁制农具的出现和使用畜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因而人口增加，部落繁盛。部落联盟的发展带来了部落首领的王权的提高，在涅赤赞普时辅助赞普的是“三尚一论”，“尚”是舅氏，即亲缘部落的首领，“论”是赞普的家臣，还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特征。到第十六代赞普岱处保南木雄赞时，开始设置了“大论”（即大相），以后又出现了为赞普管理收纳贡赋的“岸本”（财税官）。各个部落首领和贵族要向赞普盟誓，效忠赞普 臣下的官位、领地、属民已被认为是来源于赞普的封赐，如果臣下不忠，赞普可以处以刑罚，剥夺其封地和属民；在臣下的家族发生绝嗣即没有男性后裔继承的情况下，其封地属民要由赞普收回，由此确定了赞普和臣下的君臣的关系。

　　到第二十九代赞普达市聂西时，雅隆悉补野部落已经基本上统一了雅鲁藏布江南岸地区，并力图向江北发展。此时拉萨河流域存在岩波查松（在澎波一带）和几若江恩两个小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岩波查松之王森波杰达甲吾溺于恶政，臣下怨愤，其家臣念几松那保劝谏，不被采纳，反被逐出大臣之列，念几松那保乃归降几若江恩之王森波杰墀邦松，杀死达甲吾，几若江恩吞并了岩波查松。墀邦松把达甲吾的辖地析出一部分划归念几松那波管辖，作其奴户。这说明给功臣封授土地和属民，已是当时的一种习惯。此后，被墀邦松划给念几松那波的属民娘曾古对念氏不服，向墀邦松申诉，遭到墀邦松的斥责。墀邦松的岸本韦雪多日库古和内相线墀热顿孔争斗，韦雪多日库古被杀死，其弟韦义策要求墀邦松作主，要线墀热顿孔赔偿命价，被墀邦松拒绝。于是深恨墀邦松的娘氏和韦氏秘密盟誓，要归附悉补野部，推翻墀邦松。后来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农氏和蔡邦氏。他们派人到琼结和达布聂西联系，达布聂西虽然有一个妹妹嫁给鼓风炉邦松，还是同意了消灭墀邦松的计划。在准备出兵的时候达布聂西去世，其子伦赞继承赞普位，继续这一计划，发兵一万，渡过雅鲁藏布江，在娘氏、韦氏、农氏、蔡邦氏的配合下，攻灭几若江恩小邦，占有了拉萨河流域。群臣给伦赞上尊号为朗日伦赞，朗日伦赞也论功行赏，给娘氏、韦氏、农氏各封给１５００户属民和土地，给蔡邦氏封给属民３００户。此后又有后藏娘若切喀尔小邦的大臣琼保苏孜杀死其王，以后藏的土地和两万户属民来献，朗日伦赞也对他加以封赏。至此，悉补野部统一了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地区，也即是西藏的主要的农业区域。

　　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

　　朗日伦赞统一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以后，在悉补野部的首邑琼瓦达孜之外在拉萨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统治中心，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所以藏文史料说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就出生在拉萨河上游的墨竹工卡的亚伦札对官（巴桑旺堆《我对〈松赞干布年谱〉的质疑》，《西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按松赞干布十三岁继位的说法，则朗日伦赞在统一诸小邦之后至少还在位十多年。在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显然是镇压各地残存的反抗势力，继续对苏毗、象雄等小邦进行统一战争，同时还要协调属下新旧贵族大臣之间的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因权势的分配产生的矛盾，加强赞普王室的地位，巩固新建立的王朝的统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他在这一时期曾派兵镇压达布地区的反叛，最后朗日伦赞被谋叛者进毒害死，都说明当时为巩固新政权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松赞干布的出生年代还没有定论，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公元６１７年出生（可能比这要早一些），６２９年继位为赞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他继位之初，“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象雄、苏毗、达布、工布等新附的小邦也公开反叛。松赞干布虽然是十三岁就亲政，但是他立即采取坚决措施镇压各种反叛势力，“对进毒为首者请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其后，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松赞干布为巩固新建立的吐蕃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措施，在西藏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后人公认为吐蕃王朝的创建者。

　　松赞干布的业绩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创制了通行至今的藏文和制定法律。按照藏族先民社会发展的程度，还在小邦林立的时期就已经有了使用文字的需要，很可能有一些地区使用过某几种不太完备的文字。松赞干布继位后不久就派遣吞米桑布扎等贵族子弟到印度去学习文字学，回来后创制了采用拼音的藏文，并且立即使用在吐蕃王朝的行政管理上。松赞干市以极大的热情推行藏文，使得西藏的古代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松赞干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以保证王室和贵族的统治地位，规范社会各个阶级的行为准则，镇压属民的反抗。赞普之下设大论一人（后期增加到多人）、副大论一人，协助赞普掌管军国大事，又设内大论一人，副内大论一人，掌管内政，设司法大臣掌管纠察和司祛。他还规定各级官员的品级、职权，以瑟瑟、金、银、铜、铁制作的章饰（告身）区分为十二等，严格规定社会个阶层的身份地位，身份不同的入受到伤害，对犯罪人的处罚从赔偿命价银１１０００两到１０两不等，以下犯上的还要伴以处死、抄没家产等，盗窃国王贵族和平民的财产处以从１００倍到８倍的罚款。随着阶级划分得到法律的保障，吐蕃社会上残留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社会作用被抑制和削弱，王室职权的权威在社会上确立起来。二是建立了一套军政、军民结合的行政体制。松赞干布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划分为四个如（ru，亦译为翼），即以拉萨为中心的伍如（dbu—ru，中央翼），以乃东为中心的约如（gyo—ru，左翼），以南木林为中心的叶如（gyas—ru，右翼），以拉孜为中心的如拉（ru-lag，分支翼）。按《五部遗教》的记载，每一个如又分为上下两部分，每如设将军一人，副将一人，分领上下部，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另有一个小千户所，《智者喜宴》说每个如还有一个直属赞普的禁卫千户所，台计四如有四十个千户所。在征服象雄和苏毗后又将如－千户所的体制推行到象雄和苏毗，象雄设十个千户所，苏毗设十一个千户所，合计全吐蕃有六十一个千户所。千户所设千户长，由赞普任命，有特殊功劳的大臣可以受封为世袭千户长。吐蕃的四如和千户所的划分是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因而是超越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王朝的行政机构。各个千户所之下又划分为若干个部落，部落设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税官、文书等官职，管理部落的生产、军事、赋税等。从敦煌出土的文书和新疆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木简看，各部落中有多种姓氏已是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部落中还有外民族的人掺杂其中，这说明吐蕃王朝时代的部落也在转变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三是继续进行统一青藏高原的事业。在征服象雄和苏毗之后，新兴的吐蕃王朝继续向东北方向扩张。当时在青海湖周围是吐谷浑王国，吐谷浑王室是从东北迁徙来青藏高原的鲜卑的一支，其统治的臣民多数是当地的西羌部落，吐蕃为统一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党项和西山八国等西羌部落，同时打通与经济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的通路，力图兼并吐谷浑，松赞干布亲自领兵会同象雄攻击吐谷浑，占领吐谷浑大部地方，吐谷浑向唐朝求救，于是吐蕃和建立不久的唐朝发生了军事冲突。松赞干布在带兵围攻松州，唐蕃互有胜负的情况下，转而向唐朝求亲，争取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朝的一代英主，雄才大略，在统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的同时，努力扩大与周围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他先派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唐书》记作禄东赞）到尼泊尔，迎娶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的女儿毗俱砥（藏文史籍记作赤尊公主）为妃。公元６４０年，他又派噶尔东赞域宋等人到长安（今西安），向唐朝求亲。经过多方努力，唐太宗同意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６４１年文成公主入藏，《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表现了吐蕃王朝对文成公主入藏的重视。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入藏，增进了吐蕃和南亚及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一些生产技术和工艺传入吐蕃，并有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佛教信徒，相传文成公主还带来了佛像和佛教僧人，两位公主在拉萨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成为西藏最早兴建的佛教寺庙。松赞干布还在拉萨红山（布达拉山）修建规模宏大的宫室，显现了吐着王朝时期发达的建筑工艺。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将近４０年，于６８０年去世，千余年来藏族人民中流传着许多赞颂她的故事。

　　在松赞干布在世的时期，吐蕃和唐朝之间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６４５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后返回长安，松赞干布派噶尔东赞域宋到长安祝贺凯旋，并献高七尺的黄金铸成的鹅作为礼品。６４８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印度），适逢天竺发生战乱，唐朝使臣被抢劫，王玄策逃到吐蕃，松赞干布派兵帮助，并征兵于尼泊尔，由王玄策带领前往天竺，平定了战乱，使唐朝使团顺利返回，并献俘于长安。后来王玄策在唐高宗显庆三年（６５８年）还经过吐蕃出使天竺，至今在西藏吉隆县还保存有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成为唐蕃这一段友好合作的历史见证。６４９年夏天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丧，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到长安吊祭，并上书表示对唐高宗即位的祝贺和支持。唐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賨王，还刻松赞干布石像立于唐太宗的昭陵之前，以示对吐蕃赞普的重视。

　　６５０年松赞干布去世后，因其子贡松贡赞先死，由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由大臣噶尔东赞域宋辅佐朝政。噶尔东赞域宋继承松赞干布的方针，完善法律，清查户籍，确定税赋，安定吐蕃内部。他还利用吐谷浑王室的内争，多次带兵攻击吐谷浑，甚至不惜与支持吐谷浑的唐朝发生冲突。６６７年噶尔东赞域宋死于吐谷浑地方，由他的几个儿子总揽吐蕃内外朝政。６７０年，唐朝为了支持吐谷浑，出动十几万大军护送吐谷浑王还青海，噶尔钦陵调集吐蕃二十多万军队迎战，在青海湖南面的大非川之战中，唐军覆没。从此吐蕃牢固控制了青海湖地区，并进一步与唐朝争夺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力图取得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芒伦芒赞６７６年去世，其遗腹子都松芒波结被立为赞普，噶尔钦陵继续掌政。由于噶尔氏家族长期专权，与其他贵族产生矛盾，同时也威胁到赞普王权的巩固，都松芒波结长大后，于６９５年到６９８年对噶尔家族进行讨伐，钦陵在青海宗喀地方兵溃自杀，其弟赞婆及儿子莽布支率部众投降唐朝，赞婆受封为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先封安国公，后以战功晋封拨川郡王，其后裔世代在唐朝担任官职。

　　都松芒波结剪除噶尔家族后，吐蕃王权得到加强和巩固，但是不久以后都松芒波结于７０４年在远征云南南诏时去世，其子赤德祖赞继位，年仅一岁，由其祖母没庐氏赤玛类听政。这一时期唐朝处于女皇帝武则天的晚年，唐蕃双方都被连年战争所困，希望恢复和平友好，都松芒波结在世时，赤玛类就曾为他向唐朝求亲，其后又为赤德祖赞向唐朝求亲。７０５年武则天去世，唐中宗继位，７０７年唐中宗以其侄子李守礼的女儿为自己的养女，封金城公主，许嫁赤祖德赞。７１０年唐中宗派专使和吐蕃的迎亲使者一起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百官隆重送行到陕西始平县，唐朝君臣还和吐蕃的迎亲使者联句和诗，歌颂唐蕃和好。唐朝还因吐蕃的请求，把黄河九曲之地赐给金城公主为汤沐邑。金城公主还带了大批工匠、杂技艺人和佛教僧人等，他们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藏后，唐善双方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局面。７３１年赤祖德赞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左传》等，并要求定界互市。赤祖德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７３３年唐蕃双方在赤岭（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于赤岭、甘松岭互市，双方边将和官员参加，并通告各地，双方和好禁止互相抢掠。

　　不久，由于双方统治者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势，而且边将也想从战争中获取功名，唐蕃之间的战事又起。吐蕃北面与突骑施联合，东南与云南的南诏联合，７５１年南诏王阁罗凤投靠吐蕃，吐蕃封阎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弟），合兵对唐朝造成严重威胁。唐若战争的规模扩大，双方在交界地区的战争相持不下，都出现了一批拥兵自雄的将领。约在７５４年，担任大论的末东则布和朗迈色等作乱，杀害赞普赤德祖赞，到７５５年吐蕃王朝才平定叛乱，执杀为首的叛臣，抄没其家产，流放其亲属。并由年仅十三岁的赤松德赞继位。就在这一年唐蕃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唐朝抽调大量对付吐蕃的军队去平乱，使得西面的防务空虚，吐蕃乘机占领了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唐朝的大片地区，并在７６３年１０月，乘唐朝君臣不和之机，集中约二十万军队东进，直入长安，唐代宗仓皇出奔陕州。吐蕃军占领长安仅十五天，但是还是立了金城公主的侄子（实际上与金城公主同辈）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并设置百官，只是由于不适应长安秋季的酷热，吐蕃军中疾病流行，加上唐朝勤王之军逼近，吐蕃军自动退出长安。在赤松德赞在位的时期，吐蕃王朝的辖地大大扩张，东面与唐朝大体上以陇山为界，还多次进到宝鸡，威胁长安，北到宁夏贺兰山与回纥相接，南面以南诏为属国，西面尽有安西四镇，在中亚与大食相抗。据藏文史籍记载，此时吐蕃还一度进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恒河北岸。说当时的吐蕃王朝幅员万里，并不为过。

　　吐蕃王朝的武力扩张，固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但是在另一方面，战争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地出产的绸缎、茶叶等物品，逐渐成为藏族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吐蕃的畜产品和药材等也大量流入汉族地区，吐蕃的服饰和工艺、马球运动等，也对唐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吐蕃后期的历史中，佛教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松赞干布时期已开始有佛像的传入，其后在是否允许信仰佛教的问题上发生过尖锐的斗争赫松德赞继位后，清除反对佛教的大臣，从印度迎请寂护（希瓦措）和莲花生大师，大规模地发展佛教。莲花生以佛教的世间神的理论，将西藏原来信奉的山神、湖神、龙神等纳入大乘佛教的神灵体系之中，创制了一整套的祭祀供奉的仪轨，便于在吐蕃社会推行佛教。７６７—７７９年修建了桑耶寺，并剃度“七试人”出家，使桑耶寺成为西藏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院，同时通过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建立了佛教在吐蕃发展的根基。从那以后佛教在吐蕃发展很快，赤松德赞和他的儿子牟尼赞普、赤德松赞都不遗余力地扶植佛教。佛教寺院和出家僧人的费用都由王室以臣民的税赋供给，同时寺院和僧人也在王室的严格控制之下。为管理佛教，专门设置了教法官员。后来赤德松赞把自己幼年时的佛教老师娘定埃增委任为钵阐卜，封给他土地和属民，让他掌管军政大事，地位在所有大臣之上，被称为“僧相”。８１５年赤德松赞的儿子赤祖德赞（热巴巾）继位后，进一步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修建寺院，增加僧人，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在他们父子在位的期间，吐蕃的佛教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大量精美的藏文佛经写卷，数量仅次于汉文写卷，就是吐蕃佛教的文化遗产。规定由七户百姓供养一个僧人，使佛教僧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权阶层，同时用法律规定对那些对佛教僧人稍微表露出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严厉的镇压。因此激化了僧俗之间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最后在８４１年赤祖德赞被反对佛教的大臣暗杀，其兄朗达玛被扶上王位。８４３年朗达玛下令禁止佛教，杀害僧人首领，强迫僧人还俗，关闭寺院，毁坏佛像、佛经、史称“朗达玛灭佛”。但是强力禁止佛教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激起僧人的反抗，８４６年朗达玛被僧人拉隆贝吉云丹射死。

　　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允丹和微松各有一派大臣支持，双方为争夺王位爆发了内战，掌握军权的将领也随即发生混战，长达二十多年。统治集团的混乱又在８６９年引起平民百姓的反上之乱（或称奴隶平民大起义），８７７年起义军发掘赞普王陵，逐杀王室和贵族，吐蕃王朝彻底崩溃。

　　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８６９年到１２３９年的３７０年中，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起大的统一政权，所以史称分裂割据时期。在这期间，允丹及其后裔占据拉萨和桑耶地区，微松占据山南地区，９０５年微松在雅隆被臣下毒死，他的儿子贝考赞逃到后藏日喀则一带，修建城堡，安置部属。９２３年贝考赞又被平民起义军杀死。其长子扎西孜巴贝占据江孜，次子吉德尼玛衮逃到阿里普兰，与当地贵族联姻，他的三个儿子分据拉达克、普兰、古格，后来建立起拉达克王朝和古格王朝。

　　青海河湟地区的藏族首领在唐朝衰微后，从西域迎来一个赞普的后裔，奉为领袖，建立起角厮罗政权。在青藏高原的其他地方由各个地方首领统治，他们有的是新兴的家族，有的是吐蕃王朝的贵族的后裔，成为一些互不统属的封建领主。在吐蕃王朝崩溃和部落制度瓦解后一度出现过的自耕农和广大农牧民，在长期的战乱中，或者由于战乱中被俘虏，或者由于经济破产，欠下债务，或者由于寻求地方豪强保护安全，依附于地方的政教首领，成为这些地方首领的依附民，在吐蕃王朝时代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部落平民阶层逐渐转化为依附领主的农奴，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各个地方普遍建立起来。

　　分裂割据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佛教在西藏再次复兴。朗达玛灭佛时逃到青海的僧人藏饶色、约格迥、玛释迦牟尼等三人居住在青海化隆县的丹斗寺，于８９４年收了一个当地的弟子拉钦贡巴饶色，在给他授戒时因比丘人数不足，还请来了两个汉族比丘参加，以后逐渐在河煌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中心。约在９３６年桑耶寺地方首领意希坚赞（允丹六世孙）派遣卢梅喜饶楚臣等卫藏十人到青海从拉钦贡巴饶色的弟子那里受戒，然后返回西藏传法授徒，恢复和新建寺庙，形成许多僧团，史称“下路弘法”。历史上以９４９年卢梅在拉萨建立僧团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标志。此后不久，古格王朝的小王首领意希沃为恢复佛教，修建了几座寺庙，还派了一些青年到印度去学习佛教，其中的大译师仁钦桑布曾三次到印度学习，后来住持托林寺，翻译经典，传法授徒，逐渐推广佛教，史称“上路弘法”。

　　在后弘期初期的一个世纪中，卫藏十人和他们的弟子在前后藏各地建立了许多增团和寺庙，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遗留至今的康玛县的艾旺寺和江浦寺（萨玛达寺）、夏鲁坚贡寺、扎囊寺的宗教艺术，反映了汉地和河西陇右地区的艺术对西藏的影响，成为西藏佛教艺术中的精品。古格王朝还在１０４２年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孟加拉国人）入藏传法。１０４５年阿底峡又被前藏各地区的佛教人士的代表仲敦巴（１００—１０６４）迎请到前藏地区传送，１０５４年阿底峡在聂塘地方去世后，由仲敦巴统领众弟子，在１０５６年在拉萨北面兴建了热振寺，由此逐渐发展出噶当派。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修习佛法的在家僧人素尔波且（１００—１０６２）建立邬巴隆寺，整理吐蕃王朝时代翻译的经典，以此为中心发展出宁玛派。１０７３年款氏家族的官却杰波建萨迦守，发展出萨迦派。山南洛扎县的玛尔巴译师曾多次到印度学习佛法和梵文，他的一个弟子米拉日巴以修行和传法著名。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杰１１２１年建塔波寺，同年穹波南交建香巴寺，由此发展出塔波噶举和香巴噶举派。塔波噶举中塔波拉杰的弟子都松钦巴１１４７年建昌都噶玛寺，１１８７年建楚布寺，发展出噶玛噶举派；帕木竹巴１１８５年建丹萨替寺，发展出帕竹噶举派；达玛旺秋１１６０年建拔绒寺，发展出拔绒噶举派；尚蔡巴１１７５年建蔡巴寺，发展出蔡巴噶举派。这四个派别被称为塔波噶举的四大支。帕竹噶举派中，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贡巴仁钦贝１１７９年建上贡寺，发展出止贡噶举派；达隆塘巴扎西贝１１８０年建达隆寺，由此发展出达隆噶举派；林热白玛多吉（其弟子藏巴嘉热１１９３年后建“主”寺和热垅寺）传出主巴噶举派；格丹意希僧格（其弟子却闷朗１２０６年建雅桑寺）传出雅桑噶举派；杰擦和衰丹兄弟建绰浦寺，发展出绰浦噶举派；楚臣僧格１１８１年建修赛寺，发展出修赛噶举派；意希孜巴建叶巴寺，发展出叶巴噶举派；喜饶僧格传出玛仓噶举派。这八个派别被称为塔波噶举的八小支。实际上各地方势力和佛教寺院相结合，因此形成不同的教派，这是前弘期所没有的。２、一些寺院拥有土地属民，古格王朝把几个谿卡送给仁钦桑布，这是有关寺属庄园的最早的记载。萨迦派家族的庄园属民和寺院结合在一起。这是政教会一的基础。３、从吐蕃王朝时佛教强调对佛祖的崇拜演变为强调对本派祖师的崇拜，强调师传，强调视师为佛，而仲敦巴、米拉日巴、萨钦贡噶宁波等西藏的祖师的出现，使佛教进一步本土化。

　　分裂割据时期西藏对外的交往，在宗教上是河西陇右和印度的僧人入藏传法，然后西藏的一些教派的高僧又到青海、西夏等地去传法，有的西藏高僧还被西夏王朝封为帝师、国师，西夏王朝的经济支持对西藏的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藏在经济上通过角厮罗政权和西夏王朝与汉地保持联系。宋代的茶马互市非常兴盛，就是这种联系的表现。

　　元代西藏历史

　　１２世纪末到１３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１２３５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１２３９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１１７５－１２５５），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１１８２—１１５１）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１２０４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人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 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１２４６年８月抵达凉州，并在１２４７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１２５１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１７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１２５１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１２５２年６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１２５３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１２５６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刺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后，噶玛拔希一度因为有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中，噶玛噶举派没有自己掌握的万户府，但是其宗教影响却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１２８４—１３３９）曾两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请到大都传法，元顺帝曾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并赐给玉印，封诰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１３４０－１３８３）也很有名，１３５６年元顺帝就传旨命他进京，他于１３５８年从楚布寺寺出发，１３６０年到达大都，在元顺帝宫廷中活动了四年，被封为“大元国师”，赐给他玉印，１３６３年他离开大都回藏。他的侍从人员中还有被封为国公、司徒的，都得到赐给的印信封诰。

　　１２５９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时在四川军中去世，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５月，阿里不哥也到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１２６４年７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１２６０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１２８８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增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复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八思巴１２６５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委任各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和万户长，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１２６９年八思巴返回大都，进献他遵照忽必烈的诏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以后元朝始终设置有帝师一职，多数情况下由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在款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的高僧担任。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由于帝师和萨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设萨迦本钦，在帝师和萨迦法王之下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直接管辖有约一个万户的属民，故专设朗钦管理。八思巴还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组织（掌管宿卫的侍从机构）为自己设立拉章组织，由一批侍从官员组成，后来拉章制度为许多宗教首领效仿，成为藏族地区掌管一方政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必需的侍从组织。各个万户和千户中，有的万户长和千户长还直接到大都朝见，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习惯上说元代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实际上各个万户的设置以及他们和萨迦的关系前后有过一些变化。

　　约在１２８０年，在平定萨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贡噶桑布之乱和八思巴去世之后，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到１２９２年平定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乱后，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议，又把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官员，除从地方僧俗领主中委任的万户、千户之外，见于《元史》百官志记载的有：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此外，附属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有：纳里速古儿孙元帅二员，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处转运一员，担里管军招讨使一员，担里脱脱禾孙一员。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从藏文史料看，有一些萨迦本钦曾经在元朝中央的宣政院担任官职，然后回西藏担任萨迦本钦，有的萨迦本钦还同时兼任乌思藏宣慰使的职务。例如萨迦本钦甲哇桑市曾经为帝师贡噶坚赞掌文书，作为贡噶坚赞的侍从到朝廷，先被任命为宣政院的官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乌思藏本钦，返回西藏，娶妻生子。后来他又再次到朝廷，多次担任宣政院的长官，得到过封诏，前后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后来他又回到萨迦，再次担任萨迦本钦。大司徒绎曲坚赞说“他是官至一品的官员，他是荣禄大夫，三任院使，要撤职或处死，只有皇帝才有权。”元朝还几次派遣官员入藏，在萨迦本钦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户口，确定各个万户的贡赋，并且建立驿站以及保证驿站交通的乌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础上，元朝在西藏屯驻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

　　在元朝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权力的萨迦款氏家族，在八思巴去世后不久，就出现内部的权力斗争。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后，宣称他的叔伯兄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不是真正的萨迦款氏家族血统，由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江南杭州。直到达玛巴拉去世后没有继承人，元成宗才把达尼钦波桑波贝接回，承认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命他多娶妻生子，因此达尼钦波桑波贝有七个妻子，十二个儿子。１３２２年达尼钦波桑波贝去世后，家族内部矛盾又有发展，１３２５年在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帝师贡噶洛追坚赞的主持下，将他众多的异母弟兄们划分成了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拉章系统，把萨迦款氏家族从元朝得到的权势和封爵分配给了他四个庶母的儿子们。细脱拉章得到了萨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师的职位，仁钦岗拉章似乎是与细脱拉章分享萨迦法座的继承权，都却拉章得到的是白兰王的封爵。在萨迦寺总的法座之下；各个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在经济上各个拉章拥有各自管辖的属民、庄园和城堡。萨迦派尽管与往昔一样得到元朝的大力支持，各个拉章也都有显赫的官职，仍凌驾于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上；但在后来遭到帕竹万户强有力的挑战时，内部分裂松散的弱点均暴露无遗，造成萨迦派的权势迅速瓦解。

　　正当萨迦地方政权危机四伏、内部纷争不休之时，在山南雅隆河谷，帕竹万户正在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１３０２—１３６４）的领导下不断积蓄势力，悄然兴起。绎曲坚赞少年时曾被送到萨迦去当萨迦首领达尼钦波桑波具的侍从，学习佛教，同时也学习办理行政事务的知识，这是当时西藏各个万户的贵族首领和萨迦保持关系的一种习惯做法。１３２２年维曲坚赞出任万户长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并训练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绎曲坚赞认为，以前旭烈兀的封地范围都是帕竹万户的领地，至少是忽必烈及宣政院历次颁发文告圣旨中规定的领地，凡是在前几任万户长时丢失给其他万户的，都应该收回。他的这一想法不仅符合元朝的法度，也符合复兴的帕竹大小领主及属民的愿望。经过十几年中的多次挫折，绛曲坚赞终于打败了和帕竹有领地争端的邻居雅桑万户，收回了失地。萨迦不愿意帕竹万户过分强大，以调解纠纷的名义来压制帕竹，几次想以合法的名义撤换绎曲坚赞，都因绎曲坚赞的抵制而失败。１３４６年萨迦本钦甲哇桑布纠集同样不愿帕竹强大的蔡巴万户和羊卓万户的军队，兵临乃东城下，在绎曲坚赞和雅桑万户长在本钦面前诉讼时逮捕绎曲坚赞，逼迫帕竹交出乃东，由于绎曲坚赞事先作了安排，本钦未能占领乃东，只好将绎曲坚赞押解到后藏。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萨迦发生内争，甲哇桑布被撤职，绎曲坚赞被放回乃东。１３４８年８月，萨迦本钦旺尊调集蔡巴、羊卓等万户联军再次进攻帕竹，由于萨迦临阵易帅，指挥失利及内部不和，在万众一心、背水一战的帕竹军队的面前节节失利，屡屡败阵，帕竹占领了雅桑大部，迫使蔡巴万户割地求和。１３５０年绎曲坚赞派遣使者进京奏报，元顺帝承认了绎曲坚赞的既得权力和地位，赐给万户长银印两枚。１２５３年帕竹再次打败萨迦纠集的蔡巴、止贡等万户的军队，并利用萨迦的内部矛盾，与甲哇桑布结盟，反攻到萨迦，占领了萨迦寺和乌思藏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１３５８年，绎曲坚赞正式从萨迦派手中收缴了萨迦本钦的大印，并按元朝皇帝的圣旨经办帝师索南洛追赴京就职事宜。１２６０年，绿曲坚赞再次派遣喜饶扎西等人进京，请求元朝皇帝的加封。元顺帝赐给绎曲坚赞虎钮印章和封诏，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绎曲坚赞的辖地，册封绎曲坚赞的部下释迦仁钦为曲弥万户长。在乃东当着蒙古都元帅和乌思藏宣慰司官员，举行了宣读封诏的盛大仪式。接着按帕竹派的旧规，在丹萨替寺隆重举行了绎曲坚赞启用新虎钮印章（相当于原萨迦本钦的印章）的仪式，这标志着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管理乌恩藏地区过程的正式完成。

　　在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造出，这是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它们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１２６０年开始到１２８６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在艺术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守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６３９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泽当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耷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地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代宫殿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宇）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使用。此外元朝还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和蒙文译本《萨迦格言》等书籍，在当时推行政令、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藏传佛教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而被介绍到内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兴建和金属、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许多重要文物遗留至今，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密教石刻等。至元年间在大都进行的藏汉文佛典对勘，则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的西藏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３月，孙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还规定民国政府的参议院的议员，西藏也与各省、内外蒙古一样，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代表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４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这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中一直明确记载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１０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说“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袁世凯即下令恢复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派人前往印度册封，因英印阻拦而未果。

　　英帝国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立即利用西藏的混乱形势，进行挑拨离间；英印总督明托赶到大吉岭和达赖喇嘛商谈，向达赖喇嘛提供武器和经费，并提出由达赖喇嘛派其亲信达桑占东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组织起上万民兵，围攻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同时下令全藏僧俗，不准与汉人新政府来往，断绝给川军和汉人官员的粮草供应。１９１２年夏天四川和云南两省曾发兵援救在藏川军，已经打到江达地方，由于英国出面干涉，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命令四川、云南停止进兵。在藏的川军在辛亥革命后内部已经分为几派，争斗不止，加上孤立无援，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后来，由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出面作调解人，钟颖等人和达赖喇嘛派来的伦钦强钦巴谈判达成停火办法，川军将枪支弹药交出，由尼泊尔和英国的官员负责安全，从江孜、亚东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底，联豫、钟颖等官员和在藏的川军等全部离开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１９１２年１２月中旬回到拉萨，立即惩办在战斗中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的僧人，还有一些哲蚌寺的僧人和贵族也因支持过川军受到惩罚。他还提升在反对川军战斗中有功的人员，把达桑占东封为扎萨，继承被杀的亲汉派擦绒噶他的贵族地位。他又召集西藏地方头人代表开会，征求对西藏今后应采取的方针的意见，结果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下层的僧俗群众不赞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断绝联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军队就在工市江达以东地区，这又使达赖喇嘛受到种种制约，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在徘徊犹豫的状态中，不敢下决心去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英国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极力推动的“西藏独立”停顿下来，又以阻挠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直接接触和不承认民国政府、不提供贷款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策划召开“三方谈判”。在民国政府同意出席会议后，英国即在１９１３年夏天派其驻锡金专员柏尔先行进藏，与西藏所派的代表他钦夏扎会商达三个月之久，要夏扎尽量收集“材料”，准备对付中央代表的办法。即使是这样，英国还是担心西藏的代表在见到中央代表后会产生动摇，又设法限制西藏代表在印度时的活动，不让他们与中央代表有任何接触，以便他们从中操纵，谋取私利。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会议一开始，英国就唆使伦钦夏扎提出“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１９０６年的中英条约”、“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华官华兵不准入藏，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等无理要求。在中央代表据理驳斥并提出“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等条件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诱饵，哄骗和逼迫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英属印度。这笔肮脏的交易英国方面多年不敢公开，几十年后才悄悄塞进英国出版的地图中，而伦钦夏扎也不敢正式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方面也没有批准过这一非法的领土交易。在玩弄了这一套阴谋之后，英国代表又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把整个藏族地区划分为内、外藏，外藏包括阿里、卫藏和大部分康区，其余藏区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在英国代表的恫吓、威胁下，１９１４年４月，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说明只是草签需中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签字后，在草约上划了押；但是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对这一草约，袁世凯政府也不敢批准这一条约，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并声明中国绝不承认这一条约。拖到当年７月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无力东顾，西姆拉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以破产告终。由于这一原因，所谓的西姆拉条约虽然有英国和西藏代表的签字，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就是英国政府也没有正式公布过这一条约，只是到２０多年以后，１９３８年才在英印政府的“外务大臣”编纂的一本英印政府的条约集中将“西姆拉条约”悄悄塞进去，而“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也仍然不敢收入，直到１９６０年才由印度在地图册中收入，可见英印政府本身对这个非法的条约和地图也是理亏心虚的。

　　英国的侵略阴谋在西姆拉会议上遭到失败后，英国又唆使西藏地方当局扩充军备，向西藏提供新式武器装备，并在江孜设立军官训练学校，帮助藏军培训军官。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操纵下，在抗英战争中曾英勇反抗英国侵略的藏军蜕变为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服务的武装。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２年，藏军几次向驻守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直到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１９３１年藏军又向青海玉树地区发动进攻，被青海军队打败，四川军队也发动反攻，藏军退回到金沙江以西，１９３２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央与西藏当局谈判解决。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连年战争，虽然将其占领区向东推进了几百公里，却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西藏当局新增差税，征兵征粮，使得人民生活日益贫困。１９２０年帝国主义分子柏尔到拉萨，鼓动十三世达赖喇嘛把藏军扩充到１５０００人，并成立警察局，聘请英国教官训练警察，这些加重人民负担的措施激起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当时盛传三大寺僧人要打死英国人柏尔，达赖喇嘛派兵镇压，引起藏军和哲蚌寺的冲突，柏尔不得不离开拉萨。１９２３年因为增派差税问题，噶厦和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矛盾，格鲁派的重要领袖九世班禅被迫逃离西藏，经青海、甘肃到北京，这些都充分说明分裂势力以武力实行“西藏独立”的战争，在西藏也不得人心。

　　尽管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乱局势用尽一切手段策动“西藏独立”，历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国的血肉联系谁也无法割断。１９１９年甘肃省按中央指示派专员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１９２１年他又派亲信堪布贡觉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宫任职。１９２９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将达赖喇嘛的信交给国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进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１９３０年贡觉仲尼带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复信返回南京，达赖喇嘛加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１９３１年设立了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当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达赖喇嘛方面要求西藏代表全由达赖喇嘛派出，班禅方面要求平均分配，经蒙藏委员会调解，达赖喇嘛方面以贡觉仲尼等六人为代表，楚臣尼玛等三人为列席代表，班排方面以洛桑楚臣等四人为代表，邵章等五人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九世班禅也到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还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不仅以历史事实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对中央的正常的隶属关系，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７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颁给玉册玉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商讨西藏事务和班禅返藏问题。１９３３年４月，九世班禅派安钦活佛等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欢迎班禅返藏，并答应班禅返藏后将其原来的辖地交还，但是此事还未实行，十三世达赖喇嘛于１９３３年藏历１０月３０日在拉萨病逝。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打电报向国民政府报告，并通知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发布了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命令，并在南京举行追悼大会。九世班禅从内蒙古到南京参加了达赖喇嘛的追悼大会，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接着九世班禅返回内蒙古，经阿拉善等地到青海塔尔寺，筹划返藏。

　　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不久，西藏统治集团中即发生了变动，三大寺代表和僧俗官员会议罢免了擦绒达桑占东的噶伦职务、龙厦的藏军总司令的职务，逮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贡培拉，使亲英势力受到了一次打击。会议还依照清代的制度，决定由热振活佛坚白益喜丹真坚赞（１９１０—１９４７）担任摄政，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朗敦贡噶旺秋任司伦（总管政务的首席噶伦）。国民政府批准热振担任摄政，并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经过康区到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双方恢复关系的事宜，他还代表国民政府授予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名号。当黄慕松离藏时，取得西藏当局同意，留下部分随行人员在拉萨，以专使行署名义作为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的机构。英国看到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改善的趋势，惊恐不安，派人到拉萨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关，也得到西藏当局的同意，噶厦还给英国办事处的职员饶农巴都（又名罗布顿珠，锡金人）以扎萨名义，使他可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监视噶厦和国民政府在拉萨的人员之间的往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僧俗民众希望九世班禅返藏的呼声高涨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提出回藏的计划，决定取道青海，希望中央派得力大员护送，指导班排回藏后的宣化建设，并拨付专款经费。６月，国民政府批准了九世班禅的计划。此时后藏地区的代表和噶厦及三大寺的代表赶到塔尔寺，敦请九世班禅早日动身。可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对九世班禅回藏将使西藏和中央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十分恐惧，竭力破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以国民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违反《西姆拉条约》为由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当即指出《西姆拉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正式签字，不能成立，英国的抗议是无理的。英国人随即又在西藏进行挑拨离间，提出西藏虽然应当欢迎九世班禅回藏，但是应当拒绝中国军队入藏。在英国人的蛊惑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鼓吹不能同意九世班禅带卫队回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就班禅回藏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千方百计制造紧张气氛。１９３６年底，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就有关问题与拉萨方面反复协商。后来，西藏代表虽然不再坚持反对护送班禅的官兵进藏，但是卫队只能经那曲到后藏，五个月内必须全部撤回，又提出班禅回后藏后，后藏的赋税仍由前藏征收。双方交涉一直拖到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仍不能解决。８月，英国竟然趁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困难，再次就班禅回藏问题向中国抗议，国民政府于是命令九世班禅暂缓入藏，留住玉树。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愿望不能实现，抑郁成疾，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在玉树去世。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到曲科杰寺观湖，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在东方转生，随后在１９３６年秋天组织人员分三路到西藏东南部、康区和青海寻访。其中的格乌仓活佛（色拉寺杰扎仓的活佛）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他后来是１９５１年西藏的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等到青海，１９３７年１月在玉树拜见准备返藏的九世班禅，请求九世班禅给以指点和帮助。九世班禅介绍了塔尔寺附近的情况和他看到的几名灵异儿童的情况，并为此写信给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请求为格（乌仓）活佛的寻访提供方便。经过将近两年的寻访，格（乌仓）活佛在平安县祁家川的红崖村找到一个灵童拉木登珠，并将灵童和家属带到青海省政府会客厅在马步芳等官员参与下举行辨认前一世达赖喇嘛遗物的仪式。在确定可作为灵童之一后，格（乌仓）活佛要求先迎回拉萨供养，马步芳开始不同意，青海各大呼图克图也要求仿照七世达赖喇嘛之例，让灵童先在塔尔寺居住和学习，待中央和西藏地方当局商定后再护送进藏。噶厦于是向国民政府呈报寻访到灵童三名，请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抽签事宜。国民政府将此作为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契机，致电马步芳，令其派兵护送灵童全家进藏，并拨给护送费十万元。马步芳这才派师长马元海带一营骑兵护送灵童进藏，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初到达拉萨。当年３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专使进藏主持灵童掣签和坐床。吴忠信从重庆取道印度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隆重欢迎。但是此时在灵童掣签问题上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摄政热振活佛坚决主张青海灵童即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司伦朗敦在此问题上与热振意见不同，经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停止司伦朗敦的职务，西藏政教事权集中于热振一人，所以当吴忠信到拉萨时，原来说的三个灵童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而且已经接受僧俗礼拜，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而且热振活佛请求中央援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准予免除金瓶掣签的手续，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热振活佛的坚持请求下，吴忠信提出先由他本人查看灵童是否确实“灵异”，再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金瓶掣签；热振活佛接受这两个条件后，吴忠信在罗布林卡“查看”了灵童。１９４０年２月国民政府依据噶厦的呈请，发布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拨４０万元，作为举行坐床典礼的经费。２月１５日，吴忠信在拉萨喜德林寺的正殿代表中央政府向摄政热振活佛颁予“辅国普化禅师”的金册金印，同时新授其二等彩玉勋章，还向当时的四位噶伦颁发了三等彩玉勋章。英印政府在这时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以观礼的名义赶到拉萨，监视吴忠信的活动，并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他们唆使噶厦的少数官员将吴忠信在坐床仪式上的座位安排在热振活佛的对面，高低与司伦等人相等，而且把英印代表的座位与吴忠信排在一起，企图把吴忠信混同于一个外国来的祝贺的代表。吴忠信为此向噶厦提出了严正交涉，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终于使噶厦改变了原来的安排。２月２２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的座位安排在与达赖喇嘛座位平行的左方，面向南面，以表明吴忠信的地位至少与清代的驻藏大臣的地位相等。当天参加坐床庆典的有摄政、司伦、噶伦等西藏各级官员，各大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中央代表吴忠信和全体随员，尼泊尔、不丹在拉萨的代表，共计５００多人，而英印代表古德由于他在座位问题上的阴谋破产，没有参加当天的庆典活动。３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际。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后来，噶厦还派扎萨阿旺坚赞为代表到重庆，为中央派员进藏主持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向国民政府致谢。

　　吴忠信在１９４０年４月离开拉萨前，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本来向热振活佛提出的是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但是由于英国代表古德等人的阴谋活动，热振活佛考虑此事会受到西藏上层的一些人的反对，如果在僧俗官员会议上被否决，有损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威望，希望改用各方比较容易接受的名称；于是经国民政府同意，将机构名称定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随吴忠信进藏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一任处长。

　　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的威望日益提高，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亲英势力对这种发展十分恐惧和不满，他们费尽心机，利用各种手法，想要逼使热振活佛下台。他们利用热振活佛处理一些僧俗官员的任免总裁题上引起的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指称热振活佛和几个女人有染。年轻的热振活佛对此感到心烦意乱，求助于打卦问卜，得到的指示是继续任职将大为不利，只有回热振寺静修三年才能躲过灾祸。于是热振活佛不顾各方面的劝阻，决心辞职，并推荐当时担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的达扎活佛阿旺松饶土多旦巴杰增继任摄政。达扎活佛是堆龙德庆附近的打隆扎业党寺的一个品级较低的活佛，热振活佛曾经拜他为师学经，因此有师生情谊，他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正经师即是热振活佛自己担任）也是热振活佛提名的。当时达扎活佛已经６７岁，热振活佛推荐他继任，显然是为自己三年以后再次出任摄政而做的一种安排。而且在达扎活佛出任前，曾与热振活佛密谈一夜，双方有某种约定。１９４１年１月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务，并致电国民政府告诉自己辞职和达扎活佛继任摄政，２月，达扎活佛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业经达赖喇嘛明令暨西藏大众会议决定，一致推举微末为西藏摄政，再再敦请，无法推卸，特诹吉于藏历１月１日宣布就职，特电奉闻”。达扎接任之初，对热振活佛的推举表示十分感激，在热振离拉萨返回热振寺时，达扎还率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和藏军官兵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但是达扎活佛继任摄政以后，很快就被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所包围，他利令智昏，为了防止热振活佛东山再起，逐步撤换了热振活佛安排在重要职位上的亲信如基巧堪布阿旺丹增、孜本哲玉哇等，而提升亲英的贵族索康等人担任噶伦等要职，完全控制了噶厦，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急剧恶化。１９４３年夏天，在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支使下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办事处和英国、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一样，有事先向“外交局”接洽。由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坚持不与“外交局”来往，国民政府也宣布绝不接受“外交局”，并命令四川青海军队作相应布置，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西藏当局只得答应另设机关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来往，使这一阴谋宣告破产。英印政府又以此为理由向噶厦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装备，还鼓动达扎在拉萨举办英文学校，招收贵族官员的子弟入学，此事又引起三大寺僧人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４年４月蒋介石从他的侍从室中选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并决定扩大对西藏的宣传，加强与班禅徒属和拥护中央的西藏人员的联系。这时热振活佛辞职已经三年，他借色拉寺杰扎仓大经堂维修后举行开光仪式的机会到拉萨，希望与达扎活佛商谈他重任摄政的事情，但此时达扎已经羽翼丰满，在两人会面时绝口不提以前约定的事，热振只得仍回热振寺去修行。热振卸任后仍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到热振寺拜访他，他表示了希望中央支持他重新当政，要为增进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尽力。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全会选举热振活佛和洛桑坚赞为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达扎深感热振活佛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在１９４６年６月竟然在一次僧俗民众会议上给自己挂上了“杰布呼图克图”的名号，开创西藏历史上自封为呼图克图的先例。达扎还利用各种机会进一步排除热振活佛的亲信，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１９４７年，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但是印度并未放弃英国帝国主义在西藏取得的特权，反而以英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又摇身一变成为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在黎吉生的支使下，西藏派代表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帝国主义者在会议上将一面“雪山狮子”旗当作西藏的“国旗”悬挂在与会各国的国旗中，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上，中国地图竟然缺少了西藏，他们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制造西藏是“独立国”的地位，要与会的各国默认。这种手法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抗议，会议的组织者只得加以改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要西藏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１９４６年４月西藏代表由沈宗濂陪同从拉萨出发，达赖喇嘛的父亲让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随沈宗濂到南京学习。热振活佛虽然未能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仍通过他的朋友、西康地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顿珠朗杰等人带信给中央，陈述达扎就任以来投靠英国人、破坏汉藏关系的情况，请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黎吉生本来就对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设法破坏，要求西藏把代表团改为向同盟国祝贺胜利和“慰问”，也没有得逞。他在得知热振活佛写信的情况后，更极力挑拨破坏。他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去拜会达扎，造谣说热振派人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推翻达扎，支持热振重新担任摄政，国民党也同意派兵。达扎听到黎吉生的谣言后，大为惊恐，决心除掉热振活佛。经过和黎吉生等人周密策划后，４月１４日噶厦派噶伦索康和拉鲁、藏军司令格桑楚臣等带领藏军二百多人，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活佛，同时在拉萨逮捕了原噶伦彭康和热振扎萨坚白坚赞等人。热振寺在拉萨的人员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报告，但是藏军以急行军提前赶到，包围热振别墅，将毫无准备的热振活佛逮捕，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孜夏觉监狱，受到审间和折磨。色拉寺的僧众得知热振活佛被捕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他们打算在途中营救，因藏军改变路线未能成功。接着数百名武装僧人在堪布阿旺嘉措的率领下进入拉萨准备劫狱救出热振未成。噶厦随即调集大兵，配备大炮等武器，包围喜德林寺，同时围攻色拉寺。黎吉生不仅为藏军攻打色拉寺出谋划策，还派英国报务员福克斯帮助架设无线电台，沟通前线指挥和在布达拉宫的达扎活佛、噶厦之间的联络，藏军使用大炮轰击，经过两天激战攻入色拉寺，僧人伤亡惨重，杰扎仓被抢劫一空，阿旺嘉措带１０多人突围而出，逃往康区。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致电达扎和噶厦，要求保证热振活佛的安全，色拉寺僧人的反抗更使达扎等人对热振活佛的巨大影响恐惧害怕，决心除掉热振活佛。５月７日，热振活佛在狱中被害。热振寺的５００僧人得知热振活佛被害死的消息后，再次举行暴动，将住在热振别墅的１６名藏军杀死，并与前来镇压的藏军激战７天７夜，为首的热振活佛的索本堪布益喜楚臣在失败后带领十余人突围，逃往青海西宁。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取消他的呼图克图的名号，其转世降为措钦活佛，没收其大部分财产，并罗织其“罪状”，在大昭寺前公布。对热振活佛的亲信等人也给以不同的惩罚，扎萨坚白坚赞、卡多喇嘛、孜娘活佛等许多人被判处鞭打和终身监禁。尽管如此，噶厦还指示其驻京办事处处长图丹桑布向国民政府面呈噶厦的报告，宣称已照中央指示，对热振活佛的亲信人员“从轻发落”。不久，与热振活佛及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在拉萨突然去世，他的去世显然与亲英分子的暗害有关。

　　“热振事件”之后，达扎为首的亲英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活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仍然是在黎吉生的策划下，噶厦派出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为首的“商务代表团”，准备到美英等国考察“商务”，表面上宣称的目的是“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购买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实际上是想以此表示西藏能够进行外交活动，要求美英等国承认“西藏独立”。夏格巴后来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也说，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后却遇到护照签证和没有外汇等问题，于是夏格巴等人在１９４８年初又不得不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帮助解决。当时国民政府劝代表团不要出国，如果一定要出国，应该拿中国护照，由中央帮助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在南京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联系，司徒雷登让他们去香港，由美国领事在噶厦自己制造的“护照”上签证，同时将噶厦向国民政府申请的一批生丝出口证卖给印度商人，取得外汇，才购买机票到了美国。夏格巴等人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活动了几个月，可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他们只好空手返回了拉萨。

　　１９４９年夏天，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并向华南、西南各省进军。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于６月３日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批准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寻访的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免予金瓶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而此时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的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也在加紧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一方面对达扎和噶厦说，“在拉萨的汉人中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催促噶厦赶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一方面又上书印度政府，要印度考虑接受离开拉萨经印度过境的中国人。７月８日，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请到噶厦公所，以防止共产党混迹拉萨的名义，要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及在拉萨的所有汉族人在两周内撤出西藏，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并同时派藏军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封闭了办事处的电台，包围办事处人员的住所，不准办事处与中央政府联系。从７月１６日开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和在拉萨的汉族商人等１００多人，由藏军“护送”分三批离开拉萨到印度，直到７月２１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才得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被迫离开西藏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驱汉事件”无可奈何，只是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了几封电报，表示反对。而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对拉萨当局的“驱汉事件”表明了严正的立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９月３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奴隶”，“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就在此时，由夏格巴牵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评论员罗威尔·托玛斯父子进入西藏，同达扎活佛和黎吉生等人多次密谈，并转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托玛斯父子鼓动西藏当局赶紧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接受游击战技术训练，破坏交通补给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托玛斯父子返美前后，达扎等向美国政府要求“十亿美元”和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武器”援助，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答应给达扎等提供一批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及弹药等军事援助，并取得了印度政府的同意，准备将这些武器经由加尔各答、大吉岭运往西藏。于是噶厦决定扩军一万人，并向昌都、那曲地区增兵。黎吉生这时本应退休，印度政府又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以便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在黎吉生和托玛斯等人的策动下，噶厦的“外交局”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致电毛泽东主席说：“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经黎吉生策划，达扎还命噶厦起草了“西藏独立宣言”，由黎吉生修改定稿并翻译成英文后，派夏格巴和嘉洛顿珠带到联合国去吁请各国支持。还决定派出“亲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去活动，请求支持“西藏独立”，给西藏派来能够使用新式武器、指导藏军作战的人员。这个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经走到江孜，由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对日对此发表了严正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英、美、印度等国政府致电噶厦，表示不能接待这个代表团，噶厦不得不将已经出发的代表团召回拉萨。

　　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阶段。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千方百计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鼓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从事许多分裂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始终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同时西藏僧俗大众中，由于历史上和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肉联系，也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九世班禅出走到内地，说明西藏上层中仍有许多人希望保持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后期也恢复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在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等重大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仍然要依靠和通过中央政府来办理。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给西藏人民和西藏社会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统治集团矛盾加剧、经济文化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的局面。历史事实说明，即使是在中国处在八年抗战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也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西藏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西藏的和平解放

　　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内容。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喜讯传到甘、青、川、滇广大藏族地区，使各界藏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在１０月１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忧。”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并致电负责解放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３１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把解放西藏列为全国军民将在１９５０年完成的光荣任务之一。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１８军担负经曲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随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１月中旬，二野首长将仍在川南执行任务的第１８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召至重庆，向他们下达了上述命令，要求１８军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勇敢地担负起此项任务，并迅速付诸实施。其他将从新、青、滇人藏的部队，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面对外国侵略势力与达扎等人的扩军备战活动和西藏的社会情况，在给１８军部署进藏的任务时，二野政委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效，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人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关于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

　　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八条意见。５月１７日，中央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５月２７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定的准备和谈的１０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５月２９日批准后，于６月２日下发给各路准备进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后来人们把这１０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这１０项条款是：１、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２、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３、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４、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５、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子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６、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７、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８、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９、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１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这１０项条款把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指示具体化了，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被达扎和噶厦派往北京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所谓“西藏独立”的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２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并在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后，于３月１５日致函中国驻香港办事机构，公然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政府谈判。５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与中央谈判问题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西藏独立”是错误的，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北京谈祖国统一问题，才能受到中央的欢迎。同时，经中央同意，西北、西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先后４次派人克服重重困难到西藏去劝和。２月１日从青海派出的是藏族干部张竟成，他带去了青海省副主席廖汉生和著名藏族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书信；３月初从四川派出的是汉族高僧志清祛师（又称密悟法师）和贾题韬居士，他们带去了解放军欢迎西藏派代表赴京或到进藏部队前线司令部谈判的信息；５月初从青海派出的是塔尔寺当才活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隆务寺夏日仓呼图克图及大通县广慧寺先灵活佛，以及秘书、翻译迟玉锐等人，他们带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的信函；７月１０日从甘孜派出的是曾在１９３６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帮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意藏人）自治政府”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白利寺格达活佛，他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前全国政协曾特别邀请格达赴京出席政协二次全会，但他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致函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先进藏劝和，等西藏解放后再到北京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中央的和平呼吁并没有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第一次进藏劝和的张竟成，于１９５０年５月抵拉萨，６月初被迫离藏，噶厦让他捎给廖汉生的复信中，只承认中国和西藏之间存在“檀越关系”，而不承认西藏原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已由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政治关系；第二次进藏功和的志清法师和贾题韬居士，被藏军拦阻于金沙江以东，至当年１１月才得渡江西行；第三次进藏劝和的人员１０月抵那曲，其中的当才活佛会见达赖喇嘛后去了印度，夏日仓活佛、先灵活佛等，被押送拉萨软禁起来，该劝和团的秘书迟王锐等人则被送往山南泽当囚禁．至１９５１年２月才被释放；第四次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７月２４日抵昌都，８月２２日竟在食用了英国人的茶水后不久患剧烈腹痛身亡，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押解拉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督促和规劝拉萨当局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同时，第１８军从川南移师渐次向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白玉、巴塘一线开进。在西康藏区人民的无私支援下，１８军迅速作好了向西藏昌都地区进发的各项战斗准备。与此同时，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１４军１２６团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都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在沿途人民的无私援助下，于当年７月分别进抵青海玉树、云南德钦和新疆南部的于田县，作好了向西藏进军的一切准备。

　　８月１日，新疆骑兵师先遣连从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率先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该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共７个民族的１３５名指战员组成，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翻越昆仑山脉多座冰峰雪山，穿过阿里北部茫茫无人区，于９月中旬进抵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布地方，在那里停留２４０余天，等待后续部队。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严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争取、团结阿里噶尔本（当地最高行政官员）赤门·索朗班觉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还能把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带来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等拿出一部分救济当地遭受雪灾的贫苦牧民。因食品、药品和御寒用品未能得到及时补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指战员大部分得了肺炎和水肿病。待后续部队到达该地时，该连已有５６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李狄三同志是后续部队抵达该地几分钟以后壮烈牺牲的。该连队后来被授予“进军阿里英雄先遣连”的光荣称号。他们宁死都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辉业绩，至今仍为阿里地区各阶层人民广为传颂。

　　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１８军抵甘孜、德格后以部队首长名义给西藏昌都地区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和代本（团长）牟霞等人去信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劝他们放弃武力抵抗，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努力。进驻玉树、德钦等地的部队，也以礼对待来往于这些地方与西藏之间的商旅、香客等，并通过他们向西藏传送书信、宣传品，大力开展争取西藏群众、争取团结西藏官兵的工作。

　　在１８军作好向昌都进军的准备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促成和谈，再次作出努力。１９５１年４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７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会见了夏格巴等人，向他们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敦促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８月３１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政府：解放军即将按照预定计划在西康西部开始行动，向西藏开进，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于９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谈。９月６日、１７日、２３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申健代办、袁仲贤大使连续三次约见夏格巴等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进军行动，催促他们即速赴京和谈。９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表明解放军进藏的决心及争取和谈的诚意。但是西藏当局和夏格巴等人仍然以各种借口拖延，背地里又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央“交涉”，企图依靠印度的外交压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１９５０年５月，摄政达扎等擢升孜本阿沛·阿旺晋美为噶伦，并命他赴昌都担任总管，担负指挥藏军阻止解放军前进的“重任”。当时他就向达扎等人提出，希望与共产党谈判，否则他到昌都就毫无意义。８月２８日，阿沛·阿旺晋美到达昌都，原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几天后即以“昌都一地不能有两个总管”为由，报请达扎等人批准后，退至昌都以西的洛隆宗“镇守”。阿沛·阿旺晋美到任后的第８天，就给达扎等人发电报，指出：“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７、８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并提出：“应停止进攻（停止噶伦拉鲁制定的向玉树方向进攻的计划）。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该建议当然未能得到达扎等人批准。达扎等人自恃有外国人的军事援助，又有湍急的金沙江和高山峻岭的阻隔，他们以为６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牵制了人民解放军，使解放军不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发起进攻，因此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坚持闹分裂、搞“独立”的反动立场，顽固地拒绝和谈。他们继续调兵遣将，幻想依靠武力可以阻挡住解放军的前进。到９月底，集中在昌都地区的藏军（包括僧兵、“民兵”）已增至７５００余人。英国人福特、贝卡，印度人沙诺多吉、沙诺朋措等人已混入藏军，为藏军出谋划策或帮助架设电台，掌握电讯联络工作。达扎等人的种种作为，使得一场中央政府曾竭力避免的战斗变得无法避免。

　　从１０月６日起，第１８军以大约５个团的兵力，按预定计划，强行渡过湍急的金沙江，迅速从南、北两面包围昌都藏军。北线解放军又分三路，右路１５４团自邓柯渡江，与从玉树出发的青海骑兵支队经囊谦、类乌齐直插恩达，切断昌都藏军西逃的退路；中路５２师指挥部和１５５团、１５６团、炮兵营自邓柯渡江后南下，经生达直取昌都；左路侦察营、工兵营由岗托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实行佯攻。南线１５７团自巴塘渡江，直指宁静，从南面堵住昌都藏军的退路。云南军区１２６团和１２５团一部从迪庆出发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在解放军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二十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１２日，第９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１８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竭力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４０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１００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各寺，并立即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１９日，解放军和平进入昌都城，受到昌都寺僧人和城内居民的欢迎，该城宣告解放。２１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八、十代本２７００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被达扎等人部署在该地区的藏军，除第９代本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序列，已成为解放军的一支队伍外，其余５７００人大部被俘，由英美等国援助他们的大批枪、炮、弹药以及电台等军用物资，全被解放军缴获。混人藏军的４名英、印籍人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放下武器人员，人民解放军按照特别优待办法一一作了妥善处理。对被俘的藏军连以下人员发给路费、马匹、口粮遣返回家，属西藏的官员、头人，仍可照旧担任原来职务，并发还其私人自卫枪支。至此，昌都地区遂又恢复了和平的社会秩序。

　　王其梅率１８军前方指挥所于２４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优礼相待。此后双方间的关系，逐渐亲密，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１１月５日，由阿沛等４０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１１月１０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大体沿今青藏公路线配合１８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返藏的部署。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次年４月和７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１８军独立支队。

　　１２月２７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该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问题。经过５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中共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因此．由阿沛副主任牵头，该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的签名运动。于是，一份由更多人签名的吁请拉萨当局响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立即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呼吁书，派专人送往了拉萨。在昌都解放之际，已进驻阿里的英雄先遣连，将噶尔本向该连提出的“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意见，经王震将军报告了毛泽东。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亲自复信。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中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予你们。希望你们用种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抄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布告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并明确表示，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犯老百姓”。毛主席的复信经解放军转告噶尔本后，使他受到很大鼓励。次年春，他也给拉萨当局去信，历数解放军的种种好处以及他同解放军“相处很好”的情景，力促拉萨当局同中央和谈。

　　昌都的解放，使企图保持英国在西藏的殖民主义利益的印度政府感到“惊异和遗憾”。印度外交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２８日和１１月１日连续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公然说什么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派解放军进驻昌都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还说什么中国的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形势”，已经影响了中印间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并会严重影响中国参加联合国组织。还提出印度派驻在西藏的商业代表、武装卫队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邮政和电讯机关要继续存在下去。１０月３０日和１１月１６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在当年８月２６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已经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却又“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并强调指出：“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

　　继印度之后，英、美帝国主义者也对中国进行指责和威胁。１０月３１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撒谎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１１月１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竟蛮横无理地诬蔑我解放昌都是“侵略”，是“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１１月１４日，英国路透社还说，英国完全支持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假惜“西藏民众会议”名义于１１月７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控诉”。１１月１５日美国《纽约时报》竟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同一天，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驻美大使卡斯特罗就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个要求“干预”西藏问题的提案。国民党中央社当天发出的一则消息指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出于美国的主张”。针对英美等国的威胁，《人民日报》于１１月２２日发表了《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严正指出：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在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便于把西藏变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在远东的一切侵略步骤，包括它对朝鲜的武装侵略和对越南的干涉，实际上都是为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以作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准备。美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上台湾以后，现在又妄图用种种阴谋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士西藏，但是一切这些无耻的罪恶行为，除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不仅如此，与人民解放军进驻昌都同时，１０月２５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向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叫嚣要在感恩节（１１月２３日）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开战。由于新中国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坚定立场，以及世界上对新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１１月２４日，萨尔瓦多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达扎等人的依靠武力可以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幻想迅速破灭，拉萨僧俗上层一片惊惶。从１０月２５日起，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好几次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官员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研究昌都战败后的形势，商议对策。一些人叫嚷要血战到底，但是又提不出任何能够战胜的方略。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和三大寺的堪布们认为“和”是上策，应派代表与中央谈判，他们说昌都失守的原因就在于派往北京的代表至今仍滞留印度，提出要追究他们未能去北京谈判的原因。最后会议只好用求神问卜的办法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把乃穷和噶东两位降神师请至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卧室中降神，他们都匍匐于达赖喇嘛座前，转达护法神的谕旨说只有达赖佛亲自掌权才能消除灾难，维持政教昌隆。噶厦即以所谓“神意”，于１１月１７日举行了当时仅１６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仪式，让他接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昏庸老朽的达扎活佛便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摄政职位，不久病逝。

　　到１１月底，阿沛·阿旺晋美等４０余名僧俗官员联名以及阿沛以他个人名义写给达赖喇嘛等人的信，由金中·坚赞平措和嘎准桑林巴二人由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中说：为举行和谈，解放军在昌都待命，暂时停止向拉萨开进，“如汉藏和谈不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卫藏进军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在拉萨也盛传解放军正从青海玉树和新疆南部向前后藏涌来，于是，噶厦和一些贵族上层纷纷忙着将贵重财物转移到国外去，并准备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带到国外去。噶厦给滞留印度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发电报，令其在噶伦堡为达赖喇嘛选择住地，准备好住房。夏格巴复电说：美英等国许诺予以协助，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境接应，嘱咐噶厦在达赖喇嘛出境前多加小心。如被解放军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为此，噶厦曾派人在市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塘空旷地上撒白土，以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为预防解放军突然到来，使他们挟持达赖喇嘛外逃的行动受阻，他们派朵喀·彭措绕杰和夏格巴·洛桑顿珠率第１６代本去藏北加强那里的“防务”，派南木林·班觉晋美等人到后藏侦察，派３００名藏军赴江孜作前卫，振仲译钦波土丹旦达等作为先遣人员，向亚东方向探路，预备好达赖喇嘛等人外逃途中的食宿。１２月１９日（藏历１１月１１日），他们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宜布将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分为二。由达赖喇嘛任命大堪布本珠仓·格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堪穷土登绕央和台吉香卡娃·居美多吉为代理噶伦。让他们留在拉萨主持政务，组成“拉萨噶厦”。达赖喇嘛本人则率噶伦然巴、索康和四大仲译钦波、三个孜本（包括已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３０余名官员“外出”。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等人即改着普通人的行装，在一些武装人员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向亚东方向出逃，遥控“拉萨噶厦”待机行事。

　　１２月２７日，在达赖喇嘛等人即将抵达亚东时，拉萨噶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给王其梅和１８军第５２师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指拉萨）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接着拉萨噶厦派堪穷土登列门和第二代本（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协同阿沛与解放军谈判。同时，另写了一份谈判的“五项条件”交给他俩，要求他俩和阿沛遵守。当时拉萨噶厦拟定的“五项条件”是：（１）西藏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英国只有点外交关系，同美国只有商业关系；（２）要归还旧时（指清朝和民国时期）“汉政府”占领的和解放军解放的地区；（３）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４）请进入康区和阿里地区的解放军撤走；（５）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派的挑拨。从这“五项条件”不难看出，他们虽然派出了和谈代表，但和达扎等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决定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赴北京表示“独立”时的出发点一样，其亲帝分裂主义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达赖喇嘛等人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抵达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并通过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帮助达赖喇嘛移居印度。当时印度政府看到中朝军民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不愿意因为达赖喇嘛的问题激怒中国政府，同时也担心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反而不利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印度政府对噶厦的请求做了这样的回答：达赖喇嘛如为了生命安全，准许其去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噶伦然巴、索康等将滞留印度的夏格巴等人及西藏驻印度商业代表召回亚东，多次开会研究美、英、印等国的对藏政策。结果认为美、英、印等国目前都难以向西藏提供新的军援，藏军继续与解放军对抗只有失败。而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西藏的现行制度和他们的地位、职权却可得到维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现在达赖喇嘛不宜去印度，应当和中央谈判，至少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１日，亚东噶厦决定增派扎萨凯墨·索安旺堆和仲泽钦波士丹旦达为代表，去北京和谈。１月１８日，亚东噶厦派噶伦索康等人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修补”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２７日，索康等人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呈交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袁大使的信。信中讲了达赖喇嘛亲政的情况和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同中央和谈的愿望。２９日，中央复电表示欢迎达赖喇嘛派人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劝其不要离开西藏，以免妨碍和谈，丧失其原来的地位。并让袁大使代表毛主席致信达赖喇嘛祝贺他亲政。达赖喇嘛等人遂再以达赖名义分别致信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向与中央谈判的方向靠拢。

　　２月中旬，亚东噶厦和拉萨噶厦通过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的名单，亚东噶厦还给五位代表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印章的全权代表证书。证书正面注明了代表的姓名、身份等，背面写明了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上、西藏愿意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等新的要求代表们在谈判中遵守的条件，还派达赖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担任代表团的翻译。３月８日，凯墨和土丹旦达和彭措扎西等动身去印度新德里，转经香港到北京。３月２７日，阿沛等三位在昌都的代表及十二名随员即在平措旺阶、乐于泓等人陪同下离开昌都前往北京。途经重庆等地时，受到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等的热情接待。４月２２日阿沛等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到火车站迎接。４月２６日，凯墨和土丹旦达一行到达北京。４月２８日，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副总理陈云、黄炎培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对他们来京和谈表示欢迎，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第１８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为代表，将由他们四人与西藏代表谈判。此外，班禅大师是西藏公认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有了解和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和谈工作的权利和责任，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也在范明等人陪同下于４月底从青海到达了北京。

　　４月２９日举行第一次会谈，主要是商定谈判的程序、步骤，确定以“十大政策”、《共同纲领》等文件为谈判基础，未讨论具体问题。“五·一”节阿沛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班禅大师会面，并同时被毛泽东接见。５月２、７、１０日举行第二、三、四次会谈时，双方就“十大政策”逐条发表意见。阿沛等人如实地向中央代表反映了拉萨当局曾提出的那个“五项条件”的内容，以及拉萨当局对解放军进藏的惑疑、顾虑，对“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条与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概不变更等条之间在文字上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疑问。当中央代表提出西藏要设立军政委员会、要恢复班禅大师的固有地位时，阿沛等也坦诚地提出，这两条是“十大政策”中所没有的，达赖喇嘛事前也未授权他们同中央谈这两个问题，因此需要请示达赖喇嘛和噶厦后才能表态。讨论中，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也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例如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李维汉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明各民族只有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建国，才是各民族获得解放的惟一道路，而且深刻地揭露了近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挑拨离间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分裂中国和奴役中国各民族的罪行，说明解放军进藏是为了保卫边防，制止外国的侵略，这不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由于国内外都公认西藏是中国的领上，在法理上也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并就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人数、物资供给等具体事项，提出了解决办法。阿沛等西藏代表认为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台的论述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他们便断然地行使全权代表的权力，同意在协议上写进了这一条。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现行的各种制度概不变更诸条之间，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作了详尽解释，简言之，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是要长期实行的；西藏的现行制度概不变更，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写的，而且是指中央不强迫变更。如果西藏人民愿意变动，那由西藏方面自己去做，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体现。经过这样解释后，西藏代表也欣然表示赞同了。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因西藏代表当时提出要请示达赖和“亚东噶厦”，故休会数日，而改在会外交换意见。当中央代表指出三十年来班禅系统一直是爱国的，并说明其地位和职权是指第十三辈达赖与第九辈班禅和好时的地位和职权后，西藏代表也表示同意了。此后不久，亚东也来电表示同意将班禅问题列人协议，因而更使西藏代表们感到放心了。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李维汉也就其性质、作用、职权和人选问题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到时候都还要同西藏地方政府商量解决。于是，这一条也被西藏代表接受了。经过双方仔细地切磋、斟酌，藏汉文本的协议条文在２０日第六次会谈时就形成了。２１日第七次会谈时，主要解决藏汉文表达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最后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有十七项条文，故今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１９５１年５月对日，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由双方代表正式签字。举行签字仪式时，朱德、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都讲了话。２４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他以喜悦的心情指出“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随后，《人民日报》公布《协议》全文，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协议的各项规定，并致电达赖喇嘛，表示愿和达赖喇嘛精诚团结，为彻底实现协议而努力。全国许多地方都为协议的签订举行了庆祝活动。

　　２５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前后藏的训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北局立即作了部署。６月２日，阿沛、土登列门一行离京返昌都；６月１３日，张经武同凯墨、土丹旦达、桑颇等人一道，自北京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７月１４日抵达亚东的东嘎寺，向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信中肯定达赖喇嘛亲政后派代表赴京和谈是正确的，希望他根据协议规定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前后藏。８月８日和１７日，张经武和达赖喇嘛一行先后从亚东返抵拉萨，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的身份，在拉萨大力开展以上层人土为主要对象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协议精神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９月１２日，阿沛、土登列门等经昌都返抵拉萨。９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噶厦召开有３００多名各级僧俗官员参加的大会，由阿沛等五名赴京和谈的代表向大会报告签订协议经过及执行全权代表证书上的指示的详情，出示协议正本。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份上报达赖喇嘛的呈文，写道“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喇嘛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于是，在当年１０月２ ４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对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在此前后，根据协议的规定和毛主席的训令，新疆军区派出的后续部队，于６月２９日和８月３日经改则县扎麻芒市地方与“英雄先遣连”会合后开进阿里首府噶达克（今名噶尔昆沙）和普兰宗；９月９日，１８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在王其梅的率领下，开进古城拉萨；１０月１日，云南军区１２６团进驻察隅；１０月２６日，张国华、谭冠三率１８军部分主力进驻拉萨，举行了入城式；１１月底，１８军之一部开进日喀则和江孜；１２月１日，由范明率领的１８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与１８军主力会师。此后，１８军又派出部队于次年１月和７月进驻山南隆子宗及亚东等边防要地。

　　随着进军西藏任务的完成，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西藏军区宣告成立，以张国华为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喀·彭措绕杰、昌炳桂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谭冠三和范明、王其梅为正副政委。３月７日，成立了以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地区的党组织由西藏工委领导。４月２８日十世班禅大师抵达拉萨，在同达赖喇嘛会见后于６月２３日到达日喀则。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工作，一直贯彻了“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从西藏社会的实际和上层统治集团的状况出发，在十七条协议中充分照顾到西藏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因而协议得到了西藏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有一些顽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亲帝分子还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协议的执行，狂妄地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无理地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所以西藏和平解放后激烈的斗争仍然一直持续不断。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间，在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暗中支持下，由一些色拉寺的僧人纠集社会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和地痞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这个组织一再变换手祛，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１日，该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组织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解放军撤出西藏”等口号，造成拉萨市内秩序混乱。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对这份“请愿书”表示完全同意，让噶厦接下这份“请愿书”，并称这次请愿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３１日，噶厦派秘书把“请愿书”送到中央代表的住所，第二天他们又纠集２０００多人，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所和办事处、人民银行，呼喊口号，肆意挑衅，还有的反动分子向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开枪，鲁康哇和洛桑扎西还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私自调来拉萨，以策应骚乱。面对“人民会议”分子制造的骚乱，张经武三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他出面取缔“人民会议”这一反动组织，命令噶厦维持拉萨的社会秩序。４月８日，张经武在拉萨市区持续骚乱的情况下，仅带几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布达拉宫去会见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解散“人民会议”，撤销鲁康哇、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经过严正交涉和大量的工作，到４月２７日，达赖喇嘛终于下令撤销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司曹的职务，接着，噶厦将“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嘉央达哇等抓捕审判。５月１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分别发出布告，宣市“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１９５２年４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在取得对司曹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及“人民会议”的斗争的胜利后，中共中央在８月１６日又指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经过西藏工委的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步消除了达赖和班禅两个集团之间的猜疑，并根据十七条协议的精神，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和噶厦的官员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于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６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喇章谈判备忘录》，合理解决了噶厦归还原属班禅的辖地及有关的问题。１９５４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祛。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稍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京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了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和进藏的汉族干部团结起来，搞好西藏的工作。在会议之前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到内地一些省区参观访问。

　　西藏工委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１９５３年初，经张经武和达赖喇嘛商定批准，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该会除团结藏族青年开展政治文化学习、演出歌舞节目外，还组织西藏各地的青年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学习。接着日喀则、江孜、昌都、阿里等地也成立了爱国青年联谊会。１９５６年９月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成立时，全区有会员６０００多人。另外，在１９５４年还先后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青年文化联谊会和妇女联谊会在广泛联系上层人士的家属子女，并通过他们影响西藏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１９５２年８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派出第一个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致敬献旗并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以后，到１９５７年西藏共组织了１３批１０００多人到内地参观，参加人员有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宗教界人士、工商界代表、青年妇女代表等。他们在内地参观回到西藏后，用自己的见闻向各界广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藏族青少年包括不少贵族的子女到内地的学校去学习。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藏族民工的支援下，加紧修筑从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和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两路的修筑共投入军工民工１１万多人，在极其艰难的四年多的筑路工程中，先后有３０００多人为此牺牲。１９５４年１２月，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全线修通，在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由于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了脚根，对巩固西南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９５２年９月６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在拉萨成立，在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务。由于新中国成立时已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各种特权和尼泊尔凭借过去的条约在西藏享有的一些特权，已没有延续的合祛依据。１９５２年６月，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的来文中多次提出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提议将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为了对等，中国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印度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接着，中印两国政府的代表团从１９５３年底开始，经过４个月的谈判，于１９５４年４月９日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了中印两国政府互设商务代理处、互设贸易市场以及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的有关办法。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３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３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不享受治外法权。双方又互换照会，规定印度在六个月内全部撤走印度驻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１２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１９５６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尼泊尔将其驻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将其驻扎在西藏拉萨和其他地点的武装部队撤退。

　　经过几年的努力，西藏出现了比较平静和团结稳定的局面。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１９５４年９月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提出，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建立军政委员会，但是现在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都已撤销，因此西藏没有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必要，可以考虑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都同意毛主席的这一提议。当年１１月，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政府等４个方面的代表组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就筹备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人员组成、下设机构、财政问题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协商，提出了草案。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中国宪法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决定达赖喇嘛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筹备和斗争，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到拉萨向西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在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５１名委员组成，其中藏族委员４８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在２３日的会议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向全体委员做了工作报告，２４日张国华做了工作报告，５月１日的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张国华的报告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六年来，人民政府共发放１３８万元低息或无息农牧业手工业贷款、１７０万元的无偿农具，已建立小学３１所，学生２０００多人，办起卫生院（所）１８个，全区培养藏族干部１６００多名。５月２日，拉萨僧俗各界３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但是围绕“分裂和反分裂”以及“民主改革”的问题，激烈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在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期间，已被取缔的西藏“人民会议”的一些成员又在噶厦中的一些人的支持下继续活动。１９５５年５月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向达赖喇嘛递交“请愿书”，要求达赖喇嘛领头搞“西藏独立”。在这同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伦索康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的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鼓动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甚至表示噶厦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支援。６月２９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乐群则等又赶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９月国务院公布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后，阿乐群则等人又以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在社会上造成混乱。１９５６年２月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期间，他们散发大批传单，叫嚷“西藏独立”，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不久紧邻西藏的四川甘孜地区就发生少数反动头人反对改革的武装叛乱。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指出，何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是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反对国务院的决定，要求噶厦对此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在西藏工委多次要求下，噶厦被迫宣布阿乐群则等人的“人民代表”是非法的，并将阿乐群则逮捕，关进狱中。但是噶厦的这个行动是做给工委看的，阿乐群则在狱中受到优待，不久就被放出来，后在１９５６年９月逃往印度噶伦堡，与嘉洛顿珠、鲁康哇、夏格巴等人一起，进行反对祖国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他们成立政治组织，办报纸鼓吹“西藏独立”，还选派人员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接受特别训练，为后来在西藏组织武装叛乱做准备。

　　由于西藏相邻各省的民族地区正在进行改革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民主改革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张国华的报告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中都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规定了的，西藏的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工作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由西藏民族的领袖和广大人民自己决定，改革的方法也要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办法。但是在会议之后，一些反对改革的上层还是策划武装叛乱，企图用武力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到来。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就和四川里塘、甘孜的叛乱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他们迅速扩大武装，并把叛乱之火烧到西藏来。１９５６年７月，昌都江达县的大头人齐美公布（当时任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在拉萨参加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回到江达就伙同江东的德格土司和管家上山叛乱。１１月，昌都宁静地方也发生大头人普巴本为首的叛乱。叛乱分子骚扰百姓，抢劫公路道班，破坏交通设施，伏击解放军的汽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

　　１９５６年门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从日喀则出发，到锡金甘托克乘飞机去印度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２５００年的纪念活动。达赖喇嘛一到新德里就被嘉洛顿珠、夏格巴等人包围，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也从美国赶来劝说，他们要求达赖喇嘛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或者从印度去美国。达赖喇嘛在他们的鼓动下思想动摇，对参加纪念活动后是否返回西藏犹豫不决，提出要经过噶伦堡、亚东返回拉萨。此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周总理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指出有一些人在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要求印度政府予以注意。如果外来的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还在一个月内和达赖喇嘛三次谈话，重申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搞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六年之内不搞改革，六年之后是不是改革，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来决定。现在西藏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周总理还对达赖喇嘛说：“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如果你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周总理还宴请达赖喇嘛的亲属，对他们做工作，当面批评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搞“西藏独立”的错误，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经过周总理的耐心说服，虽然达赖喇嘛及其主要随行官员坚持去了噶伦堡，最后还是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５日回到亚东，４月１日回到拉萨。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０日，从金沙江以东流窜到拉萨的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下，在拉萨建立了一个名叫“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７月，“四水六岗”向达赖喇嘛献“金宝座”，达赖喇嘛给到场的甘青川滇各地的叛乱分子的代表５００人挂了哈达。１９５８年３月，“四水六岗”、三大寺、藏军的代表聚集在恩珠仓在拉萨的住宅，策划组织更大规模的叛乱。６月，恩珠仓带着空投特务和电台到山南哲古宗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７月间在山南宣市成立“卫教军”，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到西藏大部分地区。８月，恩珠仓率叛乱分子近千人窜到后藏南木林，取走噶厦存放在甘丹青柯寺的藏军的武器装备，扩大叛乱武装。１０月，叛乱分子７００多人围攻中共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经过激烈战斗后被击退。藏军各代本的连、营长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允许藏军去参加叛乱武装，此后就有成股的藏军官兵携枪参加叛乱。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央的提醒和劝导下，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达赖喇嘛召集噶厦的全体噶伦、三大寺的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但是少数反动分子却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中央不敢平叛，解放军兵力不足，解放军在西藏难以坚持。在１１月５日噶厦的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的官员们名义上讨论如何平息叛乱，实际上却在讨论如何支持和掀起更大的叛乱，并决定。达赖喇嘛不宜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紧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和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叛乱。１２月，山南叛乱武装在贡噶、扎囊两次伏击解放军车队，每次都造成解放军官兵数十人阵亡。１９５９年１月，恩珠仓为首的叛乱分子２０００人再次围攻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激战７０多天，直到拉萨市的叛乱平定后才解围。同时，在拉萨地区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叛乱武装分子，准备在拉萨制造大规模的叛乱。在武装叛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工委多次要求噶厦官员认真负起维护地方安宁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叛乱。但是噶厦中的反动势力始终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纵容和支持武装叛乱。最后终于造成１９５９年３月的拉萨事件。

　　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藏历除夕驱鬼仪式上，达赖喇嘛向应邀前来参观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回来，有不少新节目，想看军区文工团的表演。邓少东和郭锡兰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达赖喇嘛确定时间。达赖喇嘛说最近要举行传召法会，他要在法会上考格西学位，所以演出要安排在那以后，在军区的礼堂观看。邓少东当天就把达赖喇嘛的这个意愿告诉了索康等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但是在传召法会期间反动分子就支使藏军无故逮捕青藏公路拉萨办事处的两名汉族工人，制造“汉人要行刺达赖喇嘛，凶手当场抓获”的谣言，搅乱人心。此事被揭穿后，他们又造谣说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枪，对准大昭寺讲经台，所以达赖喇嘛取消藏历正月十五的讲经（实际是达赖喇嘛因身体困倦而取消）。反动分子还散发传单，反对十七条协议，叫嚣“西藏独立”，为叛乱做舆论准备。３月１日，西藏工委统战部负责人到罗布林卡请达赖喇嘛确定看文工团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达赖喇嘛说大体确定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公历３月１０、１１、１２日），并让统战部负责人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经过联系，统战部和噶章洛桑仁增商定３月１０日下午３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就在这时，噶厦中的多数噶伦和反动分子却利用达赖喇嘛看演出这件事，加紧进行武装叛乱和让达赖喇嘛出走的阴谋活动。３月９日晚，拉萨米本（拉萨市长）洛卡哇泽旺仁增根据噶厦的指示，煽动拉萨市民说：“达赖喇嘛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毒死达赖喇嘛，因此每家要出一个人到罗市林卡去请愿，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在拉萨市民中造成极大混乱。３月１０日早晨，２０００多拉萨市民和数百康区叛乱分子拥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叛乱分子还不准商店营业，要大家都到罗布林卡去。１２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砸坏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的汽车，打伤桑颇才旺仁增。接着又将前往罗布林卡的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打死，并将尸体拖到拉萨市中心游街。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和噶厦的多数噶伦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决定同中央决裂，公开进行“西藏独立运动”。会议决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雪苦巴、噶章洛桑仁增等负责指挥叛乱活动，任命噶伦拉鲁策旺多吉为叛乱武装总司令。对于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藏族官员，会议不许再去办公，并要他们向“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还决定抽调色拉寺、哲蚌寺僧人武装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喇嘛的警卫。会议以后，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市张贴布告，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派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明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今天已经正式开始“独立运动”，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当天晚上，三大寺的数千武装僧人进入拉萨，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分散在拉萨附近的武装叛乱分子也向拉萨市区聚集。噶厦还派人打开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叛乱分子。叛乱分子还通过印度总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夏格巴发密电，要夏格巴向世界宣布“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还要他向印度政府、联合国报告，要他们派代表到西藏观察了解形势。

　　为了继续对达赖喇嘛进行争取工作，当时代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职务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于３月１０日、１１日和１５日先后三次写信给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受叛乱分子控制的处境表示体谅，欢迎达赖喇嘛所做的愿意来军区的表示，指出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持祖国的统一和团结。达赖喇嘛在给谭冠三的三封信中表示，反动分子正在借口保护他的安全而正在进行着危害他的活动，对此他正设祛平息，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他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但是到３月１７日夜间，在索康、柳霞、夏苏等三位噶伦和帕拉、赤江等人的安排下，达赖喇嘛及其家属、随从、护卫等６０多人化装逃离罗布林卡，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连夜逃往山南。由于毛泽东主席在３月１２日就指示西藏军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所以达赖喇嘛一行长达两个星期的逃跑途中，没有受到解放军的追赶和阻截。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以为就此可以放手对在拉萨的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发动进攻，一举把他们赶出拉萨。到３月１９日，集中在拉萨的叛乱武装达到７０００人，配备有大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的各个坚固建筑，对西藏军区、西藏工委形成包围的态势。在叛乱分子自认为做好了充分准备后，于３月２０日凌晨３时４０分对市内各个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到上午１０点，西藏军区决定动用在拉萨的不到两个团的机动兵力，在炮兵的支持下对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到当天下午６点，解放军攻占叛乱分子重兵防守的药王山，切断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叛乱武装的联系。随后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分兵多路合击罗布林卡，经过短促的激战，摧毁了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随后部队转移到合围市区的战斗，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到２１日上午攻占了除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以外的叛乱武装的所有据点。２２日凌晨，盘据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叛乱分子也举起白旗投降，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两天的战斗中共歼灭叛乱武装５３００多人，击毙５４５名，击伤、俘虏４８００多名。反动分子想一举赶走解放军的美梦彻底破灭，但是他们仍然不死心，３月２６日达赖喇嘛一行逃到山南隆子县，就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在山南地区的领主头人和叛乱分子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以隆子宗为“临时首都”，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宣称西藏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２８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乱分子索康、柳霞、夏苏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３１日，达赖喇嘛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通过印度的一个哨所向印度政府请求“政治避难”。由于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国务院发市《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等职务。

　　驻藏人民解放军部队遵照中央的命令，在西藏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到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以前肃清了西藏全区的残余叛乱分子，平息叛乱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把封建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分配给农牧民，变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同时，在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８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预定在９月１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８月２３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报告。中央决定中共西藏工委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８月３０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向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从而胜利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历史任务。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本来要到拉萨参加庆祝大会，到了成都后因故未能成行。由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张国华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作报告，总结了在西藏１５年来的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９月８日，大会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３７人当选为委员。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