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的佛教思想

　　曹寅的佛教思想

　　从对佛教思想的接受来看，曹寅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待佛学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呈现由弱趋强之势。

　　第一阶段是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从其出生之年（1658）起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父曹玺在江宁逝世。在这一段时间里，曹寅的思想是以儒为主，以佛为辅的。曹寅虽自童年时期便己接触佛教，其母孙氏奉佛甚谨，曾将其“寄名浮图氏，”并让曹寅“颇习其书[1]”，其蒙师马伯和也有浓重的佛、道情结，他自己在康熙十四年（1675）担任皇家侍卫以后，也曾在往来于北京和江南的途中出入于佛寺，和僧人往来[2]。这无疑会对他有所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潜在的，那时的曹寅年少志高，有经世之心，并未以佛学为重。他“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自从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经常与在京候选“博学鸿词”的一干文人雅士往来后，他更是以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据友人描述，此时的曹寅如“出匣干将腾怪彩，光射阴阴四壁。文艳春华，笔垂秋露，气味如冰雪。甘泉豹尾，从容跃马奇杰。 况复路入桑干，平沙漠漠，击草鹰初发，万骑回中从猎去，酾酒夕阳明灭。玉勒风嘶，雕弓夜吼，冷浸萧萧发。吟鞭摇动，惊飞乌鹊霜月。”[3]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曹寅人生中的转折点。这一年的夏天，曹寅的父亲曹玺在江宁病逝，接着自己接替父亲被钦差江宁织造的事又出乎意料地落了空，这对年轻的曹寅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便是在此期间，其创作中的佛教意象逐渐增多，如《临清闸听水》:“一悟浮生灯影是，弹冠犹惜故乡尘”；如《西山道上口占怀耦长》:“回首红尘中，心孤碧云里”；如《雪晴踏月归西堂二首》：“消沉意气频来往，说向梅花恐不知”。

　　北宋苏辙曾经这样说过：“大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在多重压力之下，曹寅的经世之心有所下降，原本潜伏的佛学思想则显露了出来，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在扶父枢北归途中所作的《北行杂诗》中这样写道:“蛾眉不自爱，扑暗一篷灯。火猛何如吏，心安即是僧。”用比喻抒写内心的隐痛。而在《子猷摘诸葛菜感题一捷句》则明白指斥“长安近日多蓬草，处处真花似假花”。在《楝亭诗钞》卷一《闻蛙》诗中云:“我官同蛔氏，清夜听闲冷。忽忆寒蝉号，西风发深警”。山秋夜蛙鸣引发联想，写出了身在宦途如履薄冰的危殆之感。《楝亭诗钞》卷五的《鸦鸣歌》则言鸦虽清苦犹胜于被养在“绣幕金笼”中的富贵之鸟，表达了摆脱束缚追求自在的心性。从此以后，治世理想和现实的诸多矛盾就一直深深苦恼着他。“拖玉廿年空皓首，衰残何以报合君。”他感到年已老大，身心疲惫；在这种情况下，曹寅在《楝亭集》中不断地写道: “贫居爱客贫多趣，生计如官大可愁。”、“百里娄东是近邻，少年体羡作官身”、“荣枯付游戏，末路难为行。劝君一杯酒，旷达万古情。”

　　曹寅早年担任过皇帝侍卫(供职銮仪卫)、本旗旗鼓佐领(正白旗内务府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以内务府广储司郎中衔被钦差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调江宁织造。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一直供职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病卒。众所周知，康熙一生的六次南巡，有四次南巡是在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期间，而且这四次南巡，康熙在江宁都是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的。曹寅当然是竭尽全力奔走供奉，率领他的下属与盐商们办了四次接驾大典。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驻跸江宁织造署时。曹寅引母亲孙氏上堂朝拜，康熙皇帝见到小时候的保姆，非常高兴，说:“此吾家老人也。”当即为曹寅母亲书写“萱瑞堂”三个大字。康熙四十二年（1703）南巡之后，为表彰曹寅的“勤劳”，康熙曾给已经是“三品郎中加五级”的曹寅再加一级；康熙四十四年（2705）南巡之后，又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的兼衔，曹寅俨然成了朝廷大员。曹寅一家本是皇室的家奴，如今在康熙皇帝的亲自安排下，与皇室结成了姻亲，这无疑大大提高了身份和社会地位。

　　但是，此时此刻，康熙有亲信之意，曹寅却无兴奋之情，他在写给表兄甘国基的《东皋草堂记》中说：“仕宦，古今之畏途也。驰千里而不质者，命也。一职之系，兢筑惟恐或坠，进不得前，退不得后，孰若堰仰箕距干篷擦拨姨之为安逸也。纤青拖紫，新人满眼；遥念亲故，动隔千里，孰若墙间之祭，得鸡清酒，倾倒于荒烟丛筱之中，晗浪笑傲，否无忌讳之为放适也。”在经历了多年的官场倾轧与起伏以后，曹寅的经世报国之心己被现实消磨殆尽，人生价值的落空带给他强烈的梦幻感。施瑮在《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诗的注解中告诉我们：“曹楝亭公时捻佛珠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4]原始佛教有三个重要的命题，一是诸行无常，二是诸法无我，三是一切皆苦，这三个命题被称之为“三法印”，成为整个佛学的理论枢纽。诸行无常，是一切皆苦的依据，世上一切万物皆有因缘何合而成，故无自体，无自性，无一不是迁徙转变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人因无明而常生执着之心，这正是造成人生悲剧的原因。以佛法看来，情感不过是海市蜃楼，如幻如梦如泡影，只有破执着，才能获得大智慧，从而得到解脱。康熙四十八年太子废而复立的风波以后，曹寅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对康熙的忠心耿耿，已经把自己及其整个曹氏家族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康熙这个大树上，一旦康熙百年，自己及其整个曹氏家族肯定是前途莫测。由此可见，小到情感，大到整个人生，人生的悲剧在于无明，也就是因为缺乏智慧，而起的虚妄之心。而这种虚妄之心一旦破灭，将给当时者带来精神与现实上的无穷困扰。可以说，曹寅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数年中与佛教过从甚密，除了客观因素而外，其主要还是因为这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迷惘与悲伤在心中无处排解。

　　“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5]曹寅晚年所渐渐形成的人生如梦的空幻感[6]，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它是关于“真”与“假”的困惑；是关“色”与“空”的感叹；是关于人世沧海桑田、人生变幻莫测的悲观体验；是关于世界盛久必衰、荣辱更替、周而复始循环的大彻大悟。然而，在封建末世的特定时代，曹寅的这种梦幻感恰恰映照出的却是他清醒的生存状态，他似乎看破一切，但常常流露极端矛盾、相互纠缠的思想情绪，尽管他返顾身后，发现一切都是历史痕迹和过眼烟云，但他在心灵深处何曾不希冀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何曾不对社会存在一片幻想。其实曹寅的社会理想始终追随着他的入世理想，欲忘不能，面对茫茫渺渺的红尘世界，他试图努力解答一个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斯芬克思之谜”[7]。而曹寅晚年为这些所作的努力又是往往与佛教紧密相关的。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在平定准噶尔叛乱、祖国边疆日趋稳定以后，开始把目光放到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为了长期维护并利用好东南的财赋实力，保持全国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康熙以最具调和性的佛教为手段，充分发挥汉传佛教的教化优势与作用，以期稳定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修复与营建寺庙、延请高僧、给江南地区的许多寺庙御赐名、诗、额、联、物，促进佛教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等诸多方面，亲历亲为，虽然康熙本人对于佛教并无好感[8]。必须指出的是，要推行这样规模宏大而且具有一定指导性的政策，仅凭康干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大批的官员领会并且实践康熙的政策。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后，曹寅作为皇室在江南地区皇差的具体承办者，围绕着发展和振兴江南地区的佛教这样一件被天子看重的大事，的确尽心尽责，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康熙第三次南巡经过镇江金山寺，驻山赐帑修寺，并下旨刊刻磬山圆修之祖箬庵禅师的语录[9]，曹寅就承担了刊刻《箬庵通问禅师语录》的具体事宜。次年正月，此书刻成，曹寅又会同署理两江总督陶岱、委江宁府知事贲泰、江宁县知事陈友邦等地方要员亲将刻印好的《箬庵通问禅师语录》送到镇江金山寺，入藏南藏（清藏）[10]。再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御赐金山江天寺“动静万古”匾额，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曹寅会同京口将军马三奇将制作好的匾额敬悬于金山江天寺大殿之上，并“率领军民僧众叩头，欢声震天。”[11]曹寅的中晚年，类似的皇差还有许多许多，如迎请扬州高旻寺首任住持纪荫、制造扬州天宁寺匾联、护送前往普陀山的佛船、将御赐的菩提子分发给扬州高旻寺、天宁寺、香阜寺和镇江金山寺、无锡静慧寺等等。在具体承办这些皇差的时候，曹寅与江南的一些著名寺院的高僧大德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渐渐地对于佛教的教义以及教化作用有了较多的了解，于是，与名寺院的高僧相唱和[12]、在江南著名寺院设斋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13]乃至于捐款修建寺院建筑[14]，向寺院施舍佛教题材的绘画[15]等等，曹寅的身心渐渐浸润其中，其青年时期对佛教的批判精神早已无影无踪，其对佛教的态度亦与青年时期判若两人。纵然如此，我们所见到的曹寅的社会理想与空幻意识在某些意义上的相悖，一方面见出他终身关怀着社会人生和咀嚼着人间的痛苦，另一方面见出他的傲骨和清醒，这样的主体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眼光，其实在向我们宣示，曹寅是一个既能出世而又不忘入世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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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曹寅《楝亭集》有《重葺鸡鸣寺浮图碑记》：“吾少寄名浮图氏，颇习其书，知神通之说亦犹学者之索隐行怪，圣人所不取”。

　　[2] 曹寅的《楝亭集》中收入了多篇类似题材的诗，如《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秋日过访荠公》、《题云辨上人册子》等等。

　　[3]引自[清]蒋景祁《瑶华集》卷十二《念奴娇·赠曹荔轩用东坡〈赤壁词〉韵》，中华书局1982年1月影印本。

　　[4] 施瑮原诗为：“楝子花开满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

　　[5] 李白《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引自《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

　　[6]本文界定的“梦幻”，指一种因痛苦人生实践和体验而滋生的人生态度，视世界万物和社会人生如梦一般虚幻、无常、莫测。它的滥觞可追溯到庄子关于“梦蝶”的困惑和关于“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慨，它亦吻合佛教人生观，如佛经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现实中失意的人，常感到人事飘忽难料，而睡眠时闯进黑甜梦境中的幻影亦来去无常、恍惚虚空。经过无数次联想、顿悟，失意人便有“人生如梦”的体验。这是古代中国一直绵延不绝的人生哲学和文学母题。由庄子发轫，蔡琰、左思、李白、李煜，直至苏轼、辛弃疾、陆游、汤显祖，一代代作家都有过“浮生之梦”的文学寄慨。

　　[7]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以隐谜害人的怪物，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怪兽就是他。他给俄狄浦斯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俄狄浦斯回答：是人。在生命的早晨，他是个孩子，用两条腿和两只手爬行；到了生命的中午，他变成壮年，只用两条腿走路；到了生命的傍晚，他年老体衰，必须借助拐杖走路，所以被称为三只脚。俄狄浦斯答对了。斯芬克斯羞愧坠崖而死。“斯芬克斯之谜”常被用来比喻复杂、神秘、难于理解的问题。

　　[8]参见曹阳春《康熙南巡与扬州佛教》，资料来源http://www.yztrip.com。

　　[9] 箬庵通问（1604～1655）明末清初临济宗僧。江苏吴江松陵人，俗姓俞。号箬庵。二十四岁，受磬山之天隐圆修所启发，依南涧理安寺佛石大师出家。后师事金粟密云圆悟，复归磬山，嗣圆修之法。历住杭州理安寺、金山龙游寺、西河古漏泽寺等，晚年住于磬山。顺治十二年九月示寂，世寿五十二，法腊二十七。著有《续灯存稿十二卷》、《箬庵问禅师语录十二卷》等。磬山，即 磬山崇恩寺。该寺位于江南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市）的湖父镇竹海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古刹，据《宜兴县志》旧志记载：“唐代有一僧人，周游各地，一日至此荒山野岭，见四周山峰叠嶂，形似莲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圣僧惊叹不已，知为宝地。遂掘基建址，果得一玉器，其形似钵，击其声似磬，僧视之为宝，因命此山曰“磬山”，寺为“磬山禅院”。明末，高僧天隐禅师重修磬山禅院，大弘宗风，道望远播，于是磬山之名，轰然声震海内外。他当时有弟子四人，其中玉琳（清初顺治皇帝之国师）、箬庵最为著名。

　　[10]引自释行海《金山寺略》，转引自江慰庐、严飞《新发现的曹寅篆额及〈金山寺略〉有关资料析述》，载于《江海学刊》1984年第2期。

　　[1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3月版。

　　[12]曹寅《楝亭诗钞》卷七有《香阜寺菩提子应时发芽，赋以志喜》和《主僧索诗复题一首》。

　　[13] 据江慰庐、严飞两先生考证，康熙三十九年（1700）腊月腊八日，曹寅曾在镇江金山寺设斋，延请金山寺住持超然开堂说法。引自释行海《金山寺略》，转引自江慰庐、严飞《新发现的曹寅篆额及〈金山寺略〉有关资料析述》，载于《江海学刊》1984年第2期。

　　[14]据曹寅《楝亭文钞》中《松巅阁记》：“……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余视鹾扬州，理安众亦请梦公继祖席，驰书相报曰阁将圯，勉余为之重葺……”，可知曹寅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捐款修葺杭州南涧理安寺松巅阁。

　　[15] 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二十八《陈凯传》：“陈凯，字肃乐，号青溪，精山水、人物、楼阁，工细不差累黍。尝为曹寅画水陆变相，施古林庵，寺僧宝之”。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卷三十八，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197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