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大陆佛教与台湾传统佛教的互动

　　二十世纪初大陆佛教与台湾传统佛教的互动——吴敏霞

　　19世纪末，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占据台湾，直至1945年，这一时期在台湾史上称为“日据时期”。在异族殖民统治下，由于地缘、血缘、亲缘的关系，台湾人民依然与祖国大陆保护着一定的联系。本文就20世纪初大陆佛教与台湾传统佛教的交流与互动，作一历史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台湾传统佛教由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又受大陆佛教界改革运动的影响，在日据中期(1915—1937)，逐步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台北月眉山灵泉寺为核心的基隆月眉山法脉、以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寺为核心的台北观音山法脉、以苗栗大湖法云寺为核心的苗栗法云寺法脉、以台南开元寺为核心的台南开元寺法脉等四大法脉。台湾传统佛教与大陆江南佛教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即使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传统佛教一直没有中断与大陆佛教的互动与交流。

　　20世纪初台湾传统佛教与大陆佛教的交流与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学教育之互动：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台湾传统佛教从一开始就没有正规的佛学教育机构，僧侣的受戒出家，一般是派遣具有一定慧根和知识的信众到大陆学习佛法，在大陆接受佛学教育和戒律。即使是出家僧侣要继续接受佛学教育，也必须到大陆去深造。

　　1923年，大湖法云寺住持觉力法师“为养成后进人才起见”，资助徒弟妙吉、徒孙真常等僧青年，就学于大陆佛学教育机关。妙吉到大陆就学于武昌佛学院，真常则入安庆迎江寺的安徽佛教学校就读，不久又转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就读。南京支那内学院，是欧阳竞无居士于1918年创办的一所新式佛教教育机关，其宗旨在“阐扬佛法，养成弘法利世之才”。武昌佛学院，是太虚大师创办的一所旨在培养青年僧侣，提高其知识水准及佛学修养，使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佛教教育机构，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同属法云寺派的月眉山圆光寺妙果和尚曾派遣其弟子达虚、坦怀就读于厦门闽南佛学院，台南开元禅寺的微隆和尚也曾就读于此。闽南佛学院，是1925年由会泉法师创办的一所具有现代理念的佛学院，首任院长为会泉法师，继任院长为太虚大师。台湾青年僧侣于大陆各新型佛教学院就读，接受大陆近代佛学理念思想，是台湾传统佛教逐步走向改革的前提和先声。

　　据1933年《南瀛佛教》载，福建鼓山涌泉寺时有住僧数百人，“其中在此修行之台湾僧侣亦有二十八名”，可见台湾传统佛教对于年青僧侣在大陆接受佛法教育的重视。

　　1928年，为培养台湾传统佛教高级人才，提升台湾传统佛教僧侣知识水平和佛学修养，觉力禅师与从大陆留学归来的真常法师创办了法云佛学社，广收青年学僧六十余人，此举可谓“开台省僧教育之先河”。

　　因感于台湾传统佛法的式微，台湾彰化县鹿港人斌宗法师独赴大陆求法，参访名山大寺如福建涌泉寺、南海普陀山等，并于浙江天童寺礼圆瑛、宏悟法师受具足戒，往天台山依止静泉老和尚攻《天台教观》等。返台后大力宣扬佛法真谛，创建法源讲寺，开办南天台佛学研究院，培养弘法人才。

　　与此同时，大陆佛教特别是江南佛教系如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建兴化寺等也派遣学徒，到台湾圆山镇南学林等教育机构学习。《台湾曰日新报》曾报道说，大正五年(1916)，临济宗镇南学林开林后，即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及福建兴化寺等送子弟至台留学。大陆青年僧侣的到来，不仅是大陆与台湾双方僧界互相学习的体现，也将大陆传统佛教的教理教义带入台湾，形成一种学习上的相辅相补。

　　除派遣青年僧侣到大陆佛学院接受教育外，台湾传统佛教也开始尝试在创办的佛教教育机构，聘请大陆的名师担任讲师。台北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充分认识到了开办佛教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本寺僧侣的知识水平和佛学水平，特于1924年在灵泉寺内创设佛学院，聘请大陆著名僧侣茂峰、普明担任该院讲师。1927年2月，大湖法云寺住持觉力创设台湾佛学社，聘大陆法师茂峰等担任各科讲师。聘请大陆法师担任佛学社讲师，是两岸僧侣佛学活动的默契。

　　双方这种佛学教育的互动与交流，使台湾传统佛教在其后的发展中，向更加规范和更具学理的方向发展，也使台湾传统佛教与大陆佛教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更加深固。

　　二，传戒授戒之互动：

　　白清代以来，凡台湾信众要想成为真正的僧侣，必须到大陆接受戒律，这一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在20世纪初台湾佛教四大法脉中，其开基人、开创者或传继者中，大多在祖国大陆礼从大法师授戒。

　　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开基人善智法师(1852一1906)在39岁时，即清光绪十七年(1891)，内渡求法，与同参妙密上人同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正式出家，礼景峰老和尚为师，并住涌泉寺苦修三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善智与妙密二师相携返回台湾，在故乡基隆开始讲经说法。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另一开基人善慧法师(188l一1945)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4月8日福建鼓山涌泉寺第廿一代住持妙莲老和尚开戒的授戒仪式上，受善智上人的鼓励，渡海来到鼓山涌泉寺，祝发于景峰老和尚，受具足戒，成为新的受戒僧，正式出家，法名善慧，与善智同为师兄弟，并嗣法于志泉老和尚。五个月后，善慧与善智同返台湾，在基隆弘法。

　　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开基人宝海法师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皈依佛门，后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并驻锡于此学法参道。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开创人本圆(1883——1947)，俗姓沈，基隆人。光绍二十六年(1900)，当妙密、善智二师自大陆涌泉寺归来基隆讲经说法时，本圆时年十八岁，专心致志听法师讲法，并发大愿心，远赴福建鼓山涌泉寺，依振光老和尚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佛门僧侣中的一员。受戒后的本圆并没有立即回到台湾，而是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刹，参访各地的高僧大德，不但学到了中国传统丛林的清规戒律，也接受了近代新潮思想的熏陶，立志改革台湾佛教。因此，当凌云禅寺的宝海和尚圆寂后，本圆法师接受众信徒之招请，承袭宝海之位继任凌云禅寺住持，并对本寺大胆进行改革，不但对寺院建筑进行重新改建，而且对寺院管理也进行改革，确立中国传统的丛林戒律制度，不许食肉，不许带妻，不许在寺中住众，一切按照中国传统佛教秩序进行。

　　大湖观音山法云禅寺名义开基人妙果和尚，于宣统三年(1911)赴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大戒，正式出家离俗，成为僧侣。大湖观音山法云禅寺实际开基人觉力法师本为福建厦门鼓浪屿人，年十九，游历鼓山涌泉禅寺时，投礼方丈和尚万善老人为师，得戒于涌泉寺本忠和尚。后“觉公则以网袋背七宝铜三宝佛三尊，向万善老人顶礼，拜别来台”，于大湖观音山建法云禅寺，并任第一任住持。

　　台南开元寺建寺较早，玄精上人曾往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研究佛法，修习禅理。1903年，玄精返台后，就任开元寺住持。传芳上人于清光绪七年(1881)，远赴大陆鼓山涌泉寺，礼维修上人出家，于怡山复翁老和尚受具足戒，隐居舍利窟修禅习法。道行圆满后，云游兴化府，驻锡于泉州崇福和承天二寺，后又返回涌泉寺。直至1913年，和尚应台南开元寺监院成圆之请，回台就任开元寺住持。励志改革开元寺的颓废风气，不但讲经说法，传授大陆佛教的精髓，而且开始开坛授戒，将中国传统佛教的仪式带入开元寺。

　　其他还有台湾传统佛教中著名僧侣善昌于1918年至福建鼓山涌泉寺礼景峰上人出家，并受具足戒。真常与妙吉也分别于1919年和1921年得戒于福建鼓山涌泉寺振光老和尚。此外，这一时期赴大陆受戒的尚有如净(受戒于福建鼓山涌泉寺)、普钦(受戒于福建鼓山涌泉寺)、文印(受戒于福建鼓山涌泉寺)、信行(受戒于福建泉州大开元寺)、开参(受戒于福建福国寺)、玢宗(受戒于福建兴化广化寺)、斌宗(受戒于浙江宁波接待寺)等。

　　随着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台湾传统佛教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传戒师，开始举办传戒授戒法会，这些授戒会，在初期仍以聘请大陆高僧大德作为传戒和尚为主。随着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台湾的一些高僧大德也被大陆某些佛教寺院聘请为传戒和尚，在传戒授戒方面，台湾与大陆形成为一种互动的关系。

　　1919年12月，农历十一月十一日起至十七日之弥陀佛诞日，台南开元寺特设四众戒法，共七天水陆授戒会。传戒大和尚为从大陆鼓山涌泉寺受戒归来任开元寺住持的传芳法师，同时邀请有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梅山玄秀为主戒、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台湾布教监督山崎大耕为导师，大陆福州鼓山涌泉寺雪峰达本和尚为开堂。

　　1923年11月11日，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举行首次传戒大会，本圆任传戒大和尚，聘请大陆鼓山涌泉寺的圣恩老和尚担任羯磨阿阁黎，大陆宁波接待寺著名住持圆瑛大法师为教授阿阁黎，受戒者七百余众。《台湾日日新报》以<台湾阿弥陀佛会传授弥陀大戒>为题，对昭和二年(1927)农历四月八日佛诞曰举办的弥陀七天大戒法会作了报道，此大戒法会，是为比丘、比丘尼、吃长斋花斋及信仰佛教者，传授弥陀戒七天，并讲演弥陀大慈誓愿。法会由曾留学大陆武昌佛学院的觉力弟子妙吉法师主办，特聘请有鼓山涌泉寺与南海普陀寺的大德名僧前来传授。1923年lO月22至28日，基隆士绅许梓桑、颜国年、吴和三等人发起，于月眉山灵泉寺举办为期一周的在家授戒法会，聘请有大陆名僧圆瑛法师参与。1934年12月，台南开元寺为庆祝寺院重修告竣，开办授戒法会，特邀请厦门南普陀寺、鼓山涌泉寺、南京宝华山住持来台共同办理。

　　不止台湾寺院聘请有大陆的高僧大德前来传戒授戒，大陆的一些寺院也聘请台湾的名僧前往作传戒师。如1924年4月22日，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于福州鼓山开授戒大会，为开戒和尚，并视察宗教。次年，善慧师又应大陆之请，参与怡山长庆寺的四众授戒大法会。1934年旧历三月初十日至四月初十日，福建鼓山涌泉寺召开授戒大会，特请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为阿阁黎。在1924年的鼓山授戒活动中，同时受邀的台湾僧人尚有大湖法云寺的觉力和尚、基隆灵泉寺的德馨和尚，善慧担任传戒大和尚、觉力担任羯磨阿阁黎、德馨担任教授阿阁黎。参与这次受戒的台湾僧人共五十八名，其中比丘八名，比丘尼五十名。可见，不仅是台湾邀请大陆高僧作为台湾僧侣的授戒师，台湾的高僧大德也可作为大陆僧侣的授戒师；台湾僧人不仅是在台湾的道场受戒，也可到大陆的道场与大陆僧人一同受戒。

　　三，弘法观摩之互动：

　　为提高佛学知识，增长佛学修养，接受新思想、新理念，台湾传统佛教与大陆佛教互派僧侣进行交流访问，互相取长补短。

　　1914年，善慧师两次内渡大陆，历游天童普陀名刹，与大陆僧侣交流，请回佛舍利宝塔一座，永镇寺中。

　　台南开元寺诸长老为“挽回社会道德”，于1924年1月7日起，利用两个星期时间，特邀上海圆瑛法师至该寺弘法。圆瑛，大陆近代著名僧侣。福建古田人。19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为僧，于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于天宁寺依冶开和尚习禅，并参于天童八指头陀、观宗谛闲等之门，宗说兼通，辩才无碍。曾于福建、浙江及南洋等地讲经弘法，具有极高的声誉。台南开元禅寺特邀请他来台讲经，目的是为提高本寺僧侣之知识水平及佛学修养。

　　1925年11月，福建鼓山涌泉寺住持圣恩禅师飞锡来台。同年，参加日本东亚佛教大会的大陆代表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中华佛教新青年会”代表宁达蕴、张宗载等来台，巡锡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道阶法师并于彰化开讲佛教真理。

　　1927年，安徽省佛教会会长竺庵法师、闽南佛学院教授达如法师，偕同该院学僧台南开元寺黄忠妙赴台考察，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陪同参观了多处台湾寺院及学校。

　　1933年，福州鼓山良达法师偕施斌宗、蔡均、庄灯等人渡海入台，在参观台湾寺院后，谋划重兴南投慈云寺。

　　台湾的许多僧侣斋友也都有游历大陆名山大寺、感受大陆深厚的佛学积淀之经历。如1916年，台南开元寺和尚相圆前往福州大雪峰修禅，并住于泉州承天寺。1917年3月25日，观音山凌云寺住持本圆、台南开元寺传芳、成圆等前往大陆福州鼓山、兴化、泉州、漳州以及广东、上海等地大丛林，视察佛教发展情形。1920年，台南开元寺和尚慎净游历大陆，参禅于诸名山长老。1924年4月，善慧法师受聘为鼓山涌泉寺开戒和尚，并视察大陆宗教情况。是年，新竹狮山狮岩洞叶普霖氏，于4月下旬赴大陆各处名山游历。1931年5月，大湖法云寺住持觉力法师一行二十余名僧侣考察大陆佛教。目据时期台湾著名佛学教授、新闻记者玢宗法师，台湾台中县人，早于1918年时就内渡福建，朝礼名山，云游厦门、漳州、福州等地。1922年又赴大陆求法，遍历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福建等地，于泉州承天禅寺东方因明论理学院毕业，并于福建广化寺受三坛大戒，于泉州开元寺承继圆瑛法师之法嗣。1925年返台后，担任狮头山金刚禅寺佛教研究会教务主任，着力于弘扬佛法、培养人才之事业。1927年再次赴大陆，往江苏、南京、上海等地参诣名僧大德，朝礼名山大川。

　　这些弘法观摩活动，增强了两岸佛教界的宗教感情，对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讲经习仪之互动：

　　对于渊源于中国大陆江南佛教系统的台湾传统佛教，自其传入，便与大陆佛教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特别是20世纪初期，台湾传统佛教更是朝着契合大陆传统佛教的教义教理方向发展。所以，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传统佛教依然特别重视向大陆的传统佛教学习教义教理，聘请大陆的高僧大德来台讲解佛经、主持法会。

　　清宣统元年(1909)，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善慧法师聘请了大陆福建鼓山圣恩老和尚来寺教授佛事道场的唱诵仪式，完全按照中国传统佛教的仪式举行法会。1917年1月1日(农历十二月八日，释迦牟尼得道曰)，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召集派下各寺院僧徒三十余人，举办为期一周的坐禅会，会由三年前曾派遣去大陆江苏镇江金山寺学习的善慧弟子德号主持，其形式模仿大陆江苏镇江金山寺之方式。又同年，灵泉寺因三塔落成而建大法会，太虚法师应住持善慧法师之邀，来台主持水陆大法会，并讲说“真常之人生”、“佛法两大要素”，于台中慎德堂讲说“我之佛教观”等。太虚，中国近代佛教改革倡导者，受革命时势思潮之激发，主张改革佛教弊端，以弘教护国。台湾传统佛教月眉山灵泉寺因此之故，特邀其来台参与水陆法会，并邀其观摩台北及台中佛教道场，讲演佛学理论，以提升台湾僧侣之佛学修养。1923年，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邀请大陆名僧圆瑛法师来台观摩，在台期间，圆瑛法师更受基隆佛教团体邀请，于公会堂作了题为“佛教与人心之关系”的演讲，于观摩台中慎斋堂、台南开元寺等处时，也受邀作专门的佛经讲解。

　　1922年，大湖法云寺启建水陆法会，迎请厦门会泉法师主坛以庆禅堂落成。会泉，创办大陆近代佛学教育著名法师。福建同安人，19岁于厦门虎溪岩出家为僧，创办有闽南佛学院、楞严学舍、佛学研究社、佛教养正院等。在此之前，会泉法师曾于该寺讲《般若涅槃经》、于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宣讲《金刚经》、于嘉义岗山岩讲演《大藏真经》及《四书经义》。此次受法云寺之邀，担任水陆法会之主坛，向台湾传统佛教传授大陆佛教之仪规。大湖法云寺住持觉力法师本为大陆人，且于大陆丛林出家习法，故其担任法云寺住持之后，一切按大陆的丛林体制运行，行持“百丈清规”，开办佛学社、研究院，培养弘法人才。以此尚不足，更从大陆请来著名法师进行现场说法演示，让台湾传统佛教亲身体验和领受大陆传统佛教的教理教义。

　　1905年，在玄精上人的主持下，对台南开元寺进行了重新整修，据《台湾日日新报》载：“寺中规则，仿照古(鼓)山寺例而行。”

　　1923年，基隆佛教团和有志佛学学者，公请大陆宁波接待寺住持圆瑛法师来台于公会堂讲演。在此之前，圆瑛已受善慧法师之邀，于灵泉寺讲经半月有余。1924年，大湖法云寺住持觉力法师于新竹香山一善堂宣讲《维摩经》，并请大陆圆瑛法师莅台讲解《楞严经》。是年10月，普陀山志圆法师来台，驻于基隆月眉山灵泉寺，讲授《心经》。为了学习大陆传统的佛教仪轨，1933年，基隆大屯山净莲社迎请福州鼓山宗镜法师来台组念佛会。

　　为了尽快提升大岗山超峰寺僧侣及其附属寺院龙湖庵女尼的知识水平和佛学修养，承继大陆传统佛教的精华，1920年，大岗山超峰寺住持永定法师亲赴大陆，迎请福建厦门会泉法师来台弘法。会泉法师到台后，先在大岗山龙湖庵讲解《金刚经》，又在超峰寺讲解儒家经典《大学》。1923年，会泉法师应邀再次赴台弘法，于龙湖庵讲解《心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唯识论》等，并接受数十名在家居士之皈依，亲为他们授戒。1933年3月，会泉法师第三次赴台弘法，于龙湖庵讲解《起信论》、《金刚经》，并应邀为龙湖庵尼众教授佛事的各种唱念法及拜万佛、水陆法事的仪礼仪规等。本年10月，会泉法师第四次应邀来台，亲自为大岗山主持水陆大法会，并为一百余名在家男女信徒传授三皈五戒，将中国传统佛教的精华系统传授给台湾佛教。

　　同时大陆也邀请台湾名僧讲演佛法，如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于1925年，在大陆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暑期讲演活动中，担任讲师，宣讲佛法。并于福州府西门外怡山长庆寺大法堂讲演《大乘般若心经》全卷。1932年12月24日，善慧法师又受鼓山下外国人共设协和大学邀请，来此大学演讲。

　　为了学习大陆传统的佛教仪轨，1933年，基隆大屯山净莲社迎请福州鼓山宗镜法师来台组念佛会。同年，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和尚游历大陆，住锡于福州涌泉寺，其主要活动有：访弥陀寺静舍定安和尚、于静舍诵《弥陀经》《金刚经》、访刘不二草堂、受印心佛学社之请上座说法、游雪窦寺妙高台、到育王寺礼舍利、游玲珑岩、听圆瑛法师讲《弥陀疏钞》、到天童寺礼寄禅和尚塔等。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善慧法师对中国传统佛教教仪之潜心学习。从其所撰之《游鼓山略记》一文中，可看出其对大陆传统佛教教仪及其发展现状细心观察之处，其在文中说：“住山山主德清和尚，现年七三岁，每曰中午一食，白午前三时至夜十时，在禅堂领众坐禅二十四炷香……现山中设立专门华严学院，院主德清上人，外教员金山、高曼三人，学徒四十余人，在住大众出家人五百左右。预约明春再加设高等研究会，将来海外派出为传教师十名。”并感叹道：“此事诚教中发展之因缘也。”既详细观察涌泉寺住持的日常活动，掌握中国传统佛教的教仪教礼，又从宏观上考察涌泉寺的发展现状，汲取经验。他在鼓山来信中也提到了在鼓山参加万佛会的状况，“每合山大众僧侣并外来信徒得五、六百人”，“其坛高结，法台五叠，种种庄严品花，实未曾有之见也”。可见其对大陆传统佛教教仪之尊崇。善慧法师以在鼓山所见作为其发展灵泉寺的蓝本，对发展灵泉寺具有相当的影响。

　　台南州曾文郡六甲庄赤山龙湖岩，因年久失修，信众特以留学大陆的张微隆为该寺副住持，并聘大陆著名的雕刻师到寺重修前后殿之佛像，其目的亦为移植大陆佛像雕塑之仪式规范。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深与大陆传统佛教的亲缘关系，台湾传统佛教还不断迎请大陆的佛教圣物安奉于台湾寺院，如1919年，台南开元寺成圆法师赴大陆南海普陀山参访时，请回一尊观音佛像，并于1921年旧历四月八日浴佛节时，安座于台南关仔岭旧岩。1929年lO月21日，台中佛教会馆为庆祝创立六周年，举办观音讲会，特奉请大陆南海普陀寺之观音像，并行开光式。在一些台湾传统佛教寺院中，以从大陆请回佛经作为招徕信众的实例也屡见不鲜。如台北市朝阳街美商新华利洋吕潭铭，不惜重金，屡请广东各种佛经，置于龙山寺、剑潭寺，以供信众阅览。从这里可以看出，台湾传统佛教源自于大陆，需要大陆佛教的滋养与灌溉；台湾民众也由于地缘与亲缘的关系，对大陆佛教抱有更为虔诚与信奉的态度，这就更进一步促使了台湾传统佛教与大陆佛教的互动与交流。

　　两岸讲经习仪的互动与交流，加速了台湾传统佛教的飞速发展，在台湾传统佛教在目据时期主体地位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期，台湾传统佛教与大陆传统佛教的互动与交流，提升了台湾传统佛教的整体质量，为台湾传统佛教在日据时期形成主体性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拉近了台湾僧侣与大陆僧侣的友好关系，加深了台湾信众与大陆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