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的大问题

　　六祖的大问题

　　公元661年的时候，广东番禺一个姓卢的农村青年，有一天在集市上卖柴，有买柴的让他送柴到客店去。小卢如说而行，却在他刚要出客店时，猛然间听得客店中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于是，渴望学习的他就不由得立地凝神，细听起来……直到对方读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位小卢同志竟如醍醐灌顶般“心便开悟”，若有所醒，当下便按捺不住，径直闯进人家房间里，问读书的客人：读的是什么书？从哪里能得到？客人很有修养，不仅没怪罪小卢的鲁莽，反而耐心地回答说：这是佛教的《金刚经》，从湖北黃梅的弘忍大师那儿得到的。小卢闻言更是高兴异常，原来听他妈说，自己刚生下来的时候，就碰巧有“二异僧”经过家门口，还为小小卢起了个名字叫“慧能”，而今天自己又听人读《金刚经》深有所感，可见，自己果真是与佛教有缘哪！二话不说了，赶紧吧，打定主意地卢慧能当即就收拾好卖柴的傢伙什儿，回到家中，辞别老妈，义无反顾地跑到黄梅求学去了——这一年，他刚好二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际。时光荏苒，百年之后，历经中唐德宗（钦定六祖）、宪宗（赐谥大鉴）连续不断地“立法”，并不惜隆重推出的他，赫然便成为了万众敬仰、众口相传的佛教禅宗之“六祖慧能大师”！

　　若是没有什么意外，六祖慧能的人生经历，几可为古代版的农村有志青年“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励志教材了！但，问题是，慧能的外出，实则是出家！六祖的求学，确然是学佛！这就让所有古现代的劳动人民不得不琢磨了：慧能幼年丧父，他妈妈仅其一子，在贫苦无依的条件下，好不容易才把他拉扯大了，母子二人流居番禺，相依为命，日子就靠慧能偶尔摆个流动摊位，砍柴卖柴讨生计。你说，他这一走，那可怜的老娘可怎么办啊？再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赡养父母咱且不提，只是这出家一途，即令家族断子绝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你实在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如此想罢，且问，这六祖，还“大师”得起来吗？

　　中国人这样担心，实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内！谁让咱是宗法制立国呀？家国一体，同气连枝，横竖左右都逃不出一个字，“礼”——在家曰孝，在国曰忠。可出家这种行为倒好，于家为不孝，极大影响家庭和谐，于国是不忠，更是严重危及政治稳定了。所以说，亲近之人伤心，左近之人忧心，上上下下一齐关心，难免就会让出家之人说不得的窝心！因为出家不出国，出世不离世，即使出家，人也还得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不了群，索不了居，免不了听些这般的啰嗦。即此一点，便可见我们中国，还真是和人家古印度大大地不同。别看他们印度不如中国注重历史——印度古史主要是在其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由西洋人和东洋人根据中国古书的记载推算出来的，但人家民族早慧，公元前30世纪到15世纪间，中国的三皇五帝还忙活着打仗呢，印度就已经有了趺坐和冥想的修行者，而到前10世纪中叶的时候，正当中国西周将灭之际，他们竟然就有了较为统一的古婆罗门教，在社会上提倡，人这一辈子就分四个时期：少年学习净行期、壮年家居创业期、中年出家林居期、老年游行遁世期。久而久之，此说也就成为古印的主旋律四部曲，人人以出家为尚。等到前6世纪佛祖出家时，虽然家人也会不舍，但终归是循例行事，高尚其事，大舆论还是支持的，不见得多么地为难。可中国就不行了，搜遍三坟五典，也不见这样“毁形易服”的流行风呀！所以说，当年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这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临着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礼”的相协调、相适应问题。

　　如何协调适应呢？现在回头看当时，倒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事儿：洋和尚立规矩，土和尚定思想。原来佛教经过几百年的浑水摸鱼——混入道人队伍里，潜伏发展——发展到东晋南北朝时，中国一南一北出现了两大佛教中心——北方是以西域来的洋和尚鸠摩罗什为领导的关中学派，南方是以中国本土和尚慧远为领袖的庐山教团，二者相互唱和，影响极为深远。鸠摩罗什是印度人，出生在西域，自小出家，学问极深，是西域诸国争相礼请的国宝级大师。中国前秦的苻坚和后秦的姚兴，慕其声名，连续派兵攻打西域，总算在公元401年时把他抢到了长安。罗什在中国受到极高的礼遇，而他也不负众望，不仅翻译了大量的经典——他被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之首席，而且，还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知识精英——有所谓“四圣”、“八俊”、“十哲”之说，像那位在苏州虎丘说法说到顽石都要点头称是的牛叉法师道生，就是他的学生，“四圣”之一。当然，鸠摩罗什关中僧团存在的社会学意义，用学术界的话来说，不能忽视的是，“奠定了我国佛教教团与政权关系的基本格局，亦即政权支持、资助教团，教团依附、拥护政权。”而同时代的慧远，虽然也曾费心费力地论证《沙门不敬王者论》，竭力为佛教保留点儿尊严，但只是局部有效——他个人德行好，政权允许庐山可不敬，后来的祖师若是也想有样学样——慧远的师父道安却是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滴——那皇帝可就要黄牌警告了，比如说，唐太宗对揭露他并不姓李的和尚法琳，就差点砍他脑壳。明朝的元贤律师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你看，最终，还是鸠摩罗什类型的规矩一统山河，“忠”心万代了。这就是中国自古皆然的特色——神权永远低于政权！哪像西方呀，千多年的神权高于政权，连皇帝离个婚结个婚什么的，都要横加干涉，直到逼得英王亨利八世“冲冠一怒为红颜”，跳起来造教会的反，促成基督教的第二次大分裂。啧啧，东方西方，到底是天各一方，这差距也忒大了！

　　忠心尽到了，那么，孝心呢？纵然你罗什厉害，翻译的《梵网经》中早就先见地铺垫出“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可，那终究更改不了出家人割爱辞亲、剃发易服，甚至不拜父母的不孝之行啊！再说，历代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若是对家族不孝，你再忠，皇帝怎么着怕也要给你打个八折了吧。这可怎么办？庐山的慧远是这样办的：首要的是，承继东汉末年为佛教辩护的牟子《理惑论》的套路，用儒道两家“贵道忘迹”（即大行不拘小节之意）的思想，加佛儒相合的客观事实，再加个人的高魅力指数，说明佛教出家实“不违其亲”、“不失其敬”，把反方统统搞了个大马趴，没话讲。而尤为重要的是，慧远敏锐地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死为鬼，鬼却不知如何左右人，才能让活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生命观粗疏浅薄的弊病，创造性地把印度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与中国人的善恶报应理论相结合，推出了《三报论》、《明报应论》两篇学术论文，认为，善恶有报，绝对不虚，而之所以会有善行恶报，恶行不报的生活现象，那是因为时候未到，人是三世（多世）轮回的，时候一到，必定有报，而且此报还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谁也替代不了谁，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伦理自觉性。得，此说一经提出，反方则不单是没得坏话说，反倒有得是好话讲了，因为这说法实在是儒佛道协调得太圆满，太令人惊叹了，不得不叫人心悦诚服。

　　生命本轮回，果报还自受，这生命总量不增又不减的，哪里还用什么传宗接代！但是，生命既然是轮回的，那么，其中的灵魂也必定是永恒不灭的喽？不然，这轮回就靠不住嘛。的确，灵魂不灭是生命轮回的基础，对此，慧远是确定无疑，也坚信不移，而且还写了大量的文字来论证。虽然现在看来，慧远的这一认识恰恰是印度佛教大力破斥的“神我论”——从慧远与鸠摩罗什的通信中也能看到两人的分歧，但从佛教“缘起”的核心精神来说，印度罗什与中国慧远的分歧，证明的恰恰不是慧远的错，而是相反，恰恰证明的是慧远毫无疑问的对！何出此言？中国的这片文化土壤之“缘（条件）”，就适合产生慧远的灵魂不灭这个“起（成果）”啊！或者说，慧远的理论才是最适合中国人的根性，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当然也就最能吻合佛教的“缘起”精髓。这也可以从南朝梁武帝率领的那场关于神灭神不灭的思想斗争中得到证明。当时范缜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家里信仰自由啊），而是非要到社会上去宣传神灭论，梁武帝火了，就率先垂范，前前后后引动六十多位官吏、学者——其中最有水平的就是范缜的妹夫萧琛（好八卦啊我，呵呵），参加对身孤影单的老范先生的围剿，结果，当然大获全胜！你看，直到今天，众多受过某某教育的同仁们，不也仍然对灵魂问题津津乐道，衷心难改？

　　慧远虽然后来被佛教界奉为是净土宗的开山祖师，但，说实在的，这真是对大师的矮化与不解。因为仅凭此一因果轮回善恶相伴灵魂不灭的思想宏论，无论怎样说慧远奠定中国人的心灵思维，开创出文化新纪元，都绝不会显得过份！

　　不过，好像这和孝没多少联系吧？别急，这联系还真大着呢。

　　慧远之后，经过唐代的法琳和道世等诸大师的发挥，到北宋时，中国出了个释契嵩，成为学术界口中的，中国佛教孝论之集大成者。契嵩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身为禅僧，每天却紧巴巴乐孜孜地写一部大部头的《辅教编》，其中有陈列十二章的佛教《孝论》，从头到尾都是什么评孝原孝孝孝孝的。在这部大作中，他指出，佛教的孝有三个层次：一是奉养，二是报德，三是达德。“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德不足以达父母，而圣人以道达之。”对佛教徒而言，这个“道”，当然就是指出家修行，开悟证道，普度众生了，至于世间人所说养亲、尊亲、显亲之类的，那也太目光短浅了，不过局限于现世的孝行，却看不到生命轮回的未来世，其实更需我们认真对待，致以孝诚。所以，契嵩在广孝章中又提出，佛教出家之孝为最大孝，“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这用后世常说的那个来讲，就是，孝养父母，只是小孝；显亲扬名，不过中孝，只有出家修道，既能化度现世父母，又能超度七世宗亲，那才是人间至孝、大孝！据说，契嵩写好《辅教编》后，把它敬献给了当朝的宋仁宗，皇帝一看龙颜大悦啊，立即下令收入大藏经，号召全国来学习，并予以契嵩褒奖，赐尊号为“明教大师”。而矢志学习唐代韩愈，非要以反佛排佛为己任的欧阳修呢，一阅之后，也顾不得修《新唐书》了，立马痛改前非，皤然悔悟，皈依到了契嵩门下，虔诚学佛，有材料说，他临死的时候，还要把《华严经》诵了一遍，这才安然逝去。

　　不过，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契嵩的孝论虽精，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北宋的中国人，上上下下，基本上对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还都是接受信服了的，不然的话，所谓大中小的“三孝”之说，就无法成立。所以，这真的要好好感谢历代弘法的祖师们，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才将佛教的因果轮回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深深扎下了根。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慧远，没有他的大胆创新，中国特色，佛教是不是也会像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一样，就因为反对国人礼拜祖先，而差点就干脆被康熙爷一怒之下，轰出中国了事？这也难说不定。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虽然历朝历代宣传努力，普及得力，但凡夫总归是凡夫！凡夫者，反复也。大部分中国人即使明知因果轮回报应不爽，但事实上又总是会不断地犯糊涂，信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况且，中国人的信仰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用研究社会学的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对鬼神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对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这种强烈的现世性和功利性，决定了中国人即便相信美好的未来，却又总觉得其虚无飘渺，纵然现世丑恶残缺，但也不能不尽可能地细心呵护。这心态具体到我们的孝上，反映在六祖慧能的不同传记中，于是就有了很别有意味的一番篡改：

　　敦煌本的《坛经》说，慧能出家是“辞亲”而去，根本没说他老妈如何如何。惠昕本的《坛经》则说，有一客人赠纹银十两给慧能，用作他老妈的养老基金，然后慧能才放心而去。《祖堂集》却考虑到，十两实在是太少了，拿不出手啊，于是就又写成了：客人劝慧能去湖北黄梅，慧能挺为难的，说，“缘有老母家乏欠阙，如何抛母无人供给？”多孝顺的孩子啊！客人感动了，“遂与惠（惠通慧）能银一百两，以充老母衣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师。惠能领得其银分付安排老母讫，便辞母亲。”而且，还点出客人的名字叫“安道诚”——安你那份孝子求道的至诚。至于《曹溪大师别传》，就更利落了，大概是嫌改来改去怪麻烦的，干脆就让慧能“少失父母”，这样出家不就无爹无娘没负担了……

　　所以呀，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若是出家的话，这有爹有妈的，确实是让人有些作难。不过，也不用担心，不必说宋以后中国僧人非常注重孝敬在家父母亲属——明朝的僧人还不只是拜父母的问题了，父母去世，也要如同世俗人一样，守丧三年，到明末之时，因为都一个样了，甚至有人又进一步提议说，佛教归附儒教算了，而此时的僧界，竟然没人去反驳！其实，即如宋代的时候，出家人向俗省亲，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人所共知的风潮了。著名的宋代“三佛”之佛眼清远禅师，在他的《送常侍者两归省亲》中就写道：“本从绵竹过南方，依前归入绵竹去。井舍犹为旧日居，山川不改当时处。邻人见之莫惊愕，亲里欢迎断思虑。有问南方所得时，瘦藤为我聊轻据。”诗风轻快雅致，而且诗意显见得对僧人省亲的世俗感情非常肯定赞赏。有宋一代这类的读诗篇很多，恕不述。所以，迟至今日，有名山拟议说，要为在山出家人的父母专修一座养老堂，个人以为，此实为大得人心之盛举。

　　客观说来，其实出家也好，在家也罢，本质上都不过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信仰，则就是支撑相应生活方式的思想认识。对一个具有独立行事能力的成年人来说，我们大可对此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萝卜白菜，各取所爱好了，没必要非得强制对方认可己之观点。我常说，世俗之人之所以多烦恼，就在于，总是以爱的名义行要求强迫之实，结果，越爱就越痛苦，越心烦，而出离世俗境界的爱呢，它只意味接受，并不隐含批判！诸君以为然否？

　　最后再说句看似题外的话吧。基督教在唐太宗时首次传入中国，贞观十二年（公元638）七月太宗为其诏建“大秦寺”，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我们现代人在对形式和方式的思想认识及水平上，不会还比不得这样一位封建社会的“老头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