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禅--中国心性之学（一）

　　国学与禅--中国心性之学（一）

　　主讲人：冯学成

　　因为时间有限，机缘难得，我就直切主题。这次到北京也没有几天时间，还有几个地方要去讲，在这里给我安排的题目是“国学与禅”，主要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心性之学，不知道各位对这个题目有没有兴趣？

　　首先我们要界定一下国学的概念。现在对国学的内涵各种说法都有，我的感觉，国学应该包括几大部分：首先就是心性之学；另外一个是文献考据之学，不论是经史子集，文献考据是一个专门的学问；第三个是经世致用之学，中华民族已有五千了，文治武略，除了这近一、二百年相对于西方的列强暂时落后了，在以前几千年中，中华民族都是很骄傲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还有辞章之学，包括唐宋八大家，包括屈原的楚词、汉赋，南北朝的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辞章之学也是属于国学的；当然还有术数之学，我来第三极书店里看到术数方面的书也是放了不少，但术数之学中的不论是看相、算命、堪舆、风水等这些都是旁枝，我主推的还是中医之道，即医道，中医、阴阳五行，这个学说是中国特有的一套学问，包括古建筑、养生这一系列的东西。但是中国国学的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心性之学。

　　中国的心性之学就是圣贤的言教，在中国称之为圣道，用《中庸》的话来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什么要讲心性之学？用《大学》的话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这一整套东西都是属于心性的。

　　心性，我们首先是一个主观面对一个客观，很多人认为老冯是搞国学的，好像对术数也懂，经常有人找我算命，我说命有什么算的，这个命也很简单，说复杂一点就是身、心、性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展开的必然性，这个时间和空间就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展开的必然性，这个就是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你的相貌如何？是美是丑？这个也是。昨天一个朋友说：“竞争到最后就是拼体力，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如果体力不行也不行”。当然心之官是思，有没有智慧，你的智商情况如何？第三个就是性，性是一个最复杂的、系统的东西，佛教把这些称为贪、嗔、痴、慢这一套东西，善善恶恶的东西，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心胸，一个人的喜好等等，这些就是自己的性格。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优秀的性格，良好的习惯，会给自己生活带来莫大的优势。如果一个人性格不好，一身的恶习，那么自己的生活一定会很遭糕，这就是其必然性。

　　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和心性的连续，就给我们一个价值观，一个生活方式，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我们的客观世界和生活环境，面临着生活环境就两个字，一个是“是”，一个是“非”；一个是“取”，一个是“舍”，是非取舍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个人的价值观念做出的判断。这个价值观念跟心性的关系就太重了，昨天有所取舍，今天有所取舍，明天有所取舍，这一百年的取舍连成的一条线就是自己的命。我这儿是把命逻辑化，很清晰的，当然里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必然性就是自己的心性，在时空中的释放，偶然性就是外边的因缘，但外边的因缘还是离不开内在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鸡蛋能孵出小鸡，石头就不能孵出小鸡，为什么呢？内因是绝对性的。我们讲心性之学，你是这样的人，有诸内必形诸外，你是这样的人必然有相应的人事圈，用现在的话说，搞经济有经济的经济圈，搞文艺的有文艺圈，都有自己的哥们、朋友。这些圈当然就构成了你在社会上的定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知止”就是自己的定位，我的能力是怎么样的，我的社会关系自己估算一下，我在四川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市委书记把他们市的旅游策划方案，请我看了一下，问我怎么样，我就问他，贵地的旅游资源能跟峨嵋山比吗？他说没法比；我说能跟九寨沟比吗？他说没法比；我说能跟都江郾比吗？他说没法比；我说：“好了，这个就叫知止”。很多搞策划的把一个很平常的地方，策划方案做得超过了九寨沟和峨嵋山和杭州西湖，那个就是骗钱的，主人看了倒是很欢喜，但是这种方案能实施吗？能有实践性吗？有可操作性吗？那`肯定没有。

　　同样的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我们面对自己的因缘，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未来又该如何料理呢？首先就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用《道德经》的话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知者强”，自知之道，就是要明白自己的长短，以前有一部经叫《长短经》，如何用己之长把己之短弥补起来、藏起来。如何知道别人的长处并能够回避，如何知道别人的短处一击即破，这就需要我们明白自己的性格结构。为什么中国要讲究心性之学？人都是善善恶恶的，好人也有不好的念头，坏的人也有善良的念头，并不是说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坏人就永远是坏人，不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是永恒的道理。所以王阳明先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抑恶扬善是格物”。我们本身的心体是非善非恶的，用六祖大师《坛经》里的话说：“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因为心性本身是非善非恶的一个东西，但是念头一动，可能就是善的，也可能是非善的，那么我们自己脑门里面还有一个警察，知道自己起心动念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算盘敲得是还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良知，良知就是我们脑门里的道德警察，要让他上岗，把好关，别把它丢在一边。

　　我们在平常的修为之中要把我们的善释放出来，把我们不好的东西收起来，放到垃圾站里面去，放到废物处理站里去，放到污水场里面去，变废为宝，这就需要我们心性上料理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跟禅有关系呢？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是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儒家是在朝的、当权的，道家是在野的。我们看到老庄学说对儒家仁义礼智信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把仁义礼智信的阴暗面批得很到位，批得很好、很巧、很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道家学说批判仁义礼智信的阴暗面就忽视仁义理智信的光明面，这点对很多搞儒家文化研究和道家文化研究的人都忽视了这么一个区别。同样道家学说也有它的阴暗面和光明面，消极避世当然就是它的阴暗面，我们怎样把这个东西转过来，转成积极用事，把老庄的智慧，他的山林气积极地在社会生活之中把它推开起来，这个也是大智慧。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首先跟老庄学说和儒家相碰撞，佛经的翻译，特别是般若系统、中观系统、玄学系统的，如果没有老庄的语言，如果只用纯儒家的语言去翻译佛经，没法翻译，好在有比较契合的老庄思想的翻译，所以佛经的翻译最初就与老庄思想有不解之缘。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传教的这些法师们也主动熟悉中国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中国的僧人也是积极学习印度的东西，像玄奘大师这些法师们，他们有丰厚儒道文化的基础，同时对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到了南北朝的后期，天台宗的兴起，包括三论宗中，以后的华严宗，乃至禅宗，像这样的宗派就不是印度的了。佛教的、佛学的思路和习惯都是中国人的，这种思路和习惯都受到易经的，乃至于《道德经》的思想模式浸润，在佛教的慈悲学说里，在大乘佛教里也受到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并互相的融通。当我们在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在孔孟老庄时，有的时候感觉到粗糙，感觉到浅薄的时候，用佛教、禅宗的一些理念一透，就感觉到孔孟老庄的东西一下子就高了，一下子就生动了。同时有些禅宗里面的东西，有些看不懂，看不透，反过来你用老庄的东西来一反观，也就非常的亲切，有心领神会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的不论是法师也好，大禅师也好，他们对孔孟老庄都非常的熟，禅宗的公案里无不浸透着老庄，特别是庄子的影子，包括我这次出的书，禅说庄子系列书，不论是《齐物论》也好，《人间世》、《养生主》也好，还有陆续要出版的《大宗师》、《知北游》、《天道》、《天运》、《天地》等等一系列。严格来说我在禅宗花了近40年的时间，也跟随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包括海灯法师、本光法师、贾题韬老居士，南怀谨先生在成都维摩精舍的一大批师兄师弟，我与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所以从这方面我就感到，在禅宗在唐宋祖师的公案里，在他们的教法里面，在他们的禅机里面有很多自觉和不自觉地都用到了非常多庄子的东西。庄子讲寓言，禅宗讲公案；禅宗讲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老庄讲弃圣绝智；禅宗讲顿悟，庄子讲朝彻；我们都知道禅宗有一个著名的“无门关”这部书，无门也是庄子里面的，一个是无门无毒，一个是无门无户；包括行者这两个字都是庄子里边的；“生死亦大矣”，生死事大。因为《庄子》这部书应世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还差五百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在看心性之学与禅，的确是一体的。

　　我在成都也好，在广州也好，办书院、讲学，我的主题就是孔孟老庄禅，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而有别与西方的这么一套思维模式和思维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的价值，核心的内容。我们要讲传统文化就得讲道统，讲法统，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老人家离尧舜时代也差不多两千年了，我们现在离孔夫子的时代也是两千多年，在尧舜离孔夫子两千多年的时候，孔夫子能够把《尚书》这样的经典把它规范下来，总结下来，那是非常大的功绩。

　　我们现在看到殷墟的甲骨文，甲骨文发现再多，一百万片，一千万片，其中80％的字我们现在都不认识，而且它都是零零碎碎的不成片，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脉络，没有一个完整思想的脉络。至少《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这样的文章就把尧舜禹三代的主题思想都点出来了，这是地下文物发掘不可完成的使命，所以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命脉，法统的命脉都把它一以贯之，直到今天，我们中华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套东西，我们也别把心性之学放在太高的地方，像魏晋玄学，像我们天天参禅打坐，玩机锋，耍把戏，这样其实是把心性之学放在一边了，放在意识观念上，并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生活层面上，严格来说心性之学就是改造我们心性，使我们的心性得以提升，得以优化。

　　所以当年我在柏林寺夏令营里就提出几个标语式的口号，在道德上美化，在智慧上优化，在力量上强化。为什么呢？四书第一篇就是《大学》，大学不是我们现在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学》就是大人君子的学问，以区别于小人。大人君子，凭什么称之为大人？凭什么称之为君子？就是看你是否有修养。我们都说英国人有绅士的风度，这次奥运会圣火传递中看出，参与破坏、捣乱的也没有什么风度；德国人号称有教养、很严谨，这次看来也好像不怎么严谨；法国人好浪漫，这次看来也玩得不浪漫，引起我们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很揪心，我也觉得不可理喻，怎么这样玩？但那不管他，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大人不计小人过，他玩他的，我玩我的，用毛老人家的话说，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我不会围绕你的指挥棒转。在《易经》的修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后来在禅宗里面也玩的也很熟，就是宾主。干什么事儿我都是主，其他的是宾，宾主关系，我不会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有它内在的必然性，外面仅仅是因缘，有的时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顺，有的时候是不顺，但是不论顺也好，不顺也好，都不会限制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

　　中华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十多亿人，肯定是老大，这是天生就了的，这没办法。十多年前一个德国的汉学家，私下里跟我聊，聊中国思想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交流得都很投机，到了最后一下就不太投合了，他们说中国那么大，新疆、台湾你们还扭住不放，不太好吧，欧洲那么一点比中国还小，整个西欧，东欧那么小还有几十个国家，不也发展的很好吗？我说不能那样说，欧洲的国家小他们本来就小，这么一千多年本来就小，中国大，这么几千年就那么大，没办法，你让汉人退出西藏、内蒙古、新疆，那你们从美州、澳大利亚撤出去、把主权全部交给当地的土著人，一下他就不吭声了。

　　所以谈到这些事儿，中国人和他们总是不能和他们谈在一块，因为各人的利益不太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利益，他们想用他们的利益来匡算我们，我们当然不应该接受他们的这种裁判，我们应该自己裁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道德基准。《中庸》里讲“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嘛，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治国方略，用不着跟他学，跟他走。但是话说回来，孔夫子也说：“不当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是民间的，我们也不可能帮助政府想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以近及远，先以自己的事情为半径来料理，就是提高个人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