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佛教文化圣地

　　云居寺佛教文化圣地

　　陈淀国

　　北京房山区，历史悠久，各类古迹有559处。因藏有14278块石经而被誉为“北京敦煌”、世界最古老最庞大的“石刻图书馆”的云居寺，更是蜚声海内外。

　　这处有着千年历史的佛教圣地，占地7万多平方米，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和唐、辽塔群构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隋末唐初的云居寺，宏伟壮观，气势不凡，经历代修筑，现有五大院落、六进殿宇，正中为佛殿，旁边有配殿，南北侧路是僧房和帝王行宫。可惜的是原有的10余座造型独特、雕刻考究的唐、辽时期的砖塔、石塔，历经战火，除尚存的天王殿石券门和北塔外，均成为废墟。与云居寺结为一体的石经山，亦称“小西天”，相隔2公里，雄踞海拔450米的陡峭岩壁之上，星罗棋布地分布有9个藏经洞，内藏隋唐石经4196块，开放式的第五洞最大，名为“雷音洞”，走进后，宛如一座宽敞坚实的地下宫殿，长宽各约10米，中有4根八角形石柱，顶天立地，支撑洞顶，上面雕刻着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佛像1054尊，所以又称为“千佛柱”。再把目光移向周围，原来四壁统统镶嵌着密密麻麻的经板，均由青琬大师刻录。据统计，经籍荟萃的云居寺，珍藏着从隋到明的石刻大藏木版经77000多块，誉为“三绝”，实乃佛教文化的无价宝库。令人欣慰的是，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1082块辽金大藏经回藏地穴，云居寺举行盛大法会，各界人士由衷祝愿石经归安。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的2000年间，曾遭遇到北魏太武帝年间（公元424—451年）和北周武帝年间（公元561—578年）两次空前“法难”，僧徒被驱逐，寺庙被摧毁，经卷被焚烧……在这暗无天日的非常时刻，饱经磨难的北齐南岳天台宗高僧慧思，深为忧虑，焦急万分，最后终于想出了把佛经刻在石材上的良策，使之不再为焚毁担心，便于一代一代，久传不衰。事后，幽州智泉寺法师静琬，遵照慧思遗愿，来到西南白带山下这块风水宝地，历尽艰辛磨石刻经，他在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题记中，言明了刻经意图：“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这既是高僧的初衷，也是向后人的呼唤。这一壮举，得到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广泛资助，从隋大业中到唐初，刻经事业从未间断，可惜的是，5年后即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9年），静琬与世长辞，原打算刻造12部石经的宏愿，尚未完成，其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相继主持，历经唐、辽、金、元、明，代代续刻，坚持不懈，长达千载之久，刻有佛经1122部3572卷，所用石板多达14278块，分别珍藏在石经山9个山洞和云居寺南塔附近的地穴内，被誉为“房山云居寺刻佛教大藏经”。

　　房山石经，不但是我国的珍奇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对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历史、艺术特别是佛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书法方面，隋的刻经，都是当时书法高手所为；唐代的刻经，更富有相当高超的艺术魅力，且可从大量石经中，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武周时期新造字的文字演变情况，形象准确，真切无疑。除此之外，大多经文后面，还都附有“题记”，为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提供了极其可靠的文字资料。如，从一些题记中，了解到唐代北方州郡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资料，充分说明了当时涿州地区相关生产组织和发展现状。再如，题记中注有刻经人官职，既可与史书印正，又可填补某些官志所载之缺。至于对佛教史来说，更是校勘木刻藏经最可信赖的“标准”。像第三洞中存放的唐初玄所刻的《胜天王般若波罗密经》中的一篇经文之序，刚好校正了日本《大正藏》年载经序中的误字、漏字26个之多。

　　多少年来，这些从公元7世纪到12世纪相继刻制的石经，千百春秋，始终被封存藏在这里的石经山9个岩洞和压经塔下的地穴中，一直未进行清查、整理，直到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一起，用3年时间，对这座历史宝库，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细致的调查、发掘和整理。从而发现，在藏经洞中存放的经板，由于年代久远遭到破坏、盗窃、风化、腐蚀等种种原因，情况相当严重，但埋在地下藏经穴里的，却大多完整无损。

　　如今，由原来只存放石经的云居寺，又增加了从北京市内智化寺调运过来的77000块清乾隆时的木板经，加之原来藏有的纸板经，已经成为海内外罕见“三经并存”的世界级佛教文化圣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03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