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敦煌”的开凿之谜

　　“河北敦煌”的开凿之谜

　　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的缔造者是北齐高氏皇室。响堂山管理处副主任赵立春说，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有双重目的，其一，是为修建北齐高祖皇帝高欢的陵葬。其二，是北齐高氏往来于陪都晋阳与邺城之间沿途休憩的离宫。

　　东魏武定五年正月，高欢病逝，时年五十二岁。但他有半年秘不发丧，因为“怕敌国趁机来犯。”赵立春说。同时为了怕陵墓被盗，子孙还将他采用“虚葬”的方式。《资治通鉴》记载：“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那么，高欢的灵柩真的存放在“鼓山石窟佛顶之旁”吗？

　　■响堂山石窟最大的佛像，据说是对应着北齐高祖高欢的形象雕刻而成

　　北齐高祖葬在石窟内？

　　响堂山是“河北的敦煌”

　　■北响堂山石窟依然有着离宫的影子

　　7月26日早8点，峰峰矿区南响堂山寺前的铁轨上，清晨的第一列火车还没通过。照例是三五个人，在寺内洞窟外小声说话，仿佛怕被打搅，又担心惊动了神灵。他们不是寺内的文保所管理人员，事实上，连工作人员都承认“他们每天都来，比我们还勤快”。他们是善男信女，早早地上过了一炷香。意外地没有一缕风，烟，就从炉内直向山巅。

　　南响堂山石窟与北响堂山石窟合称响堂山石窟，南北两处石窟，相隔15公里。在1961年3月4日，响堂山石窟成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在全国总的石窟排名中位居第7，赵立春说它是“河北的敦煌”。那么，北响堂山石窟是谁开凿的呢？

　　这要从中国历史的进程说起。公元386年左右，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两大政治格局——南北朝。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其中，北魏建都山西大同，当时叫做平城。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把都城迁到洛阳。北魏的皇室贵族多崇信佛教，他们在洛阳东南伊水河畔的龙门山下建筑了龙门石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大丞相高欢因“洛阳无险可据”来到邺城，他的二儿子高洋后来定都于此，建立北齐，并追认他为高祖。

　　当时，随同高欢一起前来邺城的还有慧光、菩提流支等高僧，使本来就有佛教土壤的邺城，很快建立起更加浓厚的佛教氛围。“（邺城）那么小的城市，有寺院四千多所，僧尼8万多人。”赵立春说，那时邺城是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魏的皇室、贵族多崇信佛教，似乎受到影响，高氏皇室亦是如此。赵立春用“几近疯狂”来形容这种行为：“他们将国家财产分成三份，其中三分之一供养僧尼。”而由于“缺少精神的家园”，高氏皇室在邺城西侧的石鼓山之上，开凿了鼓山石窟，也就是现在的响堂山石窟。同时，在陪都晋阳（太原），也开凿了天龙山石窟。然而，响堂山石窟不论是名气还是地位，都高于后者，这是因为响堂山石窟，不仅是为了建一座“精神家园”，同时，还是为北齐高祖修建王陵。赵立春说：“北响堂山石窟的开凿就是为了安葬高欢。”事实果真如此吗？

　　■“宝相花”浮雕为石窟平添了神秘

　　神秘的“东方维纳斯”佛像

　　北响堂有北洞、中洞、南洞这三座大型石窟，都为北齐年间开凿。其时间是北洞、中洞稍早，大概在东魏晚期，完成于北齐，南洞稍晚，约在北齐。高欢的陵墓最有可能是北洞，因为“（北洞）它本身就像一个墓。”赵立春语气肯定，源自他对古代殉葬制度的考察：“从汉代墓葬来看，墓穴内周围就有画像石（一种浮雕），而这个石窟下边也有一圈画像石。”

　　北洞高、进深都有12米，放在平面来看，俨然一个正方形。洞墙上开着三个窗户，用以通风采光。洞内并非漆黑一片，暗角处，一支食指粗细的红烛正在燃烧，烛光凄凄。洞窟左侧墙壁上刻有精美石雕，名为“宝相花”，是由宝瓶、相轮、莲花组成。石雕下面有一排佛龛，龛内佛像是明代重刻后放入的，并非在山石上直接雕刻而成，其形象也都是按着当时出资修缮石窟人的模样，有的佛像下方还刻着他（她）叫什么、哪里人、性别等信息。

　　洞窟正面为现世佛释迦牟尼，是整个响堂山石窟最大的佛像，高3.5米。佛像面型圆浑，胸部隆起，两肩宽大，肢体丰腴，有朴实厚重之感。赵立春说：“这种佛像造型与前朝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主要是摆脱了瘦削为美的观念，转而崇尚健壮。服饰也不再披挂重层、衣袂飞举，而是轻薄光滑、柔软适体。”

　　现世佛左侧为过去佛迦叶佛，右侧为未来佛弥勒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世佛”。值得一提的是，弥勒佛并非我们现在所见的大肚子形象，而是平腹，与其他佛像无异。“大肚子弥勒佛是自宋布袋和尚之后，才出现那个形态的，之前都是这样。”响堂山石窟景区导游陈媛媛说。

　　同时，弥勒佛旁还有一尊“细腰斜躯、上身赤裸、下身着裙的具有女性风格特征体态优美的菩萨像”，因其头部和手臂都已残损，赵立春赞誉它为“东方的维纳斯”。这种造型的佛像，在整个响堂山石窟只有一尊。赵立春从这尊佛像中，看到了北齐当政者的政治心理：“他（当政者）是寻找一种突破。东魏北齐历史总共50多年，正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一定要反映到艺术上。所以响堂山的洞窟，一个洞是一个风格。从中也可看出，当政者急于创造风格，形成风格。”

　　那么，如果这里是高欢陵墓，他那藏于“佛顶之旁”的灵柩又在哪里呢？

　　佛像对应着皇帝形象

　　陈媛媛说，如果史书记载无误，那么高欢灵柩应该就存放在这尊弥勒佛上方——四个佛龛的其中之一。佛龛距地面约3米多，其中三个龛内都有佛像，一个为空洞，也就是说，高欢灵柩很可能存放在这座空龛内。陈媛媛说，她曾上去看过，“只有一条缝隙，里面透着光亮，剩下的什么都看不到。由于狭窄，人是根本无法通行。至今也没有人对其进行过真正的考古发掘，所以，不确定里面有没有灵柩。”也有传言，说高欢葬在山西左权县高欢云洞，这些都为这位北齐高祖的陵墓之谜平添了几分神秘。

　　不仅如此，响堂山的得名也与高欢墓有关。赵立春说：“在墓室外面，有一个祭拜之所，这叫‘享堂’。‘响堂山’开始叫做‘享堂山’。”而对于现在的“响堂”称谓，“都是百姓以讹传讹叫开了，说是因为洞窟很大，在里面说话回响声很大等等。”如果石窟是祭祀的场所，那么，人们跪拜佛祖，不是同时在祭拜皇帝吗？

　　其实，早在响堂山石窟开凿之前，中国佛教造像的雕刻与崇拜就已经分不清是在拜佛还是在拜皇帝了。这个起因是源于北魏时期赵郡（河北赵县）的一个僧人法果。法果曾任僧徒统监，他提出了“帝既是当今如来”的主张，也就是说，拜佛即是拜天子。

　　事实上，北洞佛像对应着高欢的形象，中洞佛像对应着高欢的长子高澄的形象，南洞佛像则对应的是高欢的次子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形象。佛像对应帝王形象，早在响堂开凿之前的几个皇家石窟寺，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就已有记载。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就是“沿西方旧有佛像服饰的外观，摹拟当今天子之容颜风貌”而雕凿的。

　　然而，对于赵立春的北洞佛像对应高欢形象的说法，在文化界引起了争议。有学者曾经提出，北洞佛的形象并非对应着高欢的容貌，应该是中洞。这样符合中国传统的尊卑礼仪，也就是长者“居中”。赵立春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北洞位置来看，它正位于主峰之下。而且按照佛教来说，北方位置属于涅槃之位，是吉位。”

　　如此说来，南响堂石窟内的佛像又会是对应谁的形象呢？

　　■窟内石壁上的经文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

　　窟内大量刻经的用意

　　少有的“楼阁式塔形窟”

　　南响堂的开窟时间比北响堂晚，是在北齐天统元年，而自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天保之后到南响堂开窟之前（后主天统元年）。这期间，北齐共历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维这四位帝王，其中废帝高殷，因并无建树，并不被人所提及。所以，除他以外就剩下孝昭、武成与后主三位。这正好与南响堂三大窟吻合，分别对应着他们的形象。至于，“哪个窟对应谁，就不好说了，没具体研究过。”赵立春坦言，对于整个响堂山石窟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河北省大小石窟五六十个，虽然不少，但是其中最大的是响堂山石窟，其次稍有名气的是封龙山（元氏与鹿泉交界处）石窟。总的来说，还是少。所以，研究的人太少，除了我，还有省文物局的一位专家，就我们两个人。”

　　赵立春近日就在南响堂寺办公，提起这里，他很是骄傲：“南响堂石窟‘楼阁式塔形洞窟’的特点，就是由我最早提出，继而影响到全国的。”

　　南响堂石窟从平面上看有7个洞窟，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对其编号为1、2……7。赵立春对此极力反对。他说，其实是第一窟与上层的第三窟（1＋3）的组合，第二窟与上层的第五窟并四、六窟是一个（2＋5、4、6）组合，第七窟则为一座独立的覆钵塔洞窟。如此，南响堂应是三组大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楼阁式塔形窟。和尚在楼下念经，在楼上安心坐禅。

　　南响堂石窟紧邻市区，每日都有人前来烧香拜佛。“般若洞”内甚至有席褥铺在石阶上，似乎要久居于此。“般若洞”与“华严洞”相连，“华严洞”内的释迦牟尼佛虽然面部毁坏3分之一，却是整个响堂山石窟保存最完整的佛头。

　　响堂山石窟自北齐建成以来，隋、唐、宋、明历代都有修复和续凿，也历经破坏和盗窃，其中，民国时期最为严重，很多窟内佛像无一留存。

　　“大面积刻经从响堂山开始”

　　“华严洞”与“般若洞”一样，因壁内所刻经文而得名。刻经是响堂山石窟重要的文化遗存，“大面积的石窟刻经就是从响堂山开始，再影响到全国的。”赵立春说。

　　华严洞内的经文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刻在窟内的前壁和左壁。按照古代阅读习惯，应该从右开始，可是在洞窟的右壁却找不到经文，墙上只有一排小佛龛。而左侧的壁面第一行经文，居然是第四品的末尾部分。开头的文字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赵立春。“从《大方广佛华严经》来看，第一品至第四品末尚有数千余字。这么多的字数，如果按照左侧壁面的行间距、字体大小排列，放在右墙正好排满。所以，右墙可能是刻经了，后来不知何故墙又被磨平了。”他还找到了证据：右侧这面墙的确有刮磨的痕迹。那么，洞内为何会有刻经呢？

　　有的专家说，是和尚在窟内诵经念佛时，怕忘记经文而刻。赵立春并不这么想：“华严洞的经文是刻在墙面上，其他窟内经文有的刻在窟外，有的刻在窟顶，人根本看不清，‘为了识记方便’的说法还能成立吗？”他认为，把佛经刻于摩崖石壁上或碑石上，是便于经书的保存和流传。历史也证明了，确实也有这个必要：“北魏太武与北周武帝时期，曾进行了两次灭佛运动，其中很多佛经被毁。”

　　响堂山石窟刻经的内容涉及13部佛经之多，有的是整本的佛经，有的是一部佛经的节选。在其中一些经文中，“万”、“无”等字竟与现行通用的简化字相同。

　　南响堂石窟的开凿者是北齐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史书记载，他开凿南响堂石窟是源于陪着皇帝出巡，在这里休息时，帝王大悦，他才广舍财物，为皇帝在此修建了离宫。“显然，南响堂石窟的出现是高阿那肱取悦皇帝的产物，也就是献媚工程。”这一点也是符合高阿那肱品行的，《北齐书》中这样描述高阿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最终，北齐在高阿那肱献媚和恭维下走向了灭亡。《北齐书》用一句话论述了其中利害：“灭齐者，高阿那坏也。”

　　独特的雕刻加壁画形式

　　“般若洞”窟门两侧石碑上也对高阿那肱的故事做了简单记载。这两块碑是隋代重刻的，一般人来往于石窟之间并不在意。赵立春对它则情有独钟，“从书法角度来看，这块碑特别好，只是没人这么看。隋代碑本身比较少，现存隋代最好的碑，是石家庄正定县隆兴寺寺碑。这两座碑，价值一点都不低于它，我把它们称作是姊妹篇，为什么呢？这块碑的文字是隶书的挑笔，起笔又是楷书。隆兴寺碑的字体是楷书，还保留隶书的写法。从书法上看，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抗日战争时期，“般若洞”曾被八路军作为油库，至今四面墙壁上都留有黑色油渍，摸起来柔软光滑。正面佛像已被破坏，只剩一面棱角突出的石壁。善男信女们在前面摆了面“王母娘娘”的神位，每日供奉香火。其实，“这是一尊佛。”赵立春有些无奈，“在最初（20年前）来这里工作时，连庙的人都说这个窟内是‘大奶奶’、那个是‘二奶奶’。”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窟内的佛叫什么，那个窟内的菩萨是谁。”这让他感到略感欣慰，“大家已经开始认识响堂山石窟了。”

　　在不断的研究中，赵立春在南响堂石窟的一个窟内，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响堂山石窟是雕刻和壁画相结合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个窟内佛像虽已尽毁，窟内只剩四面石壁，然而，从依稀的雕刻痕迹中，赵立春发现，这些佛的头光和背光没有被刻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佛像是必须有头光、背光的。壁面上没刻出来，那么，说明头光、背光是画上出去。”这个发现，与其他石窟对比后，就有了不小的价值：敦煌石窟是泥塑加壁画，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则根本没有壁画。

　　在北响堂石窟，赵立春同样有新发现，他在一面崖壁上发现刻有“法华经”。“刻这部经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只是在响堂山一直没发现，对此，我还一直很纳闷呢。”赵立春说，当时他是与两位日本专家一同来到石窟的，他把“新发现”告诉他们时，他们并不相信：“北响堂怎么可能有‘新发现’？”。为了确定赵立春的“新发现”价值，他们打电话给另一位日本学者桐谷征一，他对中国刻经研究颇深，到过所有刻着“法华经”的地方。电话通了，传来声音：“啊？北响堂有法华经？怎么可能？”

　　“其实就是证明了一个道理。”赵立春说，“响堂山石窟每看一次，收获都不一样。”■文并摄/本报记者申晓飞

　　（赵立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