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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印顺导师

       

发布时间:2009年07月25日
来源:不详   作者:昭慧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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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印顺导师

  释昭慧

  慧莹法师,诸位法师居士:

  大家好!我是非常感恩慧莹法师的。记得我叁十岁时出第一本书《如是我思》,就是慧莹法师集资帮我印出来的。还有,认识慧莹法师的时候,我正在南部一家寺院做典座,非常忙碌。慧莹法师虽然是长老尼,却不弃后学,从香港返台看望印顺导师时,还特别老远从台中跑来高雄看我。看到我的忙碌,心生不忍,回去向导师报告我的生活情形,因此导师便介绍我到福严佛学院教书。这是我生命中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导师的推荐与慧莹法师的提携,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第一次见面那年是1984年,现在已是1998年,整整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十五年的人生历练非常的多,可是如果没有慧莹法师慈悲护念,就不会有今天!所以我在此先要向慧莹法师表示深切的感恩!

  印顺导师毕生的成就,广大而精深,实在不容易做完整的介绍。个人就先从最近在台湾的一个小小法案的成就,做一个引子,来介绍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成效。

  人间佛教实践举隅 反赌马条款

  这个法案叫做“动物保护法”,才刚在两个星期前(十月十叁日)通过,这是经过一群“关怀生命协会”的佛弟子们,秉持著「建立人间净土、拯救苦难众生”的信念,努力争取改善动物处境的成果。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动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禁止做人与动物或动物与动物的赌博性竞赛。这条法案的通过,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透过民主程序立法禁止赛马的地区。在这个法案推动的过程当中,协会与财团进行了近四年的拉锯战,因为财团已经不惜投资钜额四十亿的新台币,要以开设赌马场的方式赚钱。

  在台湾这财团与政权严重挂勾的金权社会里,不过是一些佛教徒以“建立人间净土”的信念努力不懈,最后竟可成功地促成动物保护法案的通过,相当程度地减轻了台湾人民与动物的深重共业,不但缓解了可怜动物的部分痛苦,也在无形中挽救了许多可能因沉溺在赌马游戏中而破碎的家庭。

  这个重大的成就,协会同仁不敢把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在佛教徒最多的台湾,如果没有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和促进的话,大乘佛教可能还是停留在救济急难、临终助念的传统格局。这只是“人间佛教”实践的一个小小侧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侧影,就可以知道:印顺导师的思想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

  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

  其次,再简要地介绍印顺导师在学术上、在佛教界的成就,乃至于他对佛教的影响力。

  印顺导师在自传里提到[1],他从小在家乡所看到的,是为死人念经的佛教;他所看到的出家人,让一般人不会生起很大的尊敬心。所以从他发心学佛、出家开始,为了中国佛教的发扬、复兴,就一直想要了解一个问题:佛教传到中国,到底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出家后不久,到闽南佛学院读书,做了半年学生,就受命开始授课。这可见他在佛学方面宿根深厚,智慧高超,所以受到院长大醒法师如此的肯定。

  在闽南佛学院,他开始接触到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思想。太虚大师看出中国佛教变质的原因,是来自于太过“鬼化”,也就是重视“度鬼”而不重视“度人”,重视“度死人”而不重视“度活人”。印顺导师接受了太虚大师的思想,其后在研读藏经的叁年当中,他深切地掌握了佛法的本质,以及佛法在历史上的流变。他察觉佛教的问题不是“鬼化”的倾向,从印度部派佛教时代,就已有明显“神化”佛陀的倾向;也就是说,把佛陀理想化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失去了佛陀原来的人间性与亲和性。

  在全盘地掌握佛法本质与佛教思想史的流变之后,他著书立说,提出了非常多特殊的见地。这些质精量多的著作,总的来说,可以用“人间佛教”四个字来握其纲维。换言之,他从佛教本质,以及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流变之研究中,归纳出一个结论:佛教原就是“人间佛教”,佛陀诞生在人间,成道、说法、涅槃,无一不在人间。佛教未来的前途,也必然是要回归到“人间佛教”;“神化”、“鬼化”,皆非正途。

  除了中国佛教的现况给他深刻的刺激与反省之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儒家社会对于佛教当时的遁世倾向严重不满的危机感。“废寺兴学”的呼声甚高,而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儒家学者梁漱溟有一次到访汉藏教理学院,就向导师提出应该重视“此时、此地、此人”的看法。梁先生本是一个佛学研究者,后来转入儒家,他非常不满于中国佛教重视来世、他方的现况,从其著作可知:他以为是佛学导致这样退缩、遁世的佛教现况,不能面对这个急剧变化中的世间。

  从“缘起”到“叁法印”

  印顺导师从原始经律,也就是《阿含经》和各部广律里,深切地掌握了佛陀的慈悲精神,以及佛法的基本原理 “缘起”。“缘起”的定义就是:任何一个现象界(人事物等),都不脱于因缘法则,会随着因缘条件的改组而变化,随着因缘条件的离散而销毁。印顺导师掌握了佛法的本质 “缘起”,从这里开展出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并有丰硕的成果,连方法论都是从“缘起”的基本理则 也就是所谓的“叁法印” 发明出来的。

  “印”有印证的意思,叁法印可以说是佛法的骨干;在印度,佛灭以后,佛弟子面对着陆续结集出来的经典,为了抉择它到底是不是佛法,而以此叁原则印定之。叁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都是从“缘起”法则推演出来的。因为,既然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受到因缘的左右,它就不可能永恒不变,这就是“诸行无常”法则。每一个人都本能地错觉自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缘起法则让我们很深刻地体会到:其实你我他都是相对存在体,绝非不靠因缘组合就可以永恒而独立自存的实体,这就是“诸法无我”法则。

  圣者了然于此,也就能安常处顺,哀乐不入于胸次;可是一般众生的“自我”(萨迦耶见)很强,无法习惯作“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观照,总是给自己一个错误期待,希望生命永远保持在一个不受恶劣情境影响的最舒服状态,因此生命就老是在期待落空的痛苦之中打转。生命要解脱这样的痛苦,就必须要破除无明所导致的我执(萨迦耶见)。如果破除了我执,体会无常无我,契入缘起法性,就可以达到解脱的境地,是为“涅槃寂静”法则;那是可以“现法涅槃”,当下受用,而不须待诸渺不可知之来世的。

  从“缘起无我”到“真常大我”

  把叁法印充份地活学活用者,莫过于印顺导师。中后期的大乘经典,从“缘起无我”的根本原理,演变成追求“真常大我”的教说,就连导师的恩师太虚大师都认为:真常唯心论(法界圆觉宗)才是最究竟圆满的。可是导师本著「缘起”的叁法印 叁种法则,断定这“真常大我”、“常乐我净”的思想,是绝对违反“缘起”的,不究竟的方便说。所以他虽尊敬师长,可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甚至和太虚大师为此做过辩论。

  太虚大师在当时还是开明派的领袖,可以想像得到整个传统佛教,被印顺导师这样一个思想大革命震撼一下,对于印顺导师是多么的不谅解。不谅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派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佛教,在训练弘法人才时,都受限于宗派思想的框框。太虚大师是开明派的大师,要打破宗派的藩篱,宣示“不做一宗一派的徒裔”,因为他的心胸宽大,不喜欢宗派与宗派之间,因为见地不同而入主出奴。印顺导师则更进一步,从叁法印导出的叁种研究法则着手,告诉我们:要从流变的佛法中把握本质的佛法,宗派思想是可以参考,但不可以完全依赖的。

  叁法则之一 “诸行无常”

  印顺导师怎么把叁法印应用到佛学研究呢[2]?他认为,第一义谛是不可言说的,但超越言说与思维的圣证境界,依然要借助于世谛流布的语言文字。从世俗谛来看,任何的思想或制度,只要一落入言语和思惟的范畴,就都是世俗谛;只要是世俗谛,就不可能不随著「诸行无常”法则而产生演变。所以在制度方面,他提出非常革命性的看法:他不认为言行随便而不守戒律是正确的,但是他也不认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就是佛陀制戒的原意。戒学原理的“一种理想,十大利益”不可改,但条文则在此一原理的考量下,可以“随方毗尼”。在思想方面,从佛陀时代一直到今天,由于佛弟子们素质不同,必须考虑“契机”的因素,再加上时代、地区或师承不同,对教法的诠释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佛学思想也是在时空因缘的条件下不断地在演变着。吾人从种种部派、学派或宗派思想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思想演变与规制歧异的脉络。因此导师思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和日本佛教学界所重视的史学研究法,其实是有相对价值的,虽然不尽完美,但它不妨是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另一途径。

  而且从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完全用横切面的方式去研究部派、学派或宗派思想。因为思想像一个植物有机体,从树根、树干到分叉的枝叶,它吸收外在的空气、阳光和水,它也依光合作用,而给大自然带来丰富的氧气与活力。佛教思想在与外在的异部或他教对话之时,有其相拒相摄的过程。学派思想,要从根源看到它的枝叶,而不能只从横切面看到它的年轮,或只注视它微组织的细胞。

  思想一直在演变之中,我们如果认为哪个时代哪一学派的思想是佛陀时代的翻版,丝毫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运用“诸行无常”法则来作思想史的正确研究了!

  叁法则之二 “诸法无我”

  其次就是“诸法无我”法则,这可分两个部份来谈:一是“人无我”,一是“法无我”。所谓“人无我”,是要抛弃主观的偏见,也就是把“放下我执”的修行,用在学术上 放下自己的宗派或学派偏见,或放下民族主义、文化情感的情绪因素,尽量客观地看待自己所研究的论题。过去中国的佛学研究者,由于固执宗见,在研究讲说时,不问经的内容如何,只将自己所学的那一套凑上去。导师曾经很幽默地说:“等于不问对方的头大头小,就拿自己头上的帽子去套。”导师教导我们一个对治宗见的方法,那就是:

  “在研究一经一论时,切莫自作聪明,预存见解;也莫偏信古说,大翻注释。最好,在这一经一论的本身上去寻求解说,前后互相发明。若不能获得明确的定义与见解,再从与此经此论思想很接近的经论中去参考。”[3]

  立足于“人无我”的态度,而作印、中佛教思想史的解析,这是导师的重大成就。以部派佛教谱系之研究为例:部派佛教是佛灭百年以后,因为戒律或思想的理解不同,或地区与师承的隔阂而形成的。部派谱系怎么分支,北传有北传的说法,南传有南传的说法。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者,依据北传的文献,重视北传系统的说法;而当代许多学者因为轻视中国佛教,重视南传,以此为“原始佛教”,所以认定南传的部派谱系才是正确无误的。

  印顺导师面对这两种说法,既不会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而选择北传(依“人无我”原则),也不会盲目地推尊南传为原始佛教(依“法无我”原则,原理后详。),他从这二边找出了一条中道的研究道路。原来,部派虽然复杂,但它们还是从大众部和上座部二个根本系统陆续分支出来的,北传的文献比较倾向于上座部里的说一切有系统,但是它也传进了大众部所说的谱系,南传则属于上座部的分别说系统。

  印顺导师认为:每一个部派谈到自己的时候,都难免“独尊己宗”,把它所属的部派抬在比较高的位阶,所以讲自己的比较不客观,但当讲到对方时就比较客观。如现在的南传佛教,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上座部,可是如果从北传的眼光来看,他们不过是上座部里分别说系的其中一支。所以导师认为:当整理谱系的时候,谈到上座部谱系时,不妨依大众部所说;谈到大众部时,不妨采取上座部的看法。同理,上座部的说一切有系与分别说系,谈到分别说系的时候,不妨依说一切有部所传;谈到说一切有系的时候,就不妨采取分别说部的看法。这就是“人无我”法则的运用。也就是说,导师洞观演变中的佛法,可能来自部派、学派或宗派的自我主观,而会有所扭曲。他自己很谨慎地避免堕入民族主义的主观,或是“南传为原始佛教”的另一种主观,根本立场是不带主观的“人无我”立场,又能洞悉人性中的我执在“部派谱系”传说中所产生的微妙情结,这是鲜活的“人无我”法则之应用。

  “人无我”原则,是指研究主体避免偏见;“法无我”原则是指:一切都在展转的相拒相摄之中成立;佛法也不例外。这些学派思想的展转相关,不但是异时的,内部的,也与同时的其他的学术,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研究的对像上,要了解到它因缘和合的特性。例如,导师也研究戒律,但他不认为:当今已可完全沿用佛陀时代的所有戒条,因为当今所面对的因缘条件,已经跟佛陀时代的因缘条件不同了。比如说,在佛陀时代的印度,托钵的生活方式非常自然,不但有修道上的利益,而且在印度文化中,本来就有“沙门托钵”这样的传统:印度人认为托钵的修道人是值得尊敬的,供养修道人是可以生天得福的。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将托钵视作乞食,无法对托钵者产生敬意;因缘条件不同了,所以中国佛教改成寺庙炊食。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即使是佛陀,何尝没有面对当时印度文化的背景,而在规制上做适度的调整?重要的是,佛陀当时制订戒律,是为了要让正法久住,要让出家修行者的梵行久住,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死守教条,使得正法不能久住,使得社会误解佛法,轻慢出家,那又有什么好处?

  所以在制度的研究上要掌握“法无我”原则,是要抓住根本精神,知道在时空因缘改变的时候,怎样使根本原则做到更大的发挥,而不是死守教条,让佛教更形萎缩。同理,在思想上做研究,导师更是运用“法无我”原则,看到佛教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除了个人的个性特质、聪明才智等因素之外,还受到当时佛教的各个学派,乃至印度社会其他宗教的影响,这是一个“相拒相摄”的过程。

  叁法则之三 “涅槃寂静”

  最后谈涅槃寂静法则。依导师来看:不论是大乘、小乘,不论是声闻、独觉,都是讲“究竟解脱”的;大乘只不过是心量更加广大,帮助更多的众生达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境界。因此,虽然别人推崇他在佛教学术界的成就,认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学者,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学者”。他认为许多学者把佛学纯粹当作客观的知识,从来没有投入生命去体现它,这是不够圆满的。

  导师以此叁法印的基本原则,著述等身,包括妙云集二十四册、华雨集五册,还有非常多的专书,目前还有一些零星的著作没有结集出版。从这些书籍里,我想归纳几个重要的成就:

  尊重原始佛教,抉择南传佛教

  首先是他尊重原始佛教,而且强调《阿含》与律的重要性。因为过去中国佛教认为《阿含》是小乘,戒律也不过是小乘律,什么都要是大乘的,所以他们对于原始经律(尤其是《阿含》),并不那么重视。可是经印顺导师提倡以后,到现在,几乎只要是学佛的知识青年,没有人不读《阿含》的,对整个台湾佛教,影响非常深远。

  《阿含经》对于“缘起”的讲述是最充分的,它所教的修道方法是最素 、最真实的四念处与诸道品;律里所载,最反应出现实僧团的需要;而且《阿含》与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佛陀是人间的、亲切的,并不是高高在上摸不着的神。原始经律的重视,使得汉传佛教界开了一扇窗子,重行解读并抉择佛教思想。这样的影响,使得现在的台湾,有大量人在追随南传佛教的法师,学律、学禅,或是学经、学论。

  但是印顺导师并不盲目崇拜南传佛教,因为他从“缘起”的基本原理,深深地知道,并不是南传佛教整套硬生生搬到中国,就可以实现,因为因缘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南传佛教自称他们代表原始佛教,是上座系的正统,认为所有的巴利经律原典是佛亲口宣说,而排斥大乘佛教为“非佛说”。在这点上,印顺导师倒不是基于民族自尊心,而是基于缘起法则的体会,觉得他们有所偏见。他认为,南传巴利圣典也经过了世代传承,不可能是一字不漏的原始佛教。相对于北传佛教,固然是表现了一个部派完整的传承,可是那也只是一个部派而已。他反而觉得汉译的佛教圣典来自多个部派,如《阿含经》,有大众部的《增一阿含》,有说一切有部的《杂阿含》、《中阿含》,还有法藏部的《长阿含》。律更是复杂,有化地部的《五分律》,有法藏部的《四分律》,有说一切有部的两种律:《十诵律》和《根有律》,还有饮光部的《解脱戒经》等。总的来说,就以部派佛教的呈现而言,汉译的原始经律呈现多面性,有利于作版本的比较研究,吾人可从这里耙梳什么是本质的佛法?什么却融入部派的思想[4]。

  他老人家这么超越的见地,其实在现今已见到一些印证。例如去年我们请南传的帕奥法师,他道德非常高深,而且禅修非常高明,也非常重视戒律,这也使得他起先很不愿意出国,因为他怕国外的环境使他持不好戒。他不能捉持生像金银,于是出门就一定要有人陪他;本来只要买一张飞机票,可是为了这条戒,就要另买一张飞机票给一个在家居士随行;他必需要持午,而且必须有人“手授”,否则即使食物就在手边,也不得食用。十二点以前,一定要把所有他的饮食打点完毕。

  他来台湾弘法,就没有这重顾虑,因为北传佛教的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恭敬心,尽力配合他的需要。有了北传佛教的成果,南传佛教的高明禅法,才有可能在台湾这样的地方弘扬开来。他有没有可能单枪匹马去到欧美那种地方?如果那些地方没人有这样良好的佛法信心作为基础,怎么去接纳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经济效益的观念,怎么能够接受本来只要一张机票,却变成两张机票的事实呢?

  前几期的《人生杂志》,圣严法师提到:他去欧洲时,碰到一位还俗的南传比丘,他告诉圣严法师:假使要他过完全南传方式的戒律生活,他根本没有办法在当地弘法利生,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弘法利生更为重要,他宁愿放弃比丘的身份。由此我们就可知道,一成不变地看待一个制度或思想,是违反“诸行无常”与“诸法无我”法则的,那是一定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坚持比丘戒律的人,只能够在他自己的国家生存,他的国家佛教又已经非常兴盛,照理说,为了让法轮常转,使正法久住,应该要把佛法带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可是因为死守教条,却使得他反而只能在他的国家呆着,不能把那无上甚深微妙法,让百千万亿人听到,这岂不是违反了戒律制定的原始精神 要“令正法久住”吗?从亲见的事实可以证明,印顺导师在思想或制度的教史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是很有远见的。

  除了前述对部派谱系所做的整理之外,他对印度佛教史各个阶段的整理,也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印度佛教史,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流变,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否则吾人无以明白:大乘佛教是怎么产生的。导师可以从错综复杂的部派佛教,整理出几个脉络来,让我们了解到大乘叁系是怎样从原始佛教,经过部派佛教的演变而出现的。换句话说,对于初期、中期、乃至于后期大乘,他都可以从佛教史的演变之中,找到它出现的思想脉络,这是他非常钜大的贡献。

  “大乘叁系”的判教

  还有对于“大乘叁系”的抉择。传统的中国佛教认为:大乘就是真常唯心论,一定要讲“常乐我净”的“如来藏”;又如天台、华严的判教方式,往往不符合实际佛教史的发展。到太虚大师的时代,虽然看到大乘有叁种不同的思想,但是他又认为:真常唯心才是最高、最完美的教理,其次是性空与唯识,他还是没有摆脱中国传统佛教的影响。当时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的系统,认为大乘只有中观与唯识,真常唯心非佛说;而太虚大师却捍卫真常唯心,认为那是最究竟的佛法,而且是正统的大乘。这引起印顺导师的思考,使得他后来到普陀山阅读藏经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经过阅藏之后,他做了如下结论:第一,不管我们认不认为真常唯心思想是对的,也得承认它是佛教的一部份,不能不承认它事实上在佛教中是存在的。因此他反对支那内学院把真常唯心排除在大乘佛教之外。另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认为太虚大师讲的不对,应该是性空大乘先出现,其次才是唯识,最后发达的才是真常。

  第二,在了义不了义的抉择方面,他也跟太虚大师不同,因为他认为性空大乘才是最究竟、最了义的[5],尤其是龙树,一方面把握了《阿含经》的缘起论,一方面把握了般若的性空思想,把“缘起”与“性空”结合,非常正确地掌握佛法精义,而且有关“缘起性空”的辩证,利不可当,任何外道或不脱自性见的佛教部派,都没有办法做有力的抗辩。所以导师认为中观性空的思想是大乘叁系中最究竟的了义教;其次的唯识思想,还能够大部份把握“缘起”,但已经属于有宗的领域,终究要将“诸法皆空”建立在“假必依实”的方法论上;最不究竟的就是真常思想,因为那已经脱离“缘起”而陷入“本有论”了。导师提醒我们:“缘起”与“真常”之间,是完全不相应的,既然讲“缘起”,就不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本来的存在,不需要因缘条件的存在,而且永远不改变的存在。可是“真常”的如来藏是本来如此,真实如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不需要因缘条件的组合就如此的,这怎么还算“缘起”呢?而且如果有是真常不变的佛性,又怎么会“无始无明一念妄动”,一动就变成了凡夫众生?这样“去妄归真”以后,会不会有一天“一念妄动”,又转真成妄了?那岂不变成无始循环、没有穷尽的努力?证得佛果到底有没有保险啊?所以印顺导师抉择叁系,做了非常清楚的教判。这个判教方式迥异于传统的天台、华严,甚至跟太虚大师也不相同。而当今不管是佛教界或学术界,一般都已经公认,他的教判比较符合历史的事实。

  大乘重在悲愿大行

  从这样的基础上,导师看到逐渐发展出来的中国净土宗或禅宗,或者是西藏的密教,他都提出一些不同的见地。对于禅宗,导师认为这“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越传越偏,不能够把握佛法的精髓,只能够称性而谈,说一些无头公案,这种不重义理的倾向,使得义理的研究慢慢衰微,导致佛教面对外道各种尖锐思想攻击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强有力的抗辩;还有,明心见性,桶底脱落,到底怎样循序到达那样的境界?好像没有次第可言;次第不明确,完全靠师徒之间彼此的自由心证。

  还有,“净为叁乘共庇”,净土宗也不是不好,但是过度发扬以后,很多人认为这是“叁根普被、利钝全收”的唯一法门,因而贬斥义理研究的佛教,贬斥学术型、知识型的佛教,他觉得这也是不公道的。他无形中挑战了中国传统净土宗根深蒂固的观念,因为他认为净土法门不见得是“叁根普被”的,反而是龙树《十住毗婆沙论》的看法,认为净土法门是对那些“志性怯懦者”所开的方便道,而不是大乘正常道[6]。

  对于密教,他很反感,因为他觉得印度的后期大乘佛教,“天化”倾向非常厉害,远离了纯正质的佛法,这可以从密教的修持法门之中看出来,比如重视低级天的咒语,凶暴的本尊,欲念意含强烈的欢喜佛 两佛交抱的偶像,揉和了印度民间“性力崇拜”的味道在里面,他们希望透过本尊的修法“即身成佛”,即身可以转化成“天色身”而成佛。所以总的来说,他认为那是一种严重的天化思想,导致于他们从不贪不不慢的佛法中,变成大贪大 大慢。大贪 从梵行清净的佛法,变成出现男女欲合的双身法,甚至有所谓的“明妃”、“欢喜佛”;大从慈悲柔和的菩萨形相,出现了各种本尊的凶暴形象,那是夜叉形相的菩萨化身;大慢 希望以人道的肉身直接转成天色身,怀藏着深刻的“天慢”[7]。

  除了这些批判,导师对佛教思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那就是,他认为初期大乘的菩萨愿行是最伟大的,而且初期大乘还保留了原始佛教的那份质,比较没有严重的天化倾向,而且比较不会把质 的、修行的、成道的佛学,讲成高妙不可攀的玄学。所以他提出的“人间佛教”,是符合“缘起”的佛教本质,本于原始佛教质 、亲切的人间性、亲和性,行初期大乘兼顾慈悲心、菩提愿与空性慧的菩萨愿行。但对于后期大乘的一些长处,导师认为还是不妨加以吸收,但是要让菩萨“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精神,彻彻底底地发扬;在往生他方净土的法门之外,能够发扬“成熟众生,利乐有情”,从而建立人间净土的精神。所以导师毕生的佛法研究,以及研究结论的“人间佛教”之提倡,不但还原了佛教史的原貌,掌握了佛法的本质与精髓,而且还能够适应乃至主导此时此地的民情风俗和社会习惯。

  印公思想在台湾

  我们应该要觉得非常幸运!生在印顺导师之后,使我们少走了许多迂回摸索的道路。导师的思想不但改革传统佛教专度死人或隐遁山林的风貌,而且很坦然地回应了那些重视现实功利的儒家学者的质疑,所以台湾佛教能够从传统被认为是“逃尘避世”的佛教,到今天转变成人人都认为是大菩萨的宗教,是救世型的宗教,不能不说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思想革命,是非常彻底而成功的!

  我们也不妨想像一下:以前的佛教徒甚至都不敢对人承认自己是信仰佛教的,出家人面对社会大都是很畏缩的。一九九二年,我和另外叁位法师,到天津参加一个论文研讨会,一位文化局的官员就对我说:“奇怪,为什么你们台湾的出家人流露出来的,是这么大的自信,这么活泼,这么果断,跟我们在本地所看到的出家人不一样?他们总是很畏缩的。”现在我们可以很坦然地以做佛教徒为荣,我想,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印顺导师思想的洗礼,我们不会表现出那么大的自信和果敢的。今天台湾的佛教学术,有非常多佛学论文的成就,其实也是奠基在印顺导师思想成就的基础之上,起码我个人就是如此。

  以前我在“妙云集”看到默如长老所写的文章谈“大乘叁系”,总觉得:这位老人家也是饱读经书的人,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就搅不灵清呢?后来,我意会到:我们很幸运,较默如长老晚了一个世代,长老和印顺导师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当时弄不清楚的问题,今天我们经过印顺导师的教导,都能非常清楚简洁地掌握重点。

  印顺导师已经九十四岁了,愿今天在这里闻法的所有功德,回向印顺导师:让我们共同祝愿印顺导师能够长久住世,以佛法的无量光寿照耀世间,使得正法久住,法轮常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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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详阅印顺导师《平凡的一生》,“妙云集”下编第十册,或增订本《平凡的一生》:“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页四)。

  [2] 详阅妙云集下编之叁,《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页一~十四。

  [3] 详阅妙云集下编之叁,《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页九。

  [4]详阅妙云集下编之叁,《以佛法研究佛法》:<华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页二六叁~二六六。

  [5] 笔者曾为文探讨有关太虚大师与印顺导师对于大乘叁系判教之主要差异,详阅《如是我思》第二集:<印顺导师“大乘叁系”学说引起之师资论辩>.法界出版社。

  [6]详阅妙云集下编之四《净土与禅》:<净土新论>,页一~七五。

  [7]详阅妙云集下编之叁,《以佛法研究佛法》:<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页一叁一~一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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