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消费生命

从教堂到超市

　　不可否认，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美国人抱怨说，“贪婪已经感染了我们的社会。这是最糟糕的感染。”不过，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关于这一点，相信不少中国人也深有体会。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有人将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身心焦虑当属正常，奇怪的是有房子的人同样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着更大的房子，如果周围能有片牧场更好。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类的时间。美国人不会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因为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3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人被物奴役，人被物谋杀。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已经是稀有的生活。特里萨修女在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谈到以物欲症为特征的消费主义，《流行性物欲症》一书的作者们进行了很好的剖析。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是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

　　可以想见，在以经济建设和消费主义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裹挟下，中国人一边脱贫，一边在走向特里萨修女所感慨的那种“贫困”。

　　如果我们看看高耸入云的教堂以及平地蔓延的大型超市，就知道为什么消费主义在中国势如破竹。中国在80年代初期失落信仰并一步步进入消费社会的时候，心灵生活何其落日飘摇！

　　如有中国学者分析，西方也好，中东也好，南亚也好，当这些国家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虽然宗教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世俗价值观之间有紧张和冲突，但从西方的历史传统来说，世俗与神圣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二元世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与此相反，与世界上这些国家和地域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而现在，以举国之力搞经济，同样推动消费主义的“野蛮增长”。与此相关的国际大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当中国更加深刻地卷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和文化生产关系之后，本土性的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席卷全国，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暴发户式的“没有灵魂的物欲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刚从政治禁锢中渐渐走出，当时的消费主义从本质上说伴随着人性的复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也渐呈井喷状态，消费观念渐渐向物欲症演变。如果说80年代人们在物质与心灵之间徘徊，那么90年代以后，中国人则走上了一条物质主义的单行道。

　　梭罗的森林

　　简单的，是美好的。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促进消费主义文化在人群中产生并蔓延。消费能力一度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不过，也有人通过不消费改进生活质量。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有10名美国人结成拒绝消费的“友情同盟”，如今，他们已经坚持了一年不购物的生活。

　　2005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上，10名收入属于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决定尝试一年不消费。他们戏称自己为“签约者”，就像1620年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清教徒决意追求高尚生活、拯救灵魂一样，“签约者”希望在铺天盖地的“大众消费”文化中急流勇退，寻找高品位生活真谛。

　　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一年间，10位“签约者”只购买生活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卫生纸、内衣、牙刷等，其他物品则通过借、交换、自制和二手交易等方式获取，还有些物品则是循环使用。“签约者”在这一年里同样遇到一些问题，但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如果需要添置衣物，他们会去二手服饰店或慈善义卖店。如果孩子需要玩具，他们会领着孩子到玩具店过上一天，尽管最后什么都不买，但孩子们还是很快乐。10位“签约者”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省钱或保护环境，只是想使生活变得简单而美好。

　　与此相关的反抗还有，杂志编辑考尔·拉森从1992年起就倡导“无购物日”，呼吁人们不要在感恩节后的节日购物狂潮中挥霍；2003年，《今日美国报》专栏作家克雷格·威尔逊表示，他将在一年内只购买食物、卫生纸和赠礼。种种迹象表明，在欧美国家，许多人对消费主义的攻城略地保持着一种警惕甚至反抗的态度。

　　就像熟读法国《人道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造成悲剧一样，任何文化，如果只是进口并放大其一，而不将其他相关的、相抗衡的力量加以引进，悲剧往往在所难免。从过去中国在政治上一边倒学苏联的进口，到今天大张旗鼓地鼓吹美式消费主义，不难发现，中国人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显然，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反对消费主义的传统。早在美国物欲主义刚刚抬头的1845年，即将以《论公民之不服从》和《瓦尔登湖》名垂人类文明史的梭罗悄悄地带上了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住进了自己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在瓦尔登湖畔，这位离群索居的思想者说：“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

　　90年代以降，中国人陷入了怎样一种困境？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梭罗悖论”：“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大地繁花四起，古木（而不是广告牌）撑起穹隆，人们能够自由地徜徉在那一片“梭罗的森林”？什么时候，不再被广告上温情脉脉的笑容偷走一生的时光——人们只为了需要而工作，做一个幸福的好公民？

回顾近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消费心理的演变，不得不提到90年代末开始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中国老太太说：“我攒够了30年的钱，晚年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临终前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按揭引导人民——正是在这个故事的感召与启发下，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做了“房奴”。与此相关的国际背景是，韩国城市里面积小于59平方米的小型住宅达到40％，日本普通人家的住房面积，大都是六七十平方米，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省租金，租住两室的公寓，女儿来了就加一个床，一间房睡三个人……

　　从公民到房奴，个中内涵同样值得回味。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打拼时，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事情，自然很少关心。从这方面说，如果公民安心一辈子做“房奴”，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还有些好处，至少它解决了部分“热思想”的“流动性”的问题，不去“惹事生非”。然而，这种平稳的前提是，房奴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不失业。

　　比尔·麦吉本在《消费的本质》一文中提到自己做过的一个实验：在相同的24小时内录下美国弗吉尼亚州Fair-fax可以收到的100个节目。然后花了一年时间将这2400小时的节目看完，最后发现，在电视构成的世界中，你是世界的中心。确切地说，消费社会的教义是你的欲望是“世界中心”。

　　就在人们为你这样的无数个“世界中心”而呼吁房价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时，我们同样发现其实房价问题也是个心理问题，否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获得了房屋后还要不停地买房。事实上，他们早出晚归，多半时间并不住在里面，因为他要到外面工作，以便能跟上邻居或同事，换上更大的房。消费主义因此变成了“占有性个人主义”，人们只顾占有多少，全凭个人能力，一切成就仿佛与社会无关。

　　中国现在是“三代（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堂”。真正的吊诡还在于，中国前现代问题没解决好，先得了一身后现代的病。就像一个男孩，性器官尚未发育成熟，却得了一身花柳病。而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只是为了占有某些物品而不得不贡献一辈子的光阴，物主与物品，究竟谁占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