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东方模式”促进文明和睦

　　弘扬“东方模式”促进文明和睦

　　－－在新加坡小型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6年2月，在与新加坡宗教人士举行研讨会上，针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现状，积极倡导中国文化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促进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与和睦。

　　新加坡基督教的周贤正主教在荣升“东南亚教省大主教”就职典礼的间隙，在百忙之中，欣然接受我的提议，趁着中国基督教“两会”的负责人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领袖来到新加坡，共商促进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与和睦之大计。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爱的上帝”、“和平的基督”之精神，令我感动。

　　在此之前，我征求过中国基督教“两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以及香港基督教邝广杰大主教的意见，他们都赞成这个题目，表示愿为此尽力。听说新加坡的伊斯兰教领袖对此也深表赞成。

　　我谈点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

　　令人困惑的“文明冲突”

　　当今世界，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但主流之外暗流汹涌。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

　　这种挑战，更多地来自“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突。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招摇于世，“单边主义”便随之滋长，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就相伴而来。“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与争锋，造成了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有人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

　　于是地区冲突迭起，恐怖活动猖獗。继纽约“9·11”之后，马德里“3·11”，伦敦“7·7”及“7‘21”连环大爆炸，沙姆沙伊赫“7·23”大爆炸，世界一次又一次被恐怖的声浪所震惊。“黑云压城城欲摧”，当今世界噩梦连连。

　　尽管按照中国的农历，这些大都是“鸡年”或其之前发生的不幸，现在时光已进入“狗年”，但这一幕幕悲剧仍然历历在目，触目惊心，真的是“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啊!

　　文明本应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文明的冲突”则是人类愚昧取代了人类智慧的产物。

　　文明的出路，只能如此“冲突”下去吗?文明的困境，就是如此无可奈何吗?

　　值得珍惜的“东方模式”

　　当人们把焦虑和困惑的眼光从西方移开，转而注目世界的东方，就会发现：中国的宗教、民族和谐安宁，极少纷争。中国悠悠五千年历史，从古至今，各种宗教之间，包括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一直能够互相尊重、和睦共处。新加坡开埠180多年、建国40年来，基本上各族群相安无事，伊斯兰教教堂挨着华人寺庙而建，庙宇和基督教堂比邻而立。

　　中国和新加坡有一个共同点：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和谐共存。这里没有文明之间的互相蔑视、彼此践踏，而是互相尊重、彼此欣赏；没有文明之间的以大欺小，弱肉强食，而是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没有文明之间的区分优劣、生存竞争，而是互相平等、和合共生；没有文明之间的孤芳自赏，一花独放，而是互补共荣、百花齐放。这种人类弥足珍贵的经验，能否称之为文明的“东方模式”?

　　这个“东方模式”，有深厚的文化作为支撑。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思想中，蕴含着丰富、鲜明的“和”的思想。所谓“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即内有不平不和的心因，外有不和不平的事缘。心净则世界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和”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内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东方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生态。

　　这个“东方模式”，有国家的法律作为保障。中国、新加坡都确立了政教分离、各宗教一律平等的法律规定。中国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其宗旨就是“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新加坡则于1990年就颁布了《维持宗教和睦法》。1991年，新加坡政府提交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获得国会批准，为新加坡人民确立了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2002年在政府推动下各宗教团体又共签“宗教和谐准则”，强调作为新加坡公民，“宗教和谐是确保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社会之和平、进步与繁荣的要素。我们决心通过相互容忍、信任、尊重和了解，强化宗教和解。我们将始终如一，确认国家的世俗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既增广共同空间也尊重彼此的差异，促进各宗教间的沟通。从而确保在新加坡宗教不会被滥用来制造冲突与不和”。

　　这个“东方模式”，有丰富的经验作为验证。具体可请两国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朋友总结。例如，在当代，新加坡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有较多的接触与合作，并且在“和谐准则”之下，双方在信徒节假日的安排、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等具体的事务上都有很精细的互相协调。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除了政府的协调作用外，两教自身也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亨廷顿曾感叹：“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但为什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到了中国、新加坡就并不“如此行事”，而是相安无事，世代修好?为什么世界纷争不断，中国和新加坡却“风景这边独好”?国家无论大小、历史无论长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朵文明的奇葩，在世界风起云涌中依然绽放，“俏也不争春，只把舂来报”，其中的奥妙和经验，值得珍惜和研究。

　　由此开始的“和风西送”

　　半年前，我应邀到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参加周主教发起的“‘寻求城市的福祉’国际研讨会”。我发言的题目就是《和气东来和风西送》，从剑桥大学一本研究《圣经》的书——《寻求城市的福祉》(Seek the Welfare ofthe City)说起，强调《圣经》中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公众伦理道德的内容，引用丁光训主教的话：《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和好”，包括“神与人和好”，“人与人和好”，进而提出，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生起一团和气，扬起一股和风。我们呼喊“同一个世界”－－一个不同文明互相尊重、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和平的世界”；我们都有“同一个梦想”——一个能够以对话求理解，以共识求团结，以包容求和谐的“世界的和平”。居于世界东方的中国，有“和气东来”；面对不安宁的西方，可“和风西送”!

　　我以为，“东方模式”正是“和气东来”的一种见证，向世界介绍“东方模式”，乃是“和风西送”的一种开始。我们应该藉此向世界传达“和”的理念，抵制文化的隔绝和霸权，反对用一种文化去强加和取代另一种文化，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

　　现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深陷于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中，进退失据。美国总统布什1月31日发表的国情咨文说： “我们要赢(得伊拉克战争)，而且正取得胜利。”他没有提及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只表示“胜利之路会带我们的军队回国”。美国的理念是，既然恐怖主义不仅是来自一两个国家，而是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要消灭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就要“改造伊斯兰”。就像美国通过改造德国、日本，使民主在这里扎下了根一样，美国只有“改造伊斯兰世界”，才能断掉恐怖主义的根。为此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宣称，他会要求中东国家做出切合民主的政治改革。他说，民主化进程可以替代“黑暗和仇恨”，“选举是必须的但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西方要用“民主”来“改造伊斯兰”，其实只是一厢情愿，西方有学者就认为这只会导致一种“伊斯兰民主的悖论”：“政治转型有风险，它可能导致伊斯兰当权派获胜。”(Vasconcelos，葡萄牙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 对于刚刚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获胜的哈马斯，美国也无可奈何，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只好悻悻地呼吁：“既是从民主的选举产生，就要做出民主的行为。”

　　沉溺于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文明的冲突”，是没有出路的。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这样搞下去也深表疑虑。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抉择——统治全球还是领导全球》一书中就说：“欧洲一直批评美国就像是一只闯进了国际瓷器店的全球公牛。”“长期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来源不确定的‘恐怖主义’身上，只能激化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制造新的敌手，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美国以雄厚、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而国际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新近发生的引起16个国家穆斯林愤怒抗议的亵渎穆罕默德的“丹麦漫画”事件，看起来并不光是一场“口舌之争”或“茶杯里的风波”。世界在不断上演谁也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冤冤相报的悲剧。

　　而在这与日俱增的“文明的冲突”之中，作为“东方模式”实践者的中国和新加坡，则处于一个相对超脱的地位。两国向来在国际社会主持正义、提倡平等，主张大家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和睦的世界，受到很多伊斯兰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敬仰。因此，中国和新加坡在促进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和谐中，有特别的“话语权”，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

　　向世界介绍“东方模式”，可能首先需要中、新两国基督教界与伊斯兰教界各自对自己的模式进行认真地总结，总结减少误解、增进和谐的具体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而推动世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明对话与和解。有学者认为，“李光耀注意在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组织及制度性廉政建设方面，以西方的一套为基础，再按照新加坡的特性做适当的改造，而在人的完善如人伦道德、社会和谐等人的自律性廉政建设方面，则倾向于东方文化传统，力图在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中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国家，最终形成既包容了两种文化精华，又超越这两者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这或许是对新加坡的“东方模式”的一种解说。当然还可以探讨其他解说。两国宗教界，包括学术界都参与进来，在深刻地自我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可由两国基督教界和伊斯兰教界领袖进行沟通协调，推动两国的交流和研讨，达成共识。然后，进而争取获得国际宗教界领袖以及学术界的认同，争取在联合国支持下举行推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和谐对话的高层论坛，向世界介绍两国经验，提供“东方模式”，促进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与和睦，为从深层次上解决国际社会的危机，发挥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