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一所理想的佛学院

　　如何办好一所理想的佛学院

　　中轮沙门道源

　　一、振兴今日佛教必须办佛学院

　　我国办佛教衰败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其基本原因，则在于出家二众之无学识。现在的出家人，除了极少数的法师外，最大多数都在犯着愚痴病！这种愚病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不识字的人，他们出家以吃素为目的。只要吃素得得清，就是修行修的好，其他既非所问。其实根本不知尚有其他应为所问。另一种是识字的，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童真入道的，或者是国民学校毕业，或者是初中高中毕业，未曾结婚而来出家的。一种是半路出家的，在世俗中做了半辈子的事，结果一无所得，于是看破红尘而来披剃的。以上两种出家人，虽有识字与不识字之分，但其所犯的愚痴病则一。因为通统不懂佛法，住持佛法的出家人，通统不懂佛法，佛教不衰，尚何所得！

　　不识字的出家人不懂佛法，这道理容易明白。识字的出家人为甚么也不懂佛法呢？这就是因为现在各寺院，皆没有佛法教育所致。不论你是甚么学校毕业，也不管你做过甚么大事，既然出了家，就得与出家人一起生活，在都市的寺院里，就得赶经忏，做佛事。天天这样忙，从来没有闻过佛法。在乡村的寺院里，就得种田地，做杂工，天天这样忙，从来没有闻过佛法。闻尚未曾闻，懂从何处懂？所以振兴佛教，非办佛教育不可。

　　我们知道，我国佛法在唐朝时，是黄金时代。因为那时候龙象辈出，僧才济济。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当时教育的背景，例如唐三藏玄奘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位有名的大法师，一定是乘愿再来的菩萨。但是必须注意！“乘愿再来”那是他的“善因”；出家以后，受到佛法教育，才是他的“良缘”。善因良缘和合起来，才能成就这位大法师。我们看看他受的佛法教育吧。玄奘法师十三岁出家，他的兄长，长捷法师，就是一位大法师，就是一位佛学教授，所以奘师一出家就受到良好的佛法教育。不但他的兄长教他佛法，而且带着他遍访名师。在洛阳，就慧景法师听涅槃经，于严法师受摄大乘论。入汉川，逢空法师及景法师，从之受学。又随从这二位法师，进向成都，虽在行旅、恒执经随问，及至成都，更就宝暹法师学摄大乘论，道基法师学阿毗昙论，就震法师听发智论。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后，坐夏学律。又往相州，谒慧休法师，质问疑碍。往赵州，谒道深法师，学成实论。更入长安，就道岳法师学俱舍论。亲近法常、僧办二大法师，学摄大乘论。以上是奘师在国内所受的佛法教育。我们再看看他出国以后，所受的佛法教育吧。

　　奘师二十九岁，出国求学。路经砾迦国，从僧般若羯罗，读毗婆沙论。入印度境，至迦湿弥罗国，就僧称法师，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等。兼与大乘学僧毗成陀僧诃等，研究诸经论。至砾迦国，于长寿婆罗门，受百论，广百论等。至那仆底国，就毗腻多钵腊婆，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至阇烂达罗国，从旃达罗伐摩，受众事分毗婆沙。至窣禄勤那国，就阇耶鞠多，听经部毗婆沙。入秣底补罗国，就德光弟子蜜多斯那，学辩真论，随发智论。至羯若鞠阇国，与毗离耶犀那，读佛使毗婆沙。于吠多补罗城，得菩萨藏经。遂至摩揭陀国，入那烂陀寺，以戒贤论师为师，学瑜伽论等。又听讲顺正理论，显扬论，对法论等，及研钻梵书。后赴伊烂拿钵伐多国，与怛他揭多鞠多等，共读毗婆沙等诸论。至侨萨罗国，就婆罗门，受集量论。赴驮那羯磔迦国，从大众部僧苏部底等，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大乘诸经论。至钵伐多国，从诸大德，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等。还摩揭陀国，至杖林山，胜军论师所，学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庄严经论等。奘师四十五岁，学成回国。带回来梵本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于长安弘福寺传译之。所译之经论，凡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创立唯识宗，为开宗的祖师。

　　看看这一段略史，我们应该知道，玄奘法师是怎么成功的？一言以蔽之，曰“学”成功的！在教授奘师的诸位法师方面说，则是“教育”成功的。

　　再举个例：道宣律师一生听大律二十遍。道宣律师是南山律宗的开宗祖师，当然也是一位乘愿再来的菩萨。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他“一生听大律二十遍”。听讲一遍“大律”，至少须要一年的时间。决定不是一位律师在一个寺院里连续着讲二十遍，一定是这位律师在这个寺院里讲大律，宣师就去听一遍。如是至少听了二十年，终于“学”成功一位律师祖师。在讲大律的诸位律师方面说，即是“教育”成功一位律宗师。

　　我们佛教讲的是“因缘生法”。唐朝佛教为么出那么多的祖师，每个出家人，都发心求学佛法，这是“因”好。每个寺院，都在讲经说法－办僧教育，这是“缘”好。因缘皆好，其结果自然好了。玄奘法师生在唐朝时代，国内寺院，处处都在讲演佛法。国外寺院，也是处处讲演佛法，所以他结果学成一位法师。现在的出家人，出了几十年的家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讲经的道场！怎么能学成功个法师？道宣律师也是生在唐朝，走到这个寺院里，这里在讲大律。走到那个寺院里，那里也在讲大师。所以他结果学成一位律师。现在的出家人，受戒之后，希望听听“戒本”就无处去听！又到那里去听讲“大律”呢？所以说“良缘”最要紧。

　　或有人说：现在是“末法时代”了，与“正法”、“像法”何能相比？纵令怎样发心，佛法也是振兴不起来了。这话似是而非，要知道！“末法时代”不是“无法时代”，倘若大家都不发心，佛法迅速灭亡，岂不成了“无法时代”了吗?!而况佛教是“因缘论”，不是“定命论”。若是死板的在讲正法、像法、末法，则变成外道了。

　　我们现在认定振兴佛教的基本工作，在增加出家人的学识？增加出家人的学识，必须办佛学院。

　　二、佛学院如何才能得好

　　甲、认定目的

　　“一切法从因缘生。”发生求学佛法，是“因”；办僧教育，是“缘”。现在是研究办佛学院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能够给与出家人求学佛法的“良缘”。过去的每一个寺院，即是一座学府。现在不行了，寺院里没有佛法可学了，因此不得不另办佛学院了。在大陆上办佛学院，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可是功效未着，弊端丛生，因之颇受人之指责。在台湾办佛学院，不过数年的历史，亦颇受人之批评。然而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办佛学院的目的错了，只是办佛学院的方法不好。因为我们佛教，过去没有办过佛学院，没有成规，足资遵循。于是采取世间学校的方法，来办出世间的学校，其结果教育出来的学生，变成“僧不僧，俗不俗”了。方法不好，应当研究改进，不应因噎废食。谨就管见所及，聊供刍议于后。

　　乙、改进方法

　　1.须有行解并重的依止师

　　首先应知佛学院，不是社会学校，这里的学生，毕业之后，优秀的要去当法师，去做弘法利生，续佛慧命的工作。中等的或当住持，或当监院，要去为三宝服务。普通的也要品行端正，律仪精严，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出家人。必须这样，佛教才有复兴希望，然而学生们怎样才能学得好呢？这里有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每一所佛学院，至少须有一位行解并重的依止师。本来佛学院的院长或者主讲，应当称为“亲教师”。现在称为“依止师”者，是强调这位法师既然担任了佛学院的职务，就不可东跑西跑，一定要常住在佛学院中，为学生们作依止。更重要的是这位依止师，必须具有正知正见。既不可偏于解，也不可偏于行，必须行解并重。过去的佛学院，怎样会办坏了的？就是我领导的法师们，重于解而不重于行，生出来的弊病。但是我所说的重于行，并不是说每天要学生坐几支香，每年打几个禅七，也不是说每天念几次佛，每年打几个念佛七。因为这里是讲堂，不是禅堂，也不是念佛堂。相反的是除了朝暮功课以外，绝对不可另加“行持课”！因为学生们研究佛学课程，已感负担太重；若为“出卖老修行”妄加行持课，则学生体力必不能支持。然则，何以名为“重于行”呢？这问题完全在于“依止师”。

　　第一是“身教”：依止师的日常生活，一举一动，必须合乎戒律，合乎威仪。因为青年学生本来富于模彷性，再加上宗教性的信仰力，他们以为所信仰的法师，一举一动，都是好的。倘若依止师的生活行为，样样都能合乎律仪；则学生们慢慢都会学好的。假使依止师行为不知检束，则学生很快就会学坏的。

　　第二是“言教”：对着出家学生，切切不可大发其“学佛不必出家”的怪论。因为这样“说法”，将会引生学生们“自惭形秽”的感觉，以为出家出错了，则不待毕业，即会还俗了。必须在讲课的时候，以权巧方便，说明因果报应，以启发其去恶行善之心。赞叹出家功德，以启发其自尊向上之心。引证轮回之苦，以启发其了生脱死之决心。令观众生之苦，以启发其大菩提心。如是“身教”与“言教”并用，循循善诱，使学生们于不知不觉之中，发起修行辨道之心，则行持自然加重了。所以要想把佛学院办好，必须有一位行解并重的依止师。

　　2.需有清静无杂的好环境

　　佛学院最好设在山林之中，次之也要设在郊外，设在都市之内，是绝对不相宜的。因为都市中的诱惑力太大，很容易使学生堕落。例如邻近有食品店，学生便容易习惯吃零食，都市人士的衣着华美，学生便容易打妄想穿好衣服。看见青年男女挽臂搂腰谈情说爱，学生便容易升起羡慕之念。还有一个引人堕落的深坑，那便是电影院，现在的电影，十之八九都是诲淫的片子。青年学生，血气未定，道心未坚，看了这些教诲淫欲的电影，焉有不动心之理?!当然，佛学院的规矩，是不许学生看电影的。但是要知道，我们是仿照社会学校的规矩，星期日是例行放假的。我们在讲堂上讲佛法，开示淫欲之害，甚于恶兽，甚于毒蛇，甚于勐火！苦口婆心劝导了六天，可是抵不过星期日看一次电影！因为淫欲是无始以来的习气，何况学生们正在青年时代呢！我们的学生，不是我们自己教坏的，是给社会环境教坏的，反而遭受批评，说是“佛学院上不得，一上佛学院就学坏了！”这不是太冤枉了吗！过去孟子母亲，尚知择邻而处。现在社会学校，也不主张设在都市之内，何况是佛教的学校呢！所以要想把佛学院办好，必须设在清静无杂的环境中。

　　3.需有实际获益的教科书

　　现在各佛学院的课本，除了佛学以外，都是用的初中学校的教材。因为佛教过去没有办过学校，所以没有成规堪资取法。一切规矩，都是学人家“在家学校”的。因之，历史、地理、国文、公民，都成了必修之课。因为不这样就不像个“学校”了。所以谁也不敢说不对。殊不知我们的学校，只能算个私塾。我们的学生，学力不等。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有国民学校毕业的。还有没进过学校，其程度等于小学二三年级的。如是则对于初中课本就不太适合了。程度浅的听不懂，空过了时间。程度高的不愿再听，以前在社会学校都听过了，现在硬要他们再听一遍，岂不是浪费光阴？而且一天上八节课或六节课，学生只有听课的时间，没有读诵的时间，如何能以记得？没有研究的时间，如何能以了解？所以我在北平宏慈佛学院的时候，就大胆的改革一下；只要佛学与国文两门课。其他的历史地理等课，悉皆取消。盖学国文可以辅助佛经，故独留国文课。至于历史地理等课，虽为世间常识，但因有的学生已经学过了，不必再学。有的学生虽然没有学过，将来学问进步时，自己可以看得懂，现在不必急着学。要知道我们出家人，被人家看不起，是因为不懂佛学！并不是因为不懂历史、地理。然而单这一门国文课，我仍感觉不满意。第一、是关于教材方面：当时所讲的都是“古文观止”的文章，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对于小学程度的学生，讲这篇文章，真不容易懂！郑国是什么朝代？鄢在什么地方？纵令讲师讲的很清楚，学生听起来仍然很淼茫。正等于在台湾幼稚园，讲“堆雪人”一样的不合适。就算学生听得懂吧，这篇古文究竟对于研究佛学能有多大的帮助？所以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学其讲古文观止，不如选择经论中的序跋。第二、是关于文法方面：现在做的文章，都是语体文。古文的文句，学生如何能以应用？这讲国文的时间，岂不也等于白费？因此我现在又想：应该选择现代佛教刊物中语体文，以作国文课本。材料既是佛教的材料，文法也是语体，则学生当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若有大心之士，作这件有意义的工作，我当馨香祷祝之了。至于佛学课程，我主张先讲戒，次讲经，后讲论。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菩提树发表过。现在我希望：有那位菩提发心，依着初中、高中、大学的深浅程度，把可以作课本的经、律、论，编定一下。不但利益了学生，而且利益了法师，真是功德无量了！

　　4.须有单纯独立的经济力

　　过去寺院的经济，大都依靠田地。自从“耕者有其田”以后，我们不是耕者，自然不应有其田了。因此寺院的生活，愈来愈艰难了。现在的佛学院，都是由某一寺院发心创办的。其经济完全由某一寺院负担。以前有田产的时候，经济力比较稳定，负担佛学院的经济，也就比较容易。现在田产没有了，经济力薄弱了，开办佛学院也就益感困难了。前面说过，佛学院是不宜设在都市中的。现在从权就算可以设在都市中吧，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都市寺院的经济来源，是靠赶经忏的，这种收入也是不稳定的。经忏收入多，只要当事人肯发心，办佛学院自然不成问题了。倘若经忏不多，收入减少，即使当事人肯发心，也必感觉到有心无力徒换奈何了。因此现在办佛学院，都成了“了愿心”式的，办了三年就不办了。佛学院要想办法，必须三年一期，三年一期，长久的办下去，于其中间，革其弊，兴其利，逐渐改进，方能有理想的佛学院出现。只办三年就终止了，如何能把佛学院办的好呢？所以要想把佛学院办好，必须有单纯独立的经济力。然而这种经济力又如何才能成就呢？这有两种方法：第一、联络一般发心办僧教育的信徒，组织护法会，每人每年负担若干。这是暂时性的。第二、广事募化，筹集钜款以作基金，存在银行里，只用其利，不动其本，这是永久性的。当然，谈到筹款，不是说话那么简单。然而“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了。

　　5.必须去除学生师长的畏惧心

　　我们想尽方法，费尽心力，把佛学院办好，为的是教育学生呀！假若招不来学生，怎么开课呢？学生之不来，乃由于师长之阻碍。但其师长为什么不欲其徒弟求学呢？一则由于师长之愚痴自私，欲令其徒弟常在寺中作杂工之故。此其过在师长，暂且不谈。一则由于佛学院办理不善，引生了其师长之恐惧心，其过在院方，如是则需谈谈，以供参考。据近年所闻，约有以下数端：一、学生另拜师父，师长之栽培徒弟求学，原有“望子成龙”之心。希望徒弟学成归来，光大寺宇。讵知徒弟另拜别人为师，一去不返，岂不大失所望！二、令学生代院方化缘，学生没有化缘能力，必返寺转求其师。甚至有指定数目者，不达额数，学生自感羞耻，只有苦求其师，以遂目的，而便消差。如是，岂不令其师长大加为难？三、学生毕业回寺，贡高我慢，不再执劳服役，徒弟未求学之前，尚能帮忙做些小事。求了三年学之后，不但法师未学成，简直学成一个废物！岂不令其师长灰心?!以上三则，乃举其障碍性之大者，愿办佛学院者，其注意及之。

　　三、希望理想成为事实

　　上来所谈的理想，并不是悬空的幻想。只是就事论事，只要我们肯发心做，没有做不到的。现在所办的佛学院，每一处的学生都是二十名至三十名（屏东市东山佛学院有八十名学生算是希有的了），实在规模太小了。然而事实是事实，实际做起来，就这样小规模的佛学院，仍然困难重重，不能完全符合理想。所以我希望这个小小的理想能以成为事实。（菩提树第一三二期，民国五十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