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树寺与法源寺

　　龙树寺与法源寺

　　此前在一篇小文里，提到龙树寺和法源寺，是清末京官、士大夫最喜欢去的地方，凡大型的文酒之会，总是在这两处举行。每到人日、花朝、寒食一类良辰，常常应接不暇，冠盖如云，提前半个月就要预先约定。这两处寺院能够有这样的殊荣，是因为当时的京官、士大夫，多半住在宣南，以南横街一带最为集中。因此这一带“酒肆如林，尘嚣殊甚，官僚筵宴，无日无之”。有些自命风雅者，不愿意同流合污，“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而龙树寺、法源寺离这一带最近，四季景致，自然成了清流的首选。

　　法源寺原名为忠悯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是京城历史最久、保存最好的寺院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黄濬在写《花随人圣龛摭忆》时，特别提出“法源寺”一条，详细说明寺中文物，“欲使后此言保存文化者，共思护惜之方也”。而法源寺不但典藏丰富，还以丁香树闻名：“沉沉大雄殿，丁香覆两庑”，每到暮春时节，法源寺的丁香与崇效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都是京城最著名的景观。

　　法源寺的建筑、园林，也让人流连忘返。“旧围周视似稍长，疏荫交翠禅庭宽。”黄再同任翰林院编修时，就借三间作为书房，取名为“书龛”。王闿运早年游侠，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以会试不第，也赁居在法源寺。据说他借住在法源寺时，与肃顺来往密切，肃顺对他“奉之若师保，军事多谘而后行”。他晚年回忆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肃顺位居权要，徘徊于和战之间。每次商议军国大事，决定是和是战，多在法源寺进行。如果他说的属实，当年的法源寺还做过运筹帷幄之地。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他接受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以83岁的高龄，携周妈入京。他到了北京后，正值法源寺丁香盛开。京中旧识特意在法源寺，为他举办了一届“留春会”。当时还天气清寒，而“犹是春三月，居然集百人”，成为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一件盛事。他“感往欣今”，也“斐然有作”，为留春会写了一篇《宴集序》。这篇序写得沉着痛彻，其“京师被寇，龙髯莫攀”云云，颇有为肃顺翻案之意。

　　龙树寺也是京中的古刹，以寺中的槐树闻名。道光初年，由月亭上人重加修葺，并在寺中构筑了一座小楼，取名“蒹葭阁”。汤金钊曾为蒹葭阁题过一副联语：“何入菩提，莫错认庭前槐树；无边法藏，且笑拈阁外芦花”，颇受后人称道。龙树寺的典藏，虽然不及法源寺丰富，但是宴集之盛有过之无不及。张之洞以达官兼作名士，每次主持宴集，最喜欢来龙树寺，有“有此地曾来一百回”之说。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五月的南北清流大会，尤其是晚清史上的重要事件。

　　这次的南北大会，也是由张之洞一手策划的。当时，他由湖北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得知“四方胜流，尚集都下”，认为机不可失，“不可无一绝大雅集”。但他为这次雅集，后来费了很多周折。

　　首先是选择地点。他以为“陶然亭背窗而置座，谢公祠不能自携行厨，天宁寺稍远，以龙树寺为佳”。最后将雅集的地点选定在了龙树寺。其次，以他当时的地位，还不足主持大局。当时京中朝士多以翁同龢、潘祖荫为盟主，他又特意请潘祖荫出面主持。而以他的原意，最好翁同龢也能出席，《翁同龢日记》四月十六日记，“夜赴张香涛招”，在座的有潘祖、赵之谦等人，以时间推算，应当这件事有关。而翁同龢当日或以值南书房职，未能出席。

　　以上确定了以后，他为了协调人事，也极尽周旋。李慈铭北派清流的领袖，赵之谦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书画篆刻，妙绝古今”，都是绝对少不了的要角，“两君不到，则此局无色矣”。而李慈铭性颇褊狭，与赵之谦势同水火。为了调和两人的关系，他先去恳求李慈铭，“嘱其不必忿争”，然后又请潘祖荫出面说服赵之谦，希望他届时谦忍，只要“勿决裂”就好。经过了这番周旋，他还是放心不下，只能乞求“李、赵两君，亦当谅晚奔走之苦心也”。

　　好在后来的事情，进行都很顺利。是日参加雅集的，有李慈铭、赵之谦、王闿运、叶昌炽、秦炳文、桂文燦、陈乔森、王咏霓等17人。像这样郑重的宴集，例要有画、有诗、有序。这次的宴集，是由秦炳文绘图，王闿运题诗，桂文燦作记，亦极一时之盛。

　　不过，这次的聚会，也出了一点小错，没能尽善尽美。当时北京的游观之所，除了什刹海周围有酒肆以外，其他都要带行厨。而张之洞虽然擅行风雅，经常主持文酒之会，总是顾此失彼。有一次，他同潘祖荫邀集在京试子，在陶然亭举行雅集，参加者有百余人。结果到了日落西山时，潘祖荫问他，“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他一脸错愕地说，“忘之矣，今当奈何？”这次也同上次一样，各人笑谈至暮，潘祖荫问他，“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他才发现酒食未具，又一脸错愕地说：“忘之矣，今当奈何？”据说这年重九，他约集李慈铭、周荇农等人去慈仁寺登高，同样的事又发生一次。

　　这段插曲后来也成了逸事。叶昌炽有诗记曰：“绝似东坡毳字谜，清谈枵腹生槐龙。”他在诗下自注：“未携行厨，客至无馔，嗣召余庆堂，嗟咄立办。”遗憾的是，这次宴集虽然规模不大，还不如平时的聚会，以后却难以继续，成为昙花一现。

　　在光绪年以后，南北清流势成水火，参加这次雅集的人，后来大都分道扬镳。张之洞与李慈铭之间，也凶终隙末。据说失和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一件小事：张之洞对李慈铭说：近日诗家，只有王闿运的幽奥与李慈铭的明秀，“一时殆无伦比也”。李慈铭听了，指斥张之洞，“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从此对张大为不满，称张不学无术。辛亥革命后，风气除旧布新，这种传统的宴集逐渐减少。陈宝琛民国初年写有《访旧六首》时，就发现龙树寺、崇效寺、慈仁寺因为无人光顾，都已经衰落了。其《龙树寺咏槐》一首云：“城南老槐多阅人，未料世事日日新。精庐幸免兵火烬，其奈时尚憎陈因。佛移僧逐换青垩，牓书楹名摧为薪。”保护最完好的，只有法源寺，1924年丁香盛开时，大诗人徐志摩还携林徽因，在这里接待过印度诗哲泰戈尔，成为最后的绝唱。在这以后，千百年的风流，就此沉寂。到了今天，连久住京城的人，也不知道有龙树寺、法源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