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与启示

　　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与启示

　　作者：田伏隆

　　近20多年来，我国关于地域文化(又称区域文化)的研究呈现空前的热潮，史学界、文学界、经济界等，对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开展了广泛的、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和宣传，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滇文化等等名词，不时见诸报端、书刊和网络，形成一派繁荣兴盛的局面。为给《湖湘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和湖湘文化研究会的活动提供参考，下面就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和有关情况作些介绍，谈点看法，请批评指正。

　　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进行的，因此，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又有不同地区的差异。我国地域文化研究，就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各历史时期的表现。人文长沙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地域辽阔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中国先民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其生存分布和文化创造一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域的先民及其文化，既各自独立发展又彼此交流联系，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中华文化综合特征的局部反映或某一特征的集中表现，成为中华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多元支撑。一个大范围的地域文化，其内部有时又包括数个较小范围地域的文化，较小范围的地域文化既有与较大范围地域文化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独特个性特征。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架构中，就存在了二至三个或三个以上层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民族和人口的交融，促使文化交流渗透逐步深广，不少地域文化的特征渐次弱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性特征不断增多，甚至有的汇入其他地域文化而泯灭；有的则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中华主流文化或对主流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由于地域差异和地域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趋同发展并没有使各主要地域文化消失，而只是中华文化一体结构发展的必然反映。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各民族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问、东部与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乃至一省内的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地域特色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状况还会长期存在。

　　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第一，鲜明的地域性。它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下形成，受地理环境制约。在历史的发展中，一定的地域难免会出现整合或分化，以及地缘性的进退，但是，反映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域范围基本稳定延续。它不一定是以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而是以历史上人们生产、生活的众多地域共同性形成的人文状态为依据。第二，文化外观与内涵上的特殊性。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因而与其他地域文化有明显区别。第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的构成是全面系统的，涵盖该地域的各个层面，而不是个别特殊的文化现象。第四，文化特征基本稳定。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完善，其文化特征一经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积淀于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遗传基因，持久地发挥作用，影响和规范该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格特征、风俗习惯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较长时间保留着这些基本特征。

　　加强地域文化的挖掘、研究，继承和发展其优秀传统，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包含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我国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载体和体现，挖掘和研究各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优秀成分，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个性解剖和继承发扬，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把握了切入点。我国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立足各地域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地域文化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地域文化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挖掘地域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也是促进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

　　按地域对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在我国古已有之。《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将全国划为九州，并对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作了一定的描述，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地域文化研究著作。《诗经》中《国风》按15个诸侯国和地区分别汇编民歌，显示不同情趣的乡土格调，开启了地域文化作品研究整理的先河。自先秦至明清，地域文化的研究整理著作成为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地方史志的形式表现。方志中的总志，宋以前人文内容比较简略，宋代以后，各类方志体例定型并不断发展，其人文内容大大加强，从《太平寰宇记》到《大清一统志》，从省志到县志及更小范围的地方志，其地域文化的色彩逐渐浓厚。

　　20世纪前半叶，随着西方地理学、文化学的传入和研究风气的兴起，我国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一批地域文化史专著相继问世，如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1923年)、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1939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1946年)、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1949年)等。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年)、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1924年)、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关系》 (193l一1933年)、陈序经《南北文化观》(1933年)、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1937年)、王汝棠《文学与地域考》(1941年)等。一些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中国地域文化方面的文章。作为现代意义的地域文化的集体探讨，则是三十年代一批学者提倡对吴越文化的讨论，1936年在上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由蔡元培任会长，编辑出版了《吴越文化论丛》(1937年)。四十年代抗战中的四川还兴起了巴蜀文化的讨论。但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气。

　　五十年代以后，主要是从资政、宣传教育的角度出发，对各地的政治、经济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考古成果等进行一些编纂，并出版了一批地方史志书籍。宏观历史的探索是关注的焦点，从“文化”角度的研究甚少。

　　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繁荣，地域史研究和文化热潮的兴起，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展开。1982年底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不仅对推动文化研究，也对推动地域文化研究起了巨大作用。七八十年代之际，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及历史研究所。历史所一般都是和地方史志、党史、政协文史机构一道，主要是收集、整理、研究本地区的历史资料，有的逐渐把注意力放在本地的地域文化研究上。至今已有不少省市以社科院和高等院校为依托，成立了地域文化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等机构。比如：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郑州师专“中原文化研究所”；山东师大“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理工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委党校“齐鲁文化研究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山西太原“华夏文明研究中心”，山西师大“晋学研究中心”，忻州师院“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北朝文化研究中心”；新疆石河子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在石河子建立“西域文化研究院”，塔里木大学有“西域文化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黄山有“徽文化研究院”；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科院“湖湘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师大都设“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江西省社科院“赣文化研究中心”，南昌大学，江西师大都有“赣文化研究所”；福建省量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广东华南师大的“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则是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等等。

　　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涌现，最突出的如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不但省里早已成立，全省所有的市及部分县，甚至北京大学也都成立了分会，山西还成立了黄河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在全国政协的关注下，至今已召开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并于今年4月成立了全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由全国政协有关领导担任会长，有的市县还成立了中原文化研究会、河图洛书研究会；甘肃省1995年成立天水伏羲文化研究会，在此基础上，2002年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华天水文化研究会；湖北省早在1981年就成立了中国楚文化研究会，1995年在省政协王生铁主席关心支持下，成立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并在荆州、襄樊等地市成立分会，宜昌成立了三峡文化研究会，孝感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会；安徽不但省里有徽学学会、皖文化研究会，海南省的皖籍人士还在海口成立徽文化研究会。其他如吉林长白山文化研究会，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张三丰历史文化研究会，江苏传统文化研究会、吴文化研究会，江西赣文化研究会，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会，贵州黔北历史文化研究会，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客家文化研究会，福建漳州闽南文化研究会，澳门于1993年即成立了澳门文化研究会。

　　这些学术团体都开展了系列研讨活动，有的还编辑出版了自己的刊物。

　　各地党政部门非常重视地域文化研究。浙江省委、省政府2005年9月发文，要求全省认真实施《浙江省文明素质工程》等八项工程，其中《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提出，要“从学术方面对当代浙江和浙江历史文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全面系统的解读和研究，研究成果将构成一定的气势和规模。成果表现形式主要为丛书大系。”丛书拟分为当代浙江发展研究、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名人研究、文献整理四个大系。“通过工程的实施，出精品、出人才、出影响力。”带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骨干，培育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优势学科，打响“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为整合资源、协调关系，成立由省领导、浙江大学、省直有关单位、各市领导参加的“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及总的和四个大系的学术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提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制定了总课题和9个子课题的研究方案，成立了以自治区领导为主的工程领导小组，工程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已推出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还有不少省市地域文化研究的力度也很大。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全会上，致公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将区域文化研究列入国家长期社科发展规划”的建议。

　　近20年来出版了一大批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全国性的地域文化丛书，如《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12种)，《中国地域文化大系》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出6种)，《中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学林出版社，1999年，5种)等；二是某一地域文化丛书，如《浙江文化史话丛二|i》(宁波出版社，2000年，4种)，《楚文化知识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种)，《荆楚文化研究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8种)，《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20卷)，《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巴蜀书社，2003年，6种)等。《岭南文库》则是广东省的一套系统研究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民俗、人物等领域的大型学术丛书，自1991年启动，计划书目350种，已出版70多种；同时还出版一套普及版的《岭南文化知识书系》，计划书目300种，已出50多种。由国台办立项，厦门市政府主持，厦门大学和台湾学者联合编纂的《闽南文化研究丛书》(共14册)和《闽南文化百科全书》(共14卷)也已启动。三是未列入丛书的地域文化研究专著，包括综合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的著作，现已出版数百种。四是跨地区的山水文化研究著作，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长白山文化、海洋文化等，有张正明主编《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万绳南主编《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9年)，《黄河文化丛书》(共10卷，沿黄省区数家出版社协作项目，2001年5月起陆续出版)，李学勤的《黄河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三

　　地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结果。

　　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三者统一发展，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和支撑，三者协调发展，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要求文化建设有相应的发展。党中央早已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这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人们往往产生对物欲横流冲击的厌倦而出现对精神家园的回归性寻求，其表现之一是对文化生活的呼唤。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传统文化的各组成部分、各地域文化的内容及其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文化是出自一个中心的一元化传承。现在认识到这与多民族、多地域国家的基本事实不符合，从而日渐重视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多域性，日渐重视地域文化研究的价值。地域文化研究的流行是传统文化走向深入的标志。

　　当前地域文化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人文长沙-名城长沙网6L%GRU-DB:s

　　第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日渐超越了书斋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指导，结合爱国爱乡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挖掘，研究和开发利用。各地党政部门、学术界、经济部门的重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物质条件。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结合，促进了文化经济、企业文化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综合实力的基础因素。

　　第二，从工作重点看，大都以打基础为主，重视典籍与遗存的搜集、整理、保护、展示。实物收藏，文字音像记录，保护和培养地方文化创造者和传承人，对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进行地毯式普查，对濒危文化实施抢救等，都获得了明显成效。古籍的整理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以及地域文化的专题与综合研究等，都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

　　第三，从发展趋势看，正逐步由物质形态的文化向非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发展。这也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史前文化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化，最初都是以物质形态如遗物、遗存等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物质文化层面上。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由表层文化向深层的意识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形态延伸，从纯物质形态考证向精神文化研究发展。这表现在：一是对区域文化特征全方位的探索，如对学术思想、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族宗教、民风民俗、人文地理等多视角、跨学科的深入探讨。二是对区域人物的特别的关注。人物往往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探讨区域人物尤其是文化人物之所以出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文化因素，对深入研究区域文化的内驱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艺术现象、发展流变及所反映的区域文化特征，使文学研究更为深化。

　　当前地域文化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对地域文化内涵的界定不一致。主要有三种倾向性的观点：一是泛化观。地域文化与地域史的界线不清，有的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涵盖一个地域历史和现实所有方面的总和，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包括对社会产生影响自然环境；既包括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又包括一切生活习俗等等。这几年就流行着城市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品牌文化、老字号文化、食文化、烟文化、酒文化、石文化、生肖文化、邻里文化等等。有的地方为了赶时髦、求功利，扩而大之，更细化到一座小山、一条小河、一条小街、一间小屋、一座小庙、小尊小神、一件小物品都冠以文化之名，纳入本地文化之列。二是学术派别观。认为地域文化主要指学术派别的产生和发展流变。三是人文精神观。认为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对社会进程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及其载体。之所以产生以上观点区别，主要是因为对“文化”的概念中外学者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文化又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和全部成果，通常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狭义文化则专指观念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文学艺术、道德风尚等。有的则认为，还应有中义的文化，即除了观念文化外，还包括制度文化和人们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活动方式，如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社会遗传方式等。正由于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在人们看地域文化时，也就产生了广义、狭义或中义的区别。当然，除了认识的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外，还有受现实需要的因素影响。这些年，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了广义、狭义或中义范围的研究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作为科学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言，把它仅局限在狭义的学术派别，或者泛化为广义的包罗万象，似乎都不恰当，是否界定为“一定地理范围内所长期形成的，反映该地域社会生产和精神财富的人文精神及其载体”较为适合。

　　二、研究工作缺乏长远规划、统筹安排、分工合作、协调组织。科研机构布局分散或不同程度的重叠，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科研人员各自为战，有的封闭孤立、缺乏恒定研究方向。学术队伍建设乏力，专业研究人员特别是真正的高级学术带头人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科研梯队。资金投入和社会支持较少。

　　三、选题和研究工作中存在非科学倾向。有的地方功利色彩、急功近利思想重，热衷于争历史名人、争文化源头，甚至相互贬低。非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时有表现。对地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不加分析，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尤其是对“精华”夸大其辞，对不足乃至糟粕不作如实反映和分析，千篇一律的辉煌灿烂，即使偶有涉及某些不足，也大多轻描淡写，不愿作深入探讨，感情色彩和乡土意识浓厚。有的只顾及本地域的内容而忽视把它放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不与其他地域的社会文化作客观分析比较，或是钻人牛角尖不能自拔。科研成果低水平、重复性的作品多，深入调查研究、扎扎实实掌握和分析第一手资料，有一定思想深度或形成体系的成果少，综合性研究成果少。等等。

　　地域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地域文化学”。但是，它内容丰富，理论性和实践性强，可以说它是文化大学科中极富生气的一个新兴学科。

　　以上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对我们湖湘文化的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有许多有益的启示。除了提高对地域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其内涵等之外，还体现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关系上。

　　一是地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地域文化，主要是研究中华文化在各地域的特殊性、个性，是“求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域文化的抽象概括和集中体现，它所显示的是中华主流文化。地域文化则是主流文化的生动具体表现，它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主流文化。湖湘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主流文化的巨大影响，又曾影响了主流文化。而且各地域之间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交往密切，影响深远。因此，我们研究地域文化，既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离不开其他有关的地域文化。比如湖湘文化与荆楚文化、岭南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赣文化、吴文化、浙文化等等，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与西域文化、闽台文化等也有不少联系。所以，研究湖湘文化，既要研究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历史文化特征，也要放在全国大的框架内，研究与主流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做科学的比较分析。

　　二是学术研究与为现实服务的关系。文化既有其自身的独特地位，又与经济、政治密不可分。地域文化研究应该与我国和本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并为之服务。但这种服务却不能理解为单纯为某项经济效益的服务上。党的十六大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它更体现在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上。前几年常常看到“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部分同志生怕有违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嫌，另一方面也是把文化当作经济活动的附庸和为地方敛财的工具，这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很难有多少深远意义。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内在逻辑推导出来的文化，而与经济、政治形成既独立又统一的整体。我们的地域文化研究，既要从整体上、全局上考虑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要以科学态度开展研究工作。学术界应该专下心来，尽可能地排除外界干扰，避免陷入广告炒作的喧哗，真正取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学成果。

　　三是分散研究与统筹规划的关系。地域文化研究目前一般都存在科研、高校等单位各自选题、分散研究、自行联系出版的状况，力量分散，难成气候，不利于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应该以社科规划部门牵头，制定近期、中期和长远规划，就选题立项、力量组织、经费使用、成果出版等作整体考虑，统筹安排，统一管理，整合资源、整体运作，有序推进，这样才能不失时机地系统梳理地域文化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它的丰厚底蕴，形成有规模、有气势、系统全面的整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