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佛教化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之比较研究

　　儒学佛教化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之比较研究

　　黄向阳(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常德 415000)

　　摘 要：宋明理学是在与佛教思想的斗争中，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佛教化改造的产物。这一文化融合模式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就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关键词：宋明理学 儒学佛教化 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近行了千余年的斗争，千余年的斗争不仅改变了佛教，使佛教中国化，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同时也使中国传统的儒学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儒学在宋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宋明理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儒学。佛教文化与儒学的斗争既是争夺政治资源，争夺社会地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由于受儒学的影响而带有儒学的一些特征，同样，儒学文化吸收了一些佛教文化的东西，呈现出佛教化的倾向。思考和审视新儒学佛教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考察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问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宋明理学－－中国传统儒学佛教化的产物?宋明理学的诞生与佛教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宋明理学的本来目的是批判佛道文化，以达到“一道德”的目的，但在批判佛道文化的过程，特别是在与佛教文化的争斗过程中，宋明理学不仅仅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大量的学习了佛教文化的思想内容、思维方法，并将这些思想内容和思维方法援引到儒学的思想体系中来，使儒学在体系上和思想内容上更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援佛入儒不仅仅是丰富了儒学的思想内容，更使儒学带上了佛教文化的诸多特征，我们因此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儒学佛教化的结果。宋明理学作为儒学文化佛教化的成果，其佛教化的特征主要在表现思想内容的佛教化、思维方法的佛教化和世界观的佛教化三个方面，下面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儒学佛教化的具体内容。

　　儒学佛教化的最主要表现在于其思想内容的佛教化，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一重要议题便是以佛教文化的思想内容对中国传统儒学进行改造的结果。在中国传统的儒学中，特别是在宋明理学所推崇的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并不存在“灭人欲”的思想的，相反，孔子不仅不主张灭人欲，反而还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甚至还提出了实现人欲的途径。春秋时期，在社会正蕴酿大变革的背景下，孔子感觉到了奴隶制度正在走向没落，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封建意识形态正在不断的冲击奴隶社会的礼乐之制、道德传统，为了恢复奴隶制的礼乐之制、道德传统，孔子确实在不愿意谈人欲，特别是对财富的占有的欲望。对此，论语中多有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①并将求利者喻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甚至针对谈到人性就无法回避利欲的问题，孔子干脆回避了对人性问题的谈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③但是孔子也知道自己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变化，如果不能正确的面对人们对利的追求，并作出自己的回答，自己的学说是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并让人们接受自己的学说的，因为他的学说毕竟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此孔子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也多次谈到了利，并承认了利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②甚至孔子也表达了自己对富贵的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④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在当时不仅是不反对人们的欲望，特别是对财富的欲望，相反他肯定了这种欲望的合理性，因为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潮流。但在如何满足欲望的问题上，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②在这里，孔子将对富贵的追求与道联系起来，要求人们在道的许可范围内来追求富与贵，也就是在在以成仁为目标的大背景下来追求富与贵，“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④宋明理学形成的时代，是一个因为长年的战乱而导致社会动乱和分裂，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伦常衰败，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的时代，理学家们的重任是要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针对当时人欲泛滥的局面，理学家们不是象孔子那样以道来规范人们的欲望，而是引进了佛教的禁欲主张，甚至在佛教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即不仅仅是禁欲，还要求灭欲。实际上佛教还是承认人欲的存在的，他们也并没有说人欲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甚至他们的禁欲也是有对象的，即只是要求佛教徒们用佛理来禁住自己的欲望，对于非佛教徒而言，他们并没有要求人们禁欲。而宋明理学则在佛学义理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主张灭人欲。就此一点说，宋明理学实际上与孔子所倡导的传统的道德修成方法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倒更近于佛教的修行方法了，其佛教化的特点可见一斑。

　　除了思想内容的佛教化外，理学还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精致，他们还在逻辑方法与体系的构建上援引了佛教的理论体系构成方法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传统的儒学讲求的是直观，是义理的简明扼要，力求使自己的理论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对逻辑推理并不是很看重。但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的认知能力提高，直观的学说思想已经在形式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儒学需要在逻辑结构上进行改革了。

　　儒学重构的体系借鉴便是佛教的逻辑结构，佛教的哲学逻辑结构较儒学精致，其逻辑推理和论辩性也较儒学强，这也是在几次儒佛争论中，佛学在一定程度上占上风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理论上的差别，宋明的儒学家们将佛教的逻辑结构体系引进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从形式上儒学进行了改造，使儒学在逻辑结构上精致起来，思辩性也因此加强。这种改变使儒家的思想体系在形式上摆脱了直截了当的说教形式，而使其学说的寓意性更强，更深刻，也更能为人们所接受。

　　同时，宋明理学还通过引入佛教的本体论思想，对儒学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改造，传统的儒学思想以讲道德为主，对于道德以外的东西讲得很少或者干脆不讲，如对宇宙的生成等自然问题儒学基本上是持回避的态度的。但针对人们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思辩水平的提高后而表现出来的对该类问题的求知欲望，宋明理学的学者们也知道自己必须对该类问题进行回答，针对传统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宋明理学的学者们将佛教的本体论思想引入到儒学中来，开始尝试着构建自己的本体论学说。在这种构建中，宋明理学的学者们由于是从佛教中来，因此将中国传统儒学中仅存的一点唯物主义成份也彻底丢掉了，朱熹的“理在事先”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宇宙观成了彻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宋明理学正是因为以佛教思想内容来改造了传统的儒学，才得以使理学与传统的儒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来，成为新儒学。宋明理学以佛教思想改造儒学，使儒学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并恢复了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这种改造也使儒学的儒学化倾向彻底的显现出来。新儒学既是儒学的时代化的结果，同时也就是儒学佛教化的结果。

　　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今天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交流和冲突不断加剧的今天，如何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儒学佛教化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启示?宋明理学对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具体来说，宋明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的必须与时俱进。佛教传入中国，儒学与佛教的斗争就一直在进行，但儒学的抗争并没有能使儒学取代佛教成为当时中国的国家学说，成为政治上的主流文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将儒学思想与时俱进。在宋明理学产生以前，儒佛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唐代，韩愈为了恢复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佛道两教展开全方位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对佛道两教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还在政治上极力劝说统治者禁绝佛道两教，以恢复儒学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韩愈在政治上与佛教的最尖锐的斗争是他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7年）谏唐宪宗迎佛骨表，并因此获罪，被贬为潮洲刺史。韩愈在理论上反对佛道两教思想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原道》、《原人》、《原性》。在《原道》一文中，韩愈指出了佛道两教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种种危害，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的本质区别，指出只有儒家文化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因此，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只能独尊儒家，应该消除佛道文化对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要求统治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⑤韩愈的反佛在儒佛思想斗争史上是相当突出的，但其反佛斗争并没有取得他所想要的成果，没有恢复儒学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统治者的原因，统治者对佛教的喜爱使其反佛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有其理论上的缺陷，即韩愈是以儒反佛，具体的说就是以孔子的儒学思想来反对佛教，而且由于以复古为目的，韩愈也没有能从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走出来，没有能对儒学的思想内容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使其在学说上满足新的历史形式的需要，没有能够更好的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从而使其学说缺乏活力，缺乏新义，缺乏对统治者的吸引力。而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取代佛教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除了统治者的改变外，更重要的是其在内容上的创新，使宋明理学在思想内容上满足当时时代的需要，满足了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从而能使其取代佛道两教。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理学的与时俱进，理学想取代佛道两教上升成为政治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同样是不可能的。

　　二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必须与人们的思辩能力同步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思维水平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人们理论消费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一种思想体系要广为人民大众所接受，除了其思想内容的与时俱进外，还需要在形式上与人们的思辩水平同步发展。人类的思辩水平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的，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客观辩证法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主观辩证法水平，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加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辩水平来认清社会发展的本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的人的独立性的不断加强也迫使着我们必须掌握科学的辩证法来提升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人们的思辩水平不断的提高的同时，我们的思想内容如果在思辩水平上没有前进，那么我们的思想内容往往因为其表现形式的苍白而缺乏对民众的吸引力。翰愈想恢复“道统”，其所采用的方式还是传统儒学的说教形式，这在当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思辩水平的要求了，而周敦颐则以佛道常用的比喻的方式来向人们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在《爱莲说》一文中，周敦颐将自己的道德理念通过莲这一事物表达出来，更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这种佛教化的形式的采用也正是宋明理学呈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我们更多的还是用直接的说教方式来向人们诉说我们的思想内容，直接的表达方式固然方便人们的理解，但在人们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和人们的自主性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这种方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需要的是要能够给自己一个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空间，给自己一个自我创造的空间，在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符合新时代的思辩水平的表现形式，只有好的形式才能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诚如毛泽东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在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⑥今天在我们更多的关注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便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满足人们思辩水平发展的需要。三是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传统文化必须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性的东西对自己的文化加以改造。佛教传入中国会，儒佛的斗争就一直在进行，但在儒学反佛的斗争过程中，儒学学者，为了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和纯洁性，他们想全盘否定佛教文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对佛教文化中合理的东西也同样拒绝，这种拒绝一方面使自己的文化体系成了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不能吸收其它文化的合理成份，同时也使文化的斗争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状态，加剧了文化冲突的矛盾，从而影响了自身文化的发展。这也是在宋明理学之前，儒学反佛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其所处时代的唯一“显学”，成功的削弱佛道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一个重要的经验就在于它将佛道思想中的优秀成份引进儒学，使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呈现出佛道两教的影子，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内容，使自己的思想内容更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不同文化的冲击，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文化本身必须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份，充实传统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文化到中国后，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成份，使马克思主义文化呈现出中国化的特点，并在不断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中国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及当代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的精髓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使自己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推陈出新，使它不断的发扬光大”。⑦?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要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应该是对当今世界一切先进文化的兼收并蓄，并以其内容来充实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但就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上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实际成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百余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挖掘、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的历史，也是在形式上不断向中国人的思辩能力和思辩水平靠拢，方便中国人民接受的历史。在这百余年的结合史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我们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借中国传统文化的寓言形式表现出来，使本来形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使其适应了中国人的理解习惯，从而为人们学习、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其表现形式上的一大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形式，使其理论的表现形式更富有艺术性和文学性。

　　辩证法告诉我们，由此及彼的过程同样也可以成为由彼及此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的经验和形式同样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经验和形式。毛泽东同志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表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同样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充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两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成果。但我们仅仅停留在现在的理论水平上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如我们不能用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禅宗来取代宋明理学一样，佛教的中国化不能完全等同于儒学的佛教化，但佛教的中国化无疑是给儒学的佛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论转化模式的。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要求我们不断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并最终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中找到自己最佳的表现表现形式和最佳的理论成果，这也正是儒学佛教化的一个重要经验。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方向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化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有众多的结合点。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本身，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孔子在评价自己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⑧我们既可以将这段话理解为孔子的个人经历，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孔子的一种追求，即对自由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的探讨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并为实现这种自由进行了不断的抗争。同样，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最终于目的也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目的论上，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论是一致的，只是在实现途径上二者有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和习练来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的条件下，社会个体完全彻底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依赖关系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目的论上的一致性，为我们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后的理论成果能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第三，就文化的先进性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无疑是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文化的结合上理当是与世界上最先进文化的结合。在当今世界的诸多文化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无论是在其价值取向上，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还是与时代的结合、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需要上，马克思主义文化都是站在世界的最前列的，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精髓，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从而使自身的理论体系、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为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形态，从而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今世界诸种文化中的一株奇芭。?佛教传入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历史方使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样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结合方式，并最终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注释：①《论语?子罕》②《论语?里仁》③《论语?公冶长》④《论语·述而》⑤《原道》《昌黎先生集》卷一一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页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85页⑧《论语·为政》作者简介：黄向阳，男，1971－，湖南文理学院两课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