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就是救自己

“我们现在总是说民生民生，何以为民生？没有好的环境，有好的民生吗？不会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失去了好的环境，一切都不能谈了，所以这是最前提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环境生则民生，环境病则民病，环境病政治也病。”６日下午，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哲夫为市民文化大讲堂环保文化月作了《环保忧思录》的首次演讲。

哲夫至今已经发表作品千万余字，主要作品有黑色生态系列长篇小说：《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以及长篇生态环保纪实文学：《中国档案》、《新闻曝光的背后》、《黄河追踪》、《西部大盘点》、《怒语长江》等。哲夫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听众们：中国环保形势异常严峻，搞环保其实就是救自己。

哲夫关注环保问题起始于１９８２年，当时他在长白山看到许多树木都被砍光，觉得非常恐怖，开始写环保小说。但在１９９７年，他发现很多人把小说当作虚构作品来看，以为是假的。所以从１９９７年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文集后，就决定弃小说写纪实，因为只有纪实才可以把你想到、看到的都可以写出来，由此写环保纪实直到今天。去年最新出版了《中国生态报告》一书，他为此走了九个省的林区，但盘点资源的结果是让人感到非常可怕，就是说，我们的树木如果继续砍下去，砍１９年后就砍光了。他由此认为环保问题是人类之痒，世界之痛。他还同时介绍了他写的另一部叫《执政能力》的长篇纪实文学，书中最后提到一个根源：环境是谁造成的呢？是人。那么最终谁又能够解救我们现在的环境呢？还是人。而且是执政者。一个地方官的执政能力可以体现在环境上，他将决定这个地方的生态是否良好，这应该是执政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哲夫说，全球现在生态环境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像空气、水、粮食等等。因为土壤污染，水污染，种出来的粮食当然也是污染的。“为什么我坚持要搞环保？并不是我有一种佛家的慈悲心，我从来没想过要居高临下地去悲悯众生，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我每天要吃喝拉撒，其实我是在救我自己。”

他们都是很普通的百姓。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文化，可能不懂什么法律知识，更没有挥洒自如的权力，但当他们看到自己身边的环境一步步遭遇破坏，他们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最后的栖息地而作最后的斗争。

韦东英的心冷了

“我现在已经很心冷了。为了南阳化工园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奔波了这么多年，始终没能解决，化工厂还在继续生产，废气污水还是直接排放，臭气笼罩着我头顶的这片天，老百姓能做的只有忍受。” 11月4日，韦东英对《中国财富》记者说。

韦东英是杭州市南阳镇坞里村的普通渔民，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农妇，竟然与南阳化工园较量了四年多，目的就是让化工园搬走，保护本村的生态环境。

1992年，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建起了南阳化工园区，村庄一点点地繁荣热闹起来，很多年轻人都进了厂，村民为此很激动，觉得日子终于越过越有盼头了。但是，自南阳化工园建成以来，坞里村这座不到2000人的村庄，竟先后有6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才25岁。这在南阳化工园建成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韦东英认为，村里人患癌症肯定与化工园的污染有关。

2003年年初，韦东英家的土地被告知用来建五金厂，但是到了年底，五金厂却变成了镀锌厂。一次，韦东英去钱塘江边接丈夫回家，途中他们看见很多污水未经处理就向内河排放，夫妇俩就给萧山区环保局打了举报电话，希望来人处理这家污染企业。但对方并未受理，而是让他们直接找南阳镇。

从那以后，韦东英开始默默关注着污染企业。许多个夜晚，人们沉沉睡去之后，她就和丈夫一起悄悄翻过院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钱塘江边查看排污情况，搜集证据。写日记、拍照、取样、给区环保局打电话、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信……自己能够想到而且可以尝试的事情，她全去做了。

2004年春季的一个深夜，韦东英和丈夫来到钱塘江边，一家企业的排污口又在排放污水。韦东英拍完照，正用空矿泉水瓶在出水处捞取水样时，不小心掉进了江里，差点出不来。韦东英将取来的水样，连同照片一起交到了萧山区环保局，环保局核实后对排污企业做了行政罚款处理。可没过几天，那家企业再次向钱塘江排放污水。从那时起，韦东英的心就开始向冰窖一步步走近。

韦东英说：“这些企业明目张胆地向江里排放污水，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为什么每次举报每次挨骂挨揍的都是我呢？难道我保护环境是错误的吗？我们国家连这个小小的南阳化工园都处理不了吗？”

《中国财富》记者采访韦东英的那几天，她再去找南阳镇政府交涉，要求彻底解决南阳化工园的污染问题。南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过几天，南阳化工园的国泰医药化工就要搬到其他地方生产了。你们这里的污染是遗留下来的，没办法解决。”

化工厂要搬到其他的地方？韦东英并没有因此松了一口气，大声说道：“国泰医药化工厂的污水直接往地面里放，有时污水渗透到围墙外面，他们就用破木板补一补，担心难看。这种污染如果不彻底解决，搬到哪里都是一样污染环境。”

“反正就是要搬走了，只要不污染你，污染别的地方，你管那么多干吗？”南阳镇政府工作人员有些愤怒。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韦东英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形象。每次韦东英因为污染问题找到镇政府，政府官员们都用同样的谎话搪塞说：“企业是在变化的，南阳有个污水收集中心。现在每一家工厂的污水都要自行处理到500个COD，然后放到污水收集中心。污水收集中心再将污水处理到300个COD，输送到17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水经过处理之后直接排到钱塘江中。”

“事实上，一些企业白天不敢明目张胆地排放了，但是他们在夜间，在潮水大的时候，偷偷地排，让潮水带到大海去。因为连离工厂近的井水的COD指标都已经达到了123，已经是污水级了，都得经过污水处理设备才能流出去。我们老百姓过的就是这种日子。”韦东英很懊恼。

几年来，韦东英渐渐发现，不停的举报正在给自己“惹祸”。曾经有人说，如果谁能劝韦东英不到处举报，就给他奖赏10万元。现在，孩子读高中了，韦东英的丈夫告诉孩子，在学校里不能说自己是韦东英的儿子，只有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说自己是韦东英的儿子，否则有可能考上大学都不让你读。

“我感到很悲哀，我们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南阳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维护。现在，老百姓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我太累了，撑不住了，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捕鱼、卖鱼，不想那么多人因为闲事来打扰我。我只希望国家环保部能到南阳实地调查，彻底改变南阳的生态环境，这不光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百姓，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子孙后代！”韦东英一脸无奈，看来她真的心冷了。

霍岱珊：淮河边的“一双眼睛”

“环境保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绿色诚信，公众参与。环境怎样变，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一个地区要发展经济，必然要以人为本，如果人都活不下去了，那么，发展经济又有何用呢？”在与《中国财富》记者的交谈中，霍岱珊反复强调。

他原是河南《周口日报》一名摄影记者，从1994年起，他沿着淮河无数次行走，自淮河源头到淮河尽头行程4000多公里，走过了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自费拍摄了近2万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他曾经戴着防毒面具去拍照，收集岸边土壤数据；他第一个向全国揭露了“淮河十年治污一场梦”和“污染造成癌症村”的真相。

1998年，为一心投入到淮河流域的污染治理中，他辞去报社的摄影记者工作，对淮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一次全面考察。

此次考察，他发现了很多淮河治污的内幕：有的工厂直接抽取地下水，冒充已经处理过的污水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有的地方从集市上买来一斤多重的活鱼，放到河里，然后再用网捞出来，以证明水质已经变好；有的地方从上游水库买来清水，注入沙颍河，以迎接检查。沿岸百姓对这种弄虚作假行为气愤至极，以至于有“放清水，是信号，上级领导快来到”的顺口溜在沿河两岸流传。霍岱珊将此伎俩总结为触目惊心的违法排污“三十六计”。

2003年，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关注淮河的民间组织——“淮河卫士”，精选自己拍摄的淮河生态图片120多幅，制作成105块展板，以“淮河家园的呼唤”为主题，先后在北京、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知名高校和沿淮城市举办了70多次展出。他同时举办了“淮河——两亿人生命之所系”的演讲，受众超过100万人次，有力地促进了“淮河环保热”。

霍岱珊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五年来，“淮河卫士”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项目，说两句话，办三件事，实现四项诉求”。分解开来就是，一个“拯救淮河希望工程”的项目；向政府说实话，为老百姓说公道话；对淮河水污染源进行长期监测，对排污口进行长期的跟踪监督，对污染严重地区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最后要表达的四项诉求就是求证、求助、求变、求解。

他感觉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便发动周围的群众和志愿者，沿淮河排污口建立了一个监控网络，淮河的上中下游500多公里的河段上，都有“淮河卫士”的监控小组对排污口进行监控，基本上可以实现全天候监控，等于给淮河安装了一道“防火墙”。

清洁引水救助工程中，他们首先选定在癌症高发村安装滤水器，不但满足了村民的诉求，而且效果明显，但资金需求量大。在霍岱珊的奔波下，2006年，国家启动了安全引水工程，在河南省的高污染地区投入3.25亿元，打了700多眼深水井，有152万人喝到了清洁的水。

从2004年开始，霍岱珊的工作范围从清洁饮水扩大到医疗卫生救助，三年多共募集价值100多万元的药物，累计救助患者200多名。2006年，他们跟外界实现“一对一”的救助，帮助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解决手术费用等问题。 2007年，这种手术扩大到了18例。

莲花味精本是中日合资企业，是淮河流域的排污大户。霍岱珊与企业多次磋商，最终达成了双赢的共识：只有进行环境保护，才能持续发展。“在这次‘拔钉’过程中，我拔走了日方51%的股份。当我们对莲花味精提出环境保护的要求时，日方没有配合工作，将其名下的股份全部撤走了。”霍岱珊说。

霍岱珊介绍，日方撤资以后，莲花味精确立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从污水中提炼出复合肥。“最多时莲花味精曾有87眼深水井同时取水，现在只剩下7个；以前他们每天排放12万吨废水，现在只有1.2万吨了，水中的主要污染物质氨氮从过去每升含100毫克以上降低到每升含5毫克以下。根据我们的设想，莲花味精最终要实现零排放。”通过公众监督和信息公开的模式，帮助莲花味精减少污染物排放，变废为宝的方式已经成为“莲花模式”。霍岱珊希望扩大这种模式，将“莲花模式”变成“沙颍河模式”。如果沙颍河最终能变清，以后整个淮河流域都可以复制这种办法，最终变成“淮河模式”。

2007年岁末，霍岱珊获得“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个人奖。这是一个由中宣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团中央和国家环保总局等多家单位共同颁发的奖项。

颁奖现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宣读的颁奖词是：“十年来，霍岱珊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力量，推动淮河治理为世人所关注，他对于环境与健康的前瞻式呼吁，也为现实所验证。他的参与验证了民间力量能够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

“环保工作是艰难的，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无论未来怎样，我对淮河排污的治理和监督是始终不会放弃的。即使我老了，我会让我的接班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霍岱珊最后告诉《中国财富》记者。

刘才祥：必须让污染企业认输

直到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即2008年8月8日，农民刘才祥状告河北小洋人生物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洋人”）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才有了结果：他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赔偿。

2008年11月5日，刘才祥对《中国财富》记者说：“虽然我的经济损失得到了的赔偿，但这也是我奔波了三四年才得到的。下一步，我要继续追究那些做假鉴定的机构和个人的责任。”

刘才祥来自河北青县清州镇北街村，本身是一位农民，1998年承包了该村的60亩梨树园，因长势良好，刘才祥曾经和有关方面举办以赏花、采摘果实为主要内容的“梨花节”和“采摘节”。

从2004年5月开始，他所承包的60亩梨树，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干枯死亡的现象，有的片区死亡率高达 80%以上。看着干枯死亡的梨树一天天地增加，刘才祥心急如焚。

他委托了青县林业局技术站对发病的梨树进行死亡原因的技术鉴定，排除了肥害和药害以及管理方面的原因，技术人员建议刘才祥对果园的灌溉水质做定量分析鉴定。

经过认真分析，刘才祥认为是浇灌了南大沟的污水所致。他找到青县环保局，请求对果园南侧水沟内的水质进行监测，经多次取水采样，进行了15项指标分析，结果发现3项指标超标。污水来源是“小洋人”排放的废水。

刘才祥向青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被告“小洋人”赔偿其损失31万余元。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诉讼一波三折，“波诡云谲”持续了两三年，始终没有“尘埃落定”。

刘才祥说：“2003年，‘小洋人’在沧州市青县南大沟建起一座新厂，随后南大沟水质开始严重恶化，臭气扑鼻。‘小洋人’排放的污水主要是冲洗送奶管道和瓶子过程中产生的洗涤、消毒废水。就是这些污水造成我的果树发黄，直至枯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才祥第一次起诉，法院不受理，他就天天去法院，最后于2005年3月11日正式受理。“‘小洋人’要求对其排污与果树死亡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2005年4月，鉴定结果是果树腐烂病，同年青县人民法院就作出了民事裁定书，以我承包的果树的死亡与‘小洋人’排放污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刘才祥现在还有些气愤。

刘才祥不服一审裁定，继续上诉。这宗环境污染索赔官司，历经两年多，两次开庭审理，仍然不见判决结果，倒是让刘才祥欠下了28万元债务。他没有因此放弃打官司，仍旧四处奔波，寻求援助。刘才祥痛苦地说：“我打官司最难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钱，人家‘小洋人’有钱，还要把我铐上。到2007年12月31日，我曾两次被拘留。但我经过诉讼，公安局全部败诉。2008年1月中旬，又开庭，以假鉴定为根据，三天内就作出判决，判我败诉。”

最后一次开庭，刘才祥和代理律师密切配合，就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鉴定能力、鉴定程序对鉴定人进行交叉发问，鉴定人的回答出现了很多疏漏和矛盾。代理律师认为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

2008年6月14日和15日，刘才祥要求天津市公安局、青县公安局等执法部门对作假鉴定的机构和个人追求责任。 8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来当地核查情况。 8月6日~7日，刘才祥骑着车子在外面转了两天两夜。8月8日，他拿到了损失赔偿共计47万元。

他说：“我得到了47万，但上诉的各种费用花掉了近36万元。虽然剩下的寥寥无几，但是我很乐观，因为我用法律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最后刘才祥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还有10亩地，正等待着恢复农业生产。等这一切都照旧了，自己要去买个照相机和摄像机，哪里污染就到哪里去，把污染真实地记录下来，用法律保护其他的污染受害者。

张功利：我是义务环保监督员

“我是区政府任命的环保义务监督员，记者都看到了，是有上岗证的，凭啥不让我进，我是可以告你们的。” 10月30日，说起几天前的事情，张功利仍然愤愤不平，而旁边的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的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小心地解释着：“这个事你要是拍了的话……”

几天以前，仇岗村里发生了一起小型生产事故，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冒出的滚滚黑烟也让附近的村民们着实惊吓了一把。老张端着他专门用来斗争的“傻瓜”相机，要进去拍现场照片时，被保安硬生生地拦在了门外。

身为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村委会委员，这一年来，老张底气渐渐地足了起来。他说，一来国家的法律完善了，有了信息公开条例，他可以要求市政府公布污染信息；二来因为环保维权，老张成了国内环保领域的名人。

他手里攥着厚厚一摞子媒体记者和环保公益组织的名片。他说，有了这个，市、区两级环保部门不敢小觑他，几次去都是环保局长亲自接待。和几年前相比，简直新旧两重天。

2004年，与仇岗村比邻而居三十年的农药厂改制，私人老板承包后改造成化工厂，改名为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在一些化工网站上，九采罗被称为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专业生产3,4-二氯苯胺（分子式C6H5Cl2N，有剧毒）、异氰酸酯类等有机化工中间体的龙头企业，是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年销售收入 5亿元。

同时，两个新工厂——海川化工有限公司和族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也落户仇岗村，从此，村里的环境开始发生了质变。

通过地沟以及外墙砖缝，化工厂不断冒出红中带黑的液体，漫过沟渠和道路，流入田地里、鱼塘里。紧接着，鱼翻了肚皮、庄稼长到半米高就枯萎，村里弥漫着呛人的气味，晚上睡觉，即使紧紧关上窗户还是被呛醒。仇岗小学与工厂一墙之隔，小学生们戴口罩上课。同时，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常常昏迷晕倒，而井里的水则泛着黄色。

而且，村里得癌症和其他怪病的人越来越多，得病的人越来越年轻。2004～2006年三年时间里，仇岗村有53人死亡， 80%是癌症。

老张的环保之战从此起步。开始他势单力薄，村委会说他，人家工厂黑道白道都有人，你跟人家较啥劲，忍了吧。老张不干。于是，他的家里经常收到从天而降的砖头。少数跟着他一起斗争的村民被打得住了医院，支持他的副乡长和乡派出所长都被打了。一段时间，仇岗村村民们陷入了沉默。

道理讲不成，老张就鼓起勇气打官司。但官司没打到底，两次起诉又撤诉。老张说，在法庭上人家既有先进企业的名牌，又亮出了无污染企业的证书，这官司还怎么打。但两次撤诉却让老张找到了窍门。“我起诉再撤诉一次，花400元，他应诉一次，又请律师，又上下打点，就得花1万元。”老张号召村民们，一个一个起诉工厂，和工厂死缠到底。

转折发生在2007年3月，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找到了老张，帮他出了好主意。老张用傻瓜照相机拍下的污染照片被公之于众，成了污染的铁证。仇岗村的污染成了全国典型。不久，整个蚌埠市也收到了流域限批的处罚。

2007年，化工厂停了工，补偿了村民的经济损失。老张的环保之战似乎画上了句号。但好景不长，2008年年初，化工厂的机器忽然又转起来了，黑水又冒出来了。老张带着村民又来到了市政府。这次，政府给老张看了文件，化工厂定在今年12月20日前搬迁。搬迁前，为了地方经济，再开工几个月吧。

离12月20日的搬迁日越来越近了，村民们观望着，化工厂究竟能不能搬走。

胸前挂着环保监督员的证件，并被村民们选上了村委会委员，老张的生活和环保紧紧拴在了一起。老张的环保之战赢了还是输了，老张也说不清：“即使工厂真的搬走了，不再继续放毒了，但我们的井水还可能是原来的井水吗？田地还是原来的田地吗？活着的人得了癌症找谁去呢？”(文/本刊记者苗野宋馥李 <四个草民的环保之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