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结缘的四大文杰

　　与敦煌结缘的四大文杰

　　作者：顾炳枢

　　敦煌和敦煌学在世界上的极盛其名，是因为有莫高窟艺术宝库，有辉煌壮丽的无数壁画、雕塑和文书经卷的存在。此外，艺术宝藏的发现者和众多学问家、艺术家们，在长达百年时间投注于研究、保护和弘扬中的呕心沥血，也是敦煌文化能够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在这些人中间，有4个名字，无疑是最为显赫而响亮的，他们是：叶昌炽、李丁陇、张大干和常书鸿。这几位都是文化名人，是敦煌艺术的朝谨者和崇拜者，又都是敦煌文化最杰出的保护人和弘扬者。

　　一、最早的敦煌文化研究学者：叶昌炽

　　叶昌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金石家，知识渊博，国学深厚，尤长金石、版本及方志，著述甚多，学术地位和名望都很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53岁的时候，被朝廷委任为甘肃省府学台，在甘肃呆了4年。在任期间，叶昌炽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政绩显著，同时孜孜于自己所喜欢的国学和金石文物收集研究，多有斩获。

　　叶氏上任之时，正逢莫高窟藏经洞刚刚发现两年。当时，莫高窟道士王圆篆偶然间发现的藏经洞的遗书，“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很是轰动。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瀚，与王圆篆同是湖北人，有一定交情，所以王圆篆就送了他一些经卷和画像。汪宗瀚又转赠一部分与叶昌炽，使他喜不自禁。叶昌炽发现这批敦煌遗经和绢画非常有学术和艺术价值，于是提议将藏经洞遗书运往省府兰州保管，得到省府的赞同。但后来，此事又搁置下来。原因是当时交通不便，驮运这批文物从敦煌到兰州一千五六百里路，需要五六千两白银的巨额费用，政府无以筹措，只好作罢。但谁曾想到，这一耽搁，竟造成藏经洞遗书大部流失国外的历史悲剧!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叶昌炽考证和学术研究活动的进行。在与敦煌县令汪宗瀚相识后，二人来往频繁，他又得到更多敦煌文物。其中经卷有《大般涅椠经》、《大般若石经》和《开益经》等。叶昌炽对经卷的墨色、纸张、内容、书写字体和笔法，进行了悉心的考证和研究，发现这些敦煌卷子都是珍贵的唐代写本，“笔画古拙，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他指出，当时传世的日本海舶本佛经，正是与敦煌写经同出一源的唐人经书。他把这一重要论述，写入自己的著作《语石》稿本中。

　　叶昌炽还先后从汪宗瀚和敦煌另一文人王宗海处，得到3幅莫高窟佛教绢画像。他经过研究，认为，《水陆道场图》色彩剥落虽严重，最初的丹黄已多处变为暗黑色，“惟笔墨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依据画面上所题供养人“节度使曹延清”和“乾德六年”的题记，他断定《水月观音像》乃北宋时作品，系节度使曹延清一家的供养之作。此外，他对《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也作了详细的考证研究。

　　叶昌炽在陇4年，留下的惟一遗憾是没有能亲赴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卸任东归后，他听到斯坦因劫去敦煌文物29箱、伯希和劫去1500多卷敦煌遗书的消息后，心情复杂，懊，降自己在学台任上，没能敦促甘肃省政府把这批珍贵文物保护下来。在那以后，他对敦煌文物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他与人合办《敦煌学通讯》，传递和交流敦煌文化信息；还在自己的《语石》和《缭督庐日记》两书中，对藏经洞文物文献最初的流失情况，做了记述，引起世人关注。

　　二、最早呼吁保护莫高窟的人：李丁陇

　　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青年时在上海美专从师刘海粟学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后被刘海粟誉之为“第二‘八大山人”’。他一生以长卷巨作著称于世，尤爱敦煌艺术。他曾历尽艰险，步行数千里去敦煌探宝，写下一段至今乏有人知的传奇故事。

　　李丁陇是1938年辗转香港到敦煌的。他每天在洞子里临摹壁画均达七八个小时。由于他长期营养不良，晒不上太阳，又没理过一次发而变得又瘦又小，面色污黄，须发纷乱，满身虱子，形销骨立，活像个乞丐，当地人因此传言“庙里住了个‘野人’。”(李丁陇后来作画一直就用“野人”诨号落款)。他坚持临摹到次年5月，整整8个月，靠达摩面壁的那种苦行精神和对艺术的极至精诚，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和佛手图案以及大量草图。

　　1939年8月，李丁陇回到西安，不久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高2米、长15米的《极乐世界图》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在艺术界引起轰动。李丁陇在敦煌亲眼看到被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切割盗取了精美画面的大量残墙破壁以及莫高窟无人管理，洞子不断在进沙在坍塌在遭受人为破坏的情况……而当地政府官员却不管不问，感到非常难过和育心。他试图通过办展览以宣传呼吁，让人们知道敦煌的宝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赶紧保护。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干相识。受其影响，张大干产生了当年也去敦煌的打算。

　　在办展的同时，李丁陇四处呼吁，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敦煌文物，但没有回应。他又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仍不见反应；后与张大干谋划共同呼吁，通过国民党要员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懂书画)，劝说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加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与重庆《大公报》的配合呼吁，国民政府终于在1943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1944年，李丁陇再赴敦煌，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又临摹了—批新作。至此，莫高窟大部分价值较高的壁画，李丁陇都临下来了。1946年，李丁陇在兰州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国将领冯玉祥、文豪郭沫若等众多达官名流，欣然为展览题贺，劭力子等要人也在《民国日报》上刊文谈保护之事。影响日大。1948年李丁陇又应邀在南京和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使敦煌艺术在大江南北远播声名。

　　三、有功子建立“艺研所”的人：张大千

　　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敦煌艺术也是渴慕已久。1941年春，他带着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等人，离开成都，取道兰州，乘一辆油矿运输车到达敦煌。

　　张大千自己最初也没想到，他在敦煌莫高窟工作的计划一改再改，延长了再延长，竟呆了长达3年。是莫高窟丰富的艺术宝藏，挽留了他。当他来到莫高窟的第二天，就带人清理已经坍塌和毁损的洞窟门廊，然后—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进行踏勘。他为了系统科学地了解和整理洞内文物，在熟悉了各洞情况的基础上，还对洞窟做了编号。此前，伯希和也做过，代号为“旷；但张大干认为不够完备和合理。他重新规划和设计，按从南到北的顺序编了309个号，代号为“C”。新中国成立后，敦 煌文物研究所又对石窟重新编号，代号为“A”。现在，这3种编号同时在国际上通用。

　　随后，张大干在莫高窟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调查、建档、研究和考证，同时大量临摹壁画和塑像。在荒寒、阴冷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和他的学生们先后临摹壁画七八百幅，并获得大量的图案装饰资料。这些早期临摹作品，为后人敦煌壁画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借鉴。1963年，莫高窟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曾借取张大干近200幅临摹壁画，作为参考之用。

　　在敦煌期间，张大干选，临了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寄回成都举办了《西行纪游画展》，并写信给成都和重庆两地的亲友，大加赞扬敦煌石窟文物。1943年5月他回川后，又将临摹的上乘之作结成《敦煌临摹白描画》3集出版。1944年1至3月，他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轰动一时。大书法家沈尹默时有诗曰：“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值得—提的是，张大干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还有—段遭受陷害诬冤的奇特经历。在临摹复原和考证研究中，张大干有次在所编20号洞里，对一处破损严重的宋代画败壁进行清理中发现，下面竟是一幅更早更好的唐画，即《都督夫人出巡图》。这是敦煌重层壁画的最早发现。这一发现证明，莫高石窟壁画并非只有一层，而是一代一代进行过累加重绘的多层。当时，他们对这幅已经破损了多处的晚唐壁画进行了复原修补。但张大千万没有料到的是，因此有人“举报”，在甘肃省参议会上指诬张大千破坏文物；报纸也渲染炒作，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事态后来演变到省主席发“警告”电，军统特务奉命“搜查”，进而要求中央政府“予以严办”的地步。后经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反复“查究”，终真相大白，省府函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张大千等在敦煌文物的保护方面做了不少事。除了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而外，他们清沙补墙，整理和修理了不少破损严重的洞窟、甬道和扶梯。3年中，张大千还四处收集到不少敦煌遗物，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汉简……这些宝遗的敦煌文物，他在离开时，都交给了新来筹建“艺研所”的常书鸿。他还把3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研究和所考证的全部资料留了下来。这是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赴敦煌视察。张大千向于右任汇报了莫高窟文物的珍贵和毁损情况，并恳请于右任上提案，建议政府尽快成立专门机构管护和开展研究。两个月后，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正式提案。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正式成立。

　　1949年，张大千在印度举办了敦煌临摹壁画展，首次将敦煌艺术展示给世界。之后，他—直关注着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工作。1952年，他偶遇流失在国外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便毫不犹豫地用重金买了下来，之后以“半赠半卖”的形式转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珍贵孰煌文物，在北京“特展”之后，不久又回到了她的故乡——美丽的敦煌。

　　四、献身于敦煌50年的人：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自小学画。他23岁时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曾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自嘶学习油画和美术史。在法国学习10年间，他创作的不少油画陆续获得法国美术界的各种金奖和银奖，因之被吸收进里昂美术家协会和全法肖像协会。

　　1935年的一天，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伯希和写的《敦煌千佛洞》。书中大量精美的敦煌壁画和塑像照片，让他眼睛一亮。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国去抢救和保护敦煌艺术。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时，常书鸿被委任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张大千还没有离开孰煌，便陪他参观洞窟，介绍情况，并共同商讨计划，着手建所和保护研究的工作。有一次常书鸿失脚跌落挂在石壁上，张大干还带人救了他一命。自此，张大干和常书鸿结为好友。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对常书鸿说：“我们走了，而你却要长期留下来，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啊!”在张大千蒙冤的日子里，常书鸿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挺身而出，为他辩诬作证，终使张大千的冤案得到昭雪。

　　年轻的常书鸿，从一脚踏入莫高石窟，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不间断的艺术和人生苦旅。作为“艺研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在那里组织和带领研究所的人员呕心沥血地艰辛创业，清沙筑墙搞保护，修复破损壁画，搜集整理文物；在那里年复一年地临摹壁画，办了无数次展览，出版了大量画册；在那里带领一批又一批有志学人攻关搞研究，撰写发表了大批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和专著；还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弘扬敦煌文化的国际性会议，使敦煌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举世公认的惊人业绩和巨大贡献，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艺术家之一。

　　可以这样说，常书鸿是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孰煌，奉献给了敦煌学。当然，他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生蜗居在荒寒的沙漠里，像一个苦行僧似地吃尽了苦头；因为“痴迷”敦煌，他遭受过妻离女亡的家庭不幸；“文革”中，又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清摧残和折磨……但他义无反顾，以惊人的意志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默默地工作，苦苦地坚持了50年，没改初衷。正如他后来的夫人李承仙所言：“先生的心里，装的只有敦煌！”“先生魂系敦煌！”

　　著名的对话文学作家池田大作，曾于1990年出版过一本很轰动的书：《敦煌的光彩》。这本书是池田大作仰慕常书鸿这位“敦煌痴人”，与他进行了“敦煌文化”对话后写成的。他说他从常书鸿身上看到了“人的真正价值”。他把常书鸿称之为中国的“人物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