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皇之作 铿锵之声——评《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

　　堂皇之作 铿锵之声——评《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

　　作者：唐仲明

　　刻经，是把某部佛经的全部或者部分经文，镌刻在石窟、摩崖壁面或者石碑上。它是佛教文化传入我国后，经历一个时期的传播、发展后所产生的新形式。刻经的滥觞始于北朝末期的北齐时期，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刻经即为响堂刻经。响堂刻经分布于南北响堂山的6座石窟内外，计有《维摩诘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华严经》《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无量义经》《大般涅槃经》、《文殊般若经》等十余部佛经、佛经部分章节、佛名、佛号等。

　　关于响堂刻经，最早涉及的自然是历代的金石学著作及地方志，如《金石录》、《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囿于当时的学术观念及体例的限制，多仅仅节录部分刻经、碑刻的文字。好一点的，记述一下碑刻的尺寸、出处，但也多语焉不详。

　　近代以来，首先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徐炳昶（旭生）主持展开对响堂石窟的调查，重点放在石窟及附近的石刻材料上，传拓了大量的题记、刻经、佛像、装饰纹样及其他墓志材料等等。随后出版了由何士骥、刘厚滋编辑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但此书仍有金石学著作的影子，对于调查所得大量资料，仅列明条目、出处及备考，既无录文，也无拓片。

　　而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所著的《响堂山石窟》，则是运用科学方法调查响堂山石窟的第一本著作。他们在书中记录了各窟的情况，附以相当数量的图版和线图、拓片及录文。虽然刻经拓片均为节录，但比之《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总有些进步。

　　此后直至现在，学术界虽然对响堂石窟多有考察涉猎，并屡有重要研究文章发表，但苦于相关材料并未全部发表，因此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及深入。

　　《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以下简称《题记总录》）一书的面世，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综合来看，该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搜罗全面，书中将常乐寺遗址，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俗称小响堂），黑龙洞（风月关）及峰峰矿区境内的主要碑刻进行汇编。因此，此书实有增益新知、补充旧闻的功效。《题记总录》不仅包括响堂石窟最驰名之全部刻经，而且还把和响堂有关的碑刻也尽皆收入，另外还收录部分有代表的石窟纹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首次发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工作者在响堂石窟陆续进行了一些调查、修复及加固工作。在这些工作过程中，新发现了不少被遮盖、压住的碑刻及造像遗迹。比如南响堂第2窟前隋碑的重新面世，即解决了南响堂石窟的始建年代及供养人问题。常乐寺遗址金正隆四年（1159年）《重修三世佛殿之记》碑的出土，也为北响堂石窟的创建年代提供了有益的证据。但当年发表的简报，因条件所限，虽刊布了全部碑文，但拓片却比较模糊。由此也给学界造成了一定的困惑，特别是外国学者，缺乏到现场调查一手材料的条件，因此才会出现认为金碑有两个版本的误会（参见马可·吉列尔米内蒂：《“高欢崖墓”——北响堂北洞的图像学和考古学特征考察》，页71-75）。此次《题记总录》的出版，一举解决上述所有问题，为学界提供了最新、最完整的碑刻、题记参考。

　　第二是编排合理，开本巨大。在版式设计上，《题记总录》采取拓片与录文两两相对的形式，右页录文，左页拓片。读者在查阅录文时，若有疑问，即可对照拓片研究。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感叹此书的开本与版式设计了。一般的考古报告，以16开居多，而本书采用了大8开，足足扩大了一倍有余。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更清楚地表现拓片，以便读者查阅。众所周知，响堂刻经内容丰富，容量巨大。以华严洞（即南响堂第1窟）为例，其刻经纵达2.2米，横宽10余米。如此巨大的石窟壁面，刻以整部经书。《题记总录》一书，不仅选择大8开，刻经拓片还均以拉页形式刊印。如此一来，则可让读者一窥刻经之全貌矣。当然，选用大开本，其对拓片质量的要求以及图书的成本均有大幅提高。响堂所诸同仁毅然担当如此重任，当为学界竖一楷模，更是学界之幸。

　　第三，图版清晰，印刷精美。刻经除可作为研究佛教考古、佛教史及佛教信仰的重要材料，它精美的文字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好材料。因此，拓片的清晰与大小，实为最重要的因素。南北朝时期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隶书与真书交替，篆书也不甘退出历史的舞台。到了北魏时期，楷书一统天下，形成了非常单调的局面。恰在此时，以响堂刻经为代表的隶真书横空出世，它有机地将隶书与真书融合到一起，创造出新的书法表现形式。响堂刻经既有传统的隶书、魏碑，又有新兴的隶真书，并且各经的笔法、结体均各具特色，实为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标本。本书精美清晰的图片和优质逼真的印刷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欣赏和研究的空间。

　　美中不足的是，书中虽然标明了各碑刻及题记的位置及其尺寸，但还是失之粗略。如果能够附上各处碑刻文字的具体位置示意图，就更加完美。特别是刻经洞（北响堂南洞），此窟内、外、前廊等处遍刻佛经，且刻经字体细小，仅几厘米见方，刻经崖面有的高达近4米。若无示意图，虽然知道刻经在此，但具体经目及品名，找起来恐怕也是极为困难的。另外，不知是疏忽还是其他原因，唐邕所刻四经——《维摩诘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均没有标明尺寸。

　　邯郸地区是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南响堂石窟所在的峰峰矿区，各种工业比较密集，从而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工业污染。其中的酸雨等对碑刻文字的影响极大。虽然自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文物考古部门对响堂石窟进行了多次系统的考古调查，但时至今日，全面的响堂石窟报告仍然未能与读者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先期出版一本《碑刻目录》，既可以提供第一手的碑刻资料，又可以保存遗迹，实在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我相信，在峰峰矿区文管所同志的默默努力和执著信念的支持下，响堂石窟报告面世的日子也不远了。

　　（张林堂主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定价1580元，全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