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国寺探古

　　▲清《重建崇国寺记》碑。

　　晋咸和中(约公元330年)，闽僧睹异光发林壑中，遂建，名普光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重建，改今名。 ——《嘉靖太平县志》

　　晋咸和中建普光寺，佛教自此传入县境。隋代名僧智顗一度挂锡于此寺，遗迹有智者泉。——《温岭县志》

　　县志惜墨，语焉不详，却让人更有遐想的空间，发探古之幽情。2003年元月2日，我们以朝觐者的虔诚拜谒了崇国古刹，并信手翻阅了这部厚重的历史。

　　进山路上，我们谈论着前方虽是一片平畴，且村落棋布，但在晋代却是海底。《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居海中”，毕竟太宽泛了，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永宁县(古黄岩)，即东瓯，在歧海中”，就比较切近了。据学者卢英卓论证，东晋以前，离现在海岸百里以内的山丘，都是歧海中的岛屿，现在温岭和(原)黄岩东南乡的平原尚未形成。可见，广阔的温黄平原是经过长期的海涂淤积和历代劳动人民筑塘围垦而成的，海中的孤山便是屿，因此温岭地名中以塘以闸以屿为名者众多。大家一路谈论，渐渐地，一组画面便清晰地凸显出来：晋咸和年间，闽僧泛舟北上，丽日蓝天，帆得樵风，(闽僧)闭目合十打坐船头，静听天籁，冥思禅旨，渐入空灵之境。蓦地，似有佛光眩人眼目，便睁眼一看，虽无佛光，但前方岬角确有异光发林壑中，顿悟佛祖以异兆示己，便舍舟登陆，插草为记。然后细细审视：前方烟波浩淼，海天一体；身后青山叠翠，烟岚轻锁；四周林木蓊郁，清流潺湲。果真是一方参禅礼佛的福地净土，并名之曰环翠山。闽僧不再北上，便垒石为墙，伐木为梁，刈草为顶，胼手胝足，草创了普光寺。

　　晋代的瓯越，在中原人看来依然是化外蛮荒，更不能与桃花源同日而语。其生存环境之严酷非常人所能想像，不说别的，光一次台风袭击便足以把他的心血付诸汪洋，可闽僧却扎下了根，普光寺也延续了下来，其信念其意志其毅力也非常人所能想像。心念及此，我们面前便显现出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形象：蓬头跣足，鹑衣百结，面目不清却又分明感受到他那坚毅的目光和百折不挠的气概。我们还未进山就对他滋生出高山景行之慕了。

　　山道有两行翠柏相拥相抱，出柏林，崇国寺便赫然呈现于眼前。天下名山僧占多，这闽僧也真会选地方，以环翠山名之也真贴切。这里山环水抱，坡缓地敞又避风向阳，沿坡顺势而建的崇国寺静静地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该寺晚建于杭州灵隐寺约四年，却早建于天台国清寺约二百六十八年，属浙江最古的寺院之一，可它又是浙江最不具知名度的古寺之一，如同国宝埋于土中隐于民间，鲜为人知。但作为有1670余年历史的古刹，应该有其辉煌的过去，我想智者大师挂锡该寺且留有智者泉，足以印证此说。大师于“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入天台建草庵讲经九年”，(《辞海》“智顗”条)到该寺驻锡起码是普光建寺240多年以后的事了。可以设想，该寺若一直默默无名，埋没草莽，也没有佛学造诣博大精深的高僧，大师是不会远道而来的，即使来了也是呆不久的，更不会有“智者泉”传世。现在，我们无法考证的倒是普光寺对天台宗鼻祖究竟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到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去研究一番或许有些线索！

　　关于大师挂锡之事，太平古县志记载有误，好在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太平县古志三种》时在校注中已作辨讹，现概述如下：

　　《嘉靖太平县志》卷八寺院“明觉禅寺”条记为：“在第六都，俗呼雪山寺。唐大中二年建，名崇因，僧智顗尝飞锡于此。”对此，学者蔡宝定在校注中明确地说：“智顗(538—597)，陈、隋时高僧，佛教天台宗创立者。明觉寺建于唐大中二年(848)，智顗不可能在此挂单。”大师圆寂251年后建的寺院，他怎能“飞锡于此”？而《嘉庆太平县志》“明觉禅寺”条仍以讹传讹，因袭了《嘉靖志》旧说，也是明显的失误。但《嘉庆志》的“崇国教寺”条引用知县赵擢彤的诗(见下文)可证，既然“智泉”在崇国寺，那么智者大师无疑挂锡于此寺，因此1992年版的《温岭县志》遂有文前的一段记述。

　　古寺经历代僧人修葺扩建，到明清时进入鼎盛时期，“永乐七年，僧可原重修。乾隆九年，僧龙溪修建前后殿及钟楼一座，规制宏敞，为一时刹院之冠。”(《嘉庆太平县志》)可惜道光元年(1821)冬的一场大火使古寺化为焦土，当时知县田杰“目击心伤，捐其银一千余两为重建之资，时僧忠梅董其事而大殿生成，既而田公囗去，忠梅亦囗，乃有僧忠义……随积随建”，于是有大殿、斋堂、大悲楼、僧房、客舍“不下百楹，因旧址而次第经营，靡不焕然一新”。(《重建崇国寺记》碑)这一过程从道光四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历时18年。据说，由于僧人众多，烧水煮饭时是论捆向灶膛投放柴爿的，因此温岭民间说人浪费柴草叫“崇国寺烧法”——崇国寺之盛可见一斑！民国元年十月，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太平分部，释宇泉任会长，会址就设于崇国寺。(见《温岭县志·佛教》)到文革时，崇国寺又遭浩劫，建筑被毁，僧众流散，终于元气散尽，一蹶不振。现在除了金刚殿和部分房舍为清代建筑外，其余皆为1984年来所建，由于财力不足，其规模体制均难以恢复昔日之盛，惟有这1670余年的古老供人探赜索隐。

　　山门上悬着“崇国讲寺”的匾额，系市内书家吴延龄先生的手迹。由于全寺僧人出去做佛事了，只有一个卖香烛的居士在寺，我们便向他请教何谓“讲寺”。居士解释说是有法师研究佛学、讲经说法之寺，有如当今的佛学院。然后告诉我们，该寺出过许多名僧，单民国以来就有海英法师在宁波观宗寺讲过经，办过佛学院；雪凉法师曾游学日本，在上海法藏寺办过日教研究所；末代法师唯云曾任上海法藏寺都监，与赵朴老相交颇深，文革中法师身陷困境，幸得赵老多方照顾而躲过一劫，如今法师已逝，赵老已逝，惟有这崇国寺还在述说着他们的故事。

　　探访“智者泉”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据传，智者大师驻锡该寺时见岩隙有细流如线如缕，味极甘甜，便凿岩砌石积水而成。清代太平知县赵擢彤(嘉庆元年赴任，颇善诗画)题壁曰：“禅榻月初上，无人水镜悬。佛经到东土，法雨洒西天。绕砌无顽石，穿岩有智泉。我来参六祖，一一是青莲。”当代李光云先生则指出了确切的所在：(崇国寺)“最早的古迹要算‘智者泉’，在崇国寺藏经阁左侧……”这位热心的居士引我们出角门，一路上指点着说这里是藏经阁原址，那里是香积厨原址，1991年重建的大雄宝殿已经前移了，山门前的“还乡亭”是台胞陈廖香于1992年资助兴建的，还告诉我们许多张元勋与崇国寺的故事及张墓的大致方位。我们沿小径来到一道山坎下，他指着一石窠清泉说：“这就是！”见我们一片迷惘，为了证明不谬，说：“它的款式与大师在天台穿凿的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不是怀疑它的真伪，只是感喟它的遭际：如果在通都大邑或名山胜地，它肯定是个大卖点大热点，会被人们大肆炒作做足文章的，可在这里……我们感慨系之，尽在不言中。泉呈圆形，径深均一米左右，系凿岩砌石而成，坎上有草木竹丛，壁上爬满青苔，泉水清清浅浅，不溢不流，不干不涸，可鉴山光人影。仰慕大师的名望，归来便搦管泚笔撰《崇国寺智者泉记》如下：

　　智顗不顗，凭一只钵盂叩开古刹山门；普光有光，以双百底蕴延纳天台高僧。于是经阁撷英，静室修禅，步明月而沉思，伴青灯而长谈，筹划天台宗大业，斟酌《法华经》要言。暇时，则一锤一凿，开岩积流，采石绕砌，便有智者泉问世焉。崇国寺有幸，智者泉至今仍在见证着历史的久远。(顗，安静貌。)岁月悠悠，逝者如斯，我到泉旁大师圆寂已一千四百余年。崇国寺屡经兴毁，今寺非古寺；智者泉尽阅沧桑，此泉即彼泉。青苔满壁，澄水半泓；月轮沉璧璧有瑕，竹影拂水水无痕。青山长在，智泉永存！我难以解读大师的“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却无碍于穿越历史的时空，感受大师以清泉消困解乏后的舒心笑意，倾听大师返回天台的跫跫足音和向灌顶口授经文的琅琅声音。

　　我们向居士打听崇国寺古樟的命运。居士神色戚然说，在文革时生产队把它和几棵古枫砍去卖给供销社了，同时告诉我们一些细节：这棵香樟与寺同古，由于年代久远树已空心，洞内非常宽敞，可铺床摆桌，供人居住，也确实住过人，由此我们推测出古樟的树洞该有2米见方；不知何故，树倒下后，发现树洞中有好几箩筐的竹筷。他带着我们来到山门外，指着“南无阿弥陀佛”影壁说，这里就是古樟的生长地。现在补植在原地的几株柏树也很大了，离此七八米地的一株颇有年头的樟树(文革中可能还看不上眼而逃过一劫)似乎还在诉说着前辈的悲惨命运。我们又唏嘘了一番，但愿它不再遭劫！

　　现在，崇国寺周边林木虽多，但古树几乎不存，除了文革一劫外，民国间寺僧允西擅权，盗卖古树颇多。为酒钱乎？为赌债乎？不得而知，但他同敦煌的王道士一样，“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余秋雨：《道士塔》)一东一西，一僧一道，何其相似乃尔！

　　最后拜读了古碑《崇国寺重建记》。此碑于“皇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荷月”由“瑯山贡生张过庭顿首拜撰，比丘住持忠义敬立”，记述了历代僧人特别是明以来的僧人呕心沥血，排除万难重建崇国寺的事迹，缅怀先贤，激励后昆，光大佛法，言词恳切，意蕴深沉。

　　崇国寺是一部尘封的古籍，需要我们时时拂拭才能翻阅；崇国寺是一部苍老的历史，1670余年的积淀一日间难以探究，需要我们慢慢展读，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