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的禅文化

　　禅宗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派，古印度有禅而无禅宗。禅宗诞生于中国，发祥地就是嵩山少林寺。千百年来，少林禅宗一直是中国禅宗的旗帜，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武术和医学一起被称为少林“三宝”。

　　(一)禅宗的创立和传播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发展非常迅猛，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宗教。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思想的影响，其主张也在不断的变化。到了南北朝，随着佛教的兴盛，传承已久的印度小乘佛教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繁荣，但蕴藏着巨大的危机，代表佛教新兴力量的大乘佛教慢慢崛起，由此揭开了大乘佛教取代小乘佛教的序幕。

　　北魏时，天竺僧不断到中国传教，少林寺的创始者跋跎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少林所传授的宗派为印度小乘禅法，主张用小乘度众生。南朝宋末，南天竺又一位高僧菩提达磨(亦作达摩)来到中国传法。

　　据《传灯录》载达摩名菩提多罗，后遇摩诃迦叶第二十七代佛祖般若多罗，剃度为弟子，他劝达摩前往中国传法。于是，达摩飘洋过海，历时三年，于梁大通元年(527年)到达广州。后被梁武帝迎到金陵，因武帝不能“悟”达摩大乘禅法，遂于是年北渡长江，寓居少林寺，面壁九年，终日默然，人称“壁观婆罗门”。《传灯录》还载有极富神话色彩的“达摩只履西归”故事。传说他在少林寺北边的五乳峰天然石洞中面壁时，由于年深日久，身影投于石上。故少林寺北五乳峰的石洞被称为“面壁洞”，身影所投之石被称为“面壁石”。

　　达摩在洛阳和嵩山时，开始传授以“壁观”为修行之法的大乘禅宗。达摩在传法过程中，以四卷《楞伽经》为经典。在北魏普遍崇尚颂经和苦修之时，达摩仅以《楞伽经》作为传法经典，以“壁观”为修行之法，摒弃了传统佛教繁琐的教义和冗长的经典，给苦修者带来简捷而便利的修行渠道。这种简单易行的修行方法由于容易被人接受，后来流传非常迅速。据道宣《续高僧传》载其徒昙琳所记达摩的“入道四行”为：一曰“报怨行”，即要有甘心忍辱的品行；二曰“随缘行”，即命运随缘而定；三曰“无所求行”，即不可贪求欲望；四曰“称法行”，即事情应理而行。达摩所传的禅法由于不主张崇尚经典，且仅以壁观为其修行方法，不符合传统的佛教修行方法，因此禅宗确立后称之为“教外别传”，并将其主张归结为：“不立文字，静坐修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达摩在嵩山传法约九年后离去，大同二年(536年)，遇毒终于洛阳龙门，葬于熊耳山，起塔定林寺。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传法时，收了许多弟子，著名的有慧可、道玉、僧付、昙琳等。慧可最后得达摩衣钵，并嗣其法。关于慧可为何得到达摩衣钵，还有一个神奇的“立雪断臂”的故事。宋《五灯会元》记载了立雪断臂的情况：一年冬十二月九日，达摩在少林寺面壁，天降大雪，神光立雪中不动，雪没双膝，次日天明，达摩见雪中立一人，问其故，神光悲痛泪下，恳请说，愿和尚开慈悲，收为徒。达摩说：跟我学，只会“徒劳勤苦”。于是慧可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祖前。达摩遂收为徒，更名为慧可。这就是流传甚广的慧可立雪断臂的故事，少林寺之立雪亭就是由此而来的。后达摩被称为禅宗初祖，慧可被称为二祖。慧可，虎牢人，姓姬，名光，传其因受神人指点而更名为神光。神光40岁时前往嵩山随达摩学禅六年。达摩圆寂后，慧可曾隐迹了一段时间，东魏天平初年，北游邺都传法。

　　慧可在传法的过程中，于北齐天保时遇到了僧璨，收为弟子，并传衣钵于璨，是为禅宗三祖。僧璨后隐居安徽舒州等地传法。隋开皇时，收徒道信，信得其衣钵，是为禅宗四祖。道信后来传法于湖北蕲州黄梅，住破头山，唐高祖时，在蕲州黄梅遇到弘忍，度为弟子，忍最后得其衣钵，称为禅宗五祖。

　　(二)禅宗的形成及分宗

　　禅宗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实际上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达摩自印度来到中国传法时，开始并没有完整系统的理论，惟一的传法经典就是四卷《楞伽经》，修行之法就是“壁观”。但这种不依繁琐的诵经为传法形式的主张，很适合广大僧众的口味，所以在流传过程中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不断的推演，流传很广。到弘忍时，由达摩传法主张所演变而成的宗派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已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

　　弘忍在黄梅东山寺传教，门徒多达千人，可游化一方者，就有十一人(一云十人)。在弘忍的弟子中神秀颇受器重，为众弟子中的佼佼者，弘忍也曾想传法于他。但后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捣米僧慧能最终成了弘忍的嗣法者。

　　慧能，原名卢能，祖籍范阳，生于广东新会。三岁丧父，唐咸亨二年(671年)闻弘忍在破头山传法，前往忍处，拜于其门下。关于弘忍传法于慧能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相传，一天弘忍召集门徒，令作偈，然后视其对禅法的领悟境界，准备选择嗣法者。神秀作为弘忍众弟子中的上座，即题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了神秀的偈，很是赞赏。在寺院中捣米的慧能听后，认为偈语欠佳。由于慧能不识字，他口述，请书童代书了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弘忍见了慧能的偈语，觉得其对佛法空无的领悟要高于神秀，于是夜召慧能至禅室，传衣钵法器于他。慧能得衣钵后即逃往广东原籍新会县，其后弘忍一连三日没上殿，众问其故，方知捣米的慧能得衣钵法器而去。后众僧前去追赶慧能欲夺回袈裟，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传法袈裟之争的故事。

　　慧能逃回原籍新会后，又来到广东韶州曹溪宝林寺传法三十余年。慧能在传法过程中，对从达摩开始孕育，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不断充实、发展的禅宗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总结和发展，创立了“顿悟”学说。其弟子根据其语录整理成了《坛经》一书，后称《六祖坛经》。这是一本禅宗定型的理论，被禅宗奉为经典。由此，慧能实际上是禅宗理论的确立者、集大成者。

　　慧能在南方创立南派禅宗之时，北方以自称六祖的神秀、法如及道安、普寂为代表的北派禅宗在唐初之时也很兴盛。武则天曾把神秀尊为国师，武则天的两个儿子唐中宗和唐睿宗也都以神秀为国师。而神秀弟子普寂则也是赫赫的“两京法王，三帝门师”。北派禅宗主张“渐修”，这显然带有旧式小乘佛教的特色，修行起来比较繁琐。而南派慧能的顿悟学说，浅显易懂，修行简单，“见性成佛”，甚至主张“放下屠刀”，就可“立地成佛”。由此，慧能的南派发展相当迅猛。一直以正宗自居的北宗也不甘示弱，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相见如仇敌”。唐玄宗时，神宗南北两派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展开大论战，慧能南宗击败了北宗。唐德宗时，邀天下禅门定正编，最后南宗被定为达摩正传，慧能之徒神会被尊为禅宗七祖，南宗最终战胜北宗，成为禅门正宗。

　　自中唐以后，慧能所创的“顿悟”一派禅宗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佛教最大的宗派。在其他宗派相继衰落消亡的情况下，出现了禅宗独盛的局面。中国绝大部分寺院都被禅宗占领，法师也大都改称为禅师，就连寺院也多称为禅院。

　　禅宗在中国广大地区流传后，禅宗僧徒遍布大江南北，某一祖师号令天下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禅宗名师纷纷自立门户，于是开始分宗，并出现了许多宗派。

　　慧能在广东韶州曹溪传法时的两个高足怀让和行思，首开分宗先河。玄宗时，怀让在南岳观音台传法，创南岳一派；行思在江西青原山传法，创青原一系。南岳一派在流传过程中，又分化为沩仰和临济两宗；青原派在传播过程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这样，禅宗到了五代时便分成了五宗。

　　少林寺后来传承了曹洞一宗。曹洞本青原一派，青原行思传法石头希迁，迁传药山惟俨，俨传云岩昙晟，晟传洞山良价，价传曹山本寂。曹洞就是由唐后期的良价和其弟子本寂在江西高安洞山和江西抚州曹山创立的，故称“曹洞宗”。五宗在流传的过程中沩仰、云门、法眼相继走向衰败，惟曹洞、临济两宗久传不衰，并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宗派。

　　禅宗在其诞生地印度也没有成宗，却在传入嵩山后，成为中国佛教延绵不断的主流宗派。禅宗流传久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性。

　　要了解、领会佛教教义，只能通过阅读、诵颂佛教经典去实现，这就是“教内传法”。而禅宗认为，教内传法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教条化、形式化的弊端，只重考据文字而不重把握精神，会丧失教义的灵魂。针对这种偏颇的倾向，禅宗提出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所谓“教外别传”，是指在教典以外别有一种教义的传授方法。禅宗的简易性，便体现在“见性成佛”的主张上。

　　禅是“静虑”，佛教称安静地深思为禅定。旧的禅定有种种繁琐的规定，把坐禅分为若干阶段，不易掌握。达摩提出一种新的禅定方法，否定了印度佛教那一套修行的阶梯层次和旷日持久的累世修行，主张人人都具有佛性也就是“本性”，人人都先天地具有成佛的智慧也就是“菩提”，人人都能够通过觉悟佛性而成为佛，尽管何时豁然大悟难以料定。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是因为对自身的本性没有觉悟。一旦“拔开迷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把佛变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

　　禅宗传到唐代，六祖惠能提出顿悟的主张，连坐禅也免了，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现实生活，“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提水斫柴无非妙道”，在日常劳动生活中都可以顿悟成佛。把成佛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真正体现了佛教普渡众生的慈悲心怀。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