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严谨、慈悲、自在的菩萨典范

　　博学、严谨、慈悲、自在的菩萨典范

　　—— 侧写帕奥禅师

　　释昭慧

　　缅甸帕奥禅师（Pa Auk Sayadaw），现年七十五高龄。所授禅法，依据《清净道论》中三学、七清净及十六观智之次第，强调禅修者应以“戒清净”为定、慧二增上学之基础。教导禅者依“安那般那念”（出入息观）或“四界分别观”入门，遍修奢摩他及各种入禅业处，得具四禅八定之后，再以“色、名”业处，“缘起”，“相、味、现起与足处”等阶次，修习毗婆舍那。

　　由于帕奥禅法较诸余家禅法，特显其阶次清晰，解行并重，因此深受国际佛教界之尊崇，习学帕奥禅法之国际人士，络绎于途。

　　以上，是非常正式的帕奥禅师简介版本。详细内容将见于本（92）期弘誓双月刊。

　　笔者至今犹未放下万缘来习学帕奥禅法，不免被禅师视为“过动儿”，但也正因笔者目前尚保持这种“教外别传”的身份，因此对帕奥禅师的介绍，也就不必局限在这么正式的语汇之中，而可全然聚焦于与一代高僧互动间，所留下的个人印象——帕奥禅师博学、严谨、慈悲、自在的菩萨典范——并将这非常“人间佛教”（或非常“大乘”）式的印象，向读者作一心得分享。

　　博学的三藏法师

　　在汉传佛教界，一般对禅者的印象是“不重经教”。即使是南传佛教中几位知名的大德禅师，也罕见他们在传授禅法以外，对经、律、论三藏深研讲授，著书立说。但是帕奥禅师却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印象。他不但是一位禅境莫测高深的大禅师，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三藏法师，只要是巴利藏经，无论是经、律、论，还是三藏论疏，他都非常娴熟，说法开示之时，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而且融会贯通，往往一针见血地提出关键性的修学要领，让闻法者豁然开朗。

　　禅师于教学之余，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五部共约四千余页之钜著《趣向涅槃之道》（ Nibb a nag a min i pa t ipad a ），惜乎这些著作以缅文书写，能阅者鲜。尚幸部分内容已由禅师座下的华裔比丘、居士，发心译为中文，在性广法师的协助下，由净心文教基金会印制，在台广为流通。另有一小部分，亦已陆续译为英文，这些书籍，不但是嘉惠禅者的禅观修学宝典，连像笔者这样专治经、律、论的学问僧，也都甚受启发。

　　严以自律而宽以待人

　　有的禅者洒落自在，对于微细戒法较不重视，总觉得“大德不逾矩，小节出入可也”。然而帕奥禅师却并非如此。他早年修头陀行，至今仍然严守南传佛教的所有戒规。例如：他过午不食，而且一定手授方食；到任何地方一定展具而坐；绝不持取金钱，也不过问金钱的用度；绝不与异性共住在同一屋顶之下（将“不与女人同室宿”戒，作最严格意义下的解释）；……。

　　说实在话，在大厦如云的现代都会区，“不与异性共住在同一屋顶之下”确乎有其困难，生病住院、外出住旅馆等现实问题，有待解决，所以笔者个人对其百分之百可行性，至今依然打上问号；但是无论如何，禅师“宁严不宽”的自我要求，总是令人肃然起敬。

　　最难得的是：他虽然自律极严，对人却非常宽厚。在言谈之间，他从不鄙薄任何“舍小小戒”的佛教传统。民国八十七（1998）年，笔者应禅师邀，与一群尼大姊至缅甸参加仰光帕奥禅修中心的落成典礼。飞机抵达仰光时已下午，到禅修中心拜见禅师时，已近黄昏。严持过午不食戒的帕奥禅师，竟然吩咐净人带领所有未持午的来宾，到仰光街上的素食馆进用药石。对不持午的人，禅师不但打自内心没有任何歧视与不满，反而贴心地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多所设想，这是连在那些北传“持律”者身上都非常罕见的，宽厚而慈爱的人格特质。

　　尊重北传佛教传统

　　前后举办了四届帕奥禅修营，吾人最感念的，莫过于禅师对北传佛教传统的充分尊重。例如：主办单位要求学员一律过堂用斋，唱念二时临斋仪；大堂开示时，依汉传佛教礼仪来迎请和尚；禅堂秩序的维持，钟板揵椎的记号，大都依禅宗门庭的传统。诸如此类，禅师都入境随俗，随遇而安。

　　不祇如此，禅师还能欣赏别人的长处，毫无一般标榜“持律”者的不近人情与“戒慢”之病。记得禅师第一次来台，见壹同寺的环境相当整洁，据说他回缅之后，在说法时对台湾寺院赞不绝口，连台湾寺院放置的垃圾桶非常干净，他都印象深刻而赞誉有加，并要求帕奥禅林住众，尔后要勤于打扫环境，维护整洁。

　　禅师并不希望北传比丘改变传统，换着南传袈裟。任何人以北传比丘（尼）的身份来向禅师参学，他一样悉心教导；无论是在缅甸还是在世界各地，他总是非常慈爱而平等地照顾着所有佛教传统的禅修僧尼。

　　可惜帕奥道场的比丘四方云来集，有的长老自身戒腊已有五、六十夏，依然因为敬爱禅师，而领众过来参学。禅师充分尊重这些长老比丘，因此个人虽然平等对待北传比丘，却无法改变南传佛教大传统的现实状况。也因此，北传比丘在帕奥禅林，无法参加南传比丘的诵戒、羯磨、安居，托钵也行在南传比丘的后面。

　　形式上的不平等，当然会助长某些南传比丘的骄慢心与愚痴念，因此部分南传比丘（包括习学帕奥禅法的比丘在内），往往鄙薄北传佛教，甚至根本就不将北传比丘视作“比丘”，也不愿与北传比丘同一羯磨、同一布萨。他们只学习到了帕奥禅法的“技巧”，却无法体证帕奥禅法的“无我”精髓，以及帕奥禅师所自然流露的伟大人格。

　　作为本（第五）届帕奥禅修营开堂和尚的性广法师，有感于帕奥禅师本人护念北传比丘僧尼的心意，为了避免助长南传比丘鄙薄北传比丘的气焰，虽然勉强挪出了“与异性不同屋顶”的仅有寮房，供南传比丘居住，但是在听经闻法或坐禅的场合，性广法师坚持要求南传比丘，要与北传比丘依戒腊而坐，不得坐在所有北传比丘之前。午斋时，看到男志工为南传比丘跪地授食，性广法师也立即上前制止，告诉这位志工：“在一旁坐着的北传比丘过堂用斋，你们都没有跪地供食，却独独如此对待南传比丘，这是不适当的。”

　　我们的平等考量，普及于七众弟子。每届帕奥禅修营，总有两位禅师的杰出女弟子前来，分别担任助理老师与禅师的翻译。为了担心有些骄矜的比丘尼学员，会依自己的“比丘尼”身份，凌驾在她们之上，所以性广法师特别悉心保护她们，依“老师”之礼数，将她们照相或过堂的席次，排在学员的前面。小参之时，更是依“说法”的相关戒规，让助理老师坐在高座，学员坐在下座。

　　第二届禅修营在月眉山举行时，有一骄矜于其“比丘尼”身份的学员，为此心里老大不高兴，竟然跑去向禅师哭诉，说她“被主办单位要求，必须向十戒女跪拜”。禅师颇感讶异，只好向Dipankara法师询问此事。笔者立即拜见禅师，并向他报告云：“从未有要求比丘尼跪拜南传尼师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们是依戒律：‘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得为说法。’因此以“法”为尊而排座次。”

　　尔后在第三届禅修营时，笔者甚至在入营第一天，就告诉所有学员：主办单位的理念，就是“四众平等”。如果有任何学员认为，他（她）的身份比“法”的学习还要来得重要，那么建议他（她）可以现在就考虑出堂。

　　诸如此类保护北传比丘乃至南传尼师的举措，倘若没有宽宏大度的帕奥禅师作为后盾，主办单位是很难依“平等尊重、平等护念”的原则来做事的。

　　尊重女性的大德风范

　　帕奥禅师非常慈爱而平等地照顾着女众（包括比丘尼与受十戒、八戒之南传尼师等）。当然，在南传佛教的大传统下，他能为女众所做的改变依然不多。记得第一年帕奥禅师莅台之时，笔者有一次建议他：“禅师，您何不让如此杰出的燃灯法师（Dipankara Sayaley）受比丘尼戒？这样她就可以成为缅甸佛教的翁山苏姬！”他竟然笑着回答：“你回来，你回缅甸来推动此事。”

　　由于南传佛教依惯例，皆是比丘高坐而尼众与居士跪坐其前。笔者虽然对这种惯例极度不以为然，但由于恭敬禅师的缘故，早年与禅师互动时，一定依南传礼节，跪坐在禅师座前。让笔者讶异的是，禅师有时与我们谈话，竟然舍高座而不坐，与我们一同坐在地板上。有时与禅师出门参访道场，笔者会淘气地指着禅师旁边的座椅请示禅师：“我可不可以坐下来？”他一定都说：“It’s OK！”

　　许多自命“持戒”的比丘（特别是南传比丘），往往高高在上地接受女众顶礼膜拜；甚至曾有比丘高坐上座，让禅境高深的尼众禅师，跪地向他们开示禅观要领，完全违背了“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得为说法”的戒律。凡此种种行为，充满著令人窒息的男性沙文气息。久而久之，他们的自尊心也变得非常脆弱，很难对他人的“不够礼敬”置之度外。笔者遇境逢缘，总是“故意”与他们平起平坐，好让他们习惯“性别平等”这件事情。然而像帕奥禅师这样，主动与吾人平起平坐的南传大禅师，则过往实未之见。

　　前述1998年缅甸之行，笔者尚未到达毛淡棉的帕奥禅修中心，即闻一轻浮傲慢之台籍南传比丘，说到在帕奥禅林之托钵，依惯例将由男众（连同居士）先行，他要让笔者知道“是谁比较大”。笔者闻言立即向禅师参他一本，说他的行径“不像比丘而像皇帝”，并央请禅师修改托钵规制，让男居士走在出家尼众后面。禅师竟然微笑着慈允了笔者的冒昧建言，而且翌日回到帕奥时，亲自坐镇在排队现场，调整了托钵队伍的顺序。 [1]

　　曾见有某比丘，耽于女众持守八敬法所带来的男性利益，又无法自我证成八敬法的合理性，竟然高抬帕奥禅师名号，宣称：“禅师与我都认为‘八敬法是佛制’。”这与逼令印顺导师表态声称“八敬法是佛制”，如出一辙，充分展现了男性沙文比丘，因理不直气不壮而“无法断奶”的幼稚与脆弱。

　　笔者认为，印顺导师与帕奥禅师的处境都一样，我们得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他们犯得着为这种事而与周遭的众多比丘翻脸吗？然而只要想到：帕奥禅师明知笔者是公开“废除八敬法”的“罪魁祸首”，却依然不远千里前来本院传授禅法，读者就可知道：他虽然不想在此事上与人呶呶论诤，却用具体行动来表达自己对佛教女性处境的体谅与护念。

　　相对照于马哈希禅法传统的班迪达禅师，到台湾的比丘尼道场来举办禅修活动，竟然严格要求南传比丘在前，汉传比丘、男居士、比丘尼、女居士依续排列，并且声称“没有所谓比丘尼这件事”。只要想到班迪达来到比丘尼道场的地界，还如此盛气凌人地压制主人的身份地位，吾人就对帕奥禅师所自然流露的平等盛德，深感弥足珍贵！

　　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其他南传禅师来台宏法，都不若帕奥禅师的法缘来得如此殊胜。每届为期两个月的帕奥禅修营，虽只限定僧尼报名，依然人满为患。笔者认为，这与帕奥禅师尊重各国佛教传统及尊重女性的大德风范，应有极大关联。特别是在以“性别正义”为普世价值的今日世界，或许只有帕奥禅师所传授的南传禅法，会带给国际人士更大的信心与敬意。

　　与佛教弘誓学院的法缘

　　与禅师的法缘，应可溯自民国八十六（1997）年。当时性广法师精勤禅修，却出现了学习瓶颈，在台湾参访了几位可敬的大德，依旧没有办法突破瓶颈，因此她常生起“到南传佛教国家参访善知识”的念头。正巧有一群台湾比丘、比丘尼，想要在该年暑期巡游缅甸各禅修道场，他们邀性广法师同行。行前，性广法师将参访之旅的导览手册拿给笔者看。笔者阅后，立即告知：

　　“从导览手册所叙述的各家禅法内容来看，应属帕奥禅法最为高明，而且次第之清晰，尚属前所未见。因此建议你：两个月暑期的时间有限，不必浪费时间周游列国；到仰光之后，最好直奔帕奥禅林，定点安住以习学帕奥禅法。”

　　性广法师果然依言，抵达仰光之后，先行离队，独自前往帕奥禅林，在禅师座下专心习学禅法。蒙禅师悉心教导，不但突破了瓶颈，而且禅观成绩突飞猛进。惜因其挂心校舍建筑诸事，乃于暑期结束时，向禅师告假返台。禅师慈悲告知：“依你进步的情形，只要再于此间用功三个月，当可修完全部课程。你先不要回台湾！”但性广法师依然选择了归途，直至新校舍竣工之后，才有了第二次的帕奥禅修之行。

　　性广法师回到台湾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尔后两年，学院分别与新竹壹同寺、月眉山灵泉禅寺合作，襄助禅师来台教授帕奥禅法；第三年（民国八十九年，2000），弘誓新校舍业已落成启用，正巧提供了良好舒适的禅堂、寮房、斋堂与经行庭园给禅修学员使用。直至第四年，由传道法师接办禅修营，她才稍歇了一口气。三年期间，她牺牲了自己精进禅修的良机，但是三年“帕奥禅修营”办下来，竟也成就了四百多位僧众的禅观道业。

　　自民国八十七（1998）年起，帕奥禅师应壹同寺如琳法师与性广法师之邀，至台湾弘传帕奥禅法，此系禅师第一次出国弘法。自此连续四年，分别在壹同寺、月眉山、佛教弘誓学院与妙心寺举行帕奥禅修营。由于报名人数极其踊跃，而举办禅修营的道场，禅堂与寮房有限（只能容纳一百余人），故凡禅师在台弘法，为期两个月的禅修营，都限收僧尼为全程学员。

　　禅师早年行头陀行，刻苦自持，再加上缅甸的医疗环境欠佳，因此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据说他过去每年得两、三次疟疾，并且长期为心脏病及风湿所苦。民国八十九（2000）年8月3日，帕奥禅师全身疼痛不堪，应性广法师之邀来台医病，陪同者有宏因法师、Ashin Candimar两位比丘及Dipankara、Sushila两位尼法师。吾人送禅师进台大医院住院。各科医师多方会诊之后，确定其最严重之疾病为心脏疾病、颈椎与腰椎椎间盘突出，钠离子偏低、高血压与多发性风湿性肌炎。台大医院乃为禅师做心导管手术及种种治疗。治疗告一段落后，于10月2日，禅师方才离台，启程至新加坡疗养。

　　出院之后，禅师并未以健康因素，而将国际弘法行程中辍。这些年来，他仆仆风尘于道途，在亚、欧、美、澳等各洲弘传禅法，广受国际佛教界之尊崇。为恐禅师体力不堪负荷，因此台湾的“帕奥禅修营”约有六年之中辍。但台湾佛子至缅甸修学帕奥禅法者，依然络绎于途。

　　本（2008）年系禅师第五度莅台弘法。本次学员约计百余位僧尼，外国学员即有20位，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美国、英国、香港。许多原本已至缅甸帕奥禅林修学的僧尼，闻禅师即将亲临台湾弘法，纷纷赶回台湾参加。原来禅师近年早已将帕奥禅林交付弟子运作，以专力于周游列国弘传禅法。参学众在帕奥禅林，皆受学于禅师的弟子，反而无缘见到禅师，遑论受学于禅师本人。因此能亲炙禅师座下学法，这是甚难希有的胜缘，他们当然不愿错过。

　　禅师的自在与严谨

　　本次禅修营期间，主办单位订于三月十六日举行师生全体合影。由于事前几天，笔者都在外弘法、开会，禅师乃数度向送食学生询问：“昭慧是否会回来合照？”笔者闻言，乃如期赶回学院，以参与这一天的全体合照。

　　笔者深知：禅师是一个自在的人，对于照不照相从不介意。但他也是一位严谨而“做什么就像什么”的人，一旦要留下历史影像，他也会希望相关人等都不缺席。这是一份他珍惜此一时空下，与我人之殊胜法缘的慈悲之情。

　　三月二十九日的法源讲寺之行，禅师环绕着禅林走了一圈，看到约计百座的树下禅座，询问是否有蚊虫侵扰禅者，真理法师回答：可用伞帐避蚊。问到禅师是否愿意坐坐看，他老人家竟然应允。于是论玄师取出了伞帐与坐垫、圃团，挂起了伞帐，禅师就在伞帐中盘腿坐了起来。见此机会难得，学生纷纷照相、录影。当其时，笔者见禅师坐在伞帐之中，只是慈蔼而自在地看着她们，不以为忤。

　　回来之后，有一天在小参室，笔者询问禅师：“要不要浏览这段时间为您所拍摄的相片？”他竟坦然回答：“不用了，我是很ugly（丑）的。”大家闻言不禁大笑。

　　即此一桩小事，已让笔者深深感受到：禅师是一位得大自在的菩萨，对于自己在世间是否留下影像，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影像，他统统了无罫碍。但为了慈念众生，满众生愿，他也恒顺众生，随他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因此镜头瞬间捕捉到的禅师身影，绝对没有一丝ugly，而是体证缘起法性后，神情眉宇间洋溢着谦卑与慈爱，举手投足间散发出自在与天真，在平凡中自然伟大的一介高僧。

　　这让笔者联想到已于三年前圆寂的印顺导师。导师同样富有这种既严谨又自在的大德风范。严谨与自在，呈现在他生活与治学的每一面向。记得性广法师为他老人家拍照时，只要说一声“导师看这边！”他不但立即依言看向“这边”，而且还一定会绽放蔼然微笑。因此性广法师捕捉到了不少生动自然的历史镜头。在导师深邃澄净的眼眸之中，总是自然散发出慈悯众生与洞达世事的智慧光芒。笔者在禅师的眼眸之中，也依稀看到了同样深邃澄净的智慧光芒。

　　禅师的故国之思

　　犹记得民国八十七（1998）年，至缅甸帕奥禅林参访时，有一回度越森林，往新建的千人大禅堂参观。适巧禅师在禅堂工地与缅甸比丘们交谈。见到笔者，立即向这些缅甸比丘介绍笔者，并且特别强调：“她是缅甸人！（She is a Burmese.）”笔者有些讶异，却也非常感动。

　　笔者父母都是缅甸华桥，于民国五十四（1965）年选择投奔“自由祖国”，时笔者年方八岁。此一家庭背景，再加上尔后在台湾接受的党国教育，让笔者当然是毫不迟疑地“认同中国”，从未产生过对缅甸的国族情感，至多是微薄的童年记忆所产生的亲切感。

　　早年还没切割“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的政治困惑，但是在政治解严之后，国族认同渐渐成了台湾社会争端的最大乱源，国族认同不但无法带来平安，反倒充满着斗争的张力。偏是因缘际会，让笔者与许多独派人士相交莫逆，鲜少与统派人士共处，因此笔者时有身在国族认同之“异乡”的感觉。只要听到有人要笔者表态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时，立即全身肌肉为之紧绷。因为任何一种答案都将意谓着：你已与台湾社会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民为敌；而双重认同，又容易被视为潜在的“卖台分子”。

　　为了摆脱这些情感上的认同纠葛，笔者乃坚壁清野，依“缘起、护生、中道”的佛法见地，将所有国族认同，一概视同“大我之爱”（我所爱的一种），一方面超越自我的国族认同，另一方面本诸“自通之法”，对任何一种国族认同的人，都怀抱着同理心，聆听他们的历史情怀与经验分享。这种“群而不党”的处世态度，虽然在任一阵营的人看来，其“忠诚度”似乎都不够窝心，但最起码笔者毋须与人缩在同一阵营互相取暖；毋须担忧某些政治见解不同时，会被同一阵营的人爱极生恨而视同“背叛”；也毋须在心灵中平添无数潜在敌人，因鬼影幢幢而自苦、自伤。

　　面对纷扰而热切的认同，长期选择性地身处“心灵异乡”，不愿被“同一阵营”温情套牢的笔者，此刻远在缅甸的“邦国异乡”，听到禅师的一句“She is a Burmese”，竟尔感动莫名！禅师的大慈悲心，触动了笔者久已消逝的认同情怀。

　　尔后笔者仔细从旁观察，发现到禅师固然平等而慈悲地对待任何人，但只要遇到在台居住的缅甸华侨，操持着流利的缅语与他交谈，他总是自然流露出无可取代的亲切感。想来这何尝不是一种顺乎因缘法则的国族情怀呢？看来只要去除了“大我”门槛，不依此作党同伐异的政治精算，那么，在无限深广的大慈悲心中，无论是单一认同、双重认同或多重认同，似乎都可了无罫碍！

　　本年三月十日上午，禅师在禅堂观看晚间开示的投影内容。笔者向禅师说：去年九月缅甸的袈裟革命发生后，十月六日，学院师生顶着大台风，冒险前往台北，在狂风骤雨中参与全球声援缅甸民主的示威游行。笔者并用逗笑的口吻告诉禅师：“我们举手高喊：Free Burma, Free Aung San Suu Kyi。”袈裟革命期间，禅师适巧在国外弘法，因此相关新闻，他也是片段听闻而来。他说：他不能确认比丘在那场镇暴过程中死亡的真实数目。

　　这时，在禅堂架设好的单枪投影机适时派上了用场，性广法师立即到二楼办公室，将九月与十月间所有学院师生声援缅甸民主的活动照片，以及笔者在中国时报所发表的〈袈裟革命下的无畏施〉一文，全数复制过来，一一播放给禅师看。禅师见吾人关怀缅甸的至情流露，在欣慰之余，脸上还是掠过一抹淡淡的阴霾。

　　三月二十二日，总统大选当天，笔者向他请安之时，他询问笔者“是否有前去投票？”笔者答言：“已经投票了。”他笑言：“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前去投票。”笔者忽然意会到，这一个“票选总统”的动作，在吾人已是理所当然，但对专制政权底下的人民而言，却是无比的珍贵！看来，倘若禅师具足了台湾公民的身份，他必当毫不迟疑地出门投下他的“神圣一票”的。

　　三月二十四日，总统大选结束第三天，中午向禅师供养饮食之时，禅师忽然询问道：“大选结果如何？”笔者回答：“国民党马英九获胜。”他既不知“国民党”的内涵，也不知“马英九”为何许人也，神情略显困惑。他的助理陈思槟居士于是补充说明：“就是蒋介石政权。”他立刻恍然。看来领导抗日的蒋先生，虽然在台湾成为两极对立的话题人物，但是在上一世代亚洲人民的心目中，还是有着难以抹灭的好印象与亲切感。

　　笔者不禁想到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一文，为世尊祖国灭亡的一段记事下的标题：“世尊的故国之思”。导师这么说：

　　“释尊虽然出家，他没有忘却国族，那一缕故国之思，依然是活跃着。释尊怎样在指导人间的佛弟子，应该怎样关切他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

　　这位指导着无数学生，在高远深邃禅境之中，观照诸法实相，以印证四大皆空、蕴处无我的帕奥禅师，想必在内心深处，也跃动着一缕深切的故国之思，关切着他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吧！

　　九十七、 四、六　于尊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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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一有趣之托钵经历，笔者于〈教与女性——解构佛门男性沙文主义〉一文中，已作详细叙述（收录于拙著《律学今诠》之中）。本期将予摘录，以飨读者（本期本刊页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