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新竹山居岁月——我在福严教学时代的所遇、所学、所思

　　三年新竹山居岁月——我在福严教学时代的所遇、所学、所思

　　释昭慧

　　一、用文字缔结的法缘

　　六十七年暑假出家之后，对现况有着说不尽的失望之情。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规制方面，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总是让我隐约嗅到一些反人性的因子，而深感不安与不妥，但我不知道正确的佛家思想与规制究竟是什么？应当作何诠释？我因身心无法安顿而深深受苦。

　　七十一年底，妹妹的精神疾病，冲击着我的良知，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用“修道比什么都重要”之类托辞，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了，于是毅然离开了剃度常住。这样一来，进德修业有了较为宽阔的选择空间，于是我开始研读印顺导师的著作。读着读着，许多长久无解的困惑，竟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差堪比拟我那时的无限法喜！我曾以叔本华对《奥义书》的赞语，拿来赞叹导师的著作：“它是我生前的安慰，也是我死后的安慰。”

　　1984导师与昭慧法师合影于华雨精舍，是师生第一张合影照片(明圣法师摄)

　　对一个喜于写作的人来说，把法喜化约为文字，与人分享，是一个很自然的蕴酿过程。早先是写些研修佛学的感想，以及面对生活而作佛法思维的片段心得，陆续发表于朱斐居士所编的《菩提树月刊》。没想到就这样，竟也引起了一些教界法师居士的注意。

　　有一次，读完导师《青年的佛教》一书，内心深有所感，写了一篇文章，盛赞他老人家是“永远的青年”。其时他已七十八岁，德学俱尊，被誉为玄奘大师以来仅见的佛学泰斗。我的文章中，对他的悲心与智慧，充满着孺慕之情。他在香港的大弟子慧莹长老尼读到该文，返台时，问导师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他说：“这是我的小知音！”没想到就因导师这句话，让慧莹长老尼带领信众仆仆风尘，南下高雄寻访，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原来自七十二年初，我就已拜见过印公导师数次，也曾当面及书面向他请示研读中所发现的问题。最感动的是：有一回我读《佛法概论》，对其中一段有所困惑，于是写了一封夹议夹问长达五页的信函，没想到他竟然回了一封长达十二页的覆函，让我视若至宝。虽然我也知道，他若知道我忙碌的生活情况，可能会帮我改善，但我从不曾向他谈到自己的处境，原因是：在我的道德意识中，一向不允许自己将别人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更何况导师还是我心目中崇仰的大德，对一位大德的景仰，必须是全然纯净的“法之向往”，而不宜夹杂一丁点儿图己的私心。

　　那一天，慧莹法师突然来到，看到甫自大寮（厨房）赶来，连围裙都来不及解开的我，第一句就是：“我特别来看导师的小知音！”这句话对我的鼓舞，非比寻常！试想：如果我听到的是她转述印公老人说：“那小子文章不值一读！”我还有勇气写下去，而且一写二十个年头吗？

　　那之后不久，我去拜望导师，他忽然问起我的生活情形，闻后静默不语。过不了多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亲笔函，信中告知：以我现在的环境，不宜做学问，他想推荐我进入福严佛学院，一边教国文（因为我是师大国文系毕业的），一边进修佛法。他非常客气地写道：“环境也许不完全符合你意思（完全满意是难得的），但至少有充分的时间，对佛法作进一步的深入。”并于信末写道：“我想你的回音，会使我欢喜！”我捧着信函一读再读，感觉自己简直像是童话故事中衣衫褴褛而骤得金缕鞋的灰姑娘！

　　就这样，一篇文章，带来了恩师印公上人的提携，善知识慧莹长老尼的护念，我因此与福严精舍结下了不解之缘。贵人相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二、福严佛学院所在地：福严精舍

　　七十三年九月，我背着行囊，承载着印公上人的关切与祝福，到了新竹市明湖路观音坪上的福严佛学院教书。这一跨步，就是三年山居清修生活的开始，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捩点。

　　福严佛学院是女众学院，一向借福严精舍来办学。第一届办完后，由于人事因缘，曾停办了好些年。一度精舍还因房舍虚置甚为可惜，而借给译经院从事经典英译的文化事业。

　　直到民国六十七年，才又办起第二届女众佛学院。精舍住持是广善法师，学院院长是真华法师。但院长只是挂名而已，副院长有行政主导权。此中，能净法师是第二、三届副院长，我进来时已办到第四届，由依道法师担任副院长。

　　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原都是导师为男众所创立的道场，一个内修、一个外弘。到后来，导师的学友星散，各自弘化一方，两个道场都很少比丘居住。福严精舍借办女众佛学院后，除了保留导师的一间房间，一间方丈室供住持居住，一间院长室供院长偶尔来到时居住之外，就不再提供任何比丘寮房了。我常想：要不是早年比丘法师们各有法缘，分别离去，福严精舍还轮不到给女众办学呢！“学友星散”，导师在自传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是无奈，也是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给予教界女众接受其“思想洗礼”的一个契机呢？最起码，我就是其中一个在此受其思想洗礼的“女性受惠者”。

　　福严精舍座落在新竹市明湖路边的山坡上。它的建物不多，入门向前看，建物新新旧旧，一字排开，两端包围而成ㄇ字形，右端转角的建筑较新，有两层楼，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学生寝室；那是常觉法师驻锡精舍时的建设成果。中间一长排，右半边两层楼较新，楼下是院务处、院长室与教师休息室，楼上则是三间教师休息室，训导主任慧润法师与我就居住在楼上，副院长依道法师与总务灿慧法师则住在楼下。长排建物的左半边是旧建物，只有一层，有约可容纳四十人的大殿、方丈室与教师斋堂；左端转角则是大寮与学生斋堂。长排建物后方，则是一长排简便的遮棚，内有水槽与脱水机，供学生漱洗与洗衣之用。

　　一排巨大的龙柏，掩映着长排老旧的建筑。前庭的大草坪绿意成片，铺展在红砖道边；左侧靠近大寮与斋堂的土地，则辟为菜园，由学生于出坡时种菜、浇水、锄草。晴朗的日子里，站在草坪前端，近看前下方，毗邻的是壹同寺的后院与高塔，远眺则可见新竹西滨海岸。后山树木成荫，时有松鼠出入其间；后山右侧有一幽静塔院，里面供奉着太虚大师、清念上人（导师的师父）、续明法师以及福、慧两道场往生法师的遗像（或骨灰坛）。

　　三、学院生活之种种

　　学院的作息非常规律：四时起板，四时半上殿（主厨的典座不用参加，直接入大寮打理早斋）。五时半下殿后，学生做一点晨操，舒活筋骨；有时到后山健行一圈，从前山返回学院，一趟下来，约莫半小时脚程。六时用早斋，饭后约一小时，学生分组作务。

　　七时半至十时半，安排三节课。十时半至十一时半，学生于教室自习；职事轮到典座、行堂的同学，则前往大寮、斋堂，备办午斋。十一时半，学生排班进入斋堂，启用午餐，饭后至后山塔院绕塔经行。约十二时半至二时午休。下午二至四时安排两节课，四至五时出坡作务。

　　下午五至七时，药石、盥沐、洗晒衣物。这是一天中较为轻松的时刻，有的学生不用药石，沐浴洗衣的杂事也未必要天天进行，所以，常见三、五同学于红砖道上静默经行，或讨论法义，或交换生活心得。也有学生利用这段空档，回到教室自修功课。

　　七至八时上殿，平时一律依传统的课诵内容进行之，若逢黑月十四或十五日（农历该月月底）或白月十五日（农历该月十五日），晚殿后依然穿袍搭衣，于教室举行布萨。福严佛学院布萨时，一般是由副院长诵《佛遗教经》。为什么会规定诵《佛遗教经》而不诵《比丘尼戒经》呢？我的揣想是：一、由于学生之中，有比丘尼、沙弥尼与学法女，单诵《比丘尼戒经》，涵盖度是不够广的。二、有些戒经条文，依“随方毗尼”之精神，理应有新的诠释与开缘，而不宜僵化保守。既然如此，不如诵念《佛遗教经》，一来它适合所有学生共同参与布萨，二来它非常重视戒律的基本精神，三来对学生而言，不啻半月复习一遍佛陀苦口婆心而言词剀切的最后叮咛，其教育意义亦非常重大。

　　八至九时晚自习，然后安板、熄灯就寝。

　　一天算下来，学生固定的自习时间，大约只有上午与晚间各一个小时，功课压力是不小的。所以快到考试时，会有学生坐在寝室边的楼梯间，借此处的灯光看书，或是躲在棉被里，打开手电筒用功。

　　轮到典座的同学，要在短时间（一个小时）内煮出教师们以及四、五十个学生的午膳，就更是体力、精神的极大挑战。他们常是人在教室，心系菜单，连下课十分钟，都常从红砖道的这头冲到那头，入大寮去打理一点菜料，或为慢炖的菜汤，调整一下炉火的大小。

　　周六只上半天课，周日放假，这不上课的一天半，是学生可以补写功课、复习书本的良机。为了避免学生外出晃荡，浪费时间，所以除非事缘、病缘，否则这一天半还是要留在学院，不得任意外出。需购物者统一登记，由职事同学于假日下山采购。

　　四、在导师指引下研修三藏

　　山居三年，可能是我一生最悠闲的岁月，不似如今——教学忙，法务忙，社会参与的活动也忙，案头总有做不完的事情，写不完的稿子。那时我的生活作息非常规律：清晨四时起床，午斋毕，睡个把钟头的午觉，晚间十一时以前就寝。

　　作为学院的教师，我受到副院长的厚待，不必随众上殿、出坡，但每个清晨，只要板声响起，我仍不敢懈怠，立刻起身漱洗，然后坐在书桌前方，摊开藏经，专心阅读起来。

　　早先受戒回来，我严格持午。后来在寺院之中领典座职事，白天在大寮中的生活，既紧张又忙碌，难免吃不下饭，过午又不再进食，久之渐觉胃痛，体力不济，只好开缘。到了福严精舍之后，由于并无粗重的作务与紧张的职事消耗体力，所以很自然的，我又恢复了过午不食的生活。没用药石，也没有饥饿感，反而深觉消化系统负担减轻，身心轻安，晚间用功，效率比白天更好。

　　除了准备国文教材、改学生的作文与考卷之外，其他时间，我都专心研读经律论。早年由于对律学的精神与时代适应性，产生过很大的困惑，所以特别想研读律典。那时我大约每个月会去一趟导师驻锡处（台中县太平乡华雨精舍），向导师请示法义。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研读《四分律》，有时也配合研读唐宋律疏与导师的相关著作。由于研读导师著作，我也就揣摩到了一套很管用的律学研究方法，既能掌握戒律精神与制戒目的，又不陷于宗派窠臼与教条主义。后来我之所以能有一系列的律学讲座与律学论文，乃至民国八十八年出版《律学今诠》专书，而受到教界与学界之重视，可说都是那时研律所打下的基础。

　　另外，在义学方面，我请教导师，应该从何下手研读。原以为他本人同情中观，应是会指定我读些《大智度论》、《中论》之类论典，没想到他竟要我研读唯识经论。

　　一开始读唯识经论，真是苦不堪言！过去自己研读导师著作，虽然深得法喜，但只要文中涉及唯识部分，读来总觉似懂非懂。如今忽然要研究唯识学，而且直从汉译原典下手，如何能不叫苦连天？

　　好不容易吃力地看完了《解深密经》，到华雨精舍报告进度时，原以为他会责备我不用功，进度太慢，不料他一听就摇摇头说：“看得太快了。”于是指定下一部是《摄大乘论》。看完他又指定《大乘庄严经论》，每一次都同样摇头说我：“看得太快了。”

　　由于深受导师护念之恩，不敢懈怠，只好硬着头皮摊开藏经慢慢研读。有时看不懂，就参考导师有关唯识学的著作，但由于导师当年所教导的对象是已有唯识学基础，更已身兼佛学教职的演培、续明、妙钦法师等人，所以他的讲记有时是直下针对问题点而提出精辟意见的。这对一位初学入门者而言，由于难以理解其来龙去脉，所以往往还是看得一头雾水。

　　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他要我看《成唯识论》，我回到学院，摊开一看，简直傻眼！每个字都看得懂，每句话却都看不懂。原来第一卷劈头就是破异学、部派与中观，以证成我、法二空。而且每一论式都用因明句法，所牵涉到的又是各家学理，如果没有印度各家学派哲学、佛教部派哲学与中观学的基础知识，读起来不异天书。看来导师是过于高估我的阅读能力了！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导师求救，他要我配合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以研读之。《成唯识论述记》的部头更为庞大，这回有了它的疏释以按图索骥，读本论时虽然好过一些，别的困难又出现了。原来窥基精通因明，《成唯识论述记》里充满着因明学的专有名词，立破之间，也常用到因明学的各种论式。而那时我对因明还一无所知，大学时代读的逻辑课程，与因明虽有部分相通之处，但由于两者的专有名词不同，所以原有的逻辑知识也几乎派不上用场。于是为此我又硬啃了一些因明基础知识的书籍以解困。

　　还有，窥基常会以“六离合释”、“八啭声”释词，我再怎么费力研读，还是一头雾水。直到七、八年后，我向许洋主老师习学梵文文法，回过头来才终于读懂了《述记》所要表达的文法意涵。原来“六离合释”就是六种复合词的文法规则，“八啭声”就是梵文的八种格（主格、呼格、对格、具格、为格、从格、属格、位格）。

　　但我不免好奇，过去中国没有文法学，欠缺文法学的整套术语，那么，玄奘与窥基又是透过什么方式，来理解这些文法规则呢？最起码他们为这些规则所写下的定义与解说，在我还没学习梵文之前，可从来没有真的读懂过。

　　所以后来面对一些佛学研究同道，坚持不学梵、巴、藏文，要直从汉译三藏探寻消息，我总是苦口婆心劝他们，多少学些汉语之外的经典语文，对研究是不无裨益的。但我也反对那种“不懂梵、藏文，不足以研究中观、唯识；不读巴利文，不足以研究阿含与律”的论调，我觉得：那要看研究者锁定的研究议题而定。我对中观与唯识的研究，都是在学习梵文与藏文之前，就已在进行的。至今我的佛教伦理学与戒律学，都是奠基在阿含、律与中观学的教典基础之上的，却因议题性质是哲学进路，而非文献学进路的缘故，极少于论文之中，用到过去所学过的经典语文知识；久而久之，对它们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如今回想起来，幸蒙印顺导师指导，直接从重要经论下手，而得以明白唯识学理的梗概，避免了佛学院学生记背细碎名相，却“见树不见林”之弊端。经过一段时日的困思苦学后，对唯识学渐渐有些体会，也较能掌握唯识学派的内在思想演变脉络。这样一来，对唯识义理就渐渐娴熟，而且深感兴趣，读起艰涩的论典，颇有倒嚼甘蔗之感，不再引以为苦了。

　　经过这样困学勉知的过程，回过头来再研读导师的唯识思想，不禁由衷地生起敬佩与感恩之情。因为导师的著作中，已点出了唯识学发展脉络的几个关键点，并对导致不同发展的内在理路，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此是佛学功力深厚的大智慧者才能做到的。而且导师不局限于宗派之见，跳脱宗派的意识型态，解读经论时不以唯识学拥护者或反对者自居，就着经论本身来解读经论，不掺杂任何自己的好恶以想像附会。导师的著作、平时的开示，与指导我直接阅读经论的大方向，在在影响了自己往后的修学方向。

　　五、导师慈荫，恩深义重

　　直到很久以后，偶尔在导师座下其他弟子的转述中，我才知道自己来到福严精舍的因缘：当日慧莹法师南下寻访我之后，回到华雨精舍，基于护念与不舍，而向导师报告了我的忙碌情形。难怪导师会在其后垂询我的生活状况。导师是一位相当内敛的人，待我报告之后，他当场静默不言，但想来那时他心中已有定见。

　　不久后，正在筹备第四届招生事宜的福严佛学院副院长依道法师与训导主任慧润法师去拜望导师，他垂询国文老师的人选，润法师还很讶异地问道：“不就是慧琏吗？”（慧琏法师是导师的徒弟，成大中文系毕业，是第三届执教国文的教师，教学成绩非常优异，很受到学生的欢迎。）老人神秘地笑笑，摇摇头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位！”话就到此为止。可能就是这样，不久后，他写了那封被我珍藏至今的亲笔函，然后才在我立刻雀跃覆函之后，下一次与慧润法师他们见面时，点名介绍了我。

　　一直到民国九十年，江灿腾教授出版新书《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家──以印顺导师为中心的薪火相传研究论文集》，附录导师给他的一封亲笔函，我从该一信函之中方才得知：自己竟然是他生平唯一亲自推介到佛学院教书的人。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办学的人都是导师的追随者，对他无不殷切敬重，所以他若要推介人进去，也不算是唐突。他到底有何顾虑？为何除我之外，不曾介绍人到学院任教呢？我想，他老人家是非常客气的人，既已依福、慧两道场的规章，授权主事者，将办学重责托付给他们，导师就不愿意在人事方面掣手掣肘，好让他们放心办事。总之，自从引退之后，他早已把自己定位为福、慧二道场的咨询顾问，而不是决策人了。而我受到推介，只能算是特例。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感恩之情，而且深觉无比荣幸！

　　还有一次，慧润法师在闲谈之中告知：

　　“导师特别交代我们：不要把行政工作分摊给你，好让你除了教书之外，得以全心做学问。”

　　知道了自己来到学院的背景，以及导师对自己的期许之后，我格外感念师恩的深重，所以在这样一个静谧的环境里，除了准备国文教材，批改学生作文之外，其他所有时间都专心研读教典，并尽量拒绝各方邀约演讲之类的外缘。这样一来，不要说是去台北蹓跶，就连下山到新竹市区走走，都是相当罕有的。所以虽曾做过三年的新竹市民，除了从明湖路、南大路、西大路转向火车站的沿线街道，较为熟悉之外，对整体新竹市容，还是非常陌生。

　　也幸好在导师的指导之下，有系统地研阅三藏，扎下了厚实的学术基础，这使我得以展开佛学专业论文写作的生涯。七十五年五月，在慧莹法师的爱护支持下，出版了第一部书《如是我思》论文集，时年三十岁。该书由慧莹法师出资，委由台北大乘精舍印经会初版发行两千册。此后迄今十五年间，我共写了二十部书，还有两部正待付梓。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那三年的沉潜修学，是不可能产生尔后这些学术成果的。

　　六、爱乌及屋的女众法师

　　91.01.04资深女众弟子与导师合影

　　(左起：慧理法师、慧莹法师、性广法师、常光法师、明圣法师、昭慧法师。)

　　除了导师之外，早期追随导师的男众学生，以及导师座下的女弟子们，都非常厚待我。男众法师如常觉法师、唯慈法师，以及福严精舍住持广善法师，女众法师除了副院长依道法师与训导主任慧润法师之外，还有导师座下资格最老的女弟子慧莹法师、慧理法师，以及导师最称职的侍者明圣法师。这些女众法师，除了慧莹法师较为年长之外，其他在当时大约四十岁上下。比起她们，我当然算是“小朋友”了。

　　（一）慧莹法师

　　慧莹法师对导师至敬至孝，民国四十年代，导师借壹同寺场地，最初创办女众学院（壹同女子佛学院），那时法师还是在家居士，就自港来台任职监学。后来返回香港，创立妙华佛学会，除了讲经弘法之外，亦全力弘扬导师思想。她老人家今年已八十三岁了，自民国七十三年南下寻访我之后，对我的提携护持从未间断。她在香港弘法，自奉甚俭，宛若苦行僧，却将信众的供养，一笔一笔攒积起来，分施给在台湾与导师相关的文教、慈善机构。我所主导的佛教弘誓学院，至今仍深蒙其恩泽。

　　（二）慧理法师

　　慧理法师是导师在壹同女子佛学院时期的老学生，算是早期在导师座下剃度的女弟子之一（最早剃度的是慧瑜法师）。曾于妙云兰若护持导师闭关，至今犹与常光法师共同主持妙云兰若，法务蒸蒸日上。她言词幽默，待人和蔼，在学院教授的佛学课程，甚受学生欢迎。我在佛学院，论年龄或论戒腊，都是她的晚辈。但她谦逊为怀，对我也爱护备至，到福严佛学院上课时，总是特别带些好吃的水果糕饼来，悄悄拎到我的寮房当作“等路”。至今她与常光法师犹大力护持我所主导的佛教弘誓学院，而且不嫌我的思想叛逆，不怕我“带坏囝仔大小”，还肯让几位门下弟子来此就读。

　　（三）明圣法师

　　明圣法师是我所见过大德身边最伟大的侍者。她貌若童子，非常庄严，也很聪慧机伶，依她的资质条件，早就可以领众而分化一方了。但她无条件放弃了所有在佛教界鸿图大展的机会，默默跟在导师身边，无怨无悔地照顾着他。大家都说，如果没有她这样尽心体贴，照料打点，导师恐怕早已无法住世了。

　　最难得的是，她不但对导师至孝，而且对所有的人都很真诚，同理心很强。导师个性本来淡泊，一向不喜应酬，加上他身体衰病，也无力应付太多访客。尤其是在他闭门写作的那些年头，著述未迄，又觉得余日无多，所以格外珍惜时间，不喜太多闲岔。幸有明圣法师，恭谨地对待教界长老与导师在海内外的老学生们，又慈悲而热情地招呼着晚辈与学生，正好与导师淡泊的个性形成奇妙的互补作用。

　　打自我走访华雨精舍开始，就承受着她的慈悲与热情，后来我几乎成为华雨精舍的常客，就更承受了她许许多多的恩泽。举凡饮食、医药、衣服、什具，只要她观察到我可能会有需要，就立刻静静地张罗给我。由于我所居住的福严精舍，地处新竹向西北之山坡，冬天又冷又湿，我本就容易手脚冰冷，从小只要遇到寒冬，再厚的棉被也不管用，两脚一定冷到天亮，难以入眠。明圣法师知道之后，送我一张电毯，它伴着我度过了三个温暖的冬天。

　　（四）依道、慧润法师

　　依道法师是一位外貌严肃，内心慈蔼的比丘尼，她那张冷冷的脸，总让淘气的学生忌惮三分。也许她“重视原则”的处世态度，在重人情味的佛教圈子里，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但她对学院的苦心经营，是功不可没的。我在僧团中极少见到像她这么细腻、体贴的人。例如，她总是默默观察我的嗜好，然后像宠孩子般的买给我吃。有一回她带我回中坜老家与元化院，竟还特别吩咐家人买当地最著名的红豆冰特产，只因为她知道我爱吃冰。她与我最大的同好就是疼爱猫咪，至今两人一讲到猫，就眼睛发亮，旁若无人。

　　慧润法师与依道法师，在寿山佛学院（佛光山诸佛学院的前身）时期就成为同窗好友，后来更因加入《妙云集》的校对行列，而成为工作伙伴。慧润法师瘦高个儿，训导主任的身份，使得她总是显得冷峻，眼睛一扫，就可以让同学们不寒而栗。老实说，起先见到她，连我也想闪远一点，所以虽然毗邻而居，但并不太与她谈话。后来渐渐熟了，与她私底下相处，才发现到她其实是很浪漫，很富人情味，谈吐很优雅的比丘尼，与我谈到过往的种种时，一种小女孩天真烂漫的表情就会出现。

　　她曾告诉我年轻时追随导师，在台北与一群女众共住，后来又到妙云兰若为导师护关，生活中的种种境遇。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她向导师说：“师父好慈悲，就像父亲一样。”导师立刻正色说：“师父就是师父，与父亲不一样。”

　　就只是这句话，已足以让我体认到导师对待女众弟子的心肠！他对女众虽然慈悲护念，却不流于半点私情。道情当然不比俗情浓郁，但这样下来，不但保持了师徒之间的纯净道情，也保持了弟子们长长久久的道心。

　　其实，如是因才会有如是果，只要看到这些导师座下的女弟子们，面对着我这样一位因受到导师的器重，而突然闯入她们生活世界里的小尼师，不但不会有任何憎嫉之情，反而还爱乌及屋，将对导师的敬信之心移转到我的身上，对我充满着期许与爱护，我们就可以体会，这绝对与导师正直慈悲地照顾着她们的法身慧命，却不流于半点私情，有着绝大的关系。

　　七、后学风范的男众法师

　　我来到福严精舍时，导师的男众学生早已散在各方弘法，而且以住锡海外者居多。他们偶而回台探望导师，也是直奔华雨精舍，来到福严精舍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很少有见到他们的因缘。但他们可能也读过我的一些著作，所以只要见到我，言谈之中，也还是充满着期许与鼓励。我到海外弘法时，也曾拜会过新加坡演培长老、美国纽泽西仁俊长老、纽约妙峰法师，以及菲律宾唯慈法师，他们都会请我为信徒作专题演讲或随兴开示。

　　以下谈述的是与三位男众法师之间较深的法缘。

　　（一）广善法师

　　福严精舍广善法师非常清瘦，个性爽朗而重视人情义理。由于他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所以用斋时，副院长总是贴心地为他准备辣椒。拜此之赐，我尝遍了各种风味与不同制作法的辣椒。那时法师已七十多岁了，住在靠近斋堂的方丈室中，身体状况并不很好。我得空会过去探望他，他老人家重人情味，看我来到，总是非常感动，要照顾他的阿香居士（后来追随慧理法师出家，法名德庄），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吃，然后向我闲话当年福、慧两道场的旧事。在他口中，对印顺导师充满着孺慕之情，那真是无条件的崇拜。

　　他告诉我：早年导师非常严肃，不怒而威，而且非常静默，学生们都很敬畏他。说实在话，我很难将这幅图像与我当时所认识的导师加以联结。在我心目中的导师，是如阿公疼小孙女一般慈祥而随和的老人。

　　他也提及仁俊长老的风范。仁老方正不阿，一丝不苟。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用斋之前，就已等在斋堂门外，一待板声响起，立刻一个箭步“跳”入斋堂。讲到这里，广善长老还学仁老“跳”过门槛进入斋堂的模样，让我忍不住发噱。

　　民国七十八年，广善法师于台中市的精舍中过世了。由于他一向简朴，身后事也就非常简单。听说某法师以轻慢语看待其丧事，我那时住在台北景美，知道此事之后，义愤填膺，一口气在三天内不眠不休，帮他编印出一本赞颂其懿德景行的追思文集，内容包括他的僧俗弟子们对他的追忆（大都是他们临时口述，由我笔录成章），以及我个人撰写的追思文。这或许算是报答长老生前对我护念之情的最后一点献礼吧！该文集赶在追思赞颂大典前一晚印出，当日送到峨嵋乡的赞颂会场，赠送给所有与祭来宾。那位轻慢他的法师，看到之后，颇为称羡。竟说：“不知我走后，你能不能也帮我编一本追思文集？”让我听了啼笑皆非。

　　（二）常觉法师

　　常觉法师言谈幽默，个性随和。他早在十几岁的年轻时代就追随导师，从大陆、香港而到台湾，资格相当老，却是导师的比丘学生中最为年轻的一位。我认识他时，他才大约六十岁出头。听唯慈法师说，他是最得导师钟爱的学生，因为他绝顶聪慧，反应机灵，文笔又好。这我是相信的，导师是个爱才的人，他会为佛教而珍惜人才，那不是出于私情的个人喜爱。

　　常觉法师对导师非常敬重，有一次与我闲谈，讲到他自我放逐而远离学团的心境时，不禁喟叹道：“导师总是说：‘你们发心做事，要为三宝而做，可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而做。’但他的意境太高了，却忽略了我们的资质。想想看，我对导师有极其深厚的师生感情，不为了他，那又何必扛那么多责任呢？”

　　这段谈话，就如同慧润法师覆述导师的那句话“师父与父亲不一样”一般，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比清晰的典范。直到如今，我依然向每一位追随我的学生说：“你们发心做事，要为三宝而做，可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而做。”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同样会因此而尝受到“高处不胜寒”的孤寂，但那总比学生们觉得他们是在“为昭慧法师而奉献身心”，因此虚拟了一个感情寄托的幻象，假以时日招感来无边的恩怨情仇，会来得清净而如法一些，对学生们长长久久的法身慧命，帮助也来得大些。

　　那时常觉法师住在淡水崇福别苑，到学院来担任唯识学的教学。他看过一些我在《菩提树月刊》所发表的论文，对我非常赏识，命我为他所主编的《狮子吼月刊》写稿，这才于我的文章中，大约知道了我对唯识学的体会。以一位精通唯识学，讲课又非常叫座的长老，竟对我的唯识研究，在人前人后称赞不已，让我深深感受到他护念后学的器度胸襟。由于与他老人家很谈得来，所以偶遇假日，我会下山坐车到淡水去找他聊天。他对福、慧两道场还是有很深的情份，所以虽然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但也不忍心推辞学院教职，只好每周勉为其难远从台北到新竹教书了。

　　我对他包容人的涵养非常敬佩。有某位比丘法师，很怕他会回到福严精舍，也极妒忌学生对他的爱戴，所以虽然见到他就“老弟”长“老弟”短的，但常会在我或学生的耳边讲他的不是，有时讲得非常不堪，已是严重的人格诋毁了。我虽不会饶舌传话，但毕竟听到的人多了，难保不会有人传到他的耳里。顾全大局的他，面对着该法师，依然若无其事。其实该法师是多虑了。我认识常觉法师时，他早已完全淡出福、慧两道场的运作。如前所述，在他的言谈之中，可感受到他已完全无意再扛福、慧两道场的重责大任了。

　　常觉法师确实是有能力办事的人，福严精舍右半边较新的二层楼校舍，就是在他手里完成的；福严佛学院第一届办学，也是他与印海法师的成绩。如前所述，他对导师更是有着很深厚的师生情份。有办事能力，有容忍人的涵养，对领导人又有深厚的情份，从主、客观条件而言，他都似乎没有理由不为导师分忧分劳。但他却早早选择了退出一途，让我感受到办僧教育人事的艰辛。

　　后来也大约知道了能净法师于前两届办学时，面对一些复杂人事，是如何忍辱负重地度过了艰辛的最后一年。我这才领略到，导师要求依道法师与慧润法师，不要让我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好让我能专心读书，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三）唯慈法师

　　唯慈法师远在菲律宾宿雾宏法，并主持文教、慈善事业，法缘非常殊胜。他平日待人谦和，自律严谨，非常有原则，而且有平等心，勇于批判传统。例如，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他回台时来看我，言谈之中，对于我提倡“废除八敬法”如此“前卫”的运动，他甚表支持，并告知：早在一九六四（民国五十三）年，他已为尼众发出不平之鸣。是年世界华僧大会于台北善导寺召开，菲律宾团由瑞今长老带队，唯慈法师为秘书长。会中新加坡广义法师提出“尼众应持八敬法”，唯慈法师立刻起身表达异议：“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能讲这个话吗？现在已经是坐飞机坐火车的时代，若要照你这么讲，我们应该要用走路的了？”

　　我第一次见到唯慈法师，是在民国七十四年印顺导师八十大寿之时，他那时也才六十多岁。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那天导师很难得的回到了福严精舍，在红砖道上，导师、几位长老与我正轻松交谈着。忽然他很认真地向我说：“昭慧法师，有些唯识学的问题，可以向你请教吗？”我听了大吃一惊。无论就年龄、就资历、就导师座下的辈份来看，我都是他的晚辈，他不端长老的架子也就罢了，怎么竟会用这样谦虚的态度，对晚辈不耻下问呢？

　　民国八十七年，当我与性广法师筹建佛教弘誓学院校舍之时，他不但亲自莅临学院，而且慨捐五十万元建筑经费。我们为此到宿雾向他致谢。那次的宿雾之旅，我至今犹印象深刻。他告诉我：“导师的智慧高深，我实在很鲁钝，还是没法子接受他的性空唯名论，所以我还是修学净土法门，信奉真常唯心论。你能不能告诉我：既然无我，那轮回生死与涅槃还灭的又是谁呢？”我向他解释了一下“有业报而无作者”以及胜义谛超越寻思相的原理，但内心对他却产生了更殷重的崇敬心。这种自认为有局限，敬信大德而又不轻后学的勤恳态度，是导师座下的另一种典范。

　　民国九十一年一月底，我因公而有第二次的宿雾之旅。唯慈法师于闲谈时，忆述过往青年岁月中，在福严精舍追随印顺导师时，师友之间的种种趣事。导师是浙江人，法师是苏北人，法师对导师的话，不很听得懂。有一回导师唤他：“唯慈，去把‘雅壶’拿来。”他听了愣头愣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报告导师：“找不到‘雅壶’。”导师再次说：“就是‘雅壶’嘛！”他依然一头雾水，知道导师性子急，心里也很紧张。折腾了半天，导师只好比划了一下刮火柴的动作，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导师要的是“洋火”。

　　还有一次，法师当香灯师。由于太过紧张，半夜就醒了过来，一看时钟，已是清晨五点，连忙起身漱洗、打板，殿堂一切打点就绪，众法师们也迷迷糊糊地被板声催醒，快速起身漱洗，穿袍搭衣，上殿课诵。待到从殿堂下来，天色仍然阒黑，导师纳闷问道：“今天怎么了？”唯慈法师这才发现，他把时钟的“２”字倒看成了“５”。大家无可奈何，只好返寮房去睡回笼觉。导师没有责怪他，只是慈祥地说了一句：“唯慈就是太紧张了。”

　　八、《妙云集》教学始末

　　我在福严佛学院教书，前后有三期，每期三年。第一期教第四届初级部，教的科目是国文。那时我以极大的热情，依师大的科班训练，中规中矩地草拟教案，依演讲法、问答法与讨论法上课，学生也回报我以极大的学习热忱，至今犹听到老学生真闻法师提到他们当年上国文课的怀念之情。

　　到了第四届初级部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我意外地开了《妙云集》课程。

　　《妙云集》原非福严佛学院的预订课程。因为初级部的三年课程是副院长依道法师敦请导师草拟的，此中除了以《成佛之道》作为基础佛学教育之外，就没有任何与导师思想相关的课程了。相对的，导师虽不赞同太虚大师对大乘佛教三期三系的判摄，却拟订了太虚大师的“佛法僧义广论”与“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教”，作为初级部学生的必修课程。其尊师重道与无私办学的光风霁月，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我会教《妙云集》呢？原来前任副院长能净法师离开福严佛学院之后，住锡阳明山妙德兰若，有些第二、三届毕业学生，乃过去依止法师而住。法师慈悲，为学生的法身慧命着想，所以开设了小小的书院“慧观学处”，请一些老师开佛学课。那时她已五十多岁，戒腊也高，算是我的长辈了，对我虽然素昧平生，却于七十五年暑假之后，请我为学生开一门“《妙云集》导读”。于是我每二周搭火车到台北，再转车到阳明山，在慧观学处开了生平第一回的佛学课程。可能是因为口碑传回到了学院，七十六年初，院方要我为第四届学生开同样的课程。那时他们离毕业已只有半年了。

　　由于导师的思想精湛，许多见地与传统的成说迥然不同，让学生一新耳目，所以这门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待到初级部毕业后，部分学生留院就读第一届高级部时，又继续上了三年。在此期间，由于诸事繁忙，不想多费时日于教学上，我就将慧观学处与福严高级部的《妙云集》课程合并教学，请慧观学处的几位学生驱车到福严精舍来旁听课程了。

　　我以前后三年半的时间，分门别类讲述导师思想，带着大家将二十四本《妙云集》全部读完，并要求学生分组查询《妙云集》中所有的引文出处。到了第二届高级部，又教了一次《妙云集》，这回只上了三年，学生们继续查索引文出处，并以原典校勘引文。

　　在教学期间，同学们分组轮流将我上课的录音带逐字记录了下来，并将文字稿辗转传印于教界。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所以这些文字稿经常是错误百出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学生拿文字稿给我过目，请教此中“交通娇小教育”是何密意。我乍看一头雾水，无法想像自己是在何等“神智不清”的情况下，说出这番“梦呓”的。再仔细端详上下文，险些笑破肚皮！原来那是“教忠、教孝、教义”之讹。

　　也因文字稿的精确性实在令我太不放心，所以民国七十九年间，传道法师好心告知：愿意让妙心寺义工整理此一篇幅庞大的讲稿，予以出版。但我却因无暇仔细校订此诸文字稿，而不得不予以搁置，不了了之。这一搁就是十年。八十九年元月起，从妙心寺来佛教弘誓学院研究部就读的吕姝贞同学，与诸妙心写作读书会及高雄法印讲堂义工，悄然开始进行文字稿的整理、键入与初步润饰的工作，并预订于每期《妙心杂志》中予以连载。自九十年起，妙心出版社又将此讲稿逐册出书。

　　福严教学期间，我也曾为留院深造的研究部学生开过“汉译律典研究”。但回想起来，给我本人最大裨益的，还是两度的《妙云集》教学。我体会到了许多过往自己阅读《妙云集》时，所没有注意到的新义。特别是在自己研读唯识论典，也写了些唯识论文之后，再看导师著作中对唯识学的看法，才发现有些自己困思不已而摸索出的心得，早就被导师点到过了。这时常会因与大德“所见略同”，而产生无比的雀跃之情。

　　由于导师的著作包含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各期思想，跨越的幅度非常宽广，为了自己读懂并教懂学生，我也就“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形中将各期思想的梗概与流变的脉络都摸熟了。这对我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尔后无论谈教史还是教理，都可以从全体佛教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而不致于闯入“盲人摸象”的陷阱。

　　九、无心插柳柳成荫

　　三年清修教学，我与师生们都相处融洽，但到了任职第一届高级部主任半年之后，寒假期间，我向导师禀报自己想要离开福严精舍的原委，然后返回学院收拾行李，告别了三年半的山居生活。

　　原来三年的清修岁月中，仗导师之慈荫，使我免于担任行政工作；但七十六年初，副院长与训导主任因与院长理念不合，带着很深的感伤，断然离去。留院学生心里难免感到彷徨，无形中留院教师的我，就承担起了安抚学生情绪的责任。是年暑假，我深感福严的师资阵容，后继乏人，在力辞不果之后，勉为其难应院长真华法师之托，担任高级部主任，以培训接棒的教学人才。但只不过一学期之久，我就深深感受到人事艰难，这与我喜好单纯的性情不合，于是民国七十七年初，我毅然辞去高级部主任一职，远离福严精舍这个长期哺育我以法乳甘露的山林道场。

　　此后，我虽已住在台北，陆续从事护教、护生之种种事业，但为了报答师恩，依然还是采取隔周上课的方式，担任福严佛学院高级部的《妙云集》课程，一直到民国八十二年六月，初级部第六届、高级部第二届毕业，福严精舍决定改办男众佛学院，我才如释重负，结束了福严教学的生涯。

　　原先教初级部时，我的心思与时间，大都放在研修佛法一事上，愿为经师而不为人师，以免过多人事因缘打了闲岔，无法专心治学，所以虽然身住学院，但与学生之间是相当疏远的。到担任高级部主任之后，确曾花了许多心思陪着学生成长，想为学院培训出几位接棒的人才，以此报答导师的厚恩。但高级部十位学僧毕业之后，各自随着业缘、法缘而浮沉僧海，我也就没再听到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弘法成绩了。

　　而真正苦读成材，并且在佛教界展现亮眼之弘法成绩的，反而是以“印、中佛教史”与“部派佛教”之教学与写作著称的悟殷法师，以“阿含经”与“禅学”之教学与写作著称的性广法师，以及以“阿含经”与“唯识”教学，在缅甸、大马等国巡回弘法的海青法师；而信慧法师与清德法师，如今也已担任起“妙云集导读”的接棒工作了。这四位，通通都是“旁听生”！这真是应了一句古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悟殷法师

　　在此特别一提悟殷与性广二位法师。悟殷法师诚恳笃实，头脑像电脑一般，对于佛教史上的年代、地点、人物、事迹，不但如数家珍，而且可以一一道出各种佛学辞典之中相关记事的错误。她教的印、中佛教史与部派佛教，都是难度极高的课程。特别是部派佛教，那是佛教的繁琐哲学，她竟然可以纲举目张，理出极其清楚的脉络，至今在教界还无人能出其右。好静而入山唯恐不深的她，已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还有三部待付梓中。相信假以时日，她还会有更好的学术成就。

　　（二）性广法师

　　性广法师出家于慈航堂，近年取得宗教学硕士学位。她个儿高挑，法相庄严，平日非常静默，谈吐也极有深度，在学生们心目中很有威德。在她身上，我感受到如善财童子般对善知识的孺慕之情。自民国七十七年初，她就追随着我，参与护教、护生的种种事业，并成立佛教弘誓学院，担负起院长重责，是极有识见，办事能力也很强的比丘尼。她在原始佛教与禅观方面的教学，深受教界的重视；她的禅观研究论著，更是别有见地，深受教界与学界的赞许。最难得的是她有实修体验，而且可以将实修体验拿来印证经论，善巧地化约为系统性的禅观教材。在重视义学的僧教育圈子里，像她这样解行并重，而且在两方面都交出优异成绩单的僧人，是甚难稀有的。

　　（三）真闻法师

　　还有一位初级部时代的学生真闻法师，与我的法缘也非常深厚。她当年虽因事缘，而未继续就读高级部，但十余年后，她当了花莲慈善寺的监院，好学深思不减当年，不但持续用电话或信函向我问法，还带领着师兄弟们研读我的著作，并按部就班听我的讲学录音带。

　　早在十多年前，教界就传出一种说法：“昭慧法师的思想太前卫，教过的弟子一定会不安份。”这可能与我常逆向思考以挑战传统的言论有关。或许是因为真闻法师她们以行动证明：受我思想影响的小孩不但不会变坏，反而较能善观缘起，以同理心与感恩心，体谅上一代师长的苦心与现实环境的局限，她们的师父——相貌庄严且极具威德的达莹长老尼，竟然极度宽容我这“叛逆小子”，近数年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她不但自己常以捐款掖助我们的僧教育，去年还带着她的挚友——慎斋堂的普晖长老尼，莅院探访我们，捐赠了一百万元。

　　两年前，达莹长老尼竟让十多位弟子，远从花莲来到桃园，于佛教弘誓学院受学（普晖长老尼的徒弟宏任师也同时到院读书），这实在是我无法想像的善缘。她老人家在我面前也不讳言：很担心学生们如果集体思想偏差，那不啻是慈善寺可怕的“土石流”，但她依然冒著「土石流”风险，将弟子们的法身慧命托付给我，这对我可说是无比珍贵的知遇恩情！

　　我在福严时代与真闻法师缔结下师生缘份后，竟有如此殊胜的后续发展，这又是我教育生涯中“无心插柳”的一个案例。

　　十、出山泉水，依然澄湛

　　常言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民国七十七年初，我跨出了清幽的山门，投入了滚滚浊流的尘寰之中，自此就是一条生命的不归之路。我相信那时导师会隐约担忧我学术生命的夭折，也会担忧我禁不起世间的诱惑而变质。但是差堪告慰的，我的学术生命不但没有夭折，反而在研究议题方面，更有了“柳暗花明”的广阔视野；我不但没有在名利场中面目全非，反而在诸多的人事历练之中，心思更为纯净而豁达，任事也更为勇猛而俐落了。

　　离开福严精舍之后，我虽然只能在忙碌的事缘之中偷闲治学，但是从来也不曾后悔迈出这一步。时节因缘使我不得不探出学术的象牙塔，体会时代的脉动，对社会作更多积极的参与。但有了三年山居岁月的学养基础，其后的忙碌生涯，就好似提供了各种层面的实践机会，好让我以实务经验来一一印证理论，又依此而拓展视界，将佛法拿来与当代对话。于是佛法不但没有离我远去，反而更深刻地铭印在我的心中。

　　十余年来所有面对佛教与面对社会的人生经历，以及近十年来成立学团、统理大众的经验，不但不是我原先所担忧的“打闲岔”，反而是给我一遍又一遍依“八正道”而操作人生的机会。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导师慈悲的引荐与智慧的指引，让我有三年在福严精舍山居研教的基础，我能在人生涧道无数个峰回路转之后，依然保持一潭湛然澄清的“出山泉水”吗？是故对印公恩师，对福严精舍，以及这段生命岁月中所会遇的师友们，我至今仍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恩之情。而这份心情，或许就是让我十余年来，孜孜矻矻以护持正法、利济有情的最大动源吧！

　　民国九十一年二月九日完稿于尊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