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佛教源流考

　　梵净山佛教源流考

　　作者：张明 共计： 12061 字

　　梵净山是贵州名胜之地。它三山高耸，脉分九支，横跨于贵州东北印江、江口、松桃三县边境，方圆达六、七百里。其三大主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老金顶（梵净山）2494米，新金顶2336米，百余里外遥望，三座高峰直刺云天，不仅是云贵高原上相对高度最高的山峰（相对高度达二千米），成为乌江与沅江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横亘于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四省（区）的武陵山脉的主峰，因此被称为“武陵第一峰”。梵净山山势高峻，山体庞大，物种多样，生态原始，孑遗着北温带同纬度地区古老而珍稀的生态“本底”，因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山就被列为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纳为“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MAB）成员。

　　更为重要的是，梵净山因雄伟神奇，变幻莫测，自古就是“黔之名山”。早在汉代，梵净山就已载于史籍，此后一直是武陵地区各少数民族朝拜的神山、灵山。宋代，佛教开始传入此山，至明初，梵净佛教业已兴盛，正式得名为“梵净山”，俗称“大佛山”。明末万历年间，梵净山两次重修，明神宗皇帝敕建皇庵。清康乾时期，梵净山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崛起成为西南佛教圣地之一，与峨嵋、鸡足鼎立西南，威名远播，宇内奔趋，僧众云集，若水若云。清末至民国年间，梵净山历经数次战乱，寺宇焚毁殆尽，千年名山逐渐衰落破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梵净山朝拜之风逐渐恢复，佛教也得以重新兴盛起来，梵净山丰富的资源愈发引起世人的重视。

　　一、山名沿革流变

　　梵净山载于史籍，始于汉代。两汉时期，梵净山称“三山谷”，因其三座主峰高耸，为沅江支游辰水发源而得名。故《汉书·地理志》云：“武陵郡辰阳县……三山谷，辰水所出。”两汉时期，梵净山属“武陵郡”，是武陵“五溪”之一“辰水”（今锦江）的源头。辰水向东经辰阳（今麻阳县）注入沅江，辰水河谷地带是当时出入贵州的孔道。今辰水流域内的松桃、麻阳等地均发现汉代墓群，足见汉代梵净山地区已经有一定开发。而且东汉马援将军征讨“五溪蛮”，朝廷也理当关注此地，故中原人士已知该山为辰水发源。“三山谷”沿用至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沅水又经辰阳县南，东合辰水，水出三山谷。”

　　唐代，梵净山称“辰山”，因辰水而得名。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三山谷，一名辰山，在辰州麻阳县西南八百三十五里。”唐代，梵净山东有锦州、辰州；西有思州、黔州。锦州朱砂已开采，由辰水远至辰州集散。

　　宋代，梵净山称“思邛山”，因思邛县之思邛水（今印江河）而得名。《太平寰宇记》云：“思邛山在思州思王县东南，连思邛水。”思邛水源于思邛山，向西经思邛县（今印江县）注入乌江。宋代，佛教由乌江溯思邛水向思邛山传布，思邛水畔当时已兴建贵州最早的寺院之一--西岩寺（今印江县西郊），表明梵净山已受佛风波及。

　　明初，梵净山已为一方名胜，同有数名并称，曰“九龙山”、曰“饭甑山”、曰“梵净山”。因其三峰高耸，脉分九支，仿佛九龙蜿蜒汇聚于此，故称“九龙山”。又因金顶孤峰突起，形如饭甑，当地人形象称之为“饭甑山”。又因其寺刹林立，为梵天净土，故得名“梵净山”，又俗称“灵山”、“大佛山”，印江百姓至今沿用。明代，梵净山得到进一步开发。永乐11年（1413），梵净山附近思南、思州土司争夺矿场发生混战，明朝政府废除土司，建立贵州行省，于是在梵净山环山周围地区置四府：思南府、铜仁府、松桃府、石阡府。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在梵净山麓设有三大金场局：太平溪金场局、昔窠金场局、木桶金场局（今木黄镇辖地），派工部官员吴邦佐坐镇督办。吴邦佐铸有宣德五年铜香炉（1431）。万历27年（1599），“播州之乱”祸及梵净。万历46年（1618），明神宗皇帝饬令钦命僧妙玄李颖重修梵净，建立“天”、“恩”字号五大皇庵。梵净山因惠沾皇恩，名显于天下。文人雅士登临游览，吟梵诗文至今流传。

　　清代，梵净山又有“月镜山”、“卓山”之称。因朗月之夜，人影映于老金顶崖壁之上，如镜一般，可鉴须发，故称“月镜山”。又因新金顶超然卓立，故又称“卓山”。《贵州通志》云：“梵净山一名月镜山……皆立梵宇，又有辟支佛迹……黔中胜概，无逾于此方；中州名山，亦未多得。”康乾之世，梵净佛教鼎盛，全山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脚庵”。每当四月香会至仲秋，朝山僧众，昼来夜往，佛号喧天，靡有止息。嘉庆年间（1790年代），梵净山爆发石柳邓起义，咸丰同治年间（1850—1870年代），梵净山又爆发铜仁红号军起义，以及太平军余部“黑地大王”刘胜据山为寇，佛教圣地竟化为刀山血海。光绪年间（1880—1900年代），清政府设都司衙门于护国寺，统率练兵控扼环山各要隘。在严密军管下，武僧隆参和尚重建梵净。至清末民初，梵净山已恢复并超过康乾之盛。文人学士，登临赋诗，举办大型诗会。贵阳高僧了尘和尚、四川著名武僧铁肩和尚慕名前往，诗文唱和，流连忘返。

　　二、宋代佛教的传入和辟支道场

　　关于梵净山佛教的起源，后人多不能确知，最早只能追溯到明万历重修之时。如（道光）《松桃厅志》云：“刻石文曰‘重修’，则梵宇之来久也，惜未载明创始年代。”其实，早在宋代，佛教已传入梵净山周围地区。宋代至今千余年间，佛教在梵净山的传布，使之在此留了一个贵州佛教发展的完整缩影。

　　贵州佛教始于唐代，由沅江、乌江水道传入。梵净山扼川、湘入黔孔道，有锦江东连沅江，印江西连乌江，极易受到佛教波及。至宋代，佛教已传入梵净山沿山州县，当时已有数寺：西有沿丰寺、中胜院（在今沿河），东有回龙寺（在今铜仁），且南江（今铜仁及其以东地区）土酋田元猛“素事佛”。①尤值一提的是：梵净山西麓的印江河畔宋代已兴建了西岩寺（今印江县城郊），这不仅是梵净山范围之内最早的寺院（毁于近代），而且也是贵州境内较早寺院之一。（道光）《印江县志》云：“西岩寺……宋时建。”《思南府志》云：“西岩寺，在（印江）县西五里，宋时建。”《贵州名胜古迹概说》云：“西岩有寺，宋迹也。”宋代印江西岩寺的修建及附近州县佛教的流行，表明佛教已经传入梵净山。故梵净山佛教编年应溯至宋代西岩寺。

　　元祚短浅，其时梵净山佛教无考。至明初，该山佛教已经兴盛起来。除印江西岩寺外，还有天马寺（在今松桃县乌罗镇）等。据（道光）《松桃厅志》载：天马寺于洪武6年（1373）僧毁墨创建。另外，据《思南府志》载：正德以前“乡人祭祀俱用浮屠”。江口县还发现了工部官员吴邦佐于宣德5年（1431）在梵净山所铸的铜香炉一口（今藏于江口县）。以上足以证明：明初梵净山佛教已经比较兴盛。故明万历间，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1608）载梵净山云：“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明末浙江诗人谢国梗抗清失败后，隐居梵净山，便自号“天台逸人”。

　　考明初梵净佛教，源出何宗何派，无由得之。然明万历诗人喻政追溯梵净山，则称该山乃辟支缔造。其诗云：“回溯昆仑是本根，辟支复起小昆仑。”万历间摩崖碑刻也称该山“系古迹名山”，②“有古佛道场”。③《贵州通志》则云该山“有辟支佛遗迹”。玉屏知县张澍（甘肃人）以“不得一见辟支佛之遗踪”为恨事。由此可知：古人均认为梵净山是辟支道场，故明、清吟梵诗文屡提及辟支。辟支，佛界三乘之一，为声闻乘，即缘觉、独觉修行者，意为无师而能自觉自悟。梵净山若真是辟支道场，则是继五台山（文殊道场）、峨眉山（普贤道场）、九华山（地藏道场）、普陀山（观音道场）、鸡足山（迦叶、弥勒道场）之后的中国第六大佛教道场。

　　三、明末两次重建和五大皇庵

　　明初梵净山佛教兴盛，然降至明代中叶以后，却淹没长达百余年之久，何故？因明宣德以后禁佛之故。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隆庆间弛禁，梵净山开始第一次重建。此次重建活动由隆庆间持续到万历中叶共30年左右。隆庆间是初步重修，主要修复或新建山麓寺院。除重修环山的西岩寺、天马寺外，另据《印江县志》载，又新建了孝慈寺（在今合水）、回龙寺（在今木黄）、天庆寺（在今木黄）。至此，梵净山山麓已有五大寺院，奠定了此后西、北两条朝山大道的格局。

　　万历间的重建则是较大规模的重建，修复了从山麓直达朝拜地金顶的寺庙和道路。修复的寺庙有：山麓的天池寺、老金顶的茶殿、新金顶的释迦殿、弥勒殿等：修复并拓宽的道路是山麓天池寺—金顶茶殿的西朝山大道。（万历元年\1573年）金顶《院道摩崖》详细记载此次重建情况云：贵州都察院“批准本县（印江县），给领《火牌告示贴》，又重招善人开砍山道，例行朝觐，起竖庵殿。”万历元年的文物还有：天池寺石菩萨、天马寺大铁钟。此次重建延续到万历16年（1588），《剪刀峡摩崖》载信士杨洪德等于此年募修完成了天池寺——薄刀岭——剪刀峡——金顶的西朝山大道，此事被他们刻在薄刀岭中段的剪刀峡石崖上。

　　梵净山于隆庆、万历间的第一次重建，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之久。朝山大道汇集于金顶，使金顶成为僧众朝拜的集中地和佛教的兴盛地，梵净山原先的名胜逐渐黯然失色，人们甚至不再涉足。如《江口县志略》云：“凤凰山……相传古代讲吐纳术者卓锡于此，自梵净（金顶）开山后，此山之名遂没。”随着朝拜之地转向金顶，遁世之人于是多来此隐居。《铜仁府志》载：“杨琴光，苗旺人，隐于梵净山之金盏坪”。高僧妙玄李颖云游至此，也隐居于老金顶之石洞中。《脉源谱碑记》云：“妙玄为神宗椒房雁字，心厌荣宠，喜浮屠者，遂隐于黔思、铜之深麓，因见其山幽异峭拔迥常，审之古籍，乃得山名为梵净山也。”妙玄名李颖，椒房雁字即皇室外戚，故当地人直呼妙玄为“国舅”。清代印江诗人田宗润《怀李国舅》云：“远辞椒室至山巅，解谷餐露不计年。千古宋明两国舅，能抛富贵得神仙。”妙玄隐居遗址即九皇洞，后人建有九皇殿。现在梵净山有许多关于“九皇娘娘”的传说，其实是将九皇洞中的高僧妙玄讹传为得道成仙的九皇娘娘。

　　梵净山第二次重建是“播州之乱”被毁坏之后。万历27年（1599），播州土司（今遵义）杨应龙举兵叛乱，祸及梵净。“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觐人稀，非复日盛。”④万历46年（1618），妙玄奏请明神宗重建梵净。“已而为当道者宽以状秦闻，帝追尺一为建刹。”⑤“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⑥尺一即皇帝谕旨。神宗皇帝降旨重建梵净山，令妙玄为钦命僧，主持重建事宜。各级官员亲往督查，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撰《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简称《敕赐碑》），该碑庄重华丽，碑文赞梵净风光，述重建缘由，志重建盛况，附刻参与者官僧民等百余人。时有钦命僧一人、高僧5人、法徒34人。计此次重建五寺六殿：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其中，老金顶茶殿被敕封为皇庵，曰“敕赐圣旨承恩寺”，又称“金顶正殿”。承恩寺内供奉皇帝牌位，赐有镇山印曰“古茶殿”。九皇殿等六殿分布于正殿左右，拱护正殿肘腑，世称“脚庵”。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扼四方朝山大道，称“四大丛林”，它们与承恩寺同被敕封，是为梵净山“五大皇庵”的来历。此次敕建的寺庙都带有“天”或“恩”字样，表示天子皇恩的浩荡。妙玄住持承恩寺，赐有镇山印。他统辖全山朝拜事宜，被尊为重开山场之祖，续传梵净灯火。

　　计明末两次重建，使梵净山形成五大皇庵、六大脚庵，环山四大古寺的格局。各寺厘定寺产，招纳僧户，修藏经塔。梵净山因惠沾皇恩，遂名震宇内，香火盛极一时。“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⑦“尽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异而日新”。⑧此间诗人张简臣作《登尖岩望梵净山》，以“邈尔嵩华泰岱千万重”句赞梵净山雄奇；喻政《登梵净山》，则以“古殿灯燃长白昼，危楼钟动欲黄昏”志其朝拜之盛。

　　梵净山山高风疾，故金顶诸寺殿有一特色，即石墙铁瓦。承恩寺位于新、老金顶之间鞍部，今遗址约1200平方米，残墙高约二米，正殿“敕赐圣旨承恩寺”石匾尚存，正殿两重，僧房八间，中为庭院，院内尚有“当今皇帝万万岁”高浮雕蟠龙牌位一方，院外钟楼一幢，其遗址内尚可发现铁瓦。九皇殿位于九皇洞，依洞筑殿，冬暖夏凉，又最易望见神奇佛光，洞壁“洞天福地”摩崖尚存。通明殿遗址位于滴水岩下，也石墙铁瓦，旁有《敕赐碑》，该碑四百年屹立山巅，至今保存完好，亦名山一景也。释迦殿、弥勒殿雄峙新金顶巅峰，左右各踞半壁，一线峡谷之上飞桥相连。徐《梵净山记》云：“风声陡峭，不可瓦，皆治铁瓦覆之”，“一切殿瓦、桥石皆朝山善众背负登顶”。可以想见前人创建之艰辛。此外，四大丛林扼各朝山大道，规模巨大。其中天庆寺尚存藏经塔、舍利塔林及古井遗址，其整块巨石为基，世人称奇。天池寺（后称护国寺）殿宇辉煌，其旁土地平旷，群峰环绕，世人乐居，衍为村落，今遗址内尚存明万历石菩萨、护法力土等。

　　四、康乾之盛和法派宗谱

　　清初，梵净山成为抗清志士逃禅隐居之地。浙江谢国梗抗清失败后就隐居于此，他自号“天台逸人”。《印江县志》载他：“爱梵净山，居焉……印人多就学焉，年九十余卒”。

　　康乾之世，梵净山重新得到敕封，只是“天”、“恩”字号寺庙改为“国”、“恩”字号，梵净山佛教于是重新鼎盛，并与西南佛教名山峨眉、鸡足成三足鼎立之势，清人还常将其与泰岱、匡庐并列。世人争相朝觐，遐迩咸至。徐言《梵净山记》云：“揆溯有明迄今数百年，朝谒者呼声震天，靡有止息……每朝山，旦暮香风飘渺，散满下界里许……三郡朝谒者岁如蚁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亦络绎不绝。”《镇国寺碑记》亦云：“数百年进香男妇，时来时往，若城市然。”金顶摩崖有李光春携妻陈氏同朝山十五年事，以及湘人“楚南迢 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纪游诗。此间文人游梵之风大兴，自督抚至知县，咸以巡梵为荣，或观风取士，或刻石颂功。印江知县、名剧《歧路花》作者李海观“乾隆乙丑秋（1769），邑大旱，海观步祷滴水岩，雨立沛，百姓设筵迎劳……欢如也”。每朝山，金顶人流如潮，山民在此卖食、占卜、出售药材，宛若市井，故被称为“老街”。山麓诸寺也应接不暇。乾隆间，铜仁上关码头（在江口）开辟，楚人朝梵益众，清代诗人张素臣有“款待人间上水船”之句。乾隆七至十年（1742--1745）楚人在天庆寺界内私挖金砂，经总督部院会同思南府踏勘，立定四至界碑，厂头作具遵依甘结，才平息此次长达三年的僧商纠纷。

　　康乾之世，梵净山除扩建明代“五大皇庵”外，另将“六大脚庵”增建至“四十八大脚庵”，主要有：白云寺、太平寺、钟灵寺、坝梅寺、回香寺、朝阳寺、香山寺、镇江寺、洞德寺、兴隆寺、印落寺、罗江寺、明月寺、大佛寺、弥陀寺、飞缘寺、九龙寺、举贤寺、法华庵、天王殿、接引寺等。其中，太平寺、坝梅寺、回香寺、钟灵寺闻名遐迩迩。太平寺，清初思南府副总兵杨光谦、乡贤杨国彦募建，破山三世嗣高僧天隐道崇（临济33世）主持。太平寺与皇庵天庆寺同扼北朝山道，寺宇占地900余平米，是幸存至今的两座寺院之一。1988年，慧松法师将该寺修葺一新，大雄宝殿内奉镀金佛像、罗汉、观音大士共23尊，朱户碧瓦，树木荫森，极丛林之胜，成为现在梵净山一大著名寺院。坝梅寺，康熙15年（1676）扩建，因在坝溪、梅溪两河故地拥有大量寺田，收谷颇多，世有“坝梅寺谷子”之称，今存舍利塔林及寺基遗址。回香寺、钟灵寺香火也极旺盛。

　　梵净世古称辟支道场，明、清以来又有释迦、弥勒争夺金顶，各建道场之传说，可知梵净山佛教固非一宗一派之传承，似有前后宗派之冲突与融合。考隆庆以来梵净山佛教，当有三系相承替：其一，明隆庆至万历年间，可称为“前妙玄系”，有六世相传，他们有谱无记。其二，明万历末年至清康熙初年，可称为“妙玄系”，共有五世相传，他们是：重辟之祖妙玄、彻空圆通、德悉明慧、宝山真贵、明然如泰。其三，清康熙初年以后，可称为“临济破山系”，该系始于妙玄下第五世明然如泰，他受具于四川高僧破山和尚。《脉源宗谱碑记》载明然如泰（1600--1677）云：“西蜀涪州周氏子，剃发有年，受具于破山和尚，后从其师于梵净山……遂为五代住持也。”明然如泰与破山嫡传弟子敏树如相（临济32世）同辈。自明然如泰起，梵净山始奉破山佛法，虽仍尊妙玄为祖，实为破山之脉。因此，明然如泰既是妙玄系第五世，又是梵净山破山系始祖。此后，破山弟子一统斯山，临济香灯流衍不绝。明然如泰后第六世住持是见空性晓，第七世住持是海阔禅师（1624--1686）。海阔禅师已将世系直接连入破山法脉。其塔铭云：“传临济正宗破山明祖下第三世香山嗣法师。”又云：“蜀东茶陵杨氏嗣也……脱红尘于嵩山之野，抛习气于淮海之滨，遍访名贤，不籍寒暑迨今，顺治庚子（1660）秋，幸生愿也，得济见空性晓师，求名海阔……忽壬寅（1662）春，闻思唐（今思南）王公镇台请师圣符。符及破山明祖三世嗣孙也，众诣指归，宗通大振，吾当近座，受具请语，乃得无字公案。”圣符乃破山三世嗣法高僧（临济33世），住持江口香山寺。海阔亲承圣符印可，嗣香山法，为临济34世。圣符门下弟子除海阔外，尚有海意、海潮、海林、海光、海润、福圆满等辈俱在梵净山宏法。与圣符同辈的高僧天隐道崇则住持太平寺，弘破山法，其世嗣延绵，传至今日，是为慧松法师。另外，天池寺尚存传临济正宗39世明先和尚灵塔。天庆寺、坝梅寺塔林均为临济一脉传人，并留下规模巨大之塔林，惜毁于“文革”。

　　考梵净历代住持法派字辈是：洁清O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明白可考者为明万历46年（1618）妙玄至清乾隆间明先和尚共十二世住持，这是迄今所知的贵州最早、最清晰的佛教传承世系。此后因碑碣破败，文献散失，其世系散漫难稽。梵净山历代住持世系表附后。

　　五、清末三次兵灾，两次重建

　　梵净山辉煌鼎盛200余年后，自清嘉庆间开始进入多事之秋。嘉庆至光绪初八十余年间，梵净山连遭三劫。嘉庆元年（1795），松桃石柳邓与湘西吴八月进行“乾嘉起义”，松桃义军开辟红石梁至梵净山道路，据险周旋，石柳邓死后，义军余部坚持达12年。张澍《续黔书》载净山衰败云：“亢石无阶，沓无人居，人迹亦不能至。”道光间，不法僧伺机盗卖山林。开窑烧炭，铜仁知府敬文作《禁树碑记》，严禁砍伐树木。道光12年（1832），楚民郑大亨贿串坝梅寺僧普禅售卖山林，贵州巡抚麟庆、按察使李为也分别作《勒石垂碑》、《名播万年碑》敬后，永禁砍伐草木，破坏水土，有伤神祀。道光间，逐步进行重建，是为梵净山第三次重建：改天池寺为护国寺，改接引殿为天恩寺（1822），改通明殿为报恩寺（1832），扩建孝慈寺（1832），又重塑金顶弥勒、观音铜像。此次重建后，梵净山兴盛起来。道光17（1837）年《松桃厅志》云：“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道光21年（1841）《思南府续志》云：“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顶礼者不下万人。”在此期间，原湖广提督、曾在广州鸦片战争中率军抗击英军的果勇侯杨芳（松桃人），多次登山览胜，见到佛光，于是撰文曰：“光中之影，即己身也。”

　　咸丰5年（1855），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贵州爆发“咸同大起义”。铜仁红号军首领赵子隆拥吴三童为“蜀后幼主”，称“真主出生，弥勒降生”，于梵净山三角庄建立根据地，达一万之众，与思南荆竹园白号军联成一气，屡次攻破附近州县。咸丰帝饬令川、黔、湘三路清军“痛加殲洗”。同治9年（1870），三角庄根据地陷落，红号军全军覆没。光绪元年（1875），湘人刘胜乘朝山之机，率20余人假扮清军，持洋枪人入山，自号“黑地大王”，四出劫掠。清军多次入剿，劳师糜饷，频易主帅，望山兴叹。光绪5年（1880），梵净山环山五属团练合为“松桃协左营练军”，新任贵州巡抚岑毓英亲往督剿，在隆参和尚及印江生员廖凌霄、武举吕嘉会向导下，次年（1881）肃清刘胜。

　　镇压红号军及刘胜后，梵净山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云流散。”⑨“环山居民遭此劫杀，杀绝者不下七百户，杀葬者何此四千余命。”⑩印江诗人田宗润《哀山居者》云：“百万生灵剩不多，慈悲没奈凶残何；怪他慧剑藏三尺，不斩真魔斩假魔。”为加强防范，岑毓英奏请于皇庵护国寺建都司衙门，称“护国营署”，统领“松桃协练军”分驻环山八汛，对梵净山实行长达30年的军管。粤人吴月楼为镇军，“镇守此山，号令森严，军民畏服。”⑾又移铜仁县治于大江口，控铜仁上关码头。黔东道易佩绅改梵净山为“卓山”，建“卓山书院”，以抚慰人心。

　　自光绪6年（1881）起，在严密军管下，岑毓英令隆参和尚主持重建梵净，是为梵净山第四次重建。“于是重新募化，依旧修建。创修镇国、水源、明珠等寺，复修回香坪、明镜山各庵，新开老金顶，整新金顶，九皇洞各殿。斯时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以前尤甚，信善男妇，朝拜士民，比上年更多。”⑿皇庵承恩寺重修一新，院墙侧门石刻对联云：“烽烟六载平凶曜，香火万家奉福星。”寺内供奉云贵总督岑敏英及松桃协练军统领杨国宝长生福禄牌位（今尚存）。光绪11年（1885），全山又开斋放戒，众僧公举隆参为方丈。

　　至光绪22年（1896）前后，梵净重建结束，此时，全山梵宇相望，佛像威严，梵钟倏发，远迩俱闻。新建各寺以水源寺尤为闻名，该寺全是比丘尼，世有“水源寺女子”之称。全山诸寺则以皇庵护国寺最为壮观，其旁建都司衙门，增建校场、武庙、先祠、岑公祠等。护国寺号令全山，信众功德俱纳于护国寺，世有“护国寺金子”之称，今附近遗址达12000平方米，可以想见当年雄伟气象。另外，朝阳寺“且外修墙垣，内装佛座，若释迦、如来、观音大士及十八罗汉、廿四诸天、韦陀尊者等像，又焕然一新。⒀朝阳寺大殿石雕龙柱，至今完好，龙腾雾蔚，栩栩如生。丁家坪罗江寺新铸佛钟，至今锵然。此次重建，已逾康乾之盛。《铜仁府志》载光绪间梵净山朝拜盛况云：“佞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携老扶幼……或百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导之以旗，每人背黄袱，呜呜唱佛歌，前呼后应，举队若狂。”田宗润《朝山客》云：“为名为利为长生，许愿香客结队行。一步一声山谷应，南无声杂本鱼声。”四川酉阳州刘华里刻对联于金顶石壁云：“到此间来来往往减了许多奸雄；由是路口口声声念不尽的南无。”

　　此间，都司吴月楼及幕客朱仲衡邀集文人学士，登临游览，举办大型诗会。《承恩寺碑》云：“新显豪士，群贤毕集，壁间重写梦游，清风明月，各志高怀，则又与岳阳楼竞衡。”田宗润作《诗会集韵》，于梵净风物名胜，一一题咏。其《序》云：“爰于六月既望，邀集学士文人，登临消夏，既而烟茶互吸，诗酒兴连，启凤腾蛟，宝主尽东南之美，信可乐也。”四川著名武僧铁肩和尚慕名前往，流连忘返（后往贵阳黔灵弘福寺，礼十世方丈智明为师，又住持贵阳东山寺，辛亥间教习贵阳革命党新军）。印江著名书法家严寅亮（题北京“颐和园“匾者）亲题“黔山第一”巨匾悬于护国寺，都司衙门大殿又有“黔山领袖”、“明政宽和”匾等，名山墨宝，相映生辉。光绪梵净山之盛，延至民国。民国初年，贵阳著名高僧了尘和尚、贵阳名人何麟书游览梵净山，均作有诗文，且流传至今。

　　六、梵净山新生

　　民国时期，都司衙门裁撤，梵净山管理松弛，铁瓦被盗，寺产被毁，矿产、林木遭到滥采滥伐，又因战争频仍，至解放初，全山仅幸存太平寺、朝阳寺，余皆毁，千年佛教名山，毁于一旦。

　　然而，梵净山珍稀物种为它再铸新机。1931年，揭开了对梵净山科学研究的新篇章。是年，焦启源、周鹤昌与美国科学家史德尉入山考察，采得标本1500余件。此后，钟补勤教授发现古老珍稀植物珙桐（中国鸽子树）和贵州紫薇。罗绳武教授考察梵净山地质，发表重要论文。乐声璕教授也获重大成果。蒋英教授植被考察论文发表于《中国园林季刊》和奥地利《韩马迪树木园林季刊》上。

　　解放后，政府非常重视梵净山科学研究和佛教恢复工作。1963年，西南动物研究所发现珍稀动物--黔金丝猴，轰动中外动物学界。六、七十年代，政府多次派专家入山考察，又组织专人进行文物普查工作。1978年，设立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1986年，列为梵净山被列车为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成立管理处，辖九个管理站和一个实验场。同年，梵净山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MAB），并开始筹建梵净山自然博物馆。随朝拜恢复和旅游发展，太平寺、观音阁、回香坪，以及金顶释迦殿、弥勒殿、镇国寺等依次修复，又拓宽护国寺→钟灵寺→剪刀峡→滴水岩→金顶之朝山古道，新修鱼坳至金顶七千余级“万步云梯”，建成东、西两座牌坊式山门及梵净山碑林，赵朴初亲题“梵净山”山名，皇庵护国寺三重大殿及钟鼓楼也在修复之中。贵阳黔灵山弘福寺慧海法师派弟子通灵主持镇国寺，负责梵净朝拜事宜；1992年，举办“92观光暨梵净山佛教恢复大典”，盛况空前。自1998年起，每年举办“梵净山国际登山节”。梵净山勃然重兴，更显今日风采。

　　注释：

　　①《东轩笔录》卷七；

　　②《金顶摩崖·院道》；

　　③④⑥⑧《敕赐碑》；

　　⑤⑦派《脉源宗谱碑记》；

　　⑨⒀《重修朝阳寺碑》；

　　⑾田宗润《诗会集韵·序》；

　　⑩⑿《镇国寺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