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高昌佛教绘画

　　旅顺博物馆藏高昌佛教绘画

　　潘丽华

　　新疆（狭义上的古代西域）自古承载着东西宗教文化的交流，多民族多文化的思想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相互促进和融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并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艺术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兵乱战祸和自然损毁，加上20世纪初探险掠夺的破坏，灿烂的古西域文明已经无法完整地再现于世人，同时，对古西域文化艺术的研究也因为文物的流离和残破而困难重重。本文将着重介绍旅顺博物馆藏的高昌时期佛教绘画作品，希望对西域绘画艺术的整体性研究起到些许的补足之用。

　　旅顺博物馆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旅顺地区时兴建的，日本战败撤离旅大地区后，一部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掠夺的文物被留在旅顺博物馆，其中主要为大谷探险队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地区掠夺的珍贵文化遗产。由于大谷探险队当年以探求佛教东传之名，其队伍组成并非是专业的考古人员，因此其所获文物很多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对后来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设置了障碍。

　　大谷收藏品中的佛教绘画作品多出自高昌地区，高昌自古是丝绸之路连接东西必经之地，其艺术风格不同于天山以南地区，是以高昌地区自身文化传统为底蕴。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绘画作品形式主要有壁画、绢画和麻画，古代高昌地区的佛教绘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代西域晚期的佛教艺术成就，从中可以看到从西至东，复而由东及西的佛教艺术东渐和回流的趋势。

　　高昌地区从5世纪开始统治者直接参与倡导佛教活动，“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图一中的菩萨像佛画断片，出土于雅尔湖地区，为一麻质佛画的中心部分，菩萨头束火焰高冠，冠上嵌宝珠，长发从肩部呈波浪状下垂，细弯眉，双目微垂，蝌蚪胡须。这幅断片的菩萨面貌特征与克孜尔地区的佛教壁画人物面相颇为接近，基本形式与犍陀罗地区的大体相同，应判断此幅麻质佛画属于受古代西域西部地区和犍陀罗地区影响比较深的作品，同时其面貌特征和细节也融入了本地化元素。

　　大谷收藏品中有两幅分别出自雅尔湖和吐峪沟的“延寿命菩萨”画像。图二中的麻质佛教画像披朱色外衣，内着贴身帔帛，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头上肉髻高耸可见，虽然整幅作品技巧拙朴简洁，但其衣饰和形态特征上不难看到笈多艺术特征的影响。整幅画像对折为一幅三角形幡头画。菩萨周围用菩提叶做装饰，充满了宗教象征意义。画像对角线一侧墨书“延寿命菩萨”字样，另一侧墨书“延”字。

　　高昌地区不仅是多民族聚居地，而且有许多来自中亚、西亚的外国侨民。印度佛教、西亚火祆教、叙利亚景教、波斯摩尼教，都对当地的意识形态和艺术特征有所影响。然而随着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和唐王朝的国势增长，高昌地区的佛教艺术也出现了从中原回流的趋势，唐人的审美情趣逐渐占了上风。

　　出土于吐峪沟的“延寿命长寿王菩萨”像绢画断片（图三）已具有明显的唐人风韵，面相不同于前面两幅的“非男非女”特点，而是颇具女性化，丰腴圆满而温雅柔和。衣饰佩戴的描画仍遵循佛经的记载，如画中菩萨头戴宝冠，冠中央为一化佛。化佛头冠的记载见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观音之相，“天冠中有立化佛”。颈圈和璎珞等佩饰也仍保留佛教自印度传入的基本特征，不论从构图还是细节描画都更为精致。

　　唐朝的净土思想逐渐壮大，净土变相也勃然而兴。图四中的阿弥陀净土变相图残片出土于吐峪沟地区，两身乐伎坐于楼台上，上身袒露，颈挂项圈，臂腕戴钏，披帛绕身，腰下着裙，帛带于脐下挽结，从其衣着佩饰可以明显看出古时高昌地区佛教画匠受印度佛教人物形象的影响，然而面容特征明显体现唐人对丰腴圆满面容的推崇。两身乐伎一吹笙一擘箜篌，据了解，笙应为古时汉族乐器，汉朝时由龟兹王带回西域，而箜篌则是随着佛教由西域传入的乐器，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形式和特征在这一幅净土变相里共同为人们描绘阿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

　　下层所绘的供养人则完全与当时中原地区的人物形象没有差别，处于西域中部的高昌地区出土的绢画已经有如此明显的汉族面貌，可见唐朝时期汉族对西域地区的艺术影响和文化回流现象。一侧墨笔楷书诗文一首，署款“大历六年四月十八日”。

　　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的绘画作品现存比较少，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流失在世界各地。希冀本文中介绍的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收藏品中的高昌地区佛教绘画作品可以为古代汉族文明与西域文明之间的艺术交流和影响提供些许实证材料，集腋成裘，聚更多人的努力恢复这些人类文明财富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