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梵音——李叔同与王一亭

　　王孝方:字字梵音——李叔同与王一亭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字一亭，号白龙山人。他是近代上海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佛学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长、林长等职。王一亭又是一位国画大师，刘海粟为创造有中国气派的西洋画，曾特聘他与吴昌硕担任作品的审查员。

　　王一亭与李叔同的交谊

　　艺缘 1926年弘一大师赴庐山在上海停留时，曾应邀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在家律要》。当时王一亭为副林长（1927年任林长），可见弘一大师此番在居士林的开示应该与王一亭有关。丰子恺《法味》一文曾为人们留下了这样的线索：“翌晨九点钟模样，我偕W君、C君同到灵山寺见弘一师，知江西信于昨晚寄到，已决定今晚上船。弘伞师正送行李买船票去，不在那里。坐谈的时候，他拿出一册《白龙山人墨妙》来送给我们，说是王一亭君送他，他转送立达图书室的。”弘一大师拿出的《白龙山人墨妙》，很有可能就是王一亭与弘一大师见面时赠予的礼物。

　　书画合作 不过此事只说明弘一大师与王一亭的艺事因缘，再以此为线索，我要强调的是此后的另一件事。陆丹林在《悼弘一法师》一文中曾说：弘一大师在陆丹林四十岁生日时写了一幅大佛字送他，“佛字写在上半截，下半截是留空的”，后来“就请王一亭先生补了一个佛像在空白的纸上，法书名画，是‘二难并’了。”这里就牵出了一个问题，即书有弘一大师书法的佛像有可能如陆丹林所述是弘一大师作书，他人补画的。此外，为用于结缘，弘一大师也请人绘过佛像，我们从文献资料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事实。如李鸿梁就说过：“有一次我到招贤寺去……临走时，法师还送了我几个他从山上拾来的野干果和一部日本版《佛像新集》，计两册。并嘱我画千手观音及文殊、普贤像各一幅，预备影樱”又说：“1929年农历九月二十日为法师五十寿，我在一星期前，赶把数年前命画的多面千手观音菩萨像画好，于十九日下午赶到白马湖（春晖中学在白马湖，经亨颐任校长）……”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丰子恺的身上。比如，弘一大师于1938年农历闰七月二十四日写信给丰子恺：“……乞绘释迦佛像一纸，约二尺高之直幅，像上写‘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九字，下方纸边写‘笑棠居士供养’。”另在附言中说：“倘仁者多暇，乞再绘如上式之佛像数叶，但不写上款，一并寄下。”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弘一大师又写信给丰子恺：“前承寄画像，已分赠诸友人，欢感无荆”李鸿梁画的千手观音，目前未见，而丰子恺奉弘一大师之命而画的佛像有多幅存世。弘一大师请学生画佛像，当是在他自己一时所虚而又无暇绘作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不意味我们所见之弘一大师绘画作品为学生所画——这从落款、作品风格及作画因缘等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而最直接的证据也可从他写给胡宅梵的信中知道。他说：“佛像二叶奉上，其题篆文者一叶，由仁者收受。其未题者，乞转寄李鸿梁居士。”这里所述的两幅画即为弘一大师本人所作。此信写于1932年三月十七日，正是弘一大师作画较多的时期。另有姜丹书《追忆大师》一文说：“于国画，虽精于赏鉴，初未习之；但晚年画佛像甚佳，余曾亲见一幅于王式园居士处，笔力遒劲，傅色沉着，所作绝少。”姜丹书仅见一幅，故说“所作绝少”。他又说“初未习之”，表明此后还是作国画的。再如，林子青《马一浮居士与弘一法师的法缘》一文中也说过：“早年我在上海时，曾于玉佛寺看到蔡丏因居士寄存他所收藏的弘一法师赠他的佛经典籍，多有弘一法师所画的佛塔佛像和马一浮居士的题字，精丽无伦。闻经十年动乱，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