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宗讲寺与近代的僧教育

　　观宗讲寺与近代的僧教育

　　慧明法师

　　观宗讲寺乃是天台中兴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名振海内外，在近现代佛教界中影响深远。追其渊源为延庆寺十六观堂，由介然大师所创立，在民国初年，改称为观宗讲寺。随之，由天台宗传人谛公老人住持，并在寺弘扬天台教观。

　　寺占地面积万余平方米，创寺也近百年，而声誉丕振，这与一代天台巨匠谛公老人驻锡观宗讲寺创办观宗学舍，专弘天台教观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谛公老人，讳古虚，字谛闲，号卓之，俗姓朱，浙江黄岩县人，1858生，1932圆寂。

　　老人自幼聪颖，志存高远，早年学医卖药，慈悲济世，二十岁前后，老母妻儿相继而逝，悟世事无常，药可治病，然不治命，遂找救命之法，萌学佛之念，以求出世之道。后在家乡附近白云山，师从成道和尚而出家，二十四岁在天台国清寺受具足戒，并从敏曦上人学习天台法华，深得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旨。二十八岁，由上海龙华寺方丈迹端定融和尚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老人自出家以来，遍参丛林名宿，听经习教，参禅闭关，讲座弘法，为将来弘扬天台教观奠定了扎实佛法基理。

　　观宗讲寺能由谛公老人住持，可谓名山得主，众缘所促。中国佛教自满清末期，洪秀全扬其耶教作乱以来，佛教几乎被破坏殆尽，虽然有杨仁山居士为挽佛教之文化，几经辗转从日本请回诸部经典及大藏经等，然佛教之元气尚无，教无教而僧无纲寺无规，圣教之不扬正法之衰颓，实为民国前后之惨状。正如老人在上海留云寺创办佛学研究社时所说：“缘以我等僧徒，不知密意了义之有殊，不知心佛众生之非异，问以经义若哑羊，宁不愧乎？”又说：“迨于今日，习久弊生，一味向外驰求，全不知出家为了生死事，唐丧光阴，虚耗岁月，岂我佛教之本旨哉！兴言及此，宁不痛心！”此番肺腑之言道出了老人对当时教界内外之情境的忧虑。真乃祸不单行，屋倒连夜雨，教内已是衰残不堪，教外又遇政局动荡，政见各异，纷扰社会，亦损寺庵。西洋文化亦不时冲击佛教，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当政者多次引发“庙产兴学”的风暴，佛教在暴风骤雨中飘摇。教界有忧国忧教的先进人士，抱着佛陀的本怀慈悲济世，智慧地选择了佛教界自我革新运动。

　　寺，本为教学场所，自古以来，以佛教独有的教学模式而延续着，然政治环境的促使不得不提出，寺院办学的理念，老人亦深感此末法时代非革新僧伽教育，培植僧才，不足以兴教。他说：“至于丛林，不可固执旧习，宜办学院或研究社，务以培植人才为宗旨。”老人在当时既适应政治环境，又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培植教界人才为己任，老人亦与国内诸大德寄禅和尚等在上海发起筹备中华佛教总会，于民国初年，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在留云寺创立佛学研究社并任主讲，弘扬天台教观。同时却逢延庆十六观堂，寺僧腐败，被鄞县知事沈迪民下令驱逐，方丈出逃，要求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会务选高贤出任十六观堂住持。时有鄞县教育会长岐昌法师及居士会长冯汲蒙通告诸山长老集会共商事宜，众推谛公老人前来住持十六观堂。而老人早闻观堂腐败情形，恐难挽回，不敢承命，然以众缘难却，受请于危难之中。不日，诸山长老云集，当道长官证明，老人进驻延庆观堂升座。老人为体四明法智大师遗意，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亦实践鄞县僧教育会“续台宗源流之决议”。于是日午斋后对众宣言改观堂为观宗讲寺，由鄞县知事沈迪民呈文省署备案，式海法师书额，并创立观宗研究社，为观宗寺长年习教之所。至此，延庆十六观堂以观宗讲寺而问世，亦掀开了天台宗在佛教史上新的一页，为以后观宗讲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观宗讲寺所有僧众在谛公老人的带领下以培养天台学僧才，走上了传弘天台的艰难的办学之路，因当时的观宗讲寺没有寺产及田地等出租，全靠信众们的供养维持所有的开支，又加上观宗讲寺许多房屋的破旧，殿堂急需重修，虽在硬件软件及给需都不足的重重困难下，老人仍不思改培育僧才的初衷，毅然从容艰难地继续着他的办学之路。当时只能不对外招生，仅招寺内部分僧人参加，老人自任研究社主讲，亦请其法孙静修为辅讲。当时僧俗有常惺、根慧、净玉、仁山、范古农、江味农等相继入寺求学或归依三宝，或礼拜老人为师剃度出家，并依止老人研习天台教观。

　　数年后的1918年，观宗讲寺的僧教育得以迅猛发展，实因受益于当时的交通部长叶恭绰卓和铁路督办蒯若木二位居士的鼎力相助。当年老人因徐文蔚居士等邀请第二次前往北京讲经会弘法。在江西会馆，老人称性而谈，多发前人所未发。当时有江味农、黄少希、蒋维介等居士做记录，历三月有余完成《圆觉经》一部，轰动京师内外，可以说是京师上下老少皆知，宁波观宗讲寺谛公老人出广长舌，辩才无碍，对当时日本政府要在中国设立讲经弘法之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对老人而言，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亦自知年愈花甲，后景不多，内心渴望能在观宗讲寺内办观宗学舍，扩大招生，惠及四方，专宗讲习，实是老人的一大心愿。但以目下情景，寺要修建，僧要度日，学僧要开支，经费实为欠缺，实为无奈！在谛公老人即将回甬时，由当时的交通部长叶恭绰和铁路督办蒯若木二位相送，谈及目前佛教人才一事，皆为佛法衰残，僧团之腐败而痛心疾首，正如叶恭绰居士在老人生西的纪念法会上说：“当此末法之时，最要者，即是能够有人弘法，否则无论表面如何兴盛，是靠不住的，何况目下与佛门为敌者甚多，若不是有若干真正明白教理，舍身护教之人，如何能以自卫？我非得罪僧界的话，目下全国出家者约百万人，然能续佛慧命者若干？诸君须知，世界奉佛或毁佛，与佛本体何关？希望吾人以老法师宏法之心为心，宏法之法为法。”此番话语表达了二位居士亦对教内外的担忧日久，恐似瑰宝的佛法后继无人，而时下社会亦急需佛法以安定人心。

　　二位居士与谛公老人交谈甚契，并亦寻求时机，培养僧才，当时希望谛公老人留在北京办学育僧。此意对老人来说甚感欣喜，但老人对办学选址又有其自己的设想，认为办学应在宁波观宗讲寺为宜。叶蒯二位居士欣然同意，并当下慷慨捐赠二千大洋以资老人，为宁波观宗讲寺办学所需。老人回甬后，随即将观宗研究社扩大并实行对外招生，次年开学，学僧分正预二级。当年，谛公老人的得意弟子宝静和显萌、禅定、妙真等相继入学。同期将观宗研究社更名为观宗学舍，仁山法师出任监学。

　　老人将观宗讲寺方丈之职交由禅定法师等相继接任，自己则身心皆致力于观宗学舍的教务。

　　三年后，观宗学舍第一届学业期满，培养了当代不少有识僧才，诸如倓虚、宝静、妙真、禅空、常惺、显荫等著名法师，为以后天台宗在世界各地的弘扬培植了人才。

　　此后，观宗学舍更名为观宗弘法学社，谛公老人任社长，仁山静权等法师任辅助，一直延续至1928年，弘法学社毕业僧中又出现了许多人才，赴各地弘法或任各寺住持，或任佛学院院长。由于谛公老人南北弘法精力日渐衰弱，年事过高，难理日常寺务及教务。是年将观宗讲寺内外所有事务托付于其弟子宝静大师，在宝静大师的辛勤耕耘下，将观宗弘法学社和研究社合并为一，称其观宗弘法研究社，并创办了在当时国内外发行及影响颇大的—《弘法社刊》，后因抗战及内战不断，观宗弘法研究社于1938年后停办，抗战结束，根慧法师为继台宗讲席于1946年在观宗讲寺内成立四明观宗佛学院，聘张汝钊居士为教授，继续教育培养僧才，虽尽其全力终因战后经济崩溃，未能恢复观宗讲寺昔日的盛兴之貌。

　　观宗讲寺的办学 ，谛公老人不但培养了南北两弟子，一是宝静，弘传南方及港澳台地区，一是倓虚大师弘传于东北及青岛等地，还有其它诸法师皆成为中兴佛教各宗大师的得力助手。如妙真法师协助印光大师，宗镜法师协助虚云和尚，特别是仁山、常惺、竺摩、演培等法师协助太虚大师作佛教革新运动，其等功绩同样广大。

　　观宗讲寺办学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天台弘法人才，遍布国内外，宝静大师曾说：“学社自开办以来，造就人才不少，如现各地弘法的法师，皆有余昔同经本社之老同学。”所以，学社是观宗讲寺的主体，诸如大师所说：“学社者，观宗之宗体，学社发达则观宗振兴，学社萎靡则观宗凋零”。因此，无论是观宗研究社、观宗学舍或观宗弘法社，还观宗弘法研究社乃至四明观宗佛学院，自始自终代表着观宗讲寺，观宗讲寺亦因从谛公老人迄始，贯以办学育僧，弘扬天台为宗旨，使观宗讲寺成为东南佛教之名刹，亦继延庆寺后成为天台宗的中兴道场。

　　法乳千秋，恩泽三世，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值此恩师觉公上人九秩华诞之际，谨以此文以纪念前贤大德，并恭祝恩师法体康泰！

　　金峨禅寺住持

　　慧明法师

　　二00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