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应走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之路

　　杜永彬：中国藏学研究应走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之路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从远古时起，西藏人民就开始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劳动生活，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我国，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一门研究藏族形成、发展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中国藏学逐渐发展成熟，跻身于中华民族学术之林，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记者近日有幸对著名藏学研究学者杜永彬先生进行了专访，听取了他对藏学发展几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藏学的发展之路

　　杜永彬认为，西藏是藏学的发源地，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但是无论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认识和了解西藏都有一个过程。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以来的事。近代之前，历朝正史例如唐书《吐蕃传》以及藏文文集中关于藏族的记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藏学，而只是一种历史记载。19世纪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西藏的研究叫做民族史研究，属于史学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属于藏族史研究范畴。1986年在成都举行的藏族学术讨论会上，藏学也是被列入藏族史研究范畴的。1986年后，对西藏的研究渐渐的由藏族史研究转变为西藏学的研究。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藏学才逐渐取代西藏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关于中外藏学研究的不同之处

　　在谈到中外藏学研究的异同时，杜永彬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指导思想不同：民国时期，中国对西藏的研究属于史学范畴，研究的方法主要运用中国史学和西方民族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藏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吸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藏学研究是中国藏学的中国特色。

　　（二） 中国藏学相对于国外藏学的另一个不同点，就是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即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经世致用指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要为现实生活服务，尤其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中国藏学的研究成果也要为当代文化，经济，宗教，尤其是政治服务。参与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应亲身参与到所研究的地区中，实地考察至少一年，使其研究成果为当地人民、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服务，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杜永彬介绍说，经世致用是中国的学术传统，而参与研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和所研究的地区服务，中国藏学的研究应该走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之路。

　　关于国外藏学研究的格局

　　杜永彬研究员向记者介绍了国外藏学研究的格局。他说，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创立藏学Tibetology一词，标志着国外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

　　国外最早跟西藏结缘的是欧洲人，《马可波罗行纪》中也有关于西藏的记载。最早研究西藏的也是欧洲人，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传教士希望能把宗教传遍全世界。他们认为西藏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真空，希望能够填补西方宗教的空白。随着许多的传教士，探险家来到西藏，关于西藏的游记也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了解，研究西藏。

　　日本对于西藏的了解和研究也很早。与欧洲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来到西藏不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也不是为了探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到西藏取经。日本信仰佛教。佛教的源头虽然在印度，但是印度的很多失传的佛教经典、教义在西藏很好的保存了下来，因此许多日本高僧，和尚来到西藏取经。日本从18、19世纪才开始重视对西藏的研究。所以最主要的国外藏学研究地区是在欧洲。

　　到了20世纪初，1903年，英军侵略西藏的马前卒荣赫鹏率领的英印联军越过则里拉，大举入侵，开始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国军队打进拉萨，用枪炮打开西藏大门。自此之后，外国人可以进藏考察了。这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方便。英国的斯坦英和法国的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将大量的古藏文写卷带到欧洲，形成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几万藏人流亡国外，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高僧活佛，高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藏族文献。这就形成了国外藏学研究第二次藏学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外国人进入西藏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促成了国外藏学的第三次高潮。

　　目前，美国藏学也是国外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与欧洲藏学的主要不同点是欧洲藏学主要是人文特色，以“学术藏学”为主。美国藏学强调经世致用，“学术藏学”和“政治藏学”并重。推动美国藏学发展的动力是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有很多美国藏学家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藏人中的高僧和学者的参与和协助也是国外藏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于大众藏学

　　杜永彬说，中国藏学过去主要是以“精英藏学”的形式体现的。最近一段时间，藏学研究者普遍提倡大众藏学，也就是藏学的普及推广和通俗化。杜永彬介绍说，他本人也是非常支持大众藏学的提法。一方面藏学作为一门“显学”，同其他学科相比，中国民众了解得还很少；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的“西藏热”、“藏学热”的持续升温，也产生了对认识西藏、发展西藏的社会需求。大众藏学更有利于广大热爱西藏的民众了解西藏，认识西藏，参与西藏的现代化实践。

　　杜永彬认为，推广大众藏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要求所有的人了解西藏、研究藏学也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可能的。同时，他也指出，在藏学大众化、通俗化、趣味化的同时，也要防止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对藏学学术原创性、藏学学者原创性的冲击，因为学术精品才是中国藏学屹立于世界藏学的根本。

　　关于媒体宣传

　　杜永彬认为，国外媒体和受众对西藏问题的观点一直是“一边倒”，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国外听不见，还有大量的国外政界、学术界和媒体误导的因素。国内媒体工作者应加大对藏学的了解和认识，加大宣传藏学的力度。在平面媒体方面，他认为要多出有关藏学的精品书、常销书是中国藏学发展的根本。畅销书虽然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但是宣传的时间很短，就像流星转瞬即逝；而常销书、精品书有固定的读者群，能够满足广大民众对藏学的持久需求。

　　链接·杜永彬

　　杜永彬，1960年生。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四川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1988年至今，先后任《中国藏学》杂志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六次赴美国进行涉藏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2005年为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1995－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专业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工作。发表《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等藏学论文和译文60余篇；出版译著《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国情丛书·拉萨卷》（合著）、《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合著，编委）、《西藏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藏族大词典》（合著）、《安多的托钵僧（更敦群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