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燕高僧昙无竭略论

　　北燕高僧昙无竭略论
　　北京师范大学 徐文明
　　朝阳古称黄龙，是南北朝时期前燕、后燕与北燕国的都城，这里佛教发达，名僧辈
　　出，求法高僧昙无竭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昙无竭的事迹始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第十》：
　　释法勇者，胡言昙无竭，本姓李氏，幽州黄龙国人也。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讽经，为师僧所敬异。尝闻沙门法显、宝云诸僧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元，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
　　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前登葱岭雪山，栈路险恶，驴驼不通。层冰峨峨，绝无草木。山多瘴气，下有大江，浚急如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相去五里。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葱岭，三日方过。复上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代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代，先拔下代，手攀上代，展转相代。三日方过，乃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
　　进至厕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竟，便解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无竭同行沙门余十三人，西行到新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杂三乘学。无竭便停此寺，受具足戒。天竺沙门佛陀多罗，齐言佛救，彼方众僧云其已得道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阇梨。于寺夏坐三月日。
　　复北行至中天竺，旷绝之处，常赍石蜜为粮。其同侣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屡经危棘，无竭所赍《观世音经》，常专心系念。进涉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怖奔走。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害。其诚心所感，在硷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
　　事迹，别有记传。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后不知所终。
　　这一记载又见于《高僧传》卷三，与此文字基本一致。法勇舍身求法的事迹颇为后世所重，多有称道，然其何时归国不见于早期僧传。
　　据《历代三宝纪》卷十：
　　《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一卷(第二出，与晋世竺法护译者少异)
　　《外国传》五卷(竭自述西域事)
　　右二部合六卷，武帝世，永初元年黄龙国沙门昙无竭，宋言法勇，招集同
　　志释僧猛等二十五人，共游西域二十余年。自外并化，唯竭只还。于厕宾国
　　写得前件梵本经来，元嘉末年达于江左，即于杨都自宣译出。见王宗、僧佑、
　　慧皎、李廓、法上等录。白(自)著《行记》五卷。
　　如此可以基本上确定法勇归国的时间，其于南朝宋永初元年(420)西行，在西域二十余年，元嘉末年归国。既谓在外二十余年，则必在元嘉二十六年(449)以前，元嘉共三十年，既称末年，当在二十年(443)之后。
　　法勇求法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这是早期求法活动中有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行动，一共25人结伴前行。此前法显、宝云等虽然也有十几人，但并非同时出发，而是道途相遇。智猛也是集体行动，但只有15人。这体现了当时北燕佛教十分发达，这一行动可能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故能携带许多幡盖供养之具，有比较充足的旅费。
　　燕国早就有求法的传统，虽然称法勇是慕法显、宝云之名而下定了求法的决心，然在后燕之时，就有高僧西行求法。
　　据《释迦方志》卷二：
　　后燕建兴末，沙门昙猛者，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及返之日，从陀历道而
　　还东夏。
　　后燕建兴共10年，建兴十年(395)为北燕所灭。昙猛于后燕末年西行，归来时已是北燕之时，法勇西行也有可能受到昙猛的启发。
　　二是时间比较长。法勇于宋永初出行，元嘉末年归国，历时将近30年，这在早期求法活动中是历时最长的一次，只有后来唐悟空在外40年可以与之媲美。
　　三是活动地区广泛。法勇与法显、玄奘等人一样，都是毕游五天竺，且与法显都是由陆路人、海路归，中间经历的国家和地区很多，由于其在外时间很长，所历必广。
　　四是历险最多，代价惨重。25人同行，单是雪山一地，就损失了12人，在往中天竺路上，又亡8人，最后5人中，只有法勇一人得以归国，这在历代求法活动中也是少有的惨烈。
　　五是成果最少。这一特点显得比较尴尬，尤其是与前面的特点并论，组织如此之大，历时如此之长，经历如此之广，牺牲如此之重，而得到的成果仅仅是一部短短的《观世音受记经》，而且还是第二译，与法护所译同本，没有特别突出的价值。
　　最后的特点，注定了法勇无法与法显、玄奘相提并论，就连与智猛等人相比也是相当逊色的。当然这可能也是由于法勇的《外国传》五卷没有流传下来。总之，虽然有人称这次求法规模大、时间早，应该更受重视，但事实上这可能是历代求法活动中成果最少的一次，无法引起后世的重视。
　　然而与此同时，在南朝还有一个法勇，值得关注。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求那跋陀罗传第八》：
　　求那跋陀罗，齐言功德贤，中天竺人也。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博贯。后遇见《阿昆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匠，即落发改服，专志学业。及受具戒，博通三藏。为人慈和恭顺，事师尽勤。……
　　跋陀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称观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诵咒经，恳到礼忏。俄而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其诚感如此。
　　元嘉十二年至广州，时刺史车朗表闻，宋文帝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勃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敬。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初住只洹寺，俄而文帝延请，深加崇敬。琅琊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宋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并师事焉。顷之众僧共请出经，于只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矍》、《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谘析，妙得本旨。
　　后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更创殿房。即于辛寺，出《无忧王》、《过去现在因果》及一卷《无量寿》、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续解脱波罗蜜了义经》、《第一义五相略》、《八吉祥》等诸经，凡一百余卷。谯王欲请讲《华严》等经，而跋陀罗自忖未善宋语，愧叹积旬。即旦夕礼忏，请乞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心神喜悦。旦起言义，皆备领宋语。于是就讲，弟子法勇传译，僧念为都讲。虽因译人，而玄解往复。
　　元嘉将末，谯王屡有怪梦，跋陀答以京都将有祸乱。未及一年，而二凶构逆。及孝建之初，谯王阴谋逆节。跋陀颜容忧惨，而未及发言。谯王问其故，跋陀谏争恳切，乃流涕而出曰：“必无所冀，贫道不容扈从。”谯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与俱下。梁山之败，大舰转迫，去岸悬远，判无济理。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深流驶。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惚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纳衣，欲赏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
　　跋陀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常执持香炉，未尝辍手。每食竟，辄分食飞鸟，乃集手取食。至明帝之世，礼供弥盛。到秦始四年正月，觉体不平，便豫与明帝公卿告辞。临终之日，延伫而望，云见天华圣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明帝深加痛惜，慰赙甚厚。公卿会葬，荣哀备焉。。
　　求那跋陀罗(394—468)为宋代名僧，曾译出多部经典，其中包括为禅宗特别重视的四卷《楞伽经》，以致《楞伽师资记》将其列为第一祖。这里提到的求那跋陀罗的弟子法勇，值得探讨，因为他有可能与昙无竭为同一人。
　　求那跋陀罗于宋元嘉十二年(435)到广州，刺史车朗上表，文帝降旨迎请到京，并使名僧慧观、慧严到新亭郊劳，双方相见甚欢。得到慧观、慧严的欢迎，就等于得到当时佛教界的认可，他还得到文帝的接见和崇礼，名士颜延之亦造门拜见，故使之名声大噪。宗室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均以之为师。不久他就开始译经，宝云为传语，慧观为笔受，门下七百余人共同讨论参究，这就保证了翻译的质量。
　　求那跋陀罗译经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自元嘉十二年(435)至二十一年(444)，在京城只洹寺、东安寺等处，宝云传译，慧观等笔受；后一阶段是从二十一年到孝建元年(454)，在江陵辛寺等地，法勇传译。
　　当时译经，一般以梵僧为译主，宣释经文，由传译将梵文译成汉文，再由笔受记录整理，另外还有润文等，润色文字。传译梵汉兼通，是事实上的主要翻译者，虽然位在译主之后，在早期的翻译中，有时印度来的高僧通晓汉语，自任传译，如罗什、真谛等，也有的由曾经到过印度求学的中国僧人担任，如宝云就是当时最为出色的翻译家。
　　求那跋陀罗早期的翻译，主要是与宝云合作，后期则是主要与弟子法勇共译。这里的问题是，法勇到底是什么人，他是如何通晓梵文的，其来历是什么。
　　法勇出现，是在元嘉二十一年(435)之后，据《宋书》卷五，是年“八月戊辰，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车骑将军、荆州刺史”。谯王刘义宣镇荆州，请求那跋陀罗同行，安居江陵辛寺，并特意在寺中为其别建殿堂。
　　在江陵，谯王想请求那跋陀罗讲《华严经》等，但他自愧不善宋语，故有梦中换头的故事，似乎一夜之间，他的汉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讲经还得通过法勇传译，看来还没到非常精通的程度。这是法勇的首次出场，他既为传译，肯定梵汉兼通，那么他的梵文是从哪里学的呢?得之于求那跋陀罗是最好的解释，但跋陀罗既然不通汉语，法勇很难跟他直接学习梵文，更不可能达到译经的程度。当然在宋地精通梵文的人不少，一方面外来高僧很多，另一方面像宝云这样的留学僧也不罕见，法勇完全可以跟他们学习。然而如果法勇是在本地跟他人学习梵文，他必然会和自己的老师合作译经，但除了与求那跋陀罗外，法勇没有与其他高僧合作译经的记载，因此他更有可能是一位留学僧。
　　其时虽然外出求法的中国僧人不少，但真正学成归国并参与译事的却屈指可数，而且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在僧传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法勇是这样一位留学僧，他的来历不可能一无所知。
　　因此，这位法勇完全有可能就是昙无竭，即黄龙国法勇。前文已述，法勇在外二十余年，故当在元嘉十七年(440)至二十六年(449)间归国，又由于《历代三宝纪》称其于元嘉末年达于扬都，故应在二十年之后。如此江陵法勇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他的出现在二十一年后，也算是末年。无论是法名、时地、语言能力，二人都非常一致，很有可能为一人。
　　二人法名完全一样，但据《出三藏记集》卷二：“右十四部，凡七十六卷。宋文帝时，天竺摩诃乘法师求那跋陀罗，以元嘉中及孝武时宣出诸经，沙门释宝云及弟子菩提法勇传译。”如此似乎法勇又叫“菩提法勇”，菩提为音译，法勇为意译，这样合起来作法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众事分阿昆昙论》十二卷(共菩提耶舍译)”，如此应作“弟子菩提、法勇传译”，菩提即菩提耶舍，为求那跋陀罗的另一门人和合作者，可能为天竺人。
　　据《众事分阿昆昙论》卷末所附说明译经事的归敬颂文，其末谓：
　　我释迦比丘，求那跋陀罗，
　　于此众事分，真定胡文本。
　　请释迦比丘，师菩提耶舍，
　　于彼胡文典，专精宋辞译。
　　执笔录心受，一一从义书。
　　句味粗已定，谨呈旧学僧，
　　实不为名称，每存增学徒。
　　愿以此微缘，善了诸法相，
　　明达四真谛，永处涅槃乐。
　　如此菩提耶舍是“专精宋辞”、梵汉兼通的传译者，也被后世视为求那跋陀罗的弟子，然求那跋陀罗称其为“释迦比丘师菩提耶舍”，似乎并无以其为弟子之意。
　　二人时地一致，黄龙法勇曾到江左扬都，后不知所终，不妨到江陵，江陵法勇亦可能是随师自扬都到江陵。二人都在元嘉年间或者说元嘉后期(二十年后)活动于南朝宋境。若非一人，亦有可能相遇。
　　二人都是通晓梵汉，参与译经。黄龙法勇自译《观世音受记经》一部，江陵法勇则从求那跋陀罗译有多部经典。
　　总之，二人相近之处如此之多，完全有可能为一人。然而虽然理由众多，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一是古来传记从未有言二者为一人之说，这究竟是僧佑之时已经不清楚这段史实、后世更不得其详，还是二者本非一人。二是黄龙法勇于元嘉末年到扬都，一般说到末年，就是指最后数年，元嘉共三十年，二十一二年似乎还算不上末年，但如果最后一两年才算末年，那么法勇在外就是30余年了，不可称20余年。由于法勇《外国传》五卷已经不存，很难再找到新的资料了。
　　值得注意的是，黄龙法勇与求那跋陀罗都有深厚的观世音信仰。法勇于厨宾国得《观世音受记经》一本，经常专心系念，归命观世音，为此化解了大象和野牛之难，这也是他归国后唯一翻译的经典，可见观音信仰对他的重要性。
　　求那跋陀罗亦然，多次在遇难时称念观音，且每有灵应。如渡海来华时船上淡水用尽，便令众念佛及观世音，果然感雨；梁山之难时落水，一心称念观世音，感小儿相救，僧传称其在不善宋语时，亦“请观世音，乞求冥应”，果有换头之梦。所译《相续解脱波罗蜜了义经》即是以观世音与佛问答的形式说明菩萨十地。
　　此外，不排除二人在天竺即相识的可能，法勇曾到中天竺游历，其返国的路线亦与求那跋陀罗一样。若然，法勇归国之后即从求那跋陀罗译经就更加合理了。
　　假如二者为一人，则法勇译经数量就不止一部了。法勇在江陵从求那跋陀罗所译的经典有哪些呢?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明确出于荆州的只有一部。“《八吉祥经》一卷，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于荆州译出。”然据前引，“即于辛寺，出《无忧王》、《过去现在因果》各一卷，《无量寿》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续解脱波罗蜜了义经》、《第一义五相略》、《八吉祥》等诸经，凡一百余卷”，就是说单在江陵就译出了一百多卷，这些经典大多数是与法勇共译的。不过《佑录》有自相矛盾之处，卷二称“《央掘魔罗经》四卷，道场寺译出”，“《相续解脱经》二卷，东安寺译出”，“《第一义五相略》一卷，东安寺译出”，都是在扬都，卷十四则称出于江陵辛寺。
　　据《历代三宝纪》卷十：
　　《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于荆州辛寺译，是第三出，与汉世竺大力、吴世支谦所出《本起瑞应》等本大同，文少异，见始兴及僧佑、李廓等录)
　　《释六十二见经》四卷(见《别录》，《佑录云》一卷)
　　《大方广宝箧经》三卷(见《李廓录》)
　　《现在佛名经》三卷(元嘉二十九年正月七日，于荆州为南谯王刘义宣译。亦名《华敷现在佛名》。见《始兴录》及《高僧传》)
　　《菩萨行方便神通变化经》三卷(见《李廓录》)
　　《净度三昧经》三卷(见《李廓录》)
　　《相续解脱了义经》二卷(于东安寺译，见道慧、僧佑、李廓、法上等四录)
　　《大法鼓经》二卷(于东安寺译，见道慧、僧佑、李廓及别录等)
　　《阿兰若习禅经》二卷(见《李廓录》)
　　《胜矍师子吼一乘大方便经》一卷(于丹阳郡译，宝云传语，慧现笔受。见道慧宋齐录，僧佑、李廓等录)
　　《无量寿经》一卷(孝建年出，是第八译，见道慧宋齐录，与康僧铠、支谦、
　　白延、竺法护、罗什、竺法力、宝云等所出本大同，广略文异)
　　《宾头卢突罗阇为优陀延王说法经》一卷
　　《般泥洹经》一卷(孝建元年于辛寺译，是第二出，或无般字，与晋世竺法
　　护双卷《泥洹》大同小异，见道慧宋齐录)
　　《八吉祥经》一卷(元嘉二十九年于荆州为司空南谯王译，是第二出，与昊
　　世支谦出者小异，见僧佑及宝唱录)
　　《无忧王经》一卷(于荆州辛寺译，见吴录)
　　如此明确在荆州所译经有《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现在佛名经》三卷、《无量寿经》一卷、《般泥洹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无忧王经》一卷等，这些经典基本上也可以视为法勇所译。
　　总之，法勇作为一代求法高僧，无论其翻译数量多少，其求道精神还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他与法显、玄奘等一样，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中国佛教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