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龙门石窟的三处道教造像

　　谈谈龙门石窟的三处道教造像

　　曹社松

　　(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

　　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胜地。北魏太和(477～499年)以降，佛教信徒们在龙门雕凿了大量的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造像。这些造像以现实生活为源泉，人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已广为世人所知。但在数量众多的窟龛之中，湮没着几处道教造像，却因其规模小、数量少而鲜有人知，虽有少数学者提及，但所述颇少[1]。兹介绍三处如下。

　　D1龛位于双窑之北窑外南侧力士头上部，圆拱形，龛高20．5、宽20厘米，内造一天尊二真人胁侍。天尊通高17、座高3．5厘米，头戴桃形冠，面部风化不清，颊下蓄长须，外著双领下垂式大衣，内著交领衫，右衽，于胸前束带，双手叠放腹前，袍袖宽大，呈下垂状，结跏趺坐于束腰圆台座上，大衣下摆覆于座前，依稀可辨呈“U”形。左侧真人通高15．5、座高3．5厘米，头戴道冠，面部风化不清，外著袍，内著交领衫，双手叠放腹前，足着云头履，立于束腰圆台座上。右侧真人通高16、座高3．5厘米，与左侧真人装束相同。龛左侧有一题记：“弟子张敬琮母王婆敬／造天尊一铺开元五年三月日。”(图一)

　　D2龛位于双窑南洞外面侧壁下部，圆拱形，左侧残。龛高36、残宽44、深4厘米。天尊居中，通高31厘米，座高12．5厘米，头部残。著道袍，敞于体侧，内著衫，胸部束一带作结下垂，左手抚于左膝，右手上举，残，衣摆覆于台座上，衣纹呈“U”形，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主尊两侧各有二胁侍，左一通高23、座高3厘米，左二胁侍通高26厘米，头均残，外著袍，内著交领衫，脚穿云头履，立于束腰圆台之上。右一通高21、座高3厘米，双手于胸前捧一物，余与左一相同。右二通高25、座高4厘米，束婴冠，外著袍，内著交领衫，双手于胸前捧一物，腹部束结穿环下垂，足着云头履，立于束腰圆台上。

　　D3龛位于奉先寺台阶南侧之崖壁上，尖拱形龛，通高26、宽26厘米。天尊通高19、座高3．5厘米，头戴桃形道冠，面部漶漫，颊下蓄长须至胸前，外著道袍并披鹤氅，左臂贴体于肘部弯曲置胸前，右手执拂尘，足着履立于束腰圆台上。左真人通高18．5厘米，头戴桃形道冠，面部丰满圆润，大耳，著宽大交领道袍，双手于胸前执一笏板，足着舟形履，立于束腰圆台座上。右侧通高18、座高3厘米，形像服饰与左侧相同(图二)。

　　关于这三龛造像的开凿年代，D1龛左侧题记中有明确的纪年：“开元五年”。D2龛与D1相距不远，都属于双窑完工后期补凿小龛，从造像风格来看二者应为同一时期。D3龛虽无纪年，但从其左右两侧的两个佛龛来考察，三者服饰风格相近，莲台完全一致，应为同一时期之作品。右侧龛有天宝三年题记，故D3龛开凿年代应大致在天宝三年左右。

　　图一 D1龛

　　图二 D2龛

　　星列的佛龛之间为何会出现少数几龛道教造像呢?自佛教传人中国后，佛、道之间的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且佛教多居上风。李唐一代，为给封建政权涂上神学色彩，借助神权的力量来巩固皇权，高祖李渊奉老子李耳为先祖，规定道教居于佛教之上。武德八年“高祖幸国学，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以道教为第一，佛教奉陪末席。到太宗时重申“先道后释”。高宗于乾封元年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氏为掌权而谋求各方的支持，特别是来自佛教方面的支持，所以，则天武后时期，朝廷特重佛法，使崇佛达到一个高潮，佛教力量空前强大，龙门石窟的唐代窟龛很大一部分是在这时开凿的。李氏复政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重又把道教置于首要位置。开元、天宝年间多次颁布诏书命两京、诸州及五岳“各置老君庙”。天宝二年追尊老君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至天宝八年玄宗又“亲谒太清宫册老君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又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统治者出于政治考虑而崇道，而普通士庶在这种政治气氛的影响下，仰信道教风气渐盛，甚至原佛教徒贺知章也弃佛从道，开元天宝时期出现了道教盛极一时的状况[2]。这三处道教造像当为这一政治背景和社会信仰风气下的产物，对研究当时的道教服饰和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龙门石窟的这三处道教造像，较之数以万计的佛教造像，可谓是寥若晨星。龙门石窟中佛、道造像之数量、规模相差如此悬殊，即便是道教极盛时也是如此，反映当时道教开窟凿龛造像之风并不盛行。主尊大衣下摆披覆于台座前呈“U”形，结跏趺座式、束腰圆台和仰覆莲台都是当时龙门石窟佛教造像中常见的。一主尊二胁侍或四胁侍也与佛教造像龛中的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造像组合相似。总之，这三处造像无论从其服饰风格、造像组合方式都流露出取法于当时的佛教造像、深受同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影响的迹象。考其原因，在当时道教盛极的形势下，如同佛教徒造佛像来膜拜，部分道教徒也萌发了造天尊像以崇奉的思想，但因道教造像之风并不盛行，造像数量极少，又缺乏现成的粉本以供参考，因而难以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和固定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造像的主流——佛教造像的影响，因而深深地打上了佛教造像艺术的烙印。唐释法琳《辨正论》引王淳《三教论》所云之“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象。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当非空穴来风，可见是信而有征的。

　　注 释

　　[1] 王去非：《龙门杂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温玉成：《洛

　　阳龙门双窑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报告中对龙门石窟道

　　教造像虽有提及，但著述颇为简略。

　　[2] 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学》，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