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佛教史话

　　安康佛教史话

　　安康佛教之渊源佛教是悉达多·乔答摩创立的宗教，公元前六世纪(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形成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印度与尼泊尔之间)。西汉以前，佛教仅在南亚次大陆和中亚一带流传，并未传入东土，是以中国人对佛教一无所知。汉武帝元狩(公元前122—116)年间，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在河西战役中获得休屠王所供金人，据说这个金人就是佛像。但汉武帝并不知道是“佛”的法像，而当作天上的大神，列于甘泉宫内。张骞通西域之后，人们才知道天竺国有浮图之教，对于佛教的教义、戒律等详细情况还是一点不了解。据《魏书》卷114《释老志》云：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始从大月氏使者学习浮图经，这是已知中国人接触佛教的最早记载。

　　东汉初年，上流社会的一些达官贵人对佛教产生兴趣，开始接触并学习佛教经文，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汉明帝刘庄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提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汉明帝将诏书宣示各王，说明朝廷提倡佛教，也说明在汉明帝永平八年以前佛教即已在民间流传。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问及群臣，傅毅以佛相对。于是明帝派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写浮屠遗范”。蔡愔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而还，中国始有“沙门及跪拜之法”。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并且下令修建了著名的白马寺。此后约在汉桓帝、汉灵帝时，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先后来到洛阳，译出佛经多种，佛教影响因此更深了一步，在中国有了部分忠实信徒。所有这些，说明佛教在东汉时期已正式传入中国。

　　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是(一)人死精神不死。即人的身体死亡了而人的神却不灭。(二)因果报应。即“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虽死，神当其殃”。把现世祸福，说成种因可以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三)轮回。身体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轮回时按过去所作的因得各种不同的果。(四)布施。佛教说“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这就使布施盛行。这四条中，特别是神不灭论，很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那些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将小乘佛教奉为圭臬。从而使佛教广泛流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高潮。

　　魏晋时期社会上一些有闲阶级，手执尘尾，口谈玄妙，对《老子》、《庄子》、《周易》湛力研究解说，从而出现清谈和玄学思潮，使老庄“玄学”成为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谈”便是这种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

　　这一思潮的开端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他们出自儒家，但研究《老子》和《庄子》，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何晏著《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注《易》和《老子》。他们通过这些书的注释，发挥老子的“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的理论，要求“圣人体无”，效法自然，形成“贵无”的思想体系。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是本。何晏也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这对两汉儒家名教的神圣地位是公然的藐视和挑战，所以他们的著作、言论倾动一时，影响极大。

　　何晏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斗争中被司马氏所杀，王弼也因病早死。司马氏以传统儒学的卫护者自居，标榜名教，但又大杀异己，蓄意取代曹魏。这激起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的强烈反感。他们不敢正面反抗，于是以老、庄为师，谈说玄虚，使酒任性，玩世不恭。政治上虽不明确表示是非，但却猛烈抨击名教，蔑视礼法，以对司马氏假奉名教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实质上是反对名教。嵇康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敢于揭露儒家礼法。冲击了儒家僵死的教条，具有积极的意义。嵇康的学生赵至，字景真。晋太康中(280—289)曾随魏兴（安康）太守张嗣宗寓居旬阳。赵至亦尚清谈。传说他十四岁时诣洛阳邀太学，遇嵇康写石经，徘徊不能去。请问嵇康姓名。康很惊异这孩子的胆量，便告诉了自己的名字。年十六岁，拜稽康为师。康常说：“(赵至)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至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赵至是西晋间有名的清谈家。嵇康的儿子嵇绍在《赵至叙》中曰：“至论议清辩，有纵横才”。赵至到魏兴，张嗣宗视为座上宾，甚被优遇，其所带来的玄学思潮，对安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安康、旬阳还有“景真泊舟”的遗迹和传说。与赵至同时的王澄，曾为晋昌郡太守(治地在今平利、白河间、领县二、吉阳、东关)，据《世说新语》云：“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风为达，或有裸体者”。王隐《晋书》亦云：“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绩，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总而言之，玄学除了体现出批判经学的巨大进步外，在行为上，针对名教礼法，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或放浪形骸，长醉不醒，甚至裸体为乐。虽然不免有些颓废倾向，但仍没有失掉其积极意义。到了西晋末年，玄学走向第三阶段，主张“名教即自然”，消解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调和“有”与“无”，强调要听任自然，安分守己。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述而广之”。力图使“儒道合一”，互不相违。他们说老子的“绝圣弃智”不是非毁名教，庄子的“内圣外王”更是两兼名教。这样，玄学经过正题(名教出于自然)，反题(越名教而任自然)，合题(名教即自然)，完成了一个思维上的螺旋圆圈而达到高峰。于是玄学重新纳入儒学体系，成为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学合流，名士谈佛，僧人说玄，虽依旧是清谈风趣，但已经逐步失掉玄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