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佛教学者应为实现两国世代友好多做贡献

　　中日佛教学者应为实现两国世代友好多做贡献

　　作者：杨曾文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有着两干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曾对两国经济、政治、文化产生过多方面的重大影响。白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关系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十分重视双边关系的发展，随顺时代不断增进睦邻友好的关系。中日两国首脑在1998年达成共同致力和平与发展，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8年又进而达成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将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作为长期的崇高目标。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现代社会与宗教”学术研讨会之际，想从一个佛教研究者的角度谈谈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对今后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应抱的态度和应尽的责任。

　　一、佛教曾是联结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据中国史书记载，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前期，然而中日两国的直接交往应开始于公元1世纪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此后3世纪三国魏朝与日本邪马台国曾有过频繁交往。4世纪统一日本的大和王朝与中国南朝保持密切交往，仅在宋、齐、梁三朝期间与中国通使或诏书往来就达12次之多。此后，中国隋唐等历代王朝与日本的交往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得到不断发展，在两国官方及民间的各种层面进行广涉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多方面的交流，对两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应当承认，在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曾经起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在公元6世纪中期，佛教通过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传入日本，至推古天皇在位期间圣德太子(574—622)担任“摄政”实施新政时已经相当盛行。圣德太子积极引进大陆先进文化，推行通过大皇授臣僚不同官位的“冠位十二阶”来加强中央集权，致力削弱大氏姓世袭控制朝政的门阀制度，颁布带有施政纲领和伦理规范性质的《宪法十七条》，要求臣僚必须效忠天皇，提倡“以和为贵”、“以礼为本”，并且大力兴隆佛教，将佛教确立为治国施教之本，规定臣民应“笃敬三宝”，说：“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佛教所说包括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在内的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意为佛教是众生最终归宿、国家的最高原则，应受到臣民普遍的尊崇，日本也应崇奉佛教为治国施教之本。在隋朝空前昌盛的时期，圣德太子派遣使节入隋建立两国正式邦交，并前后两次派留学生、学问僧入隋学习，以便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和政教文化。据日本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日本在隋朝派到中国留学生、学问僧留下姓名的有13人，其中学问僧有8人，约占全部人数的62％。他们在中国留学长达15年、24年乃至30年以上，不仅对儒学、政法典章和文教有较系统的了解，即使学问僧在获得佛学造诣的同时，也对中国儒学和政教制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日本孝德天皇645年即位后，任命重臣执掌朝政，又聘任分别在隋唐留学长达25年、32年的学问僧僧旻、留学生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实施政治革新措施，效法隋唐政治体制，确立了以天皇为最高首脑，下设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期间也将兴隆佛法置于重要地位，佛教得到进一步传播。朝廷为适应佛教的迅速传播，效仿隋朝以鸿胪寺的崇玄署、唐朝以礼部的祠部管理佛二教的做法，在治部省设蕃玄寮并制定《僧尼令》来加强对佛教僧尼的控制和管理。在实施革新的过程中，曾经入隋唐学习过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先后派出遣唐使19次，其中有3次因故未能成行，实有16次。在派遣唐使的同时，也派留学生、留学僧随船入唐留学。据前引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在入唐留学生、留学僧(包括随行僧)共约138人中，留学僧人数超过留学生，有105人，竞占76 %之多。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往来中日之间的还有中国商船和新罗、日本商船。中日僧人也经常搭乘商船往来于两国之间。日本奈良时期(710—794)盛行的佛教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是直接或通过朝鲜半岛从中国传入的，为以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平安时期(794—1185)，不少日本学僧人入唐学天台宗、密宗。最澄(767—822)、空海(744—835)回国后分别创立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成为平安时期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中日文化的交流，不仅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将中国的政经、文教、哲学、史学、建筑、艺术、医药等介绍到日本。

　　日本在进入镰仓时期(1192—1333)以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已经实现民族化，先后形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日莲宗等带有民族特色的宗派。这些宗派的创始人未曾留学中国，是适应日本社会形势和民众宗教心理需求，对汉译佛典和中国佛教著述重新加以诠释而建立自己的宗派的。同时，原有的法相宗和天台宗、真言宗等，也逐渐实现民族化。此外，从宋元又传入中国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在幕府和武士阶层的大力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宋元禅僧一般皆通晓儒学，他们对宋学(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直至明清乃至近现代仍在进行。日本与明朝开展的勘合贸易中，担任正使、副使的几乎全是禅僧。他们在中国期间也从事佛教和其它文化艺术的交流。明清之际，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1592一1673)应请赴日传法，在临济、曹洞二宗之外创立了黄檗宗，同时也将明清文化介绍到日本。

　　应当指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即使在古代也是双向进行的。日本留学僧在中国求法期间将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习俗等向中国人介绍，在各种场合与中国僧人彼此交流学习佛法的心得，有的求法僧还捐助资财支援中国寺院修建；日本佛教界向中国送还已经遗失的经典等等。现仅举几个著名的事例。圆仁(794—864)继最澄之后与圆载结伴入唐求法，比睿山座主圆澄把致天台山国清寺的信和众僧提的三十条有关天台宗教义的疑问托他转呈天台山僧。入唐后，因圆仁是“还学僧”不能到天台山，由圆载带到天台山得到回答，现存《日本国三十问谨案科直答》。此后，圆珍(814—891)入唐求法，在天台山期间出资重建天台大师智顗墓龛及国清寺大殿，又将最澄当年施资在国清寺所建僧院重修，题额“天台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得悉天台宗典籍缺失很多，派人带黄金到日本抄写而归。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僧奝然等人入宋，进献日本《职员令》和《日本年代纪》各一卷，介绍日本历史、风士及文化情况，谓全国有五畿、七道、三岛，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驿，八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九课丁，国王一姓相传，已传六十四世。杨亿据此撰《日本传》，为元世所修《宋史·日本传》继承。将临济宗首传日本的荣西(1141—1215)，在宋求法期间，出资300万修复天台山万年寺三门及两庑，并重修观音院、大悲院和智者塔院。归国后，派人运送巨木助天童寺怀敞禅师重建原由宏智正觉(1091—1157)所建的千佛阁。元代日本僧邵元(1305—1374)在中国生活达21年之久，曾任少林寺首座，汉文精美，应请为少林寺前住持法照撰塔铭，为息庵禅师撰道行碑。日本禅僧无初德始(?一1429)，在明洪武七年(1374)随日本使者宣溪闻入明，在金陵天界寺从全室宗泐禅师嗣法，后住持成都大隋寺，经受到明太祖尊崇的太子少师姚广孝(道衍)的推荐，永乐十年(1412)住持北京潭柘寺(龙泉寺)达十九年之久，直到去世，为潭柘寺的建设做出卓越贡献。近代以后，日本借鉴两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取得众多成果。这些成果以及在中国已经散失的经典陆续传到中国，对中国的佛教乃至人文科学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总之，日本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做出重要贡献。

　　佛教虽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纽带和桥梁的作用，然而仅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它的影响绝非限于佛教，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二、中日两国佛教的近亲血缘关系

　　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移植和发展，两国佛教自然存在十分密切的近亲血缘的关系。在佛教传入日本已经140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如何呢?2007年，日本总人口有127，288，419人。据日本文化厅2007年度的《宗教年鉴》统计，神道系信徒有106，817，669人；佛教信徒有89，177，769人；基督教(包括新旧教)信徒有3，032，239人；诸教(吸收神道、佛教及其他宗教因素成立而又不属于各教的教派)信徒有9，817，752人。因为其中有兼信或重复统计的现象，全国宗教信众人数为208，845，429人，远远超过全国总人口。据此，日本信众最多的是神道教，其次是佛教，再次是各种带有神道或佛教、基督教色彩的新兴宗教的“诸教”(天理教、圆应教、生长之家、世界教世教等)，最后是新旧基督教各派。然而从专职传教人员(教师)来看，佛教最多，有313，659人，其次是诸教，有223，831人。日本佛教现有的派系包括：天台宗系、真言宗系、净士宗系(内含真宗系)、禅宗系(包含临济宗、曹洞宗及黄檗宗)、日莲宗系、奈良佛教系(包括律宗、法相宗、华严宗等)。在这些宗派法系中，皆包括佛教系的新兴宗教。在日莲宗系的新兴宗教中，信徒超过100万的有灵友会、佛所护念会、立正佼成会，然而《宗教年鉴》却没有将据说拥有一千万信徒的创价学会统计在内。

　　从这些佛教宗派的历史、法系、教典和教义来看，应当说都与中国佛教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们既具有自己的特有的色彩，同时又具有与中国佛教相同或相近的成份。例如中日天台宗皆以隋代天台大师智顗为祖师，以天台山为祖庭，奉《法华经》及智顗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为天台三大部；真言宗奉金刚萨埵一龙猛菩萨一龙智菩萨一金刚智三藏一大广智(不空)三藏等祖师，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为基本教典，将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作为祖庭；净土宗系将北魏昙鸾、唐代道绰、善导等人奉为祖师，以山西玄中寺、两安的香积寺等为祖庭；禅宗的临济宗将唐代的临济义玄奉为祖师，将河北正定的临济院作为祖庭：曹洞宗将唐代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及云居道膺等奉为祖师，以江西洞山、曹山及云居山等地作为祖庭，黄檗宗(原实属临济宗)以明清之际东渡的隐元隆琦为祖师，以福建省福清县的黄檗山寺为祖庭。至于奈良法系的律宗，是以唐代鉴真为祖师，将扬州大明寺作为重要祖庭；华严宗以唐代的法藏等为祖师，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以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及《华严五教章》等为重要教典。虽然日莲宗创立者日莲没有到过中国，然而因为吸收和发挥了天台宗的判教、实相、法华“迹门”与“本门”等命题和概念，建立了以《法华经》经题为核心的教义体系，因此将翻译《法华经》的鸠摩罗什曾居住的西安草堂寺奉为祖庭。日本与中国佛教皆属汉语系佛教，日本各宗派所用经典以汉译佛经为主，当然也有日译佛经流行。

　　冈此，我们说迄今为此，中日佛教之间的近亲血缘关系并没有断绝，而仍然牢固地存在。因为佛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宗教，而且是两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佛教文化在两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影响很大。这是今后发展中日两国世代睦邻友好关系的十分重要的民众基础之一。

　　三、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在当代的意义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的友好交往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虽因上世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日益深化的侵华战争而遭到破坏，然而在战后，特别在中日恢复邦交以后逐渐得到恢复，并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交流不断得到发展，对两国经济、财贸、科技乃至整个国计民生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当今世界，由于中国的迅速和平崛起，中日两国皆跻身于世界的强国，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的责任和影响。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国商务部统计，至2006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2073.6亿美元。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数字，2008年中日贸易额虽比上年减少0.3%，仍达27.7836万亿日元。日本曾连续11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从2004年起降至欧盟、美国之后，位居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然而中国至今仍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日本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914个，截至2007年底，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金额为617.2亿美元。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4.86亿日元(约33 0亿美元)，至2007年9月，中国利用日元贷款约25207.33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在中国利用外国政府的贷款中，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高达50％左右。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日政府和民间各种交流也全面展开，在两国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及体育、教育、文艺、医疗等机构之间的行业对口交流取得了众多成果。中日留学生在沟通两国交流，促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和共同发展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8年至2007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人数累计达到121 万人，其中赴日留学人员人数累计达到90 万人。日本来中国留学的人员也不断增加，至2004年累计已达10万人以上。 中国赴日留学生在学成回国以后，在工、农、经、贸、教等及各级政府部门任职，为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持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十分密切的阶段，继续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符合中日两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中国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在日本国会发表《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中所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

　　然而应当指出，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的两国关系虽然从总的方面来看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期间也因围绕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观点(日本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等)、领土领海及经贸摩擦等问题而出现过若干波折、困难，对两国人民感情、互信造成伤害，对两国多领域的交往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从这里，促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两国之间如果只注重和扩大经济商贸的交流还是不够的，必须在人文学术交流方面不断加大投入，扩大两国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心灵的沟通，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和友谊。中国学者刘迪在《别用“误解”掩盖中日问题》文章中说，“中日两国民众的人心基础不牢，中日关系的基础也就不稳固。为此，应提倡中日之间立体式的交往，即双方对两国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应与经济交往同样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政治外交，必须重视文化。促进中日关系，必须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经济与文化两轮。这两个经济巨人，需要更多、更强烈的文化感动。因此，双方政治家，都应对两国文化交流更加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国关系的平衡发展。”笔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去年5月7曰，中国胡锦涛主席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审时度势，站在历史的高度，在东京签署了意义深远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全面推进建立两国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今后双方要在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包括：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加强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其中在第三项明确地提出建议：“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为此，双方决定：广泛开展两国媒体、友城、体育、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化交流及知识界交流：持之以恒地开展青少年交流。”按照这个要求，今后中日两国之间开展多种类、多渠道、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是大有可为的，是拥有广阔的活动空间的。笔者认为，在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

　　历史已经证明，中日两国之间通过开展深入的佛教文化的交流，既可以增进两国佛教信众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近亲感，也可以促进两国包括佛教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发展，必将为两国持续开展经济、政治和广阔领域的文化交流注入源自人民心灵深处的互信、友情和强大的活力。

　　四、中日佛教学者应为促进实现两国世代友好多作贡献

　　综上所述，在源远流长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佛教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两国佛教之间存在着近亲血缘关系，在当代两国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建立世代友好相处、互利合作发展的关系的实践中，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仍是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那么，中日佛教学者在这当中能够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供诸位考虑。

　　(一)加强对中日两国佛教历史的研究，撰写中国、日本佛教的通史、断代史、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各种题材的专题著作，介绍自古以来佛教在两国的传播发展的历史；应对在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及其事迹，例如对唐代鉴真东渡、宋代道隆、祖元、明末隐元等人赴日传法；日本最澄、空海、圆仁、圆珍、荣西、道元等人到中国求法的事迹，应予以表彰。中日学者通过撰写这些著作，可以将佛教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地位、两国佛教的近亲血缘的关系，让两国更多的民众了解，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

　　(二)联合举行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组织两国学者撰写专题论文进行交流，既可以促进两国佛教文化研究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提供机会扩大两国学者的直接接触，建立友谊，为继续发展两国学术和人员交流拓宽道路。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日本中外日报社联合举行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先后举行过10次，有上百人次参加会议，对涉及广泛的论题发表论文，进行交流，取得十分良好的效果。此外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联合举行的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和日本驹泽大学禅文化研究所、花园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以“敦煌佛教”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会议，还有中国佛教协会属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日本佛教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邀集中日学者举办的三届中日佛学会议，皆取得圆满成功，为促进两国佛教研究和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做出贡献。这样的学术会议，今后还应当创造条件继续举行。

　　(三)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两国学者互访，到对方国家的学校、研究机构去访问和研修，搜集资料或撰写专著；也可组织合作考察和研究。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有不少学者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或国际交流基金等组织的资助到日本研修，推动了对日本佛教历史、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同时，也有很多日本学者到中国进行佛教文化考察研究。

　　(四)继续扩大两国留学生交流，中日佛教学者应在培养两国专攻佛教学的留学生、研究生方面提供方便，热情授业解惑，做出成绩，造就能够持续推动两国佛教文化的骨干力量。诸位朋友，21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我们相信，通过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两国之间一定能够建成战略互惠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为中日两国共同繁荣幸福，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谐和发展共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