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精神的现代价值

　　法显精神的现代价值

　　黄心川

　　释法显，姓龚，山西省平阳人。中国著名翻译家与佛教僧人。三岁出家，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自长安西行求法。历经艰险，经历三十余国，最后到达印度。法显在印度生活五年，学梵语梵书，躬自书写。学成以后，即启回国。中途经斯里兰卡国，停经二年，最后附舟回到青岛崂山。法显在印度广搜佛典，回国后自译或与人合译多部，其中所译的《大般泥洹经》是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一部大乘佛教巨著，对南朝流行思潮佛性说的建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法显对中国佛教传译有功，赢得了后人的尊敬，视为“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高僧法显传》）

　　法显是中国佛教僧人中第一个到达印度本土的人。道宣撰《续高僧传》卷第四曾云，中印佛教佛教文化交流，“首自法显、法勇，终于道邃、道生，相继中途一十七返。”古代中国主要受到的是外来印度文化的影响，佛教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印度是一个思维慎密，充满了玄想的国度，佛教就是这一玄想文化产物下的一个对人生高度总结，并加以提炼的出世宗教。中国人重人世，要人入世，印度佛教的出世思想弥补了中国思想的不足，因此它一传入华土之后，就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用博大的胸怀虚心吸取域外的文化来充实国有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最大特点，法显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需要继承的，因为我们已经走入了全球化的社会，更需要广泛吸纳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充满了艰辛与痛苦的过程。西天佛国印度在中国的西边，中途要经涉几十个国家，还要穿越戈壁沙漠，忍受常人所难忍受的苦难。“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同去的人中大多数人都或被恶劣的条件吓住而折返，或死在异乡，十人之中只有七人能够返回。“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高僧传》卷第三）顾影唯己，常怀悲慨。“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高僧法显传》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法显知道此无退路，但他仍然初衷不改，不做任何退让，“任缘委命直过险难”，“傥获身命，宁不勖欤”。这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法宝，今天，我们面对种种困难与困扰时，仍然离不开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

　　法显为中国僧人树了一个西行求法的榜样，激励了后人去学习效法，后出的许多僧人都以法显的事迹为楷模，作为自己取经的动力。南北朝昙无竭法师，“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高僧传》卷第三）著名的唐玄奘法师，“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吾当继之。”（《大唐故三藏玄奘师行状》）唐僧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甚至包括朝鲜的僧人，也“径入中华，追法显、玄奘之逸迹，朅来绝域，视如里巷，比之奉使张骞、苏武之类乎。”（《海东高僧传卷》第二） 为了攀登知识高峰，法显与后出的中国僧人作出了示范，开启中国人留学海外的先风。近代以还，留学国外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特别是到了现在，每年到国外留学的人达数万之多，随着中国与国外的不断接触，我国还会有更多的人前往各国留学，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溯源于法显，其开创的事业功不可没！

　　“若能贯采禅律，融治经论，虽复祇树息荫，玄风尚扇，娑罗变叶，佛性犹彰，远报能仁之恩，近称传译之德。”（《高僧传》卷第三）传译经典，是中国佛教界早期最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法显事业的最值得称赞之外。法显携回了数十部经典对中国佛教思想理论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在庐山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垂百余万言。他口述的《高僧法显传》一书，最早全面记录了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情况，乃至印度等国的佛教现状，对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与宗教有重要的价值。法显取道海路，从斯里兰卡启程回国。他曾在斯里兰卡生活两年，在《高僧法显传》特别记录了这里的情况。在法显之后的唐玄奘去印度之后，回国写下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叙述印度的情况甚详。但是玄奘本人却没有到过斯里兰卡，所以他没有能够亲自记录兰卡的情况，仅根据别人的介绍做了描述，非常遗憾。法显不仅到过兰卡，而且还生活了二年，所以他所记述的兰卡国家的情况更显真实，也更为珍贵，也正由于这一点，法显在斯里兰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中斯文化交流离不开法显的作用。

　　在法显回国译出的经典，《大般泥洹经》是他的代表作。这部经典不仅促使佛教流布教化，咸使见闻，而且还开了新思潮之端。南朝梁僧祐法师曾指出，“法显后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眾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弘明集》卷第十二）关中四圣之一道生法师受法显译的《大般泥洹经》启发，“唱阐提之人皆当成佛”之说，孤明先发，使涅槃佛性思潮一时竞起，笼罩旧说，妙有渊旨，检阅真俗，精练空有，天华坠席，顽石点头，为后世禅宗的成佛作祖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佛教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与佛教僧人究竟佛理，穷源溯源，阐发新意的理论建设是分不开的。“取其通言华梵妙达文筌，扬导国风开悟邪正”，（《高僧传》卷第三）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仅在要古代的传统中找到新的启示，而且还要不断地吸收域外的的新理论、新方法，为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服务。

　　“窃惟正法渊广数盈八亿，传译所得卷止千余。”（《高僧传》卷第三）法显感慨佛教经律舛阙，誓志向西寻求。当他在中印度取到了《摩诃僧祇律》之后，已经达到目的，决定返回中国。与他同去的道整，因为觉得印度“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高僧法显传》）法显一人独自回还。“发趾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高僧传》卷第三）他取回的经典，皆为漢土所無，特别是所求到的《摩诃僧祇律》补全了中国佛教的律本，于中国佛教功非可小。他不贪恋国外的生活，纯以学习取经为目的，学成之后就马上回国，并将学到东西译介出来，供同行所参考。回国伊始，婉拒青州刺史的請留，声明“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于是马上南归金陵组织译经，以报国恩。法显为中国佛教界树立了爱国爱教的典范，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永远我们学习。

　　“随方俗语能示正义，于正义中置随义语。”（《高僧传》卷三）中国佛教二千年，就是一个“置随义语”的过程，佛教的中国化就是由中国僧人们在历习艰辛，传习译著的丛林生活中完成的。法显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高僧，他身上所表现的精神，不仅在过去得到了时人的推崇，而且在现在仍然显露出不灭的光芒。它不受时代的改变所限制，也不随社会的迁移所转移，这就是法显精神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