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敦煌学发展贡献

　　陈寅恪对敦煌学发展贡献

　　对于敦煌学这门发展的学科，很多专家都进行了分期，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别。对敦煌学进行分期是有必要的，通过分期可以明显地看到敦煌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同时对于不同的时期研究者所作出的贡献也汇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所有的分期来看，一般把敦煌藏书的发现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作为第一期，从二十年代开始到四十年代作为第二期，而四十年代中期到“文革”作为第三期，八十年代以后作为第四期。 陈寅恪对敦煌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期，而这个时期正是敦煌学的初兴时期，也可以说是生长期。

　　上文已经提到，陈寅恪在1913－1914年期间，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其间拜访了法国的敦煌学学者伯希和，并到伦敦游学。他是第一个看到国外敦煌资料的中国学者，这一点是同时期内的诸多中国敦煌学研究者所不能比拟的。但是陈寅恪撰文对敦煌资料进行研究，加入敦煌学研究的队伍是在20年代后期，也就是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以后的事情。1944年以后，陈寅恪由于眼睛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再参与敦煌学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他对敦煌学的研究主要是在敦煌学发展的第二期。下面本文就对陈寅恪对敦煌学发展的贡献略作叙述：

　　首先，是对敦煌学资料抢救和整理的贡献。这时的敦煌学研究已经从主要对敦煌资料的整理，抢救转到在抢救和整理的同时而主要对敦煌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阶段。但是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未由也。”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他整理了原来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编辑成此书，陈寅恪为此书作了著名的序言号召学者“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同时他也十分留心敦煌资料的搜集和保护，1928年10月，陈寅恪致函当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近闻赵万里言，见敦煌卷子有抱朴子，并闻李木斋亦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而且对李盛铎收藏（包括清宫档案）提出了自己的收购意见：“……若以政府之力强迫收买，恐李木斋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损毁……，”应“再与李木斋磋商减价”，“如一时财力不足，则与之磋商分期付款。” 以李盛铎和陈家的关系，陈寅恪应当早就知道李氏藏敦煌资料，但是此处言从赵万里处得知，正是符合陈寅恪的做人原则，因为收购一事属于政府行为，必须排除私人关系在中。

　　1962年，70多岁的陈寅恪虽然已经双目失明，但是仍然对敦煌学的发展念念不忘。这年的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竺可桢在日记中这样追述：“寅恪他原住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二十五年前联大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奥里斯坦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西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印度政府机关，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 由此可知，陈寅恪对于敦煌学的关注是始终如一的。

　　其次，对敦煌学确立的贡献。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在敦煌学建立以后逐步确立起来的。陈寅恪回国时，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已经渐渐进入到第二阶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开始运用敦煌资料进行比较全方位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可以肯定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国维的影响（陈寅恪与王国维关系非同一般，如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之言“风义平生师友间”）。但是陈寅恪从世界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敦煌学，却是有着开创性的眼光的。他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这种提法，对敦煌学在中国的确立有不可磨没的贡献的，使学者认识到敦煌学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学术，它是有世界学术价值的一门新的学术，是中国学术同世界学术接轨的契合点。

　　虽然敦煌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对这个世界性的学术的命名却是在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事情。敦煌学（Dunhuangnology）一词，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我们已经不能准确地知道，但是“敦煌学”一词的出现，却是敦煌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向达先生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而陈寅恪自己也同样这样说：“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中这样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 一般中国学者都持此看法。 但是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 对于这个词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最先使用，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的命名，不仅使用了这个词，而且指出了敦煌学的特点：“敦煌学者，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敦煌学是世界学术，陈寅恪给了敦煌宝藏研究一个明确的定位。这种论断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提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旦提出，立刻得到了学术界的共鸣，学者们都有“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于是随风行学术界，从而成为20世纪的“显学”。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陈寅恪在敦煌学命名这个问题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的原因吧。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形象就是一个弱者，贫穷落后是中国的代名词。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明显地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对传统学术表现出很大的怀疑。于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年，大批中国人求学海外，但是多数都是学习经济和理工类学科， 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 “原拟学习电机工程，路上经请教胡敦复，弄清楚工科与理科的差别与关系，后决定放弃电机工程，主修数学，并选了不少物理课程与试验。” 而学习人文科学的的学子，也是主修西方文学、哲学，或者“群趋东邻受国史”， 当时对敦煌学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在某种程度上讲，敦煌学的研究并不受到学者的重视，我们很难看到留学海外的学者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多年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如此定位敦煌学，不仅是指明了敦煌学的地位，也是对敦煌学研究者的一种鼓励。使研究者们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以及敦煌学的价值。同时陈寅恪也指出：“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我国对敦煌学研究的不足和差距，并且希望学者不要闭门造车，应当和世界学术接轨。从此，中国的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蓬勃发展起来，很多学者积极投身敦煌学的研究，融入了这个世界学术的潮流。由此可见，陈寅恪在敦煌学建立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其他学者不能比拟的。

　　第三、对敦煌学发展的贡献。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为敦煌学做了准确的定位，号召学者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使国内很多学者的目光的转移到敦煌学上。1934年8月，北平图书馆派向达、王重民到英法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同时姜亮夫先生更是自费在巴黎抄写敦煌文献，其精神足为中外学者所景仰。四十年代，张大千到敦煌考察，临摹敦煌壁画，回来后在成都举办展览，陈寅恪为之做文：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

　　张大千回来后，留学法国的艺术家常书鸿毅然投身敦煌，为敦煌学的发展献出了毕生。这些学者不能说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寅恪对敦煌学定位的影响。

　　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陈寅恪不仅对敦煌学进行了准确定位，而且通过自己看到的有限的敦煌文献对敦煌学的发展指出了如下几个研究方向：

　　（1）关于摩尼教的研究。在敦煌学者中，王国维比较早地进行了研究，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一文，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陈垣也运用敦煌资料对摩尼教流行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已经广为人知，所以陈寅恪在《劫余录序》中没有过多用墨。摩尼教流行中国的情况涉及基督教早起的传播问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使在西方其文献资料也很少见，所以敦煌文献中关于摩尼教的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对学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研究依据。

　　（2）关于唐代历史研究。“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 敦煌文献以及敦煌壁画、塑像多为隋唐时期的文物，尤其是文献，保存了很多唐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的资料，同时还有很多唐代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唐代历史以及唐代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来说，敦煌文献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补充我国传统的历史文献。陈寅恪在这以后，主要从事中古史的研究，大量地使用了敦煌资料。而以后地很多中古史专家也从敦煌宝藏中吸取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拓宽了中古史研究的范围，加深了中古史的研究深度，使中古史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如荣新江的归义军的研究，主要就是使用的敦煌史料。

　　（3）关于佛教教义的研究。“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佛教的中国化就已经开始了。而敦煌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初始地。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关于佛教教义的文献中，保存不少梵文、藏文的原本，有些甚至在印度都无法找到，这些文献是研究佛教理论教义的重要资料。陈寅恪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佛教，而主要的敦煌学研究也多和佛教有关。

　　（4）有关小说文学史的研究。“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深受佛教的影响，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从变文到话本再到小说这样一个过程。很多小说的题材都是来源于佛教故事，传统章回小说的样式也是有佛教宣讲的变文而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方面， 1929年郑振铎发表的《敦煌的俗文学》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寅恪在1930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有这样的论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此种由佛教演变之文学，贞松先生特标以佛曲之目。然古杭梦余录武林旧事等书中有说经旧名，即演说经义，或与经义相关诸平话之谓。敦煌零拾三种佛曲皆属此体，似不如迳称之为演义，或较适当也。今取此篇与鸠摩罗什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盖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固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 40年代，向达发表《唐代俗讲考》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n

　　（5）关于佛教故事的研究。“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 佛教故事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故事中包涵的不仅有佛教的教义，更有在佛教传播中由于文化不同的流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西游记》的故事、曹冲称象的故事以及华陀的故事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莲花色尼出家的故事，陈寅恪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所论述的七种因缘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而变成了六种。

　　（6）关于唐代诗歌佚文的研究。“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繁盛时期，为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诸多美丽的诗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能够见于传统文献的诗文是有限的，很多都已经不能见到原文。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许多本来以为佚失的诗文又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典型的代表就是韦庄的《秦妇吟》。同时大量的民间诗歌也被发现，填补了唐代诗歌史上的一大片空白，俗文学的研究也因此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如王梵志的诗歌，成为研究唐代民间诗歌的一个热点。

　　（7）关于古语言文字的研究。“其他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 对于中亚古语言文字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上的一个薄弱点，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以后，学术界地目光才逐渐向这方面集中，尤其以蒙古史研究为重点。但是西方这方面地研究不仅开始的比较早，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中国学者不能比拟的。陈寅恪留学西方，学习的重点主要是在这方面。而敦煌发现的不仅有大量的中亚古文字的写卷，同时在汉文经卷中，有很多是对中亚古文的翻译，其中不仅有意译，还有音译，这对于中亚古文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资料，是对世界学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如对梵文、巴利文的研究等。而且对于研究我国古文字学研究也是有重要的价值的，正如他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中所说：“若能搜集敦煌写本中六朝唐代之异文俗字，编为一书，于吾国古籍之校订，必有裨益。”

　　（8）关于古经翻译的研究。“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 翻译出的内容不仅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翻译人以及翻译的时代的影响，考察翻译作品对于学术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敦煌写经中发现的一些译经，在通行的典籍中是找不到的。通过比较研究，不仅能够甄别译作的好坏，考察学术的流变，而且对于研究原文也有重要的帮助。

　　（9）关于学术之考证。“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 东西学术的交流是世界学术史上人们关注的话题，在历史上无数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鸠摩罗什、竺法护、朱士行、道安、玄奘等等，均是后世学人的楷模。敦煌写经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学术交流的珍贵记录，对于中古文化交流史是难得的资料。陈寅恪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中盛赞法成在沟通中西学术上的贡献：“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 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因为敦煌文献的发现而昭示天下。　　以上是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到的九个方面，再加上他对张大千的褒奖，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敦煌学的价值的认识函盖了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哲学等诸多方面。他为后人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不仅有传统的学术范围而且还有西方的学术内容。敦煌学以后的研究内容基本上都已经被他指出，他在敦煌学建立和发展上的卓越贡献，是每一个关心敦煌学的人都没齿难忘的，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全力进行敦煌学的研究（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是这样），但是正如他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所言：“龚自珍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寅恪之于西北史地之学，适同璱人之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