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寒山体的内涵、形成原因及后代接受

　　唐代寒山体的内涵、形成原因及后代接受

　　罗时进[1]

　　摘要：寒山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后人概括为“寒山体”。寒山体的主要特征是：形式上以五言为主、表达上力求非诗化、修辞上采用反复譬喻、意味上体现通俗哲理、风格上力求古淡。其形成原因与题壁的书写方式有关，与作者的身份以及所反映的中唐底层社会生活有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唐以来，以非诗改造纯诗，以民间性改造上层诗人的冲动和实验时时可见。这种冲动和实验，不能不对寒山创作产生作用，而寒山体得之于主客观条件之便，恰恰成为唐代民间型俗化诗实验的一份意想不到的成果。寒山体在后代禅林内外被广泛接受和仿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寒山体；文体特征；效寒山

　　寒山诗“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文化传播的事实。寒山诗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不再受冷落，而且进入了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跨文化比较乃至绘画学领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在寒山诗的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得到关注的时候，其文学本体问题反倒有被忽视的倾向。所谓文学本体问题是与寒山作为一个唐代诗人相关的核心问题，如寒山诗得以在唐代产生的原因，寒山诗的价值，寒山诗的文学史意义等。这里仅就“寒山体”的文体意义展开一些讨论，希望从这一角度切入，揭示寒山诗在诗史上的特殊价值。

　　一、 关于“寒山体”的解释

　　论诗辨体乃宋人风气，严羽《沧浪诗话》专列《诗体》一章，站在纯诗学的立场上梳理诗史，备列众体，“寒山体”却难入其法眼。但在佛教诗人那里，“寒山体”得到了重视，并作为文体正式提出。慈受和尚作于宋建炎四年（1130）二月的《拟寒山诗序》云：

　　（寒山）身为贫士，歌笑清狂，小偈长诗，书石题壁，欲其易晓而深诫也。经云：若不去

　　杀，断一切慈悲种。慈悲者，仁也。余因老病，结茅洞庭，终日无事，或水边林下，坐石攀条，

　　歌寒山诗，哦拾得偈，适与意会，遂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学术史料中第一次将寒山诗作为一种特殊诗体提出。后南宋诗人曹勋致仕退隐天台，其《松隐集》卷九就有《效寒山体》这样明确标题的诗歌作品出现了。明清两代，“效寒山体”已屡见不鲜，如明陈汝檝《效寒山子体十四首》、清彭定求《题寒山集》自注：“此诗亦效寒山子”。当然在慈受、曹勋之前，王安石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显然已经将寒山诗视为一体了。应该说以半山老人拟作为标志，“寒山体”之存在已成为共识，尽管禅林内外众多拟作者将诗题标为“拟寒山”，但心中笔下的诗体意识是不宣自明的。寒山体创作，在唐代以后的诗歌接受史中，已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关于寒山诗的艺术风格，项楚先生有一段具有高度概括力的阐述。其云：“寒山诗的艺术风格也是多样化的。《四库全书总目》引清王士祯《居易录》论寒山诗云：‘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菩萨语也。’大体说来，寒山的化俗诗，多用白描和议论的手法，而以俚俗的语言出之。他的隐逸诗，则较多风景描写，力求创造禅的意境。而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则是寒山诗的总的风格，后人称寒山所创造的这种诗体为‘寒山体’。”[2]项楚先生说明了寒山诗的风格特点，揭示了“寒山体”的某些蕴义，可作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寒山体之递航。但寒山诗的艺术风格和寒山体并不等同，前者是针对全部寒山诗歌的创作而言，而说明其艺术特征；后者则是对部分具有共同表现形式的作品而言，说明其文体特征，两者不应混淆。根据寒山诗的书写实际，结合前人对其特点的诸多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出“寒山体”的特点：

　　(一)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寒山曾自述“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尽管以上数目未必完全准确，但毫无疑问五言体是寒山诗的主体，其直承汉魏诗歌的古拙形式，最能够体现寒山诗的风貌和内质，尽显寒山诗歌来自民间的精神和去文人化的追求。这也成为后人眼中“寒山体”的主要形式特征。自善昭禅师和半山老人拟寒山诗以来，禅林内外拟、效寒山诗，主要也是用五言形式，虽然兴致所至，亦不排除用七言仿作几首，如陈汝檝《效寒山子体十四首》即为七言，元叟行端《拟寒山子诗四十一首》在一口气写作了三十多首五言之后，又即兴写下“人生在世有何事”等四首七言体作品。但很显然七言体诗只是仿效寒山体时的调节，并非作为守古去近，存朴去雅的寒山体的代表性形式。

　　（二）表达上力求非诗化。寒山诗“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所述之事，皆为日常生活之经历，毫不争奇猎怪，非常平浅通俗；所采用的典实，大体不出《文选》的范围，在唐代的文化背景中，极易阅读理解；或劝或诫，尽以平常道理，不求深奥与含蓄，直截了当，重听重用；语言形式，采用相当程度的白话，且不守格律，任意驱使字句，令人读之，深感爽豁痛快。明代梅村居士张守约云：“寒山诗，非诗也。无意于诗而似诗，故谓之寒山诗。”[3]锺玲先生曾分析寒山创作说：“寒山在文字上用通俗字句，弃而不顾中国传统文学所重视的典雅、含蓄和律法，因为他与正统文学背道而驰，当然是不被文学传统接纳的。”[4] 这里的所谓非诗化和反文学传统性，是寒山去文人化的自觉追求，当这种追求固化为一种精神气质和稳定风格后，便成为寒山体的重要特征了。

　　(三)修辞上采用反复譬喻。钱钟书《谈艺录》云：“初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译名义，自出手眼，而意在贬俗警顽，反复譬释，言俚而旨亦浅。”[5]反复譬释，即在一篇作品中，为了阐释某个意旨，从多角度取喻，用多种形象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思考。这种现象最多见于其谴责人性之恶的作品中，如“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贪财爱淫欲，心恶若豺狼。地狱如箭射，极苦若为当。兀兀过朝夕，都不别贤良。好恶总不识，犹如猪及羊。共语如木石，嫉妒似癫狂。不自见己过，如猪在圈卧。不知自偿债，却笑牛牵磨。”全诗中一口气用了七个如、似、若之类的譬喻词，兼用俗语之喻、佛典之喻，将人性贪淫的表现，从各个方面加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批判。最后以生前欠债，死后要化作牲畜偿还对贪淫者示警，先以人化猪（猪在圈）作喻，犹嫌不足，又以人化牛（牛牵磨）进一步譬之，将语义道尽。这种左喻右譬反复抽旋的方法，在寒山诗中是相当常见的。

　　（四）意味上体现通俗哲理。寒山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世间的通俗哲学读本。作者自云“能谈三教文，心中无惭愧。”实际上，融会三教之哲理，说明生死祸福，阐发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底层之普遍现象，以导引人们去恶辟邪，归正向上，可视为寒山诗创作的基本目的，也成为寒山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打开寒山诗，说理训诫触目皆是，或如偈如颂，可作堂上法语；或如塾师教徒，语出经史俨然讲章；或如村夫训子，俗词俚语随手拈来。基于以题壁的特殊表现形式面向社会基层说理的需要，作者甚至不惜打破诗文的界限，采用通篇议论的方法，使全诗显得坚干瘦硬，语尽理明。正是为了进行通俗化的哲理表现，作者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表述方法，“我见世间人”，“我见东家女”，“我见百十狗”，“我见一痴汉”等，是基本的视角和起言说理的方式，也显示出鲜明的民间文人的姿态与口吻。

　　（五）风格上力求古淡。虞集《会上人诗序》云“世传寒山子之属，音节清古，理致深远，士大夫多道之。”[6]钱大昕《晓行口占》诗亦云：“最爱寒山面目真，铅华洗尽见精神。天然古淡仍坚瘦，比似嵚崎磊落人。”[7]“天然古淡”与“清古”同义，这正是寒山体的“真面目”，是寒山体的重要的风格特征。通卷寒山诗确乎不以立文字为宗，于佛教经论不拘泥执著，于语言字面不讲究修饰，实相无相，古朴淡然。六朝以来兴起的对诗歌典故、词藻、偶对、音律的写作要求，在这里都相当隔膜。自成一体的寒山诗，需要的是诗三百般的自然流转，毫无拘束的节奏和超乎汉魏古诗的秋风老树、崖岸古石的风味。虽然以作者的文学修养，可以创作出“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相唤采芙蓉，可怜清江里”这样纯粹的诗人之诗，但毕竟这类作品不是寒山最本色的体现，后人效寒山体，似乎也从不以此类作品为摹本，所追步的是一派古淡、冷寂、野放的寒山。

　　另外有学者从语言学和诗律学角度对寒山诗用韵和合律情况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义寒山体时是否应该纳入纯粹音韵和形式的考量呢？这个问题或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但考虑到寒山诗的非诗性，“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是其普遍表现，也体现了寒山诗的本质特点，因此即使寒山诗存在一定的暗合格律情况，甚至能够总结出一定的用韵规律，那也并非作者的主观审美追求，故不应作为寒山体的特征。

　　二、“寒山体”产生的原因

　　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自然有其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也能够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找到某种依据。对“寒山体”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学术界一直缺少究诘。或许人们愿意用诗坛风会和社会生活共同影响这样抽象的答案来回应，但真正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其多方面的成因远非一言能蔽之。对“寒山体”这样一个特殊得不无极端的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需要认真追问，需要回到作者特殊创作方式、中唐乡村生活、文学生态和俗文学发展的语境中，做全面的检讨。

　　首先，寒山体的产生与题壁这一作者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有关。寒山曾充满自诩地宣称其写作“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他至今保存下来的全部作品其原始形态并非书卷，而是“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8]，这一点殆无疑义。书写方式与作品风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影响，而特殊的书写方式又必然形成特殊的创作风貌。寒山诗“一例书岩石”，将这种书写方式贯穿终生，成为一种带有极端化的诗学习惯、癖性，这在整个唐代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作品风貌的影响也必然十分深刻。需要注意的是，寒山之题壁，与一般文人即兴馆驿酒肆官厅题壁的风雅之举有所不同，他“闲于石壁题诗句”带有明显的僧人习气、宗教意味。寒山本是一个国清寺的编外僧，具有相当的佛教修养，对佛教的题壁文化不但耳濡目染而且加以强化性的发展。

　　关于佛教题壁文化有学者研究指出：僧人好为题壁诗文，与佛教最初进入中国应有关联。达摩祖师“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测之，谓之‘壁观婆罗门’。”中国佛教对“壁”之重视，当与此有关[9]。由于这种佛缘，唐人题寺壁表达禅悦的作品在在可见，如裴迪《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 钱起《归义寺题震上人壁》：“身世已悟空，归途复何去。” 羊士谔《山寺题壁》：“一灯心法在，三世影堂空。”韦蟾《题僧壁》：“剃头未必知心法，要且闲于名利人。”至于僧人题壁之作更为多见，如皎然《妙喜寺高房期灵澈上人不至重招之一首》：“举目无世人，题诗足奇石。” 无可《奉和段著作山居呈诸同志三首次本韵》：“染翰挥岚翠，僧名几处题。” 贯休《书石壁禅居屋壁》：“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

　　所有这些唐代僧俗的题壁诗与寒山相比，都显得随机而零散，题壁作诗对于寒山来说，简直是专业性的书写方式，具有直接表现生存诉求的工具性意义。而这种书写方式也就决定了作者“口悬壁上”[10]，心中愿化作口中言，形之于壁上便具有禅语证悟的作用。这样的题壁句简单明快，内敛哲思，出言俗语，参透佛理。这也便是寒山所谓“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了。

　　寒山体的产生与作者的身份以及所反映的中唐底层社会生活也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寒山的生卒年考证的成果使我们可以在传统意义的“中唐”范围内来讨论寒山诗的创作背景了[11]。对于整个唐代社会的研究，人们较多给予关注的是城市，而非乡村；是上层，而非底层；即使注意到乡村和底层，所依据的材料，往往是城市人来到乡村，上层贬至底层后的描述，其中多少带有变异和浪漫的成份。而当我们追究寒山创作的时候，所面对的却是真正的乡村叙述，是民间文人发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这一事实是我们研究寒山体产生原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

　　那么，寒山到底生活于怎样的乡村环境呢？开元天宝之后土地兼并空前加剧，租庸调制度遭到极大破坏，肃宗至德以降农村税项大大加重，“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 [12]，农民基本生存条件极端恶化。而德宗时代两税法的出台，并没有能够解救民生于水火，其弊端所及便使“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13]宪宗元和时，江淮饥歉严重，人极苦峻，以致“百姓殍踣相望，转徙沟壑” [14]。文宗大和以后宦官专权，朝政愈加混乱，而军旅岁兴，赋敛日急，尽陇亩之农，不足塞百工之役，底层民生贫窘状况已至不堪，“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穷竭于里闾”[15]，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典型特征的悲惨情景了。

　　如果我们将生活于咸阳时代的寒山看成“五陵年少”和“学文兼学武”的富家子弟的话，当中原战乱，州县凋残，万室空虚之时，他转徙天台之后，无疑就是“怀叹复怀愁”，“衣食常不周”，“饥饿成至极”，“仍被狗形相”的“蹭蹬诸贫士”中的一员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底层民间文人。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间文人对现实的痛诉，对社会的谴责。他用三教的基本教义对纲常伦理失序进行批判，用近乎自虐的孤独的生活方式，表现对现实的抗拒，对人生基本价值理念的坚守。这样的身份和理想所激发出来的写作情绪，显然最适合用具有通俗化效果的古体诗来表达；而这样的乡村环境和生活态又使他自然自觉不自觉地将冷寂、凌厉、粗峻、野放的风格作为批判的武器，增加情感穿透的力量，这也就自然形成寒山体特殊的激情表达特征。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寒山体的产生是唐代白话诗发展的结果。对于唐代诗歌的研究，当社会学分析方法受到矫正之后，学界转而重视对诗歌的各种美学要素如意象、词面、格律、节奏、结构等的研究。从体裁上看，人们从纯文学的角度对近体和歌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主流创作之外的白话诗、通俗诗一派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自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之后，出版的只有项楚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极少数著作。实际上对这一重要文学倾向的研究并没有引起注意，拾得“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的自辩和强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呼应，因此对寒山体的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也缺乏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白话诗发展在唐代颇有一定影响，“几乎在每一种禅宗语录中，我们都会看到或多或少的诗偈，而有的禅师甚至仅仅凭借一首诗偈而留名禅史。这些诗偈大都发自禅者的内心，是他们修证的体会和禅悦的表露，使用了生动的口语和活泼的形式，体现了多样化的个性色彩和层出不穷的创造精神。”[16]从初唐王梵志以其大量白话诗创作取得了民间“菩萨示化”的影响后，神秀和惠能门徒的诗作以及资州智诜一系的作品，接续潮流，形成推进之势。而在会昌法难之前，南北宗形成对峙状态，这种对峙正好为各自以白话诗说理争锋提供了空间。青原行思一派和南岳怀让一派中唐时期在南方勃兴，其有韵之诗偈与无韵之诗偈的影响都不仅在佛教界内，也扩展到民间。这正是“编外僧”寒山以及稍后的庞居士创作大量白话诗的佛教界内的背景。今存的三百多首寒山诗其用语和佛典，几乎都可以从王梵志之后的禅师诗偈中找到话头和注解，其顿领玄旨的禅悟和警励流俗的诫示，也能够从同时代的大量禅师白话诗中发现依据，这可以说明寒山白话诗与唐代佛教白话诗发展同源，寒山体是中唐佛教白话诗发展的一个见证，也是其必然结果。

　　这里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我们能否对“白话诗”采用胡适《白话文学史》中的界定范围，将这一概念从禅门诗偈引入到通俗诗的领域呢[17]？这种对“白话诗”理解的适度宽容也许是必须的，因为就身份而言寒山与拾得并不相同，他始终是“编外僧”，国清寺这一佛教世界毕竟只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其生命的更多岁月来说，他是一个隐士，一个民间诗人。一味从禅门文字角度去解释寒山，与寒山的生平经历并不相符，对寒山体的产生原因也难以得到透彻的理解。如果从寒山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联系来看，寒山体不仅是唐代佛教白话诗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受到唐代诗歌发展演变的影响，尤其会打上中唐诗歌通俗化思潮的烙印。

　　唐代诗歌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两条路径，一是文人型雅化，一是民间型俗化。前者代表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及其成果，后者代表着对绮丽的诗风、圆熟的技巧的拒斥和对诗歌古风及其本真性的坚持。对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从陈子昂、李白、元结、王季友、顾况，到孟郊、王建、张籍、卢仝等，一批诗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走向民间的姿态，他们的侠骨胡风与同情贫困或安于穷窘姿态用古体诗表现出来，便形成一种独特的风范，一股特殊的激情。孟郊《苦寒吟》所云“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苦调竟何言，冻吟成此章”，与寒山体已非常接近。而与“郊寒”并称的“白俗”，不辞陋俚，直接将诗歌引向进行浅俗易懂的说理和表现一面，更突出代表了唐诗发展民间型俗化思潮的影响。

　　另一可以注意的事实是，近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唐代歌行中有三百多首诗存在“反律体”现象[18]，其特征是非格律化,去形式化，主要表现是用仄韵和反对仗，至中晚唐格律诗歌写作走向成熟，而这种非格律诗的数量并无减少。这说明，在近体诗向成熟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即使是诗人队伍自身，也存在着以古拗代替整饰，以通俗代替精粹，以粗放代替雅致的现象；而以非诗改造纯诗，以民间性改造上层诗人世界的冲动和实验时时可见。这种冲动和实验，不能不对寒山创作产生影响，而寒山体得之于主客观条件之便，恰恰成为唐代民间型俗化诗实验的一份意想不到的成果。

　　三、“寒山体”的接受和仿作

　　寒山在世时，即以其特殊的诗歌写作和特殊的个人行藏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徐凝在天台山活动时曾访问过寒山，用“不挂丝纩衣，归向寒岩栖。寒岩风雪夜，又过岩前溪”（《送寒岩归士》）简短的诗句描述了寒山形象及其与寒山的交游。大约在寒山辞世不久，与天台山相接的桐柏山之著名道士徐灵府极其敏感地将尚存世的寒山诗收集整理，分为三卷，使这一能够警励流俗的文化奇珍得以永远流传人间。其后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诗集》加以了改变注解，谓之《对寒山子诗》，这应当是第一本寒山诗集注本。入宋后“二圣忽变为三隐”，至南宋志南《三隐集》编成，寒山诗在僧俗之间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接收。

　　寒山诗的传播和接收是从多种路径展开的，而对“寒山体”的确认和仿效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最早用诗的形式对寒山体进行评论的当是晚唐诗僧贯休和齐己。贯休《寄赤松舒道士二首》其二云：“子爱寒山子，歌惟乐道歌。会应陪太守，一日到烟萝。”齐己《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其三云：“莫问休行脚，南方已遍寻。了应须自了，心不是他心。赤水珠何觅，寒山偈莫吟。谁同论此理，杜口少知音。”他们的诗以“乐道”与“偈”对寒山体诗的内容和意义特征做出了说明，而这两方面恰恰正是后人接收和仿作寒山体的着眼点。

　　客观来看，无论数量或规模，历代追和与仿效寒山体的作者中[19]，禅师和居士阶层可称为主力。追和寒山的作品以明代四明楚石梵琦首和，西吴石树济岳载和最为著名。寒山诗三百零七首，楚石与石树将各体（三言、五言、七言）一一对应追和，用寒山口吻，将原诗意义进行简明流畅的阐发，凡六百十四首，与寒山诗合刊为一集，在禅林影响甚大。楚石、石树之后，以镜海老人所和规模最大，他不但将寒山诗全部作品对应和之，而且对拾得所传作品，乃至传为丰干所作的两首诗也全部追和无遗，足见对天台“三圣”之虔诚和崇拜。

　　拟寒山之作，佛教界内首开先河者似为五代法灯禅师泰钦（？—974），其所拟十余首寒山诗，细味之，重在抒发隐逸情趣，措辞典雅，修饰稍重，与寒山体神貌不甚相近，然在禅林颇为传诵。《续传灯录》卷十七引《灌湖野录》云：“成（禅师）指以问师（智朋禅师）曰：‘汝会么？’师曰：‘不会。’成曰：‘如记得法灯《拟寒山》否？’师遂诵至‘谁人知此意，令我忆南泉。’”稍后善昭禅师（945—1022）亦有《拟寒山诗》十首，《汾阳无的禅师语录》卷下收于“歌颂”中。长灵守卓禅师（1065—1123）也有《拟寒山诗》四首，见《长灵守卓禅师语录》。然而，禅林中拟寒山诗真正堪称后代圭臬的当为慈受怀深和尚，他于宋建炎四年（1130）二月共拟寒山体一百四十八首，大多为五言八句。前三首为对寒拾其人其诗的评论，“我爱寒山子，身贫心自如。吟诗无韵度，烧火有工夫”；“寒山三百篇，言淡而有味。论心无隐情，警世多逆耳” ；“拾得诗清苦，风骚道自存”等，皆十分精到中肯的评语。“世间一等汉，做尽百家冤。锥刀争利禄，尺寸竟田园。世上若无死，尘中应更喧。劝君衣带上，分明书此言。”全部拟作大体皆如此类警世之言，而语言重拙，不计声韵，教内外比喻反复运用，表达通俗易懂，可谓绝类寒山体。慈受所拟，深得寒山衣钵，极大地扩大了寒山诗的影响，使“寒山体”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体派得到了确认，并直接催生了明梅村居士张守约等人的拟作。“梅村居士拟寒山诗若干首，警醒世迷，发明大道，声响意写，无非似寒山者。”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以无意于寒山，故能似寒山。”“若歌若箫，摹写人物情态，爽豁痛快，读之令人鼓掌顿足，心神为开，而毛发为竖，有味乎言之也。”[20]从拟作的相似性和意义阐发的深入性来看，梅村居士的《拟寒山诗》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禅林之外，较早热衷仿效寒山体而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北宋声名显赫的一代宰辅王安石。这里不妨引录他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中几首：

　　（其一）牛若不穿鼻，岂肯推人磨。 马若不络头，随直而起卧。 乾地终不涴，平地终不

　　堕。扰扰受轮回，祗缘疑这个。（其四）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 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 此但可哀

　　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雠。（其八）幸身无事时，种种妄思量。 张三喘口窄，

　　李四帽檐长。失脚落地狱，将身投镬汤。 谁知受热恼，却不解思凉。（其十七）有一种贫儿，

　　不能自营生。 若不作客走，即须随贼行。复有一种贫，常时腹彭亨。 若有亦不畜，若无亦不

　　营。（其二十）利瞠汝刀山，浊爱汝灰河。 汝痴分别心，即汝琰魔罗。 圆成但一性，一切法依

　　他。 遍了一切法，不如且头陀。

　　无论形式、口吻、禅意、语言，半山所拟与寒山体何等肖似！《紫柏尊者全集》卷一五《跋半山老人拟寒山子诗》云：“受持千百万过，心地花开，香浮鼻孔，鼻孔生香，香不闻香。善知此者，则半山老人舌根拖地，亦不分外也。”可知王安石这一组形式和意义都相当特殊的作品，在佛教界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诗界拟寒山诗颇成风尚，苏轼有《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即为拟寒山体。这在其诗引中有具体说明：“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吾甚嘉之，为和八首。” 看其“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云云可知子美深得寒山体之真谛。在历代文人寒山体写作中，宋末诗人郑思肖《锦钱馀笑》富有特色，最得腹笥甚富的钱钟书先生称赏，以为“后来仿作者，无过于郑所南《锦钱馀笑》二十四首，腔吻毕肖，荆公辈所不及。”[21]以下就是从郑思肖《锦钱馀笑》中选摘的几首仿寒山诗：

　　（其一）有时发一笑，清于万壑冰。有时吐一语，浊于三月春。所以天地间，不著如是人。

　　任之波波走，永劫长沉沦。（其三）晚年阖闾国，侨寓陋巷屋。屋中无所有，事事不具足。终不

　　借人口，伸舌觅饭吃。以此大恣纵，骂人笑吃吃。（其七）头戴烂纱巾，脚踏破鞋底。不知以何

　　道，琮铮宇宙里。或恐是达人，毋乃是痴子。我亦欲问之，面冷似铁鬼。（其十六）每爱入深山，

　　最怕石路恶。剖数斫木屐，坚欲护双脚。即忙著将来，步步革落落。从教世上人，骂我错错错。

　　很显然，郑所南拟寒山体之所以受到激赏，不仅仅因为腔吻毕肖。死学寒山不过是形式、风格、意义的复制而已，而郑所南是将寒山体用活了。他将寒山体作品中惯常的忧愤感发挥到了极致，以之表现出对国家“永劫长沉沦”的无限痛惜。诗中头戴烂纱巾，脚穿破鞋底，骂人笑吃吃，形若痴子般的人物，是一个经历过海立山飞，易代之痛后的佯狂恣纵者。在他心中连侨寓吴中，隐沦避世，也为人生所铸成之大错。其实从郑所南拟作中，正可以看到即使脱却了禅意，走出了法堂，寒山体仍然具有多么强大的击穿昏暗世界的力量；这样的白话作品，已经打破了俗文学与雅文学的界限，实无愧诗史！

　　在寒山体传播和接受史上，不能不提及隐元禅师的特殊贡献。隐元（1592-1673），福建福唐东林人。俗姓林，名隆琦，字曾昺，号子房。幼以樵耕为业，以赡养母氏。母辞世后投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崇祯八年成为佛教临济宗正式传法者。不久任黄檗山万福寺这一名刹的住持，被尊为一代僧杰，名播海内外。顺治十一年应日本高僧之聘来到东瀛，立寺开山，成为日本黄檗宗的鼻祖。隐元性喜歌咏，康熙五年（日本宽文6年，1666年）先作《松隐吟》五十首，“声震山川，雅有寒山子之风”。受寺中澄月潭的启发，复以旬馀时间作《拟寒山诗》一百首。这些诗信口而出，任笔而书，“或美或刺，或抑或扬，或敷衍人伦，或发挥宗乘，重重错出，种种交翻”[22]，在拟寒山作品中堪称高格。这组数量颇巨的拟寒山体，扩大了寒山诗在日本的传播。考究日本临济宗中兴祖师白隐禅师等人的寒山诗注释与研究，以及良宽等诗人为数可观的拟寒山体，与隐元雅好寒山诗有相当的影响。

　　在西方英语文学世界，仿寒山体诗一度也很风行。美国诗人们最早认识寒山主要是通过阅读史耐德的英译本。除了他译的24首寒山诗，由白顿·华特生（Burton Watson）译的《寒山：唐寒山子诗百首》（Cold Mountain：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 ）1962年出版，而比尔·波特（Bill porter,汉名赤松）所译的《寒山诗歌集》（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囊括了寒山全部307首诗，并附有中文原文，译文生动传神，该书1983年出版。从史耐德到赤松，寒山对美国作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仿作之风也由此开启。1983年，邓特（P﹒Dent）在《议事》（Agenda）杂志上发表了《六首诗仿寒山》（Six Poems after Han Shan）,而詹姆士·冷弗斯特（James Lenfestey）200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一车的书卷：仿唐诗人寒山诗百首》（A Cartload of Scrolls 100 Poems in the Manner of Tang Dynasty Poet Han-shan）的诗歌集[23]，将美国式“仿寒山体”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在英语文学世界中，寒山体已产生了极大的变异，但修辞上采用反复譬喻，意味上体现通俗哲理，风格上力求古淡等寒山体的基本特征犹有显露，而自嘲和谐谑手法的运用更深得寒山体的神韵。透视寒山体在日本和美国被仿效的现象，可以理解唐代通俗的白话诗，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何等强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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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罗时进：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项楚《寒山诗注》，第14页，中华书局2000出版。

　　[3] 张守约《拟寒山诗》，明刻本，《四库未刊书辑刊》第6辑。

　　[4] 锺玲《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寒山诗集》，第1—44页，台北文峰出版社，1968年出版。

　　[5] 钱钟书《谈艺录》，第225页，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6]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7] 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8] 闾丘胤(托名)《寒山子诗集序》，建德周氏影宋刻本。

　　[9] 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第104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10] 《五灯会元》卷十一《南院颙禅师法嗣·风穴延沼禅师》：“问：‘如何是谛实之言？’师曰：‘口悬壁上’。”（中华书局本，第677页）。

　　[11] 罗时进《寒山生卒年新考》，载《唐诗演进论》，第197—204页。何善蒙《寒山子行实考论》，载2008年5月《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67页。

　　[12]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13]白居易《赠友诗》，《全唐诗》卷四二五。

　　[14] 李绛《论户部缺官斛斗疏》，《全唐文》卷六四五。

　　[15]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

　　[16] 项楚《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出版。

　　[17] 在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他认为初唐白话诗有四个来源，一是民歌，二是打油诗（凡嘲戏别人，或嘲讽社会，或自己嘲戏，或谓自己解嘲，都在此类），三是歌妓，四是宗教与哲理。商务印书馆，第181-182页。

　　[18] 薛天纬《唐诗之“反七律体”说略》，载2008年10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14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第447页。

　　[19]追和与拟作在内容上稍有所不同，但事实上，追和的作品其口吻和笔锋也绝类寒山诗，故本文中自然作为后代的寒山体之一大宗。

　　[20] 张守约《拟寒山诗》，《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

　　[21]钱钟书《谈艺录》，第225页，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22] 隐元法孙性淳《隐元拟寒山诗跋语》，载《拟寒山诗》，日本宽文6年刊本。

　　[23] 锺玲《寒山与美国诗歌作品，1980至2007》，《学术论坛》，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