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佛教历史

　　贵州佛教历史

　　佛教传入及活动

　　佛教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唐代传入贵州。有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净土宗、密宗、法相宗以及天台宗、华严宗等派别。2000年，依法登记的寺庙297座，信徒21.98万人。信徒遍布全省，遵义、贵阳、安顺较多。

　　唐代贵州佛教

　　唐代中期，中央王朝因抗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这些外籍移民多来自佛教繁盛之地，有的信仰佛教，入黔定居后兴建寺庙。唐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牛腾被贬任牂牁建安丞，谪居贵州3年，建寺庙数座。

　　唐代，南诏兴起，其疆域曾包括今黔北、黔西、黔西南的部分地区。南诏佛教（以密教为主）对盘州隶属的盘水县、耒南县、附唐县（今盘县、普安、晴隆及兴义市）的“僰人”（今白族）有一定影响。

　　唐代，黔北和黔东地区已建有：遵义大悲阁，绥阳金山寺、卧龙山寺，桐梓金锭山寺、兴旺寺、玄凤寺、三座寺，习水景福寺，仁怀永安寺，正安大成寺、蟠龙寺，沿河福常寺，万山弥勒寺，岑巩螯山寺，黄平宝相寺，印江大圣登铁瓦寺等。桐梓金锭山寺，位于今县城南15公里洞子河岸，约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 前，寺内有唐贞观中铸铁磬（清同治年间遗失）。金锭山寺是贵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寺庙。桐梓兴旺寺，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原为城隍庙，迁白鹭垭称灵通寺。桐梓三座寺，在桐梓元田文笔山上，由长寿寺(又名古遵殿)、青都观、瓦庙子三座庙宇组成。其中长寿寺始建于唐乾符三年至天复年间（876～903年），寺由东皇殿、三尊殿、观音殿组成。仁怀景福寺，位于今土城镇赤水河东岸，始建于唐景福年间（892～893年）。仁怀永安寺，位于今云安乡，建于唐初，明万历二年～三十九年（1574～1611年）扩建。正安蟠龙寺(又名蟠溪寺)，在今蟠溪乡境内。正安大成寺，在今正安城北25公里，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南诏陷播州时已建。沿河福常寺（永佛寺），在今县城北5公里，到民国时寺内尚存有唐代铜佛、罗汉、钟磬等。

　　唐代贵州僧人有通慧、海通、义舟和普达等。通慧在黔东创建了鳌山寺，又以医术名闻京城，奉诏治愈唐玄宗的病。玄宗赐金帛未收，玄宗又赐马供其乘骑还山。海通系贵州人，生活于唐玄宗时期（712～756年），他住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上寺中，见江流汇聚山麓，每至夏汛期，常常倾覆过往船只，造成惨剧，决心开凿弥勒大佛像，以镇煞水势，永镇风涛。经过18年施工，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完成头部、胸部。海通去世后，四川节度使仇兼琼、韦皋继续开凿，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历时90年。大佛通高71米，肩宽28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义舟与中唐人刘禹锡有交往，刘禹锡在《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中赞扬了义舟博学多才和方外之风，义舟以其对黔中山川风俗之熟悉，且又有较高的佛学造诣，赢得了刘禹锡的敬佩。

　　宋代贵州佛教

　　宋熙宁五年（1072年），辰州（在今湖南）人张翘与李资献书朝廷，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今铜仁地区），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蜡，良田数千万顷”。朝廷即派章惇察访荆南北路，经办五溪（南江）事，章惇至辰州，令李资、张竑、明夷中以及王雱所荐之越州僧人愿成等10余人随同前往。

　　宋代，贵州的土官土酋热衷崇佛兴寺，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开始建寺。宋天禧四年（1020年），知古州（治在今榕江）剌史向光普营建僧斋，以祝圣寿。黔东北思州（治在今思南）土酋田元猛事佛。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思州田祐恭奏状乞于黔州建寺院，以安僧众，敕赐建集福院。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普宁州土酋孟氏被苗酋杂克率部追杀于牂牁江（今北盘江），因杭州雷峰寺游方僧慧光、慧明相救得归，遂于清凉洞中建佛殿。南宋初期，播州土官杨氏第11世杨选兴修寺宇，移铜佛于观音院，聚僧招徒，礼佛传法。南宋嘉泰至宝庆年间（1201～1227年），第13世土官杨粲同时崇奉佛道儒三教，修建寺庙、道观多处，创立普济庵于湘江之畔。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14世杨价亲自选址在播州（治今红花岗区）城西碧云峰下兴建“大报天正一宫”，其中塑有释迦佛像。杨价临死前大饭群僧，趺坐诵佛书数语而终。

　　宋代寺庙有红花岗区万寿寺、福源山寺、桃溪寺，遵义县金山寺、普济庵，习水罗汉寺，桐梓崇恩寺、鼎山寺，务川铜山寺，正安善缘寺、高峰庙；黔东印江西岩寺，沿河集福院、中胜院，思南城子寺，黄平宝珠寺、岑巩回龙寺等。其中，红花岗区万寿寺，在遵义龙山上，宋嘉定初（1208年）建，明洪武末重修，称龙山寺。桐梓崇恩寺，又名青莲院，宋元祐八年（1093年）乡人赵高峰（曾任长沙太守）兴建，聘从白为住持。印江西岩寺（又名西崖寺）在县城2.5公里甲山寨，始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年），明嘉靖年间重建。

　　元代贵州佛教

　　元代指空在黔西北传播佛教。指空系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梵名提纳薄陀，法号苏那的沙野，古鳊摩揭陀国王子。延祐二年至七年（1315～1320年）继蜀僧朝宗之后，扩建武定城西狮山正续寺。其后抵昆明，去大理，至金齿宣抚司，再入滇东黔西北乌撒乌蒙部落，大约在至治末年（1323年）复至中庆路（今昆明），经滇东北至黔中，经过镇远入湖南而至中原。乌撒乌蒙，为彝族乌撒部领地（在今威宁县境）。当地土司及民众礼指空为师，建庙塑像礼供。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商人彭如玉入黔，在贵阳建普安堂（后称大兴寺），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贵州僧真贤嗣其法。

　　元代，兴建的佛寺有贵阳大兴寺，开阳高峰寺、云泉寺、圆兴寺，福泉月山寺，红花岗区大德护国寺（湘山寺）、集贞观，正安普明寺、华严阁，绥阳蒲象庵（回龙寺）、长磏寺（长嵌寺），道真普照寺，仁怀观音阁，凤冈崇佛寺、仙山寺，安顺圆通寺，福泉月山寺、瓮安五云寺，铜仁正觉寺等。湘山寺，位于红花岗区湘江左岸的湘山之巅，建于大德年间（1297～1307），名护国寺，至明代因山而名湘山寺。圆通寺，位于今安顺市南法院路西秀山脚，寺后佛塔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佛塔所刻佛像众多，工艺精湛。建庙时间应早于此时。元代，黔北黔东地区还出现了金鼎山、中华山等佛教名山。金鼎山，位于红花岗区金鼎镇，因山分九支，如九龙环拱，又名九龙山。元时，播州杨氏土官在山地建有避暑行宫，在近山巅金桶处修建金桶寺。中华山，位于今万山特区敖寨侗族乡金家场村，原名和尚岩，元代建草庵供佛像。明洪武初年，在前山建正殿、玉皇阁、金顶，后山建副殿。

　　明代贵州佛教

　　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采取土流并治政策，贵州遍设卫所，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信仰佛教的移民在居地建佛教寺庙，为僧人入境提供了条件。同时交通改善，湘黔、滇黔、川黔、黔桂4条驿道交汇贵州中部，有利于佛教传播。此间，密教神僧传法黔中。

　　明万历以前僧人所建寺众多，著名者有：贵阳东山三省寺(又名法昙寺)、息烽凤池寺，遵义桃溪寺、瓦厂寺(旧名复兴禅寺)，安顺东林寺，平坝天台山伍龙寺，普定玉真山寺，长顺白云山寺，贵定阳宝山莲花山寺和飞凤寺，黄平月潭寺，安龙玉泉寺(俗称大佛寺)、普安松岿寺等。后又有丹霞山护国寺（明天启年间建），普济重建金鼎山佛殿（明崇祯年间建）。

　　士民私人建了遵义禹门寺（沙滩寺）、黄钟寺、普济庵，息烽慈心寺，修文水口寺，松桃回龙寺，思南观音寺，湄潭永兴寺等寺庙。贵州多为喀斯特地貌，石岩洞穴众多，僧徒士民以洞穴改建的寺庙遍布黔中，其中著名的有安顺石佛洞，兴义大佛洞，施秉华严洞，贵定牟珠洞，镇宁双明洞等数十处。

　　贵州地方土官、流官多兴建佛寺、崇奉佛教。仅贵阳、安顺、遵义、黎平、都匀、石阡、镇远、平越（今福泉）、思南、铜仁10个府，由各府主要官员出面兴建的寺庙就有52座。洪武年间（1368～1398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建安顺石佛寺，指挥黄镛建都匀观音寺，总兵周骥建黎平观音寺，副使赵之屏建福泉三教寺；正统年间（1436～1449年）武略将军王仲骧建毕节惠泉寺；天顺年间（1457～1464年）指挥王聚建凯里清平圣寿寺；成化年间（1465～1487年）贵州按察司副使吴立建观音寺，镇守太监郑忠建贵阳永祥寺；嘉靖年间（1522～1565年）安抚使宋廷章建瓮安回龙寺；万历年间（1473～1619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建施秉华严寺，兵备道傅光宅建遵义海朝寺，郡守江大鲲建石阡迎恩寺；平越（今福泉）人葛镜，万历十四年（1586年）辞官回乡，在杨义司大坡险隘处修建兴佛阁，赴云南购回铜钟赠给月山寺，迎弥勒佛1尊供于兴佛阁内。明崇祯末年南明贵州总兵罗联芳（皮熊）捐银修铜佛寺莲台，建殿六楹，由王氏（尼）住持，并分颁给王氏保护令牌两张。

　　地方官员还向帝王、太后请赐黔中寺名，并兴建皇家寺院。贵阳大兴寺，原名大庆寺，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贵州都指挥顾成请蜀王改赐为“大兴国寺”；兴仁护国寺，为永乐年间云贵总督金琼出资兴建，明成祖敕封寺名；毕节普慧寺，原名福泉寺，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赐寺名；赤水市普丰寺，正统间英宗赐寺名；贵阳永祥寺，原名潮音寺，古名观音堂，镇守贵州太监郑忠于成化四至十年（1468～1474年）重修扩建，由他上书恳请明宪宗赐额，名“永祥寺”，并赐玺书护持。

　　明初，中央朝廷建立僧官制度。贵州宣慰司、乌撒军民府、播州宣慰司、毕节卫及安顺、思南、黎平、铜仁等府也设立僧纲司。明代贵州的僧纲司驻寺有贵阳大兴寺、安顺圆通寺、遵义大士阁、务川东泉寺、乌撒（今威宁）能仁寺、毕节慈慧寺等。僧纲司设僧官衙门，僧官有“辅佐王道，化导边民”之责，负责处理境内建寺、度僧、诵经、勤惰、僧籍、戒律、僧事纠纷，以及举办各种祝祈法会等。贵州僧纲司设于贵阳大兴寺，该寺遂成为贵州佛教的中心，朝廷对该寺僧官宠遇有加，永乐八年（1410年）寺僧慧智赴京受职，得赐《洪武南藏》1部归寺。万历三十年（1602年）寺僧法印赴京，受慈圣太后召见，太后又赐寺名“大兴慈圣禅林”，并赐《永乐北藏》1部和紫衣、金佛、玉瓶等物。

　　此间，密教传入贵州，与贵州本土原始宗教有相通处，为民众所接受，有一定影响。密教僧人多重术数而轻法理，迎合世俗的需要，祈福禳灾。贵州文化落后，巫风盛行，故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很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迅速传播。当时黔中名僧有白云、寂明、自然、月溪、洒洒、愿如、祖复、性良、广能等。

　　清代贵州佛教

　　清初，移驻安龙的南明永历帝大势已去，许多追随永历帝的官员和士大夫削发为僧。知名者有右佥都御史钱邦芑（大错），河南道御史陈起相（大友），兵、礼二部尚书郑逢元（天问），黄冈知县黎怀智（策眉），东阁大学士兼兵、礼二部尚书程源（天目），总兵孟本淳（葛天），礼部郎中郑之珖 ，贵州提督、定番伯皮熊（又名罗联芳），兵部员外郎陈祥士（希声），锦衣指挥黄某（眼石），屯田副使谢国楩（世空），麻哈知州谈亮，儒生朱文（大傲）等。他们原有的地位、影响及学识，成为推进佛教发展的因素。

　　清初，中原、西蜀僧敏树、燕居、余山、海云、语嵩、禄藜、赤松、铁梅、梅溪、三能、行之、慧月、钝峰、嵩目、语圣、语贤、语林、古源、蓝田、卓庵、佛会、完真、祖融、古雪、云峰等进入贵州，创建寺院，传播佛教。

　　佛教人士架桥铺路，引泉开渠，植树造林，救死扶伤，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清初自然住高峰山时，在寺庙周围植柏树千余株。顺治十四年（1657年）碧云往来阡城（今石阡）乡中，以黄金济贫者。清康熙年间僧人文远（法名圆定），造都匀头塘石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照彻由江苏、浙江云游至遵义，出资并募捐修复城东门外湘江桥，此桥因名吴公桥。康熙末年心宗云游至平州（治在今平塘县平湖镇），见城外4公里处的龙洞有泉水，乃开沟引水，经数载终将洞水引到坝上，使两坝千余亩田土尽得灌溉之利。道光年间，兴义天榜山寺僧庆如，修整天榜山石路百余丈。

　　清初贵州佛教僧人著述较多，有语录、灯录、疏论等。《语录》有《丈雪语录》、《敏树语录》、《语嵩语录》、《赤松语录》、《梅溪语录》等40余种；灯录有丈雪《锦江禅灯》，如纯《黔南会灯录》；著述有如登《转识论》、两生《楞严经解》、燕居《楞严总论注》、大错（钱邦芑）《鸡足山志》、大友（陈启相）《摩诘诗评》等。僧人善画能诗者亦不少。丈雪、两生、语嵩均工书法；大错善书画，尤精草书和隶书；世空的小楷精绝；休休能诗善画。僧人传世诗作有丈雪《青松集》，大错《梅花诗百首》，大冶《方外集》，月茎《一庵诗集》等；

　　清中叶以后，贵州佛教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贵州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现象。僧道果，俗姓陈，湖南人，住持镇宁城内列峰寺，精习堪舆、相术，受民众推崇。峨眉山九老洞僧源章，主持大定回龙阁，他通医卜星相，有请必往。此外，僧人趋于功利，损害佛门声誉的事时有发生。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贵州战事不断，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道光时，贵阳有寺庙有200余座，遵义有300余座，息烽有100余座，咸同后均所剩无几。黔东梵净山数十座寺庙被毁。

　　“庙产兴学”使佛教受到一定破坏。庙产兴学是指提取寺庙财产兴办义学。具体办法有：将寺庙财产分成两分或三分，以1/2或2/3入书院，剩余部分为寺庙所有；或将所谓不法寺僧驱逐出庙，将庙产全部充公，以作办学经费。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建义学于贵阳永祥寺中，为贵州庙产兴学之始。据统计，仅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年）的11年中，贵州所办636所各类新式学堂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庙产或占据寺庙兴办的。遵义一县，被提产的寺庙就达348座，年收银1671两。一些地方官吏还与土豪劣绅勾结，拷打僧尼，抢夺寺产、霸占寺庙。

　　一些寺院自愿捐产或直接兴办学堂，获得成效。光绪年间遵义城南瓦厂寺（旧名复兴寺）道友在寺院收邻村子弟读书，继之在寺中开办龙坪乡义学。后郡人在圆通寺创设学馆时，道友又捐助银以作修馆经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遵义知府袁玉锡以庙产兴办新学堂，创办师范、蚕桑等学校，并开办“百艺工厂”， 遵义湘山寺住持法云乃创办庙捐，予以资助（后人称作“法云基金”），并在“百艺工厂”内创办“贫儿学堂”。

　　民国贵州佛教

　　一、成立佛教会

　　民国元年（1912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贵州等22个省成立分会。民国18年（1929年）圆瑛、太虚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同时在各省设立分会，贵州中华佛教会贵州分会改称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民国年间，中华佛教总会贵州分会、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产生过九届佛教会。第一届，民国3年（1914年）；第二届，民国19年（1930年）；第三届，民国20年（1931年）；第四届（时间不详）；第五届，民国24年（1935年）；第六届，民国30年（1941年）；第七届，民国30年（1941年），第八届，民国32年（1943年）；第九届，民国36年（1947年），本届佛教会更名为“贵州省佛教整顿委员会”）。第一届会长了尘、第二届会长觉崇，第三届到第九届理事长平刚。该会坚持“团结全省佛教徒，整理教规，维护教权，宏扬教义，福利社会”的宗旨，开展整理与施行教规，宣传教务，创办佛教教育，提倡生产劳作，整理与保持寺庙财产，指导佛教寺庙保存法物及名胜古迹，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协助政府办理寺庙人口财产法物的登记统计等工作。为适应时代的变化，民国18年（1929年）10月，该会进行改组，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更会长制为委员制。民国26年（1937年），又改委员制为理、监事制，设理、监事会。历届省佛教会都曾议定了一些有关事项，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政府的要求。第五届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监督寺庙条令》（1929年颁布）第十条的内容，制定了“实施大纲”。其中就包括举办慈善事业，普及平民教育；设立佛学研究机构；整顿教规等事项。第六届佛教会提出根据抗战非常时期之需要，积极响应抗日号召，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兴办僧伽抗日训练班，开展救济、募捐和慰劳活动等。第七届佛教会则制定了《贵州佛教会章程》7章32条。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佛教会响应中国佛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民国28年（1939年）5月20日在贵阳觉圆、弘福寺举行“护国佑民息灾超度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法会”，由尘空、仁参分别主持，向参会信徒、民众宣讲《仁王般若经》，宣传国基巩固、正法方能有所依托之道理。民国32年（1943年），贵州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训令，举办了3期僧尼训练班。第一期训练贵阳高龄僧（尼）；第二期调训各县佛教会理事以上人员；第三期训练各大小寺庙住持。训练内容包括精神训练、时事报告、军事医护常识及佛学等，先后训练280余人。贵阳佛教界还组织了抗日僧侣救国会，由昌明负责。抗日僧侣救国会组织贵阳佛教界人士追悼前方阵亡将士，向教徒及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向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赠送各种慰问品。省内已成立佛教会的县，安省佛教会的指令，成立抗日救国会，有的还举办僧尼救护班。太虚途经贵阳时，应邀在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题为“佛教与抗战”的演讲。

　　全省有30余县有佛教会。

　　二、庙产兴学

　　民国元年（1912年）唐继尧主政之初，即以“酌拨庙产以兴学”为由，令各地方官督同公正寺僧，认真核实各属庙产，全行没收。后袁世凯政府于民国2年和4年（1913年和1915年）颁布《寺庙管理暂行规范》和《管理寺庙条例》（31条），取缔中华佛教总会，把寺庙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继续开展“庙产兴学”。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令》13条，仍然坚持“庙产兴学”，其中还规定寺庙财产要向地方官署呈请登记，要按财产情况举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否则地方官有权革除寺庙住持之职。省民政厅发文各县，要求按《监督寺庙条令》执行办理。在寺庙登记中，省内多数县及乡镇都强占寺庙办学，查抄庙产，拍卖寺院田土，驱逐甚至关押殴打僧尼，捣毁寺院佛像，官吏、土豪、劣绅乘机侵占庙产，纠纷不断。次年，省教育厅长陈廷纲提出没收庙产以供办学之资的提案，引起全省僧尼的抗议。各地佛徒遂集会贵阳，召开全省佛教教徒代表大会，成立第二届省佛教会，选举平刚出任理事长，以抵制《监督寺庙条令》和陈廷刚的提案。但政府、军队等占用寺庙或庙产办学校之事仍多有发生。民国19年（1930年），玉屏县县长杨正凡带领学校师生打菩萨。民国26年（1937年），兴仁县政府以办公益事业为名，强令寺庙捐献庙产；正安县县长周凤文抽提庙谷，以济公用。民国30年（1941年），道真县县长韩续初提取36座大庙稻谷582石、包谷3石，拟作创办道真中学之用。民国30～34年（1941～1945年），岑巩县县长张止爱开展“新生活运动”，除将县境内50多座寺院改作乡保国民学校外，还烧毁庙堂寺院41处。民国31年（1942年），德江县政府提官产、绝产、匪产、庙产归公，绝大多数寺庙被机关、学校占用。民国36年（1947年），梵净山香山寺被省立江口农校占用为校舍，田土亦被占用，寺内佛像均被农校学生焚毁。

　　民国时期的贵州省佛教会，除第一届外，均以抵制“庙产兴学”为工作重点。民国18年（1929年）贵州省第三届佛教会在贵阳成立，全省52县僧尼代表出席，要求团结一致抵制“庙产兴学”，自办佛教文化事业，并呈文省政府民政厅要求撤销执行《监督寺庙条令》的决定。民国19年（1930年），以持省为代表的1000多名佛教徒在贵阳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反对“庙产兴学”。

　　三、开展佛教教育

　　佛教会十分重视教育，民国24年（1935年）召开的第五届省佛教会确定普及平民教育，设立佛学研究机构、应化研究所，强迫僧尼就学，提高其素养等事项。

　　为培养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提高贵州僧尼的文化素养，弘扬佛教教理，贵州成立了贵州佛学院（贵州省佛教会主办），高峰佛学院，黔明佛学院，以及天曦办贵阳大觉精舍天台讲习所，印顺办贵阳大觉精舍大觉佛学院，持省办贵阳般若寺莲宗修学院，月印办楞严速成班，昌明办安顺清凉洞五众学处，心和（尼）镇宁寿佛寺僧尼训练班办等。高峰佛学院民国30年（1941年）开始筹建，民国32年（1943年）2月召开第一次筹备会，通过了《高峰佛学院简章》，确定了造就僧才，弘扬佛法，实现佛陀救世精神的宗旨，成立董事会。后又制定了《高峰佛学院组织大纲》、《高峰佛学院办理情况与发展计划》。佛学院由太虚任院长，持省任副院长，印法为教务，慧海为总务。佛学院于1943年春开学，首批招收的学员为20名，食宿全部由学院供给。3年后，因当局加重赋税，办学经费困难，被迫终止。民国24年（1935年）第五届省佛教会后，黔灵山弘福寺、贵阳东山、平坝高峰山联合开办了贵州佛学院，由果瑶法师任院长，省佛学会理事长平刚兼任名誉院长（并讲授唯识学）。学院虽开办了1年，培训学员50名。

　　四、出版书籍和办刊物

　　民国3年～34年（1914～1945年），贵州文通书局出版了《金刚经注释》、《博古心传》、《贵阳高峰山了尘和尚事迹》、《黔南会灯录》、《语嵩语录》（12卷）、《明季滇黔佛教考》、《佛学小辞典》和《佛学经律论》等佛学书籍。

　　民国33年（1944年），著名佛教刊物《海潮音》月刊由重庆迁至贵阳，黔明寺僧众积极给予支持，以合刊的形式在寺内编辑发行两期，是为贵州有佛教刊物之始。民国35年（1946年）高峰佛学院出版《高峰特刊》，编辑明照，内容有高峰山历史、高峰佛学院创办经过以及佛学知识等（仅办1期）。此外，太虚的皈依弟子李思齐在其主办的贵阳《力报》上特辟副刊宣传佛学知识。昌明撰写了《极乐方便谈》、《心经客观谈》、《正方便乘》，罗子达辑录了《了尘和尚事迹》等书籍。

　　五、著名僧人及活动

　　民国28年（1939年）1月，太虚由四川至贵州，住贵阳黔明寺，在寺中讲唯识学，参加者有平刚、聂树楷、徐露园、周伯庸、和绍孔、刘智融等。后四众弟子请他在贵阳民众教育馆（今人民剧场）作了题为《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的讲演，号召众僧要树立佛陀“降魔而后成道”的精神，积极参加到抗日救国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民国31年（1942年）底至民国35年（1946年）初，太虚还担任高峰佛学院院长。

　　民国32年（1943年）初，虚云回广东途经贵州，住贵阳黔明寺1周。2月1日应黔明寺方丈广妙及贵阳信徒邀请，在黔明寺开示。

　　广妙（1873～1946年），号宏慈，贵州桐梓人，俗姓吴，青年出家。多年研习天台宗。又至苏州灵岩山习净土宗。民国6年（1917年）返黔，民国8年（1919年）任平坝高峰山住持，重修寺宇，新塑佛像。民国13年（1924年）任贵阳东山栖霞寺住持。民国14～21年（1925～1932年），重修栖霞寺。民国21年（1932年），在平刚、向义等居士的支持下，收回并重修贵阳黔明寺，并在舒家寨、朝阳洞修建下院各一所。

　　天曦，湖北襄阳人，天台宗44世传人。民国初年任盘县丹霞山护国寺住持，传天台宗。民国5年（1916年）住贵阳报国寺（址在今城西北石板坡）。民国13～29年（1924年～1940年），应华之鸿（居士）之邀住持贵阳大觉精舍，创办了天台讲习所。学僧多时达60余人，著名者有昌明、果明、超伊等人。民国13年（1924年）又在舍内成立佛教流通处，其后亲赴上海购来《碛砂藏》1部贮于舍内。

　　云南丽江噶玛噶举派寺院普济寺活佛圣露，民国34年（1945年），应黔中平刚、拓滨诸人之请，从云南丽江来贵阳，在黔明寺传授西藏噶举派（俗称白教）密教。

　　怀一，民国37年（1948年）夏至贵阳，住黔明寺，欲前往东南亚。因贵阳四众挽留，是年冬在寺中讲《法华经》。民国38年（1949年）7月，华问渠迎请住持大觉精舍。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邀怀一至贵州大学讲《般若心经》1周。

　　六、其他活动

　　民国时，各地新建了一些寺庙。贵阳有华之鸿出资修建的大觉精舍，民国9年（1920年）开工，4年建成（俗称华家阁楼）。主体建筑为阁楼（5层），高20余米，门窗雕刻精细，较为壮观。建成后礼聘天曦为住持。文殊寺建于民国17年（1928年），由华严寺如宗（尼）等化缘购地建造。有大殿及左右厢房。地方人士喜欢庙内清净，常于寺内聚会，寺院收入得以不断增加，在贵阳有一定影响。此外还有白云金山寺，修文金凤寺，息烽观音庙，遵义玉佛寺、三层岩寺，都匀报恩寺、九龙寺，福泉有慈恩寺，兴仁建普陀寺等。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遵义县玉佛寺传戒，108名僧人参加；民国38年（1949年）冬月，遵义县瓦厂寺传戒，78名僧人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佛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条规定，政府依法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长期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二十一条规定：……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

　　人民政府组织佛教界人士学习时事政治。贵阳以黔明寺为中心，组织僧尼及部份居士学习党的宗教政策。佛教徒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1951年，贵州佛教界积极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示威游行，人数达9000余人；许多佛教徒还参加捐款购飞机，支援志愿军抗击侵略者。

　　在佛教革新运动中，贵阳市僧尼所组建的生产合作社计有6个：佛新织布织袜手工业社（怀一、镜明负责）；佛慈手工业社（圣中、海能负责）；工农织布社（朝悟等负责）；黔明手工业社（续宽负责）；觉园缝纫工艺社（尘空负责）；东山六和蔬食社。市郊农村组建有六冲关佛慈农场，开荒面积有两斗（指种子）。东山、小关、相宝山、松山村、黔灵山、花果园、观音洞、麒麟洞、茅坡等处僧尼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部分僧人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及其他职业，70%的僧尼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贵州农村的广大僧尼，以宗教职业者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普通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并将多余的寺庙财产交给农会，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省宗教处于1960年调查了25个县、市僧尼状况，在1385名僧尼中，有1147人从事农业生产，167人从事商业，63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参加劳动人数占总数的99.9%。

　　人民政府于1952年、1959年、1961年先后3次拨款对省内有历史文物价值、影响较大的寺庙进行分类保护和维修。列入第一类保护寺庙的有：贵阳黔灵山弘福寺、东山栖霞寺，平坝高峰山寺、天台山寺，遵义金顶山寺、湘山寺、瓦厂寺，安顺金钟山寺、圆通寺，盘县丹霞山护国寺，黄平“黔南第一洞天”，镇远轿顶山。还协助佛教界选派明照等青年僧人到佛学院培养。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贵州怀一、定安两位代表出席，怀一当选为理事。1954年，安顺县（今西秀区）成立佛教会；1958年，贵阳市成立佛教协会。

　　1955年2月，怀一被推荐为贵州省政协第一届委员，后各届委员会都有佛教界代表人物参加。一些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宗教人士。

　　“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寺观教堂被封闭或占用，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文物古迹被破坏，宗教书籍、物品被焚烧，佛教界人士被批斗，信教群众受冲击，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申和全面贯彻落实，对“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僧尼，给予平反，妥善安排，将寺庙还归佛教管理，组织修复重建寺庙。1979年以后，贵阳市佛教协会恢复工作，不久，遵义、安龙等地相继成立佛教协会。1988年5月，贵州省佛教协会成立后，认真抓了佛教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办培训班，选送僧尼入佛学院等多种形式培养了一批人才。1999年，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省佛教协会在贵阳黔灵山弘福寺、乌当下埔回龙寺举办二部僧传戒，全国20余省、市、自治区的519名僧、尼前来弘福寺求戒。

　　佛教信众积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佛教热心公益，扶贫济困，自利利他的精神，积极参与“希望工程”、扶贫、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弘福寺组织专家、学者整理出版贵州佛教史料丛书—《黔灵丛书》5册，1998年又成功举办了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湘山寺于1999年9月举办了迎澳门回归、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遵义——厦门书画联展，出版书画集《遵厦秋韵》。截至2000年底由佛教界捐资或通过佛教界联系捐建的“希望小学”已达30余所；用于扶贫救灾的资金、物资共计为300多余万元。此外佛教还积极参与保护文物，发掘整理佛教文物古迹，出资对一些明、清寺庙建筑进行了整修，发展文化及旅游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