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造像的理念与实践研究（章节）

　　中国古代佛造像的理念与实践研究（章节）

　　金申

　　本文是笔者正在撰写的《中国古代佛造像的理念与实践研究》专著的序论部分的一小节，将涉及到孔望山和四川地区早期佛像的内容节选于此，近年不少学者发表了有关四川摇钱树的精辟论文多篇，阅后获益匪浅，本文对此不再作深入考证，望读者参阅。

　　佛教艺术是佛教教理的重要载体和宏法的手段之一，可以说有佛教就必须要有佛像，故古人把佛教也称为象教，即有缘于此。

　　本书主要侧重于可视的佛像，论述其历代的重要佛像史迹、时代风格与造型特征，探讨其时代背景、人文思想、佛教流派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在佛像上的时代风格与样式之不同。此外围绕着制作佛像，它背后还有许多逸闻趣事。石窟艺术方面因已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就不作为重点了，只是叙及各时代佛像时作个铺垫，并且石窟造像样式与单尊造像样式也有着时代的共通性，颇可举一反三。

　　关于佛教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尽管学术界有多种意见，但无论是据出土实物判断，还是证之史籍，应该说在东汉初年的公元1世纪左右是妥当的。这方面已有许多文章论及，这里就不赘言了。

　　汉代时中国人已知有佛，且派人西行到印度求法问道，取回佛像图样，《后汉书·西域传》叙之甚详：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佛，其形长大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

　　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

　　后恒帝好神，后遂转盛。

　　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在《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郦道元《水经注》、杨衡之《洛阳伽兰继》等书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这段文字中可注意“金人长大，顶有日光”数字，金人当即鎏金佛像，顶有日光，自然就是佛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项光或说背光，即头上所笼罩的光环。这个物件成了判断早期美术品上出现的人物形象是否是佛陀的重要标志和依据。

　　例如1954年发掘的山东沂南（汉代属徐州地区）汉画像墓，据考证为东汉恒帝时期的，引人注目的是中室八角擎天柱的顶端北面和南面各以阴线刻画有一童子立像，头部环绕有同心圆的光环，有的学者们认为这童子头上的项光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来的，应无大谬。但这个童子并不是佛陀，而是神童、金童一类的身份。项光在东汉以前的美术品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属于佛像专用的东西（基督教的神像也有光环，有学者认为也是从佛像上来的）很可能是从佛像上偶有所见，顺手采来1。 （图1）

　　由于楚王英是最早信奉佛教的上层统治者，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封国境内的百姓稍有信奉者，后遂转盛，鲁南地区受苏北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徐州治所的下邳已经建起了浮屠寺。《后汉书·陶谦传》

　　初，同郡人笮融，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同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像，衣以锦采，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及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可知浮屠寺佛塔高耸，顶上有金铜的塔刹，下有数层塔身，围绕着佛塔四周是佛堂建筑，从这段描述，结合敦煌石窟北魏壁画的建筑看，是很符合我国早期寺院正中立佛塔，周廽建佛堂的寺庙规制的。

　　据以上记载可知，江苏、鲁南一带在东汉时佛教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山东的滕县，也出土过一块据信为东汉中晚期的画像石，出现了六牙白象。这无疑是出自佛教的题材2。

　　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的东北，新浦以南5里。摩崖造像高约129米，在山的西端 长约700米，高129米的崖壁上依山势浮雕有108个人物，最大的人像高1.54米,最小的人头像仅10厘米。内容有饮宴图、百戏图等。

　　1980年史树青先生首次指出造像有佛教内容。从浮雕的涅槃像和舍身饲虎等故事画看，应属于佛教内容无疑。佛立像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大衣一角，已经是完整无误的标准立像形式。关键是这些佛像雕刻的时间，有后汉说、魏晋说、甚至唐代说。从人物雕刻风格上分析，浮雕为减底法，人物略为高出崖面，但东侧的戴冠袖手的人物立像和旁边的佛立像从风格分析显然不是同时代雕刻的，佛像似乎应该放在北朝时代较妥当。吴焯先生认为，结合苏北、鲁南在东汉时佛教传播的形势，孔望山在汉代已有佛教题材的雕刻是有可能的，但舍身饲虎、涅槃图这类题材出现在东汉似乎也为时过早3。（图2）

　　摩崖画像东侧约70米处，有一石雕大象，略大于真象，长鼻巨牙、卷尾粗足，脚带镣铐,旁边浮雕有一身着丁字形头饰的象奴，手执训象钩，由于久经风蚀,可看出象奴是重新修改过的。

　　象身上双勾阴刻隶书体的“象石”二大字，近年在石象前腿里侧，发现有一行竖刻的隶书，辨认为“永平四年四月”假若是东汉的永平，则为公元61年，比洛阳白马寺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感梦遣使西域求佛经，归来特建白马寺时间还早了七年4。但也不能排除是北魏永平年号的可能性。

　　象石造型上虽然颇有古意，但在象身上刻写“象石”二字的风习，总使人疑是宋元以来金石学家的癖好所致，不敢遽断是汉代所为。如果确实是汉代人为供祀佛教题材的象，则目此象是真实的大象，不可能在象身上刻写“象石”二字。（图3）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墓里还出现了带有“猞猁”和“仙人骑白象”题记的画面，“猞猁”应即“舍利”的通假字写法，仙人骑白象很显然也是东汉时人们对佛教尚不理解，将佛教中的太子乘白象或普贤菩萨乘白象的内容与道教和秦汉时的神仙方外之士骑乘的青牛等坐骑混淆不清所致56。

　　在全国各地发现的汉代佛教遗迹报告中，四川地区尤其更值得注意。1941年，由吴金鼎、夏鼐等人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进行了发掘，116号出土物中引人注目的是陶摇钱座，（高21.3厘米，南京博物院藏）陶座上塑有一尊坐佛，左右有穿交领胡服的武士和一腰间束带的侍者7。

　　坐佛束发，高肉髻，身着包覆双肩的通肩大衣，衣褶的起伏厚重，有一定的立体感，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上扬，可以说已经是较成熟的佛像形式了。其基本格局框架与犍陀罗的佛坐像很为接近，这两侧的人物应该是犍陀罗佛像旁常出现的护法的金刚力士一类人物而来的。是2—3世纪中国与西北印度文化交流的确切证据。（图4）

　　树座的基座浮雕龙虎衔壁，多见于四川西王母画像石上，此树座依然是神仙方术的长生不老、驱邪厌胜思想的体现，佛教的理论还没有被人真正理解，佛像还没有从这种迷雾中独立出来。此钱树已失，仅有残片。但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沟出土的摇钱树残断上，可清楚地看到树杆上有一尊佛坐像，高肉髻、通肩大衣，右手作是无畏印、左手持大衣一角8。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株完整的摇钱树，（高约150厘米），树枝上挂满了铜钱，树杆上也饰有通肩大衣的、衣褶呈棱形的坐佛，衣褶正面呈U形。后来的4—5世纪的十六国佛像衣褶与之极为近似，单独的看，是个很成熟的带有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的风格的佛坐像，但树的顶部却是西王母，头戴胜，身着交领深衣，上罩羽盖，坐在席上，左右有青龙白虎侍卫9。（图5）

　　2002年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的发掘，在丰都县镇江镇观石滩村长江北岸的台地9号墓内清理出红陶马，右后腿刻有“巴郡平都蔡君骑马”隶书款，同墓还出土了摇钱树，在陶树座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五月十日作”隶书款。在残树杆上铸有坐佛像，残高5厘米，高发髻，交领大衣，右手作是无畏印，左手残，有火焰状头光。

　　这件带有纪年款的摇钱树极为重要，为同类钱树提供了时代标尺。他确切无疑地揭示出东汉中期佛教已经在长江流域西南地区流行，并广泛体现在摇钱树上。

　　2004年三峡库区的奉节县还出土了一件陶制摇钱树。全体为陶制的钱树，甚为罕见。而湖北宜昌三峡库区的秭归台子湾的东汉至三国的墓中还发现了一棵鎏金的摇钱树。

　　仅在三峡库区的四川、湖北近年来至少发现了五、六例摇钱树的报告10。

　　摇钱树广泛分布于四川、湖北、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在陕南和河南南部也有发现，陕西城固县汉墓出土的摇钱树（2—3世纪，高93.5厘米，城固县文管所藏）在树的顶端一般是西王母高据而坐的位置上也有一尊坐佛，高肉髻、唇上有两撇上翘的胡髭，类似漫画的手法，一见使人想起犍陀罗带有唇髭的佛像，通肩的大衣对工匠们来说也不太熟悉，有如西方武士的紧袖戎装，右手明白无误地抓着大衣的一角，左手作施无畏印。虽与犍陀罗佛像左手抓大衣一角右手作施无畏印的形式正相反，但它表现的佛坐像是无可置疑的。在树的枝干上则饰有汉代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人骑、猴等，陶座上堆塑的是汉代惯用的象征博山的山峦11。（图6）

　　从此树的佛坐像可以知道，工匠们对佛教图像并不熟悉，或说缺乏好的图样做范本，有点似是而非，但佛像的高肉髻、唇髭、通肩大衣以及双手的动势这些最基本特征都具备了，不能说不是佛像。这如此之多的几乎是以同一思路和理念制作的带有佛像的钱树，在东汉、三国时广泛地分布于西南乃至和西北地区，确如俞伟超先生所揭示的“表明那时“佛教礼拜曾和古老的社稷活动结合在一起12。”

　　1940年发现的四川乐山麻浩1号汉代崖墓的浮雕佛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墓为横前室、后三室，在墓门、门道和墓室壁上均雕刻建筑、车马、人物、伎乐画像，没有发现佛教内容，唯独在距地面高约2米左右的后室门楣上浮雕了一尊佛坐像，（高37厘米），高肉髻，项有圆光，通肩式大衣，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整体上比例协调。衣褶厚重有立体感，手部生动有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图7）

　　无论是整体框架还是细部表现，明显地看出此像是脱胎于犍陀罗的佛像造型。

　　据麻浩崖墓不远的柿子湾崖魔群中也在墓室的同样是门楣位置发现了二尊佛坐像，样式上这三尊像都大同小异。据崖墓群的相关出土物器上有顺帝永和（136—141年）和桓帝延熹（158—167年）等纪年标记，并且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流行于汉代,汉代以后不复见到,故而认定这些佛像为东汉末年应大致不误。时代当为东汉末至蜀汉末的公元三世纪1314。

　　这三尊佛像所处的横枋，按乐山地区崖墓的通例往往是雕刻青龙、白虎四神兽的位置。纵观中国古代墓葬，将佛像置于墓内的一起入葬的现象极为罕见，尽管中国的佛教徒很多，历代的帝王将相也不乏信佛者，但墓葬中却不殉入佛像，墓室壁画（不包括佛塔地宫），也几乎清一色为出行、宴饮、侍从人物、仙人怪兽等等，惟独罕见佛教内容的壁画。据此习俗，可知将佛像置于墓室横枋上，仍是汉时人们对佛像还与神仙方士的长生不老，驱邪避祟的观念等同视之，佛像不过是神仙思想的附庸而已。

　　四川、湖北如此频繁而广泛地在摇钱树和崖墓里发现佛教内容的遗物，背后必然蕴藏着深厚中国与印度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特别是这些佛像具有广泛意义上的犍陀罗佛像样式的基本特征，它自然不能证明我国西南地区的川北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有直接的联系，它的源头应在我国的新疆地区即历史上的西域来探求。

　　汉初，大月氏就不断地移住信奉佛教的中国西域，以后又逐渐地往长安、洛阳和洛阳以东发展，汉代蜀中的佛教主要应是通过长安进入的，发现佛教钱树的陕西城固，即位于长安入蜀的路上，河南济源发现陶制钱树之地则位于洛阳之北，而此时川西北与西域交通的河南道，即羌中道，（今青海省）此时尚是不信佛教的突谷浑人所管辖驻牧，道路阻绝凶险，不可取道。只有到了两晋时，河西不通，没有办法此时才有僧人取道蜀之西界，但也不是畅通无阻，全凭时势时续时断和运气。也有学者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下说的记载，认为四川到印度还存在着一条通道。

　　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网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

　　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

　　大夏为大月氏人所建，犍陀罗佛教艺术正兴起于此时，蜀国的布和邛竹杖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印度，又辗转到了大月氏，确是个颇为诱人的中西交通课题。张骞的汇报引起了汉武帝的兴趣，他且派王然于、柏始冒、吕越等人，从西南探求达印度之路。但由于昆明闭道，未能成功。及至东汉时，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西南已全部归入汉朝版图，汉置永昌郡，由蜀中走滇西，经滇越，哀劳而至缅甸，复由缅甸至印度的道路畅通无阻，佛教自然也可以由此机缘由印度而入中国，且由印度人经缅甸到永昌郡经商并定居下来。从理论上说，佛教从印度传入四川是可能的。但这条路也颇艰险，盛夏有热障毒虫，秋多风雨，大水泛滥，冬有积雪，只有每年的二、三月才勉强可行。并且东南地区的夷人俗信鬼巫，至多佛教在这里不过是“路过”而已15。

　　吴焯先生认为乐山、彭山崖墓的佛像固可能自川缅入印度道传来，但更大的可能是取由羌中通西域的路线，乐山、彭山距成都不远，均在岷江沿岸，正当这条交通线上，佛教传入应首先受染16。

　　总之，汉代川蜀佛教到底是寻什么路线从西南夷的陆路和海路传入的还是从羌中路由西域传入的，甚或是印度从西域通过长安、洛阳而入蜀的。种种推测均持之有理。但仅从这些初期佛像的样式看，仍大致不出西北印度犍陀罗所确立的轨范，中印度的以马土腊地区为代表所流行的薄透贴体的佛像尽管也与犍陀罗佛像基本同时产生了，但纵观我国的早期佛像风格，仍以犍陀罗佛像风格占主导潮流。

　　避开复杂的历史地理背景不谈，仅从佛像那种高髻，带唇髭，厚重的大衣等样式看，属于西北印度佛像的系统，从羌中或从关中入蜀的可能性更大些。

　　注释：

　　1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6年

　　2、7、15、16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3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7

　　4李洪波《孔望山佛教石象发现纪年铭刻年代早于敦煌三百年》《中国文物报》2005.9.28

　　5 俞伟超“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7

　　6、12 俞伟超《东汉佛像考》“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7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9金申《佛像萃编－海外及港台地区收藏佛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即出

　　10 上述几例报告综述于各报刊及网络信息。

　　8、11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12

　　13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崖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1－6

　　14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群众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