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历史进程概论

　　长安佛教历史进程概论

　　增勤法师

　　关于长安佛教，目前这一概念已经非常流行，但到底什么是长安佛教，大家还没有深究，虽然很多人谈及这个问题，但总体上看还是见仁见智，互有差别。我们认为，所谓长安佛教，就是产生、流传于长安地区的佛教。这个定义还是有些笼统，那我们将其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概念：狭义的长安佛教是指长安作为中国佛教中心或中心之一时期产生或存在于长安地区的佛教，也就是从秦代酝酿、西汉末年佛教最早正式进入长安开始，到唐朝灭亡、长安失去国都地位之间，产生或流传于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教；广义的长安佛教则是指从古到今存在于长安以及后来称之为西安的行政辖区内以及以关中为核心的周边地区的佛教。有学者认为，由长安所辐射的区域内的佛教也属于广义的长安佛教，按照这种看法，东至洛阳，西起敦煌，北至五台山，南达汉水的广大区域内的佛教都可算作长安佛教。这种看法也有其道理。另外，在某个特定时空背景下，长安佛教也可能只是指今天西安市长安区的佛教。后两种长安佛教的概念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不属于本文所说的长安佛教。

　　长安佛教源远流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她以其自身的跌宕起伏见证了中国佛教历史脉搏的跳动。可以这么说，长安佛教史就是大半部中国佛教史。理解长安佛教的历史是认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基本前提。我们认为，从纵向来看，长安佛教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初传、勃发、鼎盛、沉寂、恢复、复兴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属于狭义长安佛教时期，而后三个阶段则为广义长安佛教所包纳。

　　一、长安佛教的初传时期

　　长安佛教的初传时期为从秦汉到西晋时期。初传时期的长安佛教经历了从隐蔽存在和零星传播到有限发展和中心形成的历史过程。所谓隐蔽存在就是佛教初来咋到时无人知晓以及后世文献记载的缺无，主要指汉代以前；所谓零星传播就是在个别地方开始了佛法的流传，以西汉末年的伊存授经为代表；所谓的有限发展主要指三国的曹魏时期，以朱士行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为代表；所谓中心形成就是西晋时期竺法护在长安组织译场，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

　　关于佛教进入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多达十几种。目前大部分说法已经被学术界一致否定。与长安佛教历史缘起相关的说法也很多，最远的甚至追溯到西周时代，当然现在可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目前一些学者继续坚持秦代佛教传入说，其证据既有考古发现的印度实物，也有文献解释的呼应，我们认为很有道理。与这种观点相一致，佛指舍利进入关中也被认为是在这个时期。法门寺阿育王塔最早被称为圣冢，暗示它属于古代印度阿育王塔的式样，而阿育王塔是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产生的一种舍利供奉形式，所以中国佛教信徒认为，法门寺阿育王塔及其所供奉的佛舍利就是在那个时候隐藏在扶风的佛教圣物，尽管在当时未被人所察觉，当今的学术界也无法证实这一历史，但这却是佛教界认为的长安佛教的最早酝酿，也是中国佛教的最早源头。

　　目前学术界、佛教界乃至社会其他领域比较公认的、有确切资料证实的佛教最早进入中国是公元前2年。这一年，来自中亚的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在长安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据方广錩等学者考证，这部没有留存下载的佛经在当时曾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尽管其中的内容只是一些佛教的常识，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佛经，但它在社会上层的流传却标志着中国佛教的历史从此正式迈开了第一步。也正因为如此，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才在1998年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这是对发生在长安的这个历史事件的一致认可和高度重视。

　　三国时期，朱士行作为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不但是汉地最早的中国僧人，而且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西行取经人。据记载，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获得《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六十余万字。因受到当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送出。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内地。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死。朱士行从长安西行求法的举动既表明了当时长安地区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彰显了长安在沟通内地与西域方面的重要地位。

　　初传时期的长安佛教最值得一提的还是3世纪后期竺法护在长安首开民间译场，第一次在中国大规模翻译佛经，佛教史学家认为，经法正是由此才广传于华夏。那时，汉僧出家者日多，早在西晋初年，就有帛远法祖等人在长安建立精舍，有僧俗大众来精舍从学。帛法祖又名帛远，据梁慧皎的《高僧传》记载，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期之前，帛法祖“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帛法祖有一个弟弟，名叫帛法祚，年25出家为僧，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此人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为张光所害，享年57岁，则生年应在魏正始七年（246）。据此，帛法祖则生于正始七年（246）以前。史载其年少出家，估计长安建寺在3世纪60年代。该寺建于何处，现亦不得而知。史载竺法护曾在长安西寺译经：“元康七年（297）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门法护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经》。”(未详作者《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同年，他还在这里翻译了《金刚藏菩萨行经》一卷(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西寺或相对于白马寺、敦煌寺（均位于汉长安城东边）而言为西，或相对于汉长安城而言为西。两种可能都说明此寺应位于长安城西边，是否为帛法祖建立的那座精舍，尚不敢断定。

　　根据以上资料，有史可考的长安最早的佛寺应是青门内白马寺，其次是青门外敦煌寺和帛法祖所建的不知具体位置的精舍。敦煌寺是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的译经讲学场所。关于这一史实的最早资料是梁代僧祐（445～518）的《出三藏记集》，其云：竺法护“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梁代慧皎（497～554）的《高僧传》有完全相同的记载(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罗刹传》)。唐代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说：“晋武世，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结众千馀。教相广流东夏者，法护深有殊功。”后来唐代惠详的《弘赞法华传》（卷二）和道世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又对这一记载做了进一步认定。这些资料都记载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但关于这个寺庙的具体建立年代并未说明。僧祐所著《出三藏记集》是早于慧皎《高僧传》的资料，它所收的《正法华经记》对竺法护翻译《法华经》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未详作者《正法华经记》）但此处并未说明翻译《正法华》的具体地点。道宣的另一部著作《妙法莲花经弘传序》中却这样记载：“妙法莲华经者，……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青门敦煌菩萨竺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道宣《妙法莲花经弘传序》）虽然这里所说的译经时间与梁僧祐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它明确指出竺法护译《法华》就是在长安青门外的寺庙。又据宋代志磐的《佛祖统纪》卷三十六记载，西晋太康“七年（286），月氏沙门竺法护，来长安青门译《正法华经》及《涅槃》《宝藏经》等二百十部”(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可见，到宋代时，关于竺法护译《法华》的时间、地点已没有什么异议了。此后，历代县志均记该寺为竺法护译《法华经》的寺庙。

　　此前，竺法护曾于西晋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三十日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须真天子经》２卷，传言者为安文惠、帛元信，笔受者为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此为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所载。如此，则竺法护先是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翻译佛经，后又在青门外另立敦煌寺。由于白马寺、长安西寺早已无存，所以，长安佛教现存最早的佛寺便只有敦煌寺了。

　　敦煌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此翻译出《法华》《光赞般若》《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等重要经典。他一生共翻译佛经154部，309卷( 僧祐《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有的资料则说是175部，354卷（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或210部394卷(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此前中国的佛经翻译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可以说，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人，敦煌寺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梁代佛教史学家僧祐这样评价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僧祐《竺法护传》)竺法护在敦煌寺主持佛经翻译事业，前来皈依的信徒极多。史载：“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 。西晋时期长安佛教是以竺法护为核心而形成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佛教传译中心。

　　二、长安佛教的勃发时期

　　从十六国到北周为长安佛教的勃发时期。这个时期的长安佛教以前秦时代道安在此主持译经、修道、弘法为肇基，以后秦时代鸠摩罗什在此率领庞大僧团大规模译经和创立关河学说为高峰。尽管北魏和北周两次灭法均兴起于此，但总体上看，长安佛教在此阶段持续勃兴，般若学、成实学、毗昙学、涅槃学、华严学、地论学、摄论学、俱舍学等学派均产生或壮大于这里，长安不但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也为后世乃至今天的中国佛教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典依据与思想源泉。

　　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十六国时期。在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因为皇帝苻坚的大力支持以及道安等高僧的到来，长安继西晋之后继续保持了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筵请道安入住长安五重寺，弘扬佛法，并主持翻译事业，前来学习和帮助翻译的几千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最大的僧团了。当时译人僧伽提婆等翻译经论时，道安常与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他们在长安共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等，并在这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道安还在这里提倡出家人以释迦为姓，一改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的状况，从此开启了中国僧人姓释的历史。在长安,道安还制定了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又创编经录，疏注众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弘法高潮。道安一生译经二十五部，二十九卷之多，为般若学中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祖师。其高足弟子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就中慧远尤著名。和道安同时的名僧，有他的同门京兆竺僧朗。他初在关中专事讲说，后移泰山西北的昆仑山中，学徒百余，讲习不倦。长安佛教在这个时期因为道安大师的主持和感召，不但迎来了自身的辉煌，也成为当时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灿烂的一页，在整个中国佛教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与道安同时，法显在长安求学和修行，并对长安地区的律藏有仔细的考察。随后从长安出发，去印度求取戒律典籍，成为中国第一位到达印度并取回经典的僧人。法显虽然回国后没有重返长安，但根据法显传的资料可以得知，他在长安有比较长时间的修行，并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

　　后秦时期，因为鸠摩罗什的到来，西安继前秦之后继续着保持全国佛教传译中心的地位。姚兴弘始三年（401），在经历十六年滞留羁绊之后，鸠摩罗什这位生于西域龟兹的大师，经过内地两个朝代的发兵邀请，终于在后秦皇帝姚兴的盛情邀请和武力护卫下，进入长安。姚兴对罗什以国师之礼相待。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罗什住进皇帝亲自安排的逍遥园和大寺等地译经讲学。关中及全国前来从学者三千多人，长安一时名僧云集，法化极盛。曾经参加前期译事的名德如法和、僧睿、昙影、僧导等，此时都参加罗什主持的新译场。同时还有原在长安的慧精、法领、道标、道恒、僧肇，以及来自庐山的道生、慧睿、慧观，来自北方的道融、慧严、僧业、慧询、昙无成，来自江左的僧弼、昙干，和来自其他各处的慧恭、宝度、道恢、道悰、僧迁、道流、道凭、昙晷等名僧，都会聚长安，参加了鸠摩罗什的译场。其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昙影、道恒、慧观、慧严诸人尤其著名。此外，从西域前来长安和罗什合作的僧人有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律师弗若多罗和卑摩罗叉。当时，这么多的高僧云集长安，共宣佛法，号称八百狮子吼秦川。

　　弘始四年(402)，罗什在逍遥园西明阁首先译出《阿弥陀》等经，接着译出《大智度论》和《百论》。次年，重译《大品般若》，并选义学沙门慧恭、僧迁、僧睿等五百余人参加译场。同时在中寺协助罽宾律师弗若多罗译出《十诵律》的大半。以后，他又相继译出《菩萨藏》等经。弘始八年(406)后，他迁住大寺，相继译出《法华》《维摩》《华手》及《小品般若》等经，以及《中论》《十二门论》等论，最后又应请译出《成实论》。他在译经之暇，还常在逍遥园澄玄堂及草堂寺讲说众经。罗什具有文学天才，曾为《维摩经》译文作注，出言成章，不待删改。所作赠法和、慧远的偈文，都辞理婉约，韵味深长。弘始十五年(413)四月病逝于长安大寺。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他一生共译佛教经典35部，294卷。后来的《开元录》则记载他一生共译74部、384卷。罗什在长安所弘扬的主要是根据般若经而建立的大乘中观学说。另外，在戒律方面译出《十诵律》及《比丘戒本》，于禅学方面译出《首楞严三昧经》及《禅经》等，于小乘则译出比较接近般若的《成实论》，于比喻文学方面则译出马鸣《大庄严论经》；最后，他还译出马鸣、龙树、提婆诸传，提供了有关印度佛教史的重要资料。罗什在长安的翻译事业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辉煌的。他所译经论在中国历来最为流行。

　　南北朝时期的长安佛教虽然不能象西晋和前后秦时代那样成为全国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佛教中心，但宏观上来看，继续保持着发展上升的势头，依然是全国佛教中心之一。在这期间，长安佛教第一次遭受“灭法”的沉重打击，随后在曲折中，继续发展。

　　北魏道武帝（386～409）和晋室通聘后，开始信奉佛教。太武帝（423～452）锐志武功,因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进言，而于太延四年（438），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长安佛教遭到沉重打击。到了七年（446）,因在长安一寺院发现收藏有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又听信崔浩的建议,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杀,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允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长安佛教也逐渐复兴。常在嵩山修头陀行的沙门僧周，在太武帝灭佛时与数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对关中佛法的复兴产生很大影响。孝文帝（471～499）时，鼓励佛教发展，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等佛事纷纷兴起，《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义学也开始盛行，长安佛教迅速复兴起来。

　　西魏都城在长安,长安佛教借助政治中心的地位迅速崛起。西魏文帝(535～551）及丞相宇文泰都崇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佛教,他曾在长安建立六座寺院，并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作为传播佛教的资料。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也以长安为首都，起初北周皇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在长安建立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长安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高僧。但不久长安佛教又遭受周武帝灭法的沉重打击。武帝（560～578）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意欲取消佛教。但因为佛道二教争执不下，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有二百余万人。宣帝（578～579）嗣位后恢复佛教，大成元年（579），于长安和洛阳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二百二十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为菩萨僧，任长安陟岵寺寺主。次年（580）五月，静帝（579～581）在长安继位，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长安佛教从此迅速再次振兴起来。

　　三、长安佛教的鼎盛时期

　　隋唐为长安佛教的鼎盛时期。581年隋朝建立，589年隋朝统一中国。自从隋建立以后，就开始以长安为中心，在全国全面复兴佛法。隋朝时间虽然不长，但为中国佛教鼎盛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618年唐朝建立，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复苏，国力的强盛，政治的清明，尤其是开放国策和宗教宽容政策的实行，所以，尽管皇室制定了以道为先的原则，但佛教得益于此前的长期积累以及中外佛教信徒的不懈努力，而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不仅长安佛教，整个中国的佛教从此也进入一个鼎盛的历史时代。

　　无论学术界还是佛教界，大家都说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长安佛教最辉煌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期。那么，所谓鼎盛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的鼎盛主要体现在：1、以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等三大译场为支柱的众多译场的译经事业兴旺发达，长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国外经典数量最多、流传最盛的地方，从而成为人类文明交往的摇篮；2、经典译传的高度密集与义理辨析的空前高涨，迎来了三论、唯识、华严、净土以及律、密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纷纷涌现，长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理论创新精神的城市，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六大宗派的祖庭至今依然耸立于此；3、来自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弘法僧和求法僧以及中国各地的高僧云集这里，相互交流，彼此激发，使长安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国际化佛教交流中心；4、佛牙舍利、佛顶舍利、佛指舍利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佛教圣物聚集长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泗州大圣、密教仪轨等信仰形态由此彰显并走向全国，使长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神圣意义的佛教中心；5、佛教与道教、儒教在这里发生冲突，也是在这里互补，并在这里走向交汇圆融，三教和谐共处的关系在此形成；6、佛教文学尤其是佛教诗歌、佛教的绘画和雕塑、佛教的俗讲、佛教的音乐、佛教建筑在隋唐时代的长安达到极度繁荣的程度，佛教与文化艺术在长安的接轨精妙绝伦，无与伦比；7、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佛教普遍热衷，佛教思想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佛教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关系模式在这里得以定型；8、长安城里寺院林立，城郊各地塔刹相望，终南山里楼台点缀，皇室和大臣竞相献宅立寺或新建塔庙，商人和一般民众也争相供养，长安一带拥有了全国最多的皇家寺院，也聚集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寺院，同时长安的佛教寺院经济也迅速膨胀，成为富甲天下的经济实体，这既为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但同时也带来个别僧人生活腐化、影响国家财政等一些列负面后果；9、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经过多次磨合而走向彼此适应与包容，政教分离、融洽共处的政教关系在此最终确立。总之，从理论到实践，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在隋唐时代的长安基本完成。以下予以简单说明。

　　隋代建都在长安，隋王朝复兴佛教首先从首都开始。随着隋代在政治上的南北统一，在文化领域开始出现融合的新趋势。尤其是随着南方高僧大量北上长安，驻锡日严等寺，佛教也融合南北特征，在融合过程中开始兴起新的体系，于是，长安再次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隋文帝（581～604）刚上台，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又诏灵裕为国统。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有长安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 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在大业元年（605 ）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

　　隋代译经也是以长安为中心展开的。首开译经的是北天竺乌长国的那连提耶舍（490～589 ）。他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时，毗尼多流支也在长安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此后在长安译经的大师有阇那崛多（527～604 ），此人也住在大兴善寺，从开皇五年（585）到仁寿末年（604 ），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译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隋朝的译师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长安僧人在佛教传播方面的贡献明显超出前代。参预达摩笈多等人译场的彦琮（557～610）就曾记录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成《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十二年（592）奉召入长安，住大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3），文帝令其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606），住翻经馆，披阅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记》，著《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还为所译诸经作序。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 ）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成为一部分类比较精细的经录。另外，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撰《历代三宝纪》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同时，彦琮等人在仁寿二年（602）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长安还兴起一些在家佛教信众的组织。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佛教素质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另外，当时还有一种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 ）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的长安也是全国的中心。当时，长安一带用佛教理趣入诗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灵佑、吉藏、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很出名。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尤为著名。隋代长安的佛教建筑，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最为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

　　隋代长安佛教不但在全国拥有中心的地位，而且对四邻诸国也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607）遣使者小野妹子来朝，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 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佛教的流行产生很大影响。

　　唐朝在建立初期虽然奉行尊道政策，对佛教有一定的抑制，但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长安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全国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事业，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从长安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在长安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到了武则天（684～704）时期，为了利用佛教为其政治利益服务，一代女皇大兴佛教。尽管当时的政治中心在洛阳，但长安的佛教依然获得迅速发展。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因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在长安大力弘扬密教，有助于巩固政权，佛教再次得到帝王的信任，不但促使密宗的形成，而且推动了当时佛教的发展达于极盛，仅佛教寺院就比唐初增加了一半。安史之乱使长安佛教遭受严重摧残，到了武宗时期，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朝廷命令拆毁寺宇，敕令僧尼还俗。总计当时拆毁的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则达四万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收回寺院所属的田地数千万顷。长安佛教经此打击，一蹶不振。

　　唐代的译经主要集中在长安。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终止。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玄奘、阿地瞿多、那提、地婆诃罗、佛陀波利、杜行顗、义净、智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般若等译师在长安主持佛经翻译事业，译籍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玄奘、义净、不空。玄奘所译有75部1 335卷，义净译出61部260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104部134卷。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都传译到了中国。有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372部、2 159卷，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在长安翻译的。

　　经典译传的高度发达带动了义理辨析的空前高涨，当时长安城里云集了中国最多的学问僧，这些人钻研义理，体验修行，解行并重，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宣传推广，门下都有大批追随者，教学相长，共同研讨，长安城里充满了佛教理论的创新精神，从而迎来了三论、唯识、华严、净土以及律、密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纷纷涌现。

　　起源于后秦时代的三论宗，经过后代的不断发展，隋代时期已具雏形，其实际创始人吉藏（549～623）晚年居住长安，完成了三论宗主要理论体系的创建。他在长安很受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曾住于长安的日严、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其三论学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经常来长安讲说，盛传三论学说。贞观年间，元康住长安的安国寺，著《三论疏》，继续弘扬该宗学说。

　　慈恩宗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门徒在长安建立起来的。该宗遵奉印度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的瑜伽一系学说，主张众生种姓各别，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玄奘门下弟子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他对玄奘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疏，极大地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等人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到极盛。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如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遁伦等，也都很有成就。

　　律宗也兴起于长安。道宣（596～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律学系统，在长安专事《四分律》的弘扬。因为他后来居住在终南山净业寺和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这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与此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也流行了较长时期。

　　华严宗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640）创立于长安，接着有智俨（602～668）在终南山一带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奠定了该宗的基本体系，历史上称智俨为华严宗二祖。被称为三祖的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进一步充实了该宗的学说。澄观（738～838）来长安，受到皇室的敬重，对华严宗的正统学说加以发扬，因此被称为华严宗四祖。其后五祖宗密（780～841）长期居住在长安草堂寺和圭峰寺，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宗的圆融精神。当时在长安学习华严宗的还有新罗学人义湘（625～702 ），他归国后开创了海东的华严宗，而长安的至相寺则被视为朝鲜华严宗的祖庭。

　　密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的一个特殊宗派，是由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来长安之后创立的。他们在印度时修学的地点不同，分别传承了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到达长安之后，则互相授受，从而融合成更丰富完整的体系。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在长安一带的进一步阐述，内容更加充实。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从而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当时，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入唐八家中的六家都在长安学习，尤其是空海，在青龙寺接法于惠果，归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传承至今不绝。

　　净土宗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唐初道绰（562～645）继承其说，继续倡导。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净土信仰由此才在长安站稳脚跟。善导著有《观经疏》，在长安光明寺、实际寺、悟真寺等地传教，建立了该宗的基本体系，被后世视为该宗的真正创立。其后怀感、少康等人相承不绝。唐代在长安宣传净土教还有慧日（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大力弘扬净土法门，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生年不详～821）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的信仰以长安为中心迅速传向全国。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594）在长安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萧瑀、高炯等的外护，得以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才明令判为异端，此后朝廷又相继多次限制打击。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在长安地区存在，直至唐末。

　　除了上述各宗派的教义继续传播并发挥影响外，长安佛教的神圣化信仰也非常盛行。当时长安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佛舍利崇拜也在唐代盛极一时，在印度极富盛名的佛顶舍利、佛牙舍利均在长安供奉，尤其是关中西部的法门寺，在唐代成为皇家寺院，朝廷多次迎奉佛指舍利，影响盛极一时。当时全国佛教有四大朝拜圣地，其中长安就占两处，一是扶风的法门寺，二是长安城南的终南山。

　　唐代三教关系的展开也主要以长安为基地。自唐初以来，佛教快速发展，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之争，在思想上也产生剧烈的冲突。唐初道教徒傅奕向高祖进言七次，抨击佛教。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在长安分别作《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两教的激烈冲突直接波及到皇帝那里，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还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唐武宗的灭佛就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另外，在儒佛关系方面，两家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到了中唐，韩愈奋起攻击佛教。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无益于国家。又说佛教是外来的，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表论佛骨，认为佛舍利是枯骨秽余，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但却受到当朝皇帝的排斥。

　　直接和群众生活相联系的种种民俗性佛教活动在长安也很流行，如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生动的故事进行宣传，并形成各种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内容主要来自《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典。由于长安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各种佛教应验故事、传奇小说等也在民间流行起来。而唐诗中的佛教题材也急剧增加，佛教成为唐代文学的重要精神源泉。在艺术方面，各种佛教绘画、雕塑、音乐、建筑、书法、各种纹饰等相当繁盛，促使佛教艺术达到兴盛的景象。如彬县大佛寺的大佛，建立于唐初，至今光耀天下。长安城内的大小雁塔以及许多著名的佛教碑刻都凝聚着艺术的深厚底蕴。

　　唐代长安佛教对国外也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当时很多新罗和日本的学僧来到长安留学，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以后开宗立说。新罗在唐初来长安的有义湘，他在终南山学法于智俨，而太贤、道伦则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在长安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就有道昭、智达、智通来长安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长安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代代相传。日僧道光先入唐在长安学南山律，后来，在长安受戒学律的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日本律宗。空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唐代长安的佛教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四、长安佛教的沉寂时期

　　从五代到清朝为长安佛教的沉寂时期。唐朝灭亡之后，长安失去国都的政治地位，文化方面也迅速走向衰落，与此同时，长安佛教步入沉寂时期。这种沉寂主要表现在：义学不振，寺院残破，僧才奇缺，法事不隆，宗派衰落。但佛教的活动与影响民众的力量依然存在，佛教寺院的维护、佛教造像的维修与再建，佛教信众的延续等都代代相续。

　　五代后梁时期的朱温在离开长安时，拆掉长安宫殿寺观的木料，自渭河运往河南开封使用，长安佛教因此而遭受沉重的打击，章敬、西明等大寺院从此荡然无存，幸存的其他寺院也残缺不全。宋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北周抑佛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到了天禧末年（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万人，比宋初增加了七倍，寺院也相应增加到近四万所。长安的寺院在这个时期获得有限的恢复，许多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并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长安佛教也深受影响。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重建香积寺。太平兴国六年（981），重修悟真寺，并改名崇法寺。政和五年（1115），分丰德寺圆测遗骨，葬在兴教寺玄奘法师塔左，与窥基塔相对，贡士宋复为作《塔铭》。法门寺虽失去了唐时地处京畿的地理优势及佛教中心的位置，但气势依然，宋代住僧人数比唐鼎盛时期增加了一倍，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以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较具规模的庄园经济。宋朝时期的大慈恩寺，废毁殆尽，唯一塔俨然。

　　这一时期，长安佛教高僧寥若晨星。可洪居住长安石羊寺，博览经籍。后唐长兴二年（931）着手《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著作，历时十年而完成，凡三十卷。总集《玄应音义》《慧苑音义》《慧琳音义》《希麟音义》等诸书，对古字、俗字等字形、点画，述说尤为详尽。守初（910～990）为凤翔一姓付人家的儿子。十六岁出家，以渭州（现在甘肃）崆峒山的志念为师。后来南下云游，参理云门文偃禅师，默悟其旨。后来巡游湖北一带，被请住洞山，学人会集，声誉顿起。太平兴国六年，诏赐衣号。淳化元年（990）圆寂，寿81，有语录行世。

　　宋室南渡之后，陕西为金朝统治。长安佛教则继续保持低落中的延续状态。南宋淳熙元年（1174），崇辨禅师住于大兴善寺，颇有声望。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草堂寺也屡经战火，屡经重修，宋、金、元时期都有重修的记载。金代法门寺没有大的发展，但还是保持了以前的规模。金承安五年（1200）所刻《法门寺藏经碑》记述了法门寺藏经5000余卷，可见规模之宏大。金大安二年（1210），金烛和尚在法门寺二十四院之净土院忽有“甘露法水”涌出，有感于灵异，决定焚身以“真身供养”。

　　元代长安佛教也无任何起色。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长安佛教各宗也有了微弱复兴的迹象。其中禅宗和净土宗在最为流行。与此同时，很多寺院获得重修和扩充。如明正统二年（1437），净业寺住持僧云秀募资修葺本寺。明天顺四年（1460），德满禅师重修大兴善寺。同年，净业寺住持僧本泉和沣德寺住持惠海又重修寺院，以恢复祖业。明成化二年（1466），整修大慈恩寺，基本奠定了大慈恩寺后来的规模。明正德二年（1507），法门寺再次重修，从唐初法门寺建二十四院，至此时近900年，二十四院规模尚存。明嘉靖年间（1522～1566），秦藩王朱怀卷再次修葺悟真寺，并将悟真寺下寺的水陆殿改作其家祀佛堂。这期间，香积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佛事转盛。明代以后，西村逐渐人满拥挤，于是向东扩展，平塔除坟，香积寺的塔院逐渐湮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地震，道宣舍利塔倾倒，两年后即明隆庆元年，获得重建。明隆庆二年（1568）八月扶风大地震，第二年（1569）法门寺唐塔倒毁。十年后，在皇太后的督促下，万历皇帝于1579年下诏重建法门寺塔。工程浩大，历时30年，于万历三十七年建成，并造铜塔刹标明峻工。明万历四十三年（1604），大雁塔又重加修葺，安装了阶梯，可登临各层。清代长安佛教与明代的态势基本相同。

　　这一时期的高僧同样很难寻觅。宝金（1308～1372）本为关中永寿人，六岁他出家，受戒后遍诣各处讲肆，穷究性相之旨，后来到晋云参谒如海。再往峨嵋，精勤苦修三年。元至正八年（1348），皇帝遣使诏其至京城，甚为礼敬，命住海印寺，他蜿蜒谢绝，皇帝赐其“寂照圆明”之号。明太祖即位之后，诏他入南京，于内殿中问佛法大意，并设普济会于钟山，选高僧十人莅其事，他便列于其中。皇帝又亲御翰墨，赐诗十二韵，蒙宠甚渥。如学（1585～1633），临潼人，俗姓任，号五峰。幼年丧父，师从五台山的天齐出家，并于澄律师处受具足戒。此人遇事精勤，遍历诸方，后至金粟寺参访密云圆悟，得其心印并嗣其法。曾入住弘济寺，后又迁至长沙大沩山同庆寺。著有五宗派叙、五峰禅师语录一卷。

　　五、长安佛教的恢复时期

　　民国时期长安佛教迎来了短暂的恢复。1912年以后，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理念的输入，长安佛教开始了短暂的恢复，表现在：佛教团体的纷纷建立，佛教讲学的频繁举行，寺院维修的不断开展，佛教报刊与经书的出版发行，传戒、祈福等法事活动的勃兴等。

　　这一时期的长安佛教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

　　民国元年（1912）4月，浙江天童寺方丈寄禅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力图保护佛教权益。9月，西安佛教界在卧龙寺聚会，宣告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以卧龙寺为会址，选举了全为支部长，定慧、空定为副支部长。逐渐在陕西各县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分部及各种相关的佛教团体，截至民国十五年（1926）底，陕西各市县已成立分部20多个，并建立其他相应组织10多个。西安市不仅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西安分部，而且还设立了佛门请经处、巡行讲演团、普通僧校、佛学研究会和佛学图书馆等近10个佛教机构。这些佛教组织的成立对维护佛教权益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佛教总会秦省支部还大力恢复慈恩、净土和密宗等佛教各宗，并督促各宗进行了一些传统的佛事活动。

　　民国初年，陕西僧界的弘法人才奇缺。针对这一状况，陕西佛教界多次派人或去函延请外省高僧赴陕弘法。冯玉祥督陕后，在西安城内南院门建造洗心所，约请各教高人轮流讲演。陕西佛教会致函太虚大师等高僧，恳请他们西上弘法，振兴陕西佛教。太虚因正在创办武昌佛教学院难以脱身，遂推举妙阔法师代劳。妙阔法师赴陕弘法首开近代外省高僧赴陕弘法先例。翌年6月，山西五台山月泉法师亦应邀赴陕弘法。与此同时，陕西的一些僧侣居士，也纷纷开展各种讲经活动。早在民国初年，西安终南山各寺庙就开始恢复了各种参禅讲经活动。民国十年（1921）4月后，陕西佛教会在西安创立陕西胜业学社，邀请省内僧伽、居士宣讲佛经。翌年春，西安佛界著名居士冯迢如、高戒忍、李桐轩、杨叔吉等人，开始轮流在南院门洗心所讲演佛法。民国十二年（1923）后，陕西高僧宏纯、定慧、聪慧和著名居土康寄遥、高戒忍等人，先后在大荐福寺、寂园和各难民收容所宣讲佛法。这些弘法活动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洋政府成立后，规定全国寺庙除僧伽募修或用私产修建者外，均属公产而一律没收。于是，各省逐僧占寺事件不断发生，庙产纠纷案件频频发生。在此情况下，全国佛教界纷纷抵抗。民国元年（1912）9月，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西安佛教界便立即展开维护庙产运动。到了民国三年（1914）6月后，西安城内外的许多寺庙均被陆建章下令改作兵营、学校、机关，西安佛教界不得不屡兴诉讼，并屡次上书呈请，呼吁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年（1921）9月，西安佛教会会长显安，联合省道教会会长陈园静致函陕西督军冯玉祥和省长刘镇华，请求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二年（1923）8月，陕西佛教会又致函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要求刘军立即撤离大荐福寺，并将该寺交还省佛教会创办普通僧校。但是，由于军阀统治及僧界不振等因，陕西佛教界的这一努力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1945）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1928年重新统一中国，最终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11月，冯玉祥占领陕甘后，为了巩固后方，就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六年（1927）3月，陕西释道代表康寄遥等人联合发表《敬告各界文》，一面揭出“僧界腐败，不守清规”的弊端，主张“整顿僧伽制度，严整寺规，力倡教育”；一面呼吁“各方谅解”佛界苦衷，万勿“横加摧残”。5月，康寄遥又联合儒道代表多人，发表《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要求省党部、省农协会、省工会和省商协会等机关立即停止估量庙产、查计寺田的行动。此后，陕西省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布告，严令各地保护各教，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及时解决了一些佛教案件。

　　民国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遥当选为陕西省佛教会会长后，遵照太虚教制革新理论，对陕西佛教界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当时，西安佛教界各宗门户之见颇深，组织涣散，同时，在僧伽之中，有些人专门从事经忏以混生活；有人把持寺产企图世袭；更有甚者，个别人勾结败类。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遥等人就在《敬告各界文》中向陕西佛教界发出了“速理内部，免贻人以口实”的忠告，并明确指出：“各寺急宜属遵百丈农禅遗规，一方力农，一方参究，庶可免坐食寄生之诮。”民国十七年（1928）初，康寄遥等人主持制定的《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几经曲折终于在《佛化随刊》上全文刊出。草案认为，整理僧伽的办法有二：一为治本，措施主要是组设度僧委员会及僧产委员会；一为治标，措施主要为组设监察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康寄遥等对陕西佛教组织的初步整顿，收到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方丈的选贤任能、僧众的奖优罚劣和组织的健全纯洁等方面。

　　与此同时，讲经活动也开始兴起。从民国十七年（1928）6月开始，应陕西佛教界的邀请，心宽、怀朴、华清、宝生、太虚、月溪、倓虚、祥瑞、心道和超一等法师及韩清净居土、何坦拔喇嘛等高僧大德先后赴陕西弘法，其中尤以民国二十年（1931）10月太虚的陕西之行影响较大。太虚在陕西期间，相继在新城大楼、大慈恩寺、卧龙寺、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等处，向西安党政军民及佛教界宣讲佛典，反响热烈。通过这些努力，佛教在陕西的影响日益扩大，僧伽和信教群众日益增多。据有关报刊记载，20年代末，陕西的僧伽、居土仅有200多人，30年代初亦不过400多人。至于信教群众，其时也不过1000人左右。然而，民国二十三年（1934）1月陕西省佛教青年会成立后，会员很快由2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同年5月，西京妇女观音会成立时，会员亦多达近百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当心道法师再次赴陕弘法时，听讲者已达10000多人了。

　　培养佛教人才的活动也在同时展开。从民国十九年（1930）开始，陕西佛教界革新派努力开办各类僧校，培养佛教革新人才。2月，陕西佛化社在社内开办佛学讲习所，由华清法师主讲，康寄遥、王子端、雷仲南等居士助教。在该所的带动影响下，陕西佛教界逐步兴起了一股办学热。大慈恩寺、兴教寺和崇仁寺等寺庙先后开办佛学养成所，净业寺、灵感寺等寺庙也积极准备兴办僧校。抗战爆发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陕西佛教界仍不忘兴办僧校，继续造就弘法人才。民国三十二年（1943）10月，经多年筹备，康寄遥等人在西安大兴善寺创办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推举太虚大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所僧伽高等学院，就为全省培养了100多名弘法人才。

　　陕西佛教界还致力于创办各种佛教报刊，如：《佛化随刊》(民国十六年12月～民国二十九年12月，即1927.12～1940.12)、《佛光周刊》(民国二十三年3月～民国二十六年7月，即1934.03～1937.07)和《西北佛教周报》(民国二十九年12月～民国三十二年春，即1940.12～1943.03)等。在这些佛教报刊中，公认《佛化随刊》是近代陕西出版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它在宣传佛教革新思想，研讨教理、教制、教产革命，复兴近代陕西佛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西安佛教界还努力刻印和流通佛教经典。民国九年（1920），王莲君等人在西安南院门树德堂开创佛门请经处，民国十八年（1929），《佛化随刊》社在西安中山大街90号创设佛经流通处。不久，佛门请经处与之合并。该处遂成为全省唯一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文化机构。在太虚、印光、戴季陶、朱子桥及杨虎城等人的帮助下，该处从外省购进《频伽精舍大藏经》《碛砂经》和《藏要》等佛教经典，在陕西各县佛界广为流通。该处又独自刻印过《净除业障忏悔文》《净土五经》《西方三圣像》等佛教经像，在省内外各寺院公开发行。另外，该处还刻印流通过陕西佛教组织和个人编撰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陕西佛化社编写的《陕西佛化复兴之新纪元》、康寄遥撰写的《长安古刹纪要》《太虚大师在陕弘法纪略》等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12月，康寄遥等人委托朱子桥在上海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决定在西安制版后送上海印制。为此，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康寄遥等人在佛经流通处设立“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邀请太虚大师高足范成法师主持其事。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影印宋版《藏经》陆续出齐，该书合计6351卷591册(缺11卷)，共印500部，印制此书耗资32万多元，历时两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一件盛事。

　　与此同时，西安佛教界也努力兴办公益事业，参加各种抗战活动。早在西安围城期间，陕西佛教界的著名法师定慧、聪慧、贞如及居士康寄遥、高戒忍等人，纷纷在西安城内外设立难民收容所和施粥厂，借以救济城内外的难民和民众。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连年大旱，西安及其周围各县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陕西佛教界又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其时，康寄遥出任陕西省赈务会主席，慈云法师、路禾父、俞嗣如居士等人，则分别为陕西佛教和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呼吁下，全国慈善机关陆续拨赈灾款700多万元及大量物资，为陕西一些灾民熬过这场灾难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高戒忍、杨叔吉等居士则开办收容所、灾童所和佛教医院等公益事业，极力救护各地灾民灾童。在此期间，朱子桥居士在陕西的救济事业影响更加深远。朱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广东、广西省长及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等职。1926年皈依佛门，从此致力慈善事业。民国十八年（1929），朱赴陕救济旱灾，曾在西安创办中医救济医院为灾民治疗疾病，在西安、扶风和黄龙山创办灾童教养院，收养灾童，创办眉扶银洞滩及宽难三垦区安置灾民。旱灾过后，他继续在西安等地举办各项赈务，功绩斐然，被人们称为“佛教大护法”。抗战爆发后，陕西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12日，康寄遥撰写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一文，主张佛教徒应依佛教教义，积极参加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工作。此文刊出后，在全国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民国二十八年（1939）9月，云中法师率领陕西佛教救护队奔赴晋南战场，日夜精心救护伤员，曾受到中国佛教会和国民党第二战区的表彰和嘉奖。民国三十年（1941）春，西安大兴善寺僧伽创办西安佛光纺织厂，除自给自足外，还为军民提供了大量布匹，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3）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抗战刚刚胜利，内战随之又起。特别是太虚、印光大师相继圆寂，陕西佛界失去导师，因此，陕西佛教界每况愈下。

　　抗战胜利后，陕西省佛教会改选，朗照出任会长，慈云、关符清出任副会长。主张革新的代表人物妙阔法师闭关终南，不再参与陕西佛教界工作，而康寄遥、路禾父、迢一等革新派人物，则以陕西佛化社为阵地，独立开展各种活动。当时，无论就陕西省佛教会还是陕西佛化社而言，组织都十分涣散。所以在四年之内，这两个佛教组织均无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

　　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陕西佛化社曾在社内附设西安市佛化图书馆。然而，由于该馆的读物主要是各种佛教报刊，除少数僧伽不时光顾外，其他读者则寥寥无几。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陕西佛化社又创办《大雄》半月刊，该刊由康寄遥主编，与当年的《佛化随刊》相比，无论从内容、篇幅和影响等方面来看，都不能同年而语了。

　　抗战胜利后，陕西佛教界虽创办了一些僧校，但由于师资、经费缺乏等原因，这些僧校均收效甚微。民国三十四年（1945）春，新派代表人物康寄遥等人创办的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正式开学。因太虚大师迟迟未能莅任，故暂由迢一法师代理院长一职，并聘请归善法师等人为教席。加之该院财力有限，举步维艰。因此，该院仅开办四期，毕业学僧16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夏，西安佛教界在慈恩寺、兴教寺和卧龙寺等寺庙，先后创办了国民小学、小学补习班等初级僧校，接收寺庙附近的贫困儿童入学。然而，由于师资缺乏，管理不善，财力不继等原因，在西安解放前夕，这些僧校均先后停办。

　　这个时期，西安佛教界的佛事活动日稀，信徒人数锐减。档案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10月，其时，陕西省佛教会有会员300多人；陕西佛化社有居土84人；临潼县佛教会有会员134人；户县佛教会有会员35人；以上合计共500多人。至于信教群众，据有关档案材料记载，1932）8月，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有会员154人；理教联合会有会员50人；陕西理善劝戒烟酒会有会员100多人；另外，讲善局等佛教团体亦有数十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成立的陕西佛教青年会和西京妇女观音会，则分别拥有会员1000多人和近百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当心道法师在陕西佛化社宣讲佛法时，听讲的信徒多达一万多人。据以上统计可知，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西安的僧伽曾多达500多人，信徒多达一万多人。然而，抗战胜利后，陕西佛教界的佛事活动日稀，致使信教群众迅速减少。据《大雄》等有关佛教报刊披露，四年之内，陕西佛教界的佛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次：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朗照法师在卧龙寺传戒；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陕西佛化社举行太虚大师纪念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到10月，朗照法师在卧龙寺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佛典；12月南五台大茅庵达一和尚在该庵结士念佛等。这一时期的佛事活动，多为祈祷护国息灾、追荐阵亡将士及遇难同胞一类忏罪荐亡法事活动。1950年春，据陕西省政府宗教事务处调查统计，截止1949年底，西安的僧伽尚不足百人，佛教徒仅1000多人。

　　表现比较明显的还是寺庙的荒芜不堪。全面内战爆发后，陕西省政府对陕西僧伽千方百计进行限制，出现了没产逐僧、拆庙毁像的现象。为此，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在陕西省参议会一届五次大会上，参议员陈右阶等18人联名提出《保障佛教寺庙财产议案》。但这一议案并未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在陕西的崇仁寺、慈恩寺、大荐福寺及南五台等名刹古寺驻扎，挖掘战壕，屯集战略物资，致使一些寺院面目全非。陕西佛教进入全面的衰落时期。

　　六、长安佛教的复兴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属于长安佛教从低谷走向全面复兴的时期，其中以改革开放为界线，此前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佛教逐渐被限制，直至文革时期遭受沉重打击。此后，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寺院恢复，僧团组建，佛协成立，弘法渐盛，信众日增，法事兴隆，以大慈恩寺、法门寺为旗帜，长安佛教走向全面复兴。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1949年以后，陕西佛教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省有比丘1 811人，比丘尼401人，喇嘛９人，共2 221人，寺院佛堂948处。1954年，根据总理周恩来的指示，国家和省、市政府拨专款修葺了卧龙寺、兴教寺，更换了大雁塔盘梯，加固了大雁塔塔基，维修并油漆彩绘大兴善寺各主要殿堂。当年12月至第二年4月，兴教寺方丈妙阔法师在西安几个寺院领众同诵全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党和政府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量事实和寺庙宗教生活及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激发了佛教界的爱国热情，他们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签名运动，积极参加援抗美援朝、认购建设公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各项活动。朗照法师还作为西安佛教界的代表，参加西安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3年，西安市僧人第一次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朗照、关符清、圣莲等六人被选为省、市、区人民代表。1955年，朗照、路禾父、俞嗣如、康寄遥等四位，还被推举为西安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僧人的生活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从1954年开始，着力帮助各寺庙组织僧人从事生产劳动，对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寺庙，政府给予低息贷款，帮助购买大牲畜、农具，发展农业生产；对罔极寺和西五台尼僧，帮助她们购买缝纫机，搞手工业生产。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僧人，给予救济，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至1955年西安市共计拨救济款5 000多万元(旧币)，1956年，几个有土地的寺庙成立了西安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社)，慧雨任社主任，耕种土地40多亩，同年年底，合作社共收获粮食61 400多斤，实现了口粮自给。参加农业社的僧人平均分到现金100多元，有的达到800多元。1957年，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入雁塔区张家村生产合作社(大社)，1958年改为永宁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各寺庙的宗教生活步入正常， 1957年12月，卧龙寺举行了西安解放后首次传戒大法会，受戒的信众达500多人。

　　但是，自1957年夏季之后，陕西佛教又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由于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陕西佛教界也受到冲击，1958年末和1959年，陕西省开始宗教制度改革运动，先后进行“交心”运动和教制改革，批判斗争了一些不该批斗的佛教界人士，合并了一批寺庙，迫使一些僧尼喇嘛还俗。针对极左思潮所造成的后果，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西安市也调整了对佛教的具体政策，采取召开“神仙会”，放手让宗教界人士“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又恢复了一些寺庙，吸收被迫还俗的僧人回到寺庙，恢复了宗教生活和宗教活动。对寺庙农业生产的指标做了调整，并允许年老体弱僧人不参加劳动，专心修持。1962年至1963年，西安市佛教寺庙恢复到4l座，常住僧尼174人。据1965年1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统计，陕西省共有九个专区（铜川市属渭南专区管辖），有佛教徒3 434 人，其中比丘643人，比丘尼133人，寺院193座。

　　1958年开始筹备陕西佛教界统一的团体——西安佛教协会，1962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召开了第一届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45人，选举产生了西安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朗照法师当选会长，慈云、关符清当选为副会长，大昶(许力工)当选为秘书长。新成立的西安佛教协会积极开展工作，陕西省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有了新的进步。1964年7月，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西安佛教界积极筹备并组织了国际性的“纪念玄奘法师圆寂1 300周年法会”，来自日本，印度、缅甸、泰国等国的佛教界朋友参加了这次盛会。西安佛教协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第一个佛教组织，在团结佛教信徒，搭建政府与信徒之间桥梁以及知道佛教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陕西省宗教事务处被撤销，宗教事务管理基本瘫痪。佛教界一些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其中多数被迫参加体力劳动，寺庙被关闭或改作它用。据不完全统计，西安卧龙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广仁寺，长安县兴教寺、香积寺等寺院，被拆毁的殿堂320间，被毁佛像350尊，被烧经书10万多卷(册)，丢失的法器650多件。佛教协会自行解散，宗教活动被迫停止。

　　2、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级宗教工作部门根据国务院1980年188号、中央1982年19号，以及1982年陕西省委70号文件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拨乱反正，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寺庙、落实佛教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安排僧众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1990年全省共落实佛教寺庙房产1 843.5间；清退房屋租金 20多万元；物品 777 件；折价退赔3 300 元，约占应清退宗教房产的90%。根据1991年省宗教局统计，在全省佛教宗教教职人员中，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1人，省政协委员3人，选为省人大代表1人，省参事馆馆员1人，4人担任了中国佛协常务理事或理事。1985年前，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卧龙寺、兴教寺、香积寺、草堂寺、广仁寺、净业寺等八座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佛寺全部开放，并归还僧人管理使用，国务院和陕西省还拨专款300多万元维修寺院。根据陕西省宗教局1990年的统计，全省共有比丘391人，比丘尼123人，佛教信徒大约11万人。批准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65处，尚未批准开放但有佛事活动的场所有53处。

　　与此同时，各级佛协组织陆续成立。1983年9月省佛教第二届代表会上，将西安佛教协会更名为陕西省佛教协会，许力工当选为会长，常明、古训、澄观、慧雨当选为副会长，秘书长由常明兼任。副秘书长由慧雨兼任，会址设在西安大兴善寺内。1992年10月，省佛协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许力工居士继续当选为会长、常明、澄观、慧雨、净天当选为副会长，秘书长由常明兼任。副秘书长为德元、宗元。截至1991年，全省共成立设区的市级佛协有５个，县级佛协13个。各地佛事活动全面开展起来，如长安县兴教寺1984年11月7日举行方丈升座法会(常明法师)，1987年又传授三坛大戒，受戒比丘、比丘尼300名，受菩萨戒200名。1985年10月，大兴善寺开坛传戒，受戒比丘、比丘尼300多人，受菩萨戒1200多人。1989年9月14日，慧雨升座为大兴善寺方丈。1990年5月，续洞升座为长安香积寺方丈。同年9月香积寺开坛传戒，受戒的出家二众354人。与此同时，各寺庙都按佛教仪轨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每天早晚上殿念诵，一日三餐一律过堂，重大宗教节日举行纪念活动，焰口、打七等佛事活动正常进行。

　　随着寺院恢复和建设力度的日渐加强，以及佛事活动的不断开展，西安佛教寺院逐渐恢复了传统的管理方式，表现在：第一，制定寺院管理办法。经省佛协常务理事会多次研究讨论，《陕西省佛教协会关于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于1987年4月正式颁布试行，对全省寺院的管理起到了规范指导的作用。第二，恢复僧团组织，加强丛林管理。1984年以来，省佛协常务理事会就恢复传统僧团组织和现代民主选举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并首先在兴教寺、大兴善寺、香积寺、草堂寺按照佛教仪规升座了四名方丈，还协助法门寺选举了住持、监院，同时在几个全国重点寺院内恢复了知客、维那、僧值等僧团执事，为寺院丛林化管理奠定了基础。第三，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开放的寺院建立健全了学习、工作、会议、生产、财务、收徒、佛事、消防安全、文物保护等各项制度，使寺院日常活动有章可循。第四，成立佛教经像流通处，经办全省佛教经像的批发零售业务，既满足了寺院和四众的需要，又协助政府查处了非法销售经像的问题。

　　随着寺院经济能力的不断增强，陕西佛教界在社会公益方面也开始了自觉的行动。据省宗教局统计，1979年至1992年，陕西佛教界先后为南方水灾受灾群众、蓝田灾区、残疾人事业、黑河引水工程和希望工程捐钱捐物，体现了爱国僧人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崇高精神。植树404 000棵，资助修桥17 000元，修路8 000米，赞助残疾人10 145人，支援灾区45 825元，衣物7 037件，粮票960斤，办医资助14 800元，办敬老院资助5 500元，办学资助40 000元。1993年至1997年，弥陀寺植树40亩，陕西佛教界修路5 000米，赞助残疾人15 000元，支援灾区135 000元，衣物107 301件，图书300元，粮食100 000斤，支援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工程学校捐资1496 280元。

　　为了解决陕西佛教人才严重短缺局面，1984年至1990年陕西省先后选送6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年轻僧人，报考中国佛学院进行培养，选送5名青年僧人到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学习，选送3名比丘尼去四川尼众佛学院进行深造，为陕西培育了一批有一定造诣的佛学人才。1988年，陕西省和西安市佛协联合在西安大兴善寺举办了一期二年制僧伽培训班，有20多名年轻僧人报名参加，为各寺院培育了一批急需的管理人才。另外，一些年轻僧人还参加了社会上举办的外语培训班，为陕西省佛教界培养了一批涉外接待人才。

　　为了尽快弥补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陕西佛教文化史料的遗失，在省宗教局的领导下，省佛协配合省社科院开展长安佛教研究工作，尤其是隋唐时期长安佛教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进行了重点寺院为主的长安佛寺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大兴善寺，大慈恩寺、香积寺、草堂寺、青龙寺、法门寺等八个寺院的志书，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陕西佛教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西北大学的高扬教授从1978年开始展开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其中涉及唐代陕西佛教的很多领域，在他的呼吁和努力下，陕西佛教研究队伍不断加强，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他还亲自培养了王亚荣、魏道儒、李利安等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这是陕西最早的佛教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培养事业，西安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的佛教领域研究生培养基地之一。1980年，在他的奔走和运作下，在陕西佛教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西安召开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首次佛教学术会议，几乎所有的权威佛教学者都前来参会，日本学者的与会标志着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正式开始。1986年，在陕西省宗教事务局和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大力支持的直接参与下,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发起和承办单位，为陕西佛教的学术研究事业再立新功。1987年法门寺佛指舍利和大批宗教文物出土后，以法门寺为主题的佛教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迅速兴起，以韩金科为领军人物的法门寺研究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陕西省的佛教文化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高校系统第一个佛教研究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陕西省的佛教国际友好交往活动日益增多，邀请陕西佛教界组团出访的国家也越来越多。1985年，应日本国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仕唐官员阿部仲麻吕纪念馆、佛教辨天宗、冈山县和气町等四个佛教团体邀请，陕西佛教界派出了以许力工为团长的7人代表团，访问了日本，进行了佛教文化交流。1986年11月，省佛协常务理事续洞、永明法师应邀赴日本参加真言宗辨天宗水陆法会。1991年6月，应印度华侨悟谦法师邀请，省佛协常务理事净天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印度，参加玄奘纪念堂开光法会。通过这些访问，使陕西僧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国外佛教的历史和现状，增进了友谊。与此同时，国外佛教界来陕西省的参访团也不断增多。1984年9月，日本国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峰寺阿部野隆正一行224人，在西安青龙寺举行了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法会。日本国空海大师同志会会长中尾宽澄、副会长佐藤弘念，先后于1985年10月、1987年6月、1991年10月三次率团292人来西安大兴善寺举行地藏菩萨立像周年揭幕法会。日本国奈良市法隆寺圣德太子派宗务总长高田良信一行103人，于1986年4月前来西安大兴善寺举行纪念第一位遣隋使小野妹子入隋1 380年法会。1986年9月和1990年11月，日本日莲宗先后两次组团共38人，前来户县草堂寺举行纪念罗什三藏和鸠摩罗什纪念堂奠基法会。这些法会，陕西佛教界大力配合，在交往中增进了友谊。1988年9月23日斯里兰卡总理普里马达萨到西安访问，24日拜访西安大慈恩寺，并赠送玻璃钢金装释迦如来佛一尊，西安41名僧尼与斯里兰卡总理共同举行了迎佛像仪式。同年12月22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特意来西安访问玄奘大师译经道场大慈恩寺，许力工会长代表省佛协出面接待并赠送玄奘法师翻译的印度佛经《无垢经》《本生经》各一部。

　　陕西佛教界与港、台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也十分频繁。1989年10月台胞圣明法师来大陆祭扫黄帝陵与陕西佛协交谈举办水陆法会。1989年和1990年，香港大屿山圣一法师和初慧法师，先后来陕拜会了省佛协并朝拜了耀县大香山寺。

　　截至1990年底，陕西佛教界共接待国外佛教界人士240多批，4 300多人次，接待港澳台同胞500多人，其中除日本佛教界外，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度、美国、法国、加拿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学者教授及佛教徒以及港、澳、台的一些僧团、居士。这些友好往来，既增进了与世界各地、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友谊，也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七、总结

　　长安佛教以其卓越的建树和鲜明的特性而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佛教历史上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她所具有的历史悠久性、译传中心性、理论创新性、信仰的神圣性、交往国际性、文化融合性、政教融洽性、流传普及性、影响的深刻性，均为两千年中国佛教之典范。这既是长安佛教的精神财富，也是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值得永久纪念和系统研究，并在全面清理和认真借鉴的同时，实现积极的扬弃与现实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