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造像碑和工艺造像

　　北朝造像碑和工艺造像

　　当北方分别为少数民族执政，形成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以降，执政者虽然在政教上竭力对汉文化靠拢，但就整个文化水准而言是大大落后于已经政权南迁的南方士人。尽管某些阐述佛教义理的经书在北方有所译出，但在当地士人之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反响。大部分信徒，包括皇亲国戚在内，无须说他们有多少儒家、老庄文化的修养，就是对佛教精义能有所研读也是很困难的。

　　因此之故，反而推动了北方佛教在雕刻造像上的进一步发展。那些大石窟之外，一些单独成一龛、成一碑的造像，或者一尊佛、菩萨的石刻造像，或者结合工艺制作的金属造像也相当丰富，展示了佛教雕刻艺术的另一方面(图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著名的皇兴造像是北魏皇兴五年(471)的作品，高八十七公分，底宽五十四点五公分。这是一尊独立的交脚弥勒像，背光呈舟形，纹饰分四层：内外两层是火焰纹，其次是波线骨式的忍冬二方连续和小千佛二方连续。头部圆光纹饰也有两层：内层是变化了的云鸟纹，外层是小千佛。

　　造像的背面是“佛传故事”，从上至下共分八层，最下(第八层)是铭文(图三十三)。

　　“佛传故事”的雕刻手法完全沿袭汉代画像石的“减地阴刻”，人物形象之侧留有“榜题”(榜题上没有文字，汉代画像石榜题中亦有不刻文字的)。人物只刻出动态轮廓，五官细部一律省略。

　　像这样从汉画像石表现手法而来的石刻造像还有北魏时期的“朱双炽造像龛”，龛高一百二十一公分，宽五十一公分。龛分上下两层，上层一佛二胁侍，主佛坐姿，胁侍站立。均为深浮雕处理；下层刻供奉者形象，中间上方一力士手捧博山炉，炉左右分列供奉比丘一人和护法狮子各一。力士下方是铭文，刻供奉人姓名，左右是其父、母、孙子二人及侍者。下方所有形象均用“减地阴刻”手法完成，人物造型清瘦，线条流利，衣纹处理不雷同(图三十四、三十五)。如供奉人物是“中军将军、武都太守”，衣纹柔和宛转，体现出丝质服装的特点，而供奉沙门袈裟的服料是麻葛品质，所以衣纹又有弧曲之状。

　　东魏天平元年(534)的《程哲造像碑》，高一百二十公分，宽六十八公分。碑的中上方凿一龛，本尊佛结跏坐姿，内着右衽，外披袈裟。右手握右侧袈裟下摆，面相敦方，形态温和。龛内壁和碑面形象皆以阴刻线条表现，龛两侧以忍冬、莲花纹为边饰，龛顶部作聚中的火焰纹，上方布满飞天及散花天女。龛左右有几乎等高的线刻菩萨，站在莲座上。下方左右是护法狮子，中间是两位在华盖护庇下的供奉比丘。阴刻线条流动畅利，简繁变化对比有致，体现了娴熟的线刻技艺。

　　北齐时候的造像碑和佛龛都出现了“龙”的形象，如北齐天保十年(559)的《张噉鬼造像碑》，高一百零八公分，宽五十七公分。碑额雕有四龙交缠，龙首下垂于两侧，形成圆拱形碑额。

　　拱形中间下方是观音龛，下方右侧是文殊菩萨，左侧是维摩居士，中间是听法的天王和众僧人。左、右两侧外观皆作龛形，文殊与维摩都是深浮雕；中间听法者形象则是浅浮雕，外观不作龛状。再下一层中间是一大龛，中坐者是说法本尊释迦佛，弟子、菩萨侍立左右；中间下层是莲花童子，肩扛莲座和博山炉，背景是左右对称骨式的忍冬纹和比丘及护法狮子。

　　造像碑用缠绕的龙为额头纹饰，是汉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后的具体表现，说明佛教艺术在进一步和“汉文化”结合，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文化在不断丰富自己。

　　《张噉鬼造像碑》在雕刻技法上已不单是平刀的运用，圆刀的技艺也已经出现，从而使作品具有细腻精致的特点。

　　与此相类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北齐时的《释迦佛石刻像》，高一百六十一公分，主尊释迦佛结跏趺坐于双层莲台之上，内着右衽，外披双肩袈裟，头作高肉髻，面微下倾，笑意含蓄，目光和善。

　　背光从内至外三层，内层是莲瓣相轮，外一圈是莲花、忍冬缠枝纹，最外圈是奔腾跳跃的火焰纹，衬托着五尊莲花佛。

　　整个作品利用动、静形象的对比，雕刻手法的繁简对映，突出主尊佛的可亲可近，是北齐独尊石刻造像中精致风格的代表。

　　北周有《陈海龙等造四面像碑》，高一百二十公分，宽五十六点五公分，也是一件雕刻精致的作品(图三十六)。

　　造像碑最上层中间是一兽首，左右各有一“化生儿”及神兽，兽口张开，下承立佛背光中的火焰纹，左右两端是回首相向的长龙。

　　碑中间从上至下三层石龛，内以高浮雕作立、坐佛及胁侍菩萨，主尊佛出现璎珞披挂的装束，左右双排六层小坐佛，共二十四尊。每尊小龛侧面石壁上均刻有供养人及供养佛菩萨的文字，如“日月流离(丽)光佛主陈供畅妻杜容姬”、“功德多宝佛主陈洪建”等。各供奉佛均作高肉髻，面容清秀，削肩细腰，形象仍有修长的特点。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北周《王令猥造像碑》，额高二十三公分，宽四十二公分，碑身高六十七公分，宽三十九公分(图三十七)。

　　《王令猥造像碑》阳面、阴面及两侧皆有雕刻。碑额作四龙交蟠样式，碑额阳、阴两面中下方均有一高约十公分的小浅龛，内置小坐佛一尊。

　　阳面碑身分上下两层，上层作方形帷幕龛，高二十五公分。帷幕两侧刻垂苏长穗。龛内雕一佛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基上，手施无畏印，内右袒，外着通肩长袍，袍下摆遮住台基。

　　左右胁侍菩萨头戴花冠，披巾下垂，璎珞华美。下着长裙，赤足。各拈花一枝。坐佛与菩萨高度只有二十五公分，而比例合度面容丰润，表情愉悦。

　　下层排列四个方形浅龛，中间二龛各雕有相向单跪的护法神王，一手抚膝，一手握拳置于胸前，面均朝外，目光与左右二龛中的护法狮子的目光相接。

　　再下层是刻有供养铭文的碑座。

　　碑身两侧在碑额下垂的龙首下方各有一小浅龛，左侧浅龛内一坐佛，双腿屈膝直放，所谓“善跏趺坐”，手施无畏印；右侧浅龛内小坐佛作交脚坐姿，作施无畏印。

　　最有特色的是碑阴雕刻。

　　碑阴居中上部开一尖形龛，高约二十公分，内雕一佛二菩萨，佛作善跏趺坐姿，低肉髻，挂项圈，内右袒，外着通肩大衣，面圆颐方，作施无畏印。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立像，均头戴花冠，双肩有宝镜、帔巾为饰，拈花含笑。

　　此龛两侧刻供养人姓氏文字：“猥清信息女□容清信女颜容清信□容供养”；“猥弟永世法□侄元庆弟主簿王安绍先孙何□”。

　　龛下为一组供养人车马图，高约四十七公分，前左方为两辆牛拉棚车，右方为骑马乘者的随从，均以浅浮雕手法刻出。

　　牛拉棚车前高后低，边厢开有车窗，其中一窗内刻出一人面，旁题文字“忘息女白(？)女乘供养佛时”。车后上方乘马者也有一随从为他撑长柄伞，旁刻文字云：“忘息延庆乘马供佛时。”在车马的周围刻满了一家人的姓名。甚至在牛车前方，也浅刻出一个模糊的人头，注明“扶车奴丰德”。

　　根据碑上发愿文来看，供养主的身份是“堡主”，从碑上乘马者戴卷边毡帽，着圆领窄袖紧身服，束腰带，脑后露出小辫等形象特点来看，供养者是鲜卑人。

　　从构图上说，此碑在主要格式上显然遵照了流行的样式，即碑额四龙交蟠，额中有小佛龛，下为一大龛，供一佛二胁侍。但碑阴部分作者自行其是，把供养车马放大，且形像生拙，配合杂乱的汉字题记，显现了供养人朴质纯真的宗教感情。

　　独尊的石雕造像，则以北齐时期的残躯菩萨为典型(图三十八)。

　　这尊残躯菩萨立像高九十五公分，宽三十二公分，比例甚为修长。上身着对襟襦服，着长裙，束腰带成花结，斜披薄纱巾，衣纹自右上向左下，形成弧线叠出，由紧凑致松散，韵律平缓优美。雕凿技艺上也交替使用平刀、圆刀，刀法简洁干练，体现出菩萨独有的文静优雅风度。

　　金属工艺在青铜时代以来就有成熟的技艺，战国、汉代失蜡、分铸诸工艺及金银错、鎏金工艺本来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作为工艺程序之一，先作泥模或木模，再加翻砂，浇铸之后才能完成一件工艺造像。从这点出发，工艺造像无疑体现了当时的雕塑水平(图三十九)。

　　当佛教艺术在北方迅速播扬的时候，利用传统的金属手工艺制作佛像也就开始了。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铭文的金铜坐佛像是迄今所见最早纪年的工艺造像。这座造像系铜质鎏金，高三十九点七公分，没有背光、圆光，高肉髻，着圆领通肩衣，两肩衣纹成下凹状，左右相连。佛趺坐，手作禅定印，方座边饰为忍冬二方连续。

　　无背光圆光部分的铜质鎏金佛像还有十六国时期的一尊金铜佛坐像，高三十二点九公分，座下有宝花瓶和护法狮子，佛高肉髻，着通肩衣式，双手作禅定印，肩及上臂部分有向上飘出角状物，所谓“焰肩式”。面相却有北方少数民族特征，眉弓突出，杏目弯眉，鼻若悬胆，上唇有左右撇出的胡须(图四十)。

　　北魏太武帝灭佛在公元四四六年，不久文成帝继位，佛教又兴起。有感于“灭佛”的前车之鉴，这些佛教徒提出皇帝就是“当今如来”的新见解，工艺造像当然也在这些新见解的制约之下。

　　首先在兴光元年(454)平城五级大寺以太祖以下五代皇帝相貌为模特铸造金铜释迦立像五尊，像高一丈六尺，耗铜二万五千斤，是首次制作的大型金属工艺佛像。

　　此后随着寺院的增多，金属工艺佛像也不断增加，仅洛阳一地，据《洛阳伽蓝记》云，最盛时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如永宁寺“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三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

　　北魏独尊金属造像，有的运用了失蜡技法，使佛像造型趋于繁杂，如北魏神龟元年(518)的金铜弥勒菩萨交脚像，通高四十四公分，交脚菩萨端坐于榻座上，手作施无畏印，头戴莲花冠，缨络穿插，披带略有飘扬之势，在工艺上是相当成功的。

　　北魏通常所见的金属工艺佛像是以大背光为主体，立佛或坐佛下是莲花座，座下是四足方形台基。背光火焰纹的焰头轮廓明确，背光上的纹饰往往在铸出基础上再加凿刻修整，最后加鎏金，整体显得金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