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石窟寺的特点

　　浅析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石窟寺的特点

　　□ 隋璐　《神州民俗》 2009年第01期

　　摘要:石窟寺是因崖开凿的佛教寺庙,我国的石窟寺发端于3世纪,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凿建石窟之风已经遍及中国西部及中原地区,形成了石窟寺开凿的第一个高潮期,此时的石窟寺在洞窟形制、塑绘题材等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逐渐体现出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石窟寺;洞窟形制;塑绘题材

　　石窟寺是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来源于古印度,在佛教创立之前已经出现,佛教借鉴了这种形式,石窟寺也伴随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渐次流行。在佛教发源地印度和佛教早期传播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都保留了许多坐禅、礼佛的石窟遗迹,著名的有孟买东南的卡尔利石窟及温迪亚山中的阿旃陀石窟等。古印度的石窟寺主要包括“支提”与“精舍”两类,“支提”多呈马蹄形平面,前部空间供僧众集合,其功能类似佛寺中的讲堂。后部半圆形空间的中心位置安置舍利塔,僧众可绕塔礼佛。“精舍”又称“毗诃罗”,一般平面方形,窟室后壁安置舍利塔,或设讲堂,窟壁上常常凿出数个小窟,此类石窟可供说法、礼佛及居住使用。

　　中国的石窟寺约发端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延续时间长,数量多,分布广,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两晋、南北朝时期,凿建石窟之风已遍及中国西部及中原地区,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起新疆,东至山东,南至浙江,北至辽宁,都有石窟寺存留至今,从而形成了中国石窟寺开凿的第一个高潮。5世纪前期,北魏统一了中原北方地区,在北凉佛教的影响下,于北魏文成帝复法以后,由昙曜主持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前,平城(今大同)一直是中原北方石窟开凿的中心地区,其洞窟形制、造像式样及题材等共同构成了“云冈模式”。洞窟形制主要有大像窟、中心塔柱窟、方形或长方形佛殿窟、禅窟等,早期开凿的洞窟还不够成熟,稍后的二期洞窟则更加符合中国传统规范。中国早期石窟多由禅僧开凿,地点一般选择依山傍水、环境幽静、远离城市之所,开窟的目的多与修禅有关,坐禅必须先于石窟中观像,入定后方可见“佛影”,因此,早期石窟基本按照禅观的要求雕塑或绘画佛像。除禅观之外,修功德及保存经像也是佛教徒开窟造像的重要目的,这种通过建造佛像做功德的行为从禅僧迅速扩展到广大僧俗信徒,云冈、龙门石窟中就有许多带有题记的中小型窟龛,至隋唐时期,石窟寺已成为礼佛的重要场所,修禅的功能逐渐淡化。这一时期,在玄学的影响下,中原地区的佛教更倾向于大乘佛学,因而塑绘题材主要表现《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内容。云冈石窟艺术以石刻造像为主,早期造像明显受到印度犍陀罗、笈多风格的影响,带有较多外来因素。北魏时期,云冈周围还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平顺宝岩寺石窟,向东有宣化下花园石窟、济南千佛山石窟、徐州云龙山石窟,最远端达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这些石窟寺的开凿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

　　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营建龙门石窟,早期开凿的古阳洞、宾阳洞等都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的风格。太和改制以后,南方佛像的式样与风格,如螺发、褒衣博带式佛装、悬裳式衣摆、秀骨清像等逐渐影响到龙门石窟,并延续至东、西魏时期,其洞窟形制与云冈相比趋于简化,本土化及模拟寺院殿堂建制的特征更加显著,龙门石窟的开凿也带动了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巩义石窟、偃师水泉石窟、渑池鸿庆寺等石窟寺的营建。

　　6世纪前期,北朝统治中心转移到了邺城及长安附近,东部地区形成以邺城和晋阳为中心的新石窟群,其中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最具代表性。西部地区的石窟寺基本上没有受到朝代更迭的影响,在原有地点继续开凿。这一时期的窟龛形制、造像式样具有上承北魏,下启隋唐的过渡特征。

　　南方地区以营建木构佛寺为主,开凿的少量窟龛有南京栖霞山石窟、剡溪石城山石窟等,与秦地联系密切的西南地区川北广元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千佛崖和皇泽寺石窟的营建。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洞窟形制主要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瘗窟、方形三壁设坛或三壁开龛窟以及少量的敞口大龛。洞窟形制及布局除表现地方特色之外,也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如: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中心柱窟,窟内中心柱平面方形、正面开一龛,带有前、后室,河西地区早期石窟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四面分层开龛,每层上宽下窄,有些带前室,云冈石窟的中心柱也是四面分层开龛,但在形态上更接近木构楼阁式塔。云冈早期凿建的昙曜五窟吸收了西域及河西地区大像窟的因素,而南方地区敞口大龛又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新疆地区窟顶中部的天象图及莲花设计也影响了中原地区的莫高窟、云冈、龙门等石窟寺的窟顶布置。就发展趋势而言,模仿木构佛殿的特点是渐趋鲜明的。北魏中晚期出现诸如平棊藻井仿木构窟檐等木结构特征,莫高窟还流行仿木人字披顶,佛龛除了圆拱龛、尖拱龛外,还有结构复杂、装饰精美的屋形龛、帐形龛等。东西魏、北齐周时期,模仿帐架结构的覆斗顶窟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延续时间较长。麦积山西魏、北周窟中还出现了大型的崖阁式窟,与前代相比,更加忠实于木构殿堂式样,响堂山北齐窟也有类似的前廊后室结构的大窟,并在前廊上部崖面雕出覆钵式塔顶,形成了独特的塔形窟。

　　在塑绘题材方面,早期以释迦为主,佛传、本生、因缘题材占有突出地位,还包括交脚弥勒、佛装弥勒、思惟菩萨等,反映了小乘佛教信仰的盛行。北魏中期以后,小乘题材虽然也占有一定比重,但三世佛、千佛等大乘题材已居主导地位,这些题材不断丰富,主要包括释迦、弥勒、释迦多宝、维摩文殊、无量寿、西方三圣、阿弥陀、七佛、乘象普贤、护法像等,还出现大型礼佛行列以及众多的供养人像。造像从早期的单身像到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组合,至北魏中晚期发展为一铺五身像和一铺七身像组合形式。塑绘的佛及菩萨式样同样体现了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北魏晚期的造像从服饰到面相已完全表现为风神飘逸的中国士大夫形貌,而造像式样上第二次大的转化发生在北齐、周时期,造像身躯壮硕,衣纹浅疏,为隋唐时期成熟的写实风格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文物出版社,1996.

　　[3]闫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隋璐(1981- ),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