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塔铭与摩崖刻经

　　墓塔铭与摩崖刻经

　　佛教传入泰山，大约在公元350年左右。《魏书·释老志》载：“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琨瑞谷，帝遣使致书，以僧、素、旃罽、银钵为礼。”僧朗隐居泰山琨瑞谷，建立朗公寺，并使之成为山东最兴盛的佛教圣地。隋文帝为纪念其母于开皇三年（584年）将朗公寺命名为神通寺。神通寺是我国佛教史上的名刹，也是泰山最早的佛寺。以后，佛教陆续在泰山北麓、东麓、西麓和徂徕山一带兴起，甚至延至泰山南麓。

　　在神通寺遗址、灵岩寺、玉泉寺、普照寺、斗母宫等佛教寺院中，存有很多历代住持僧的墓塔铭和宗教记事碑，从这些石刻中，不仅可以了解历代住持僧的出身背景、道行和成果，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寺庙的兴衰与当时佛教发展的趋势，是研究泰山宗教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灵岩寺墓塔林中，有一块《息庵禅师道行碑》，立于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息庵禅师曾担任过少林寺15代住持，也曾任泰山灵岩寺第39代住持。他死后，其弟子由少林寺分灵骨重塔于灵岩。碑高163厘米，宽74厘米，行书潇洒，为书法艺术杰作。碑文由日本山阴道但州正法寺住持邵元撰书。邵元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来我国，曾先后到过许多著名的佛教盛地。他在碑文中称赞息庵禅师：“幼而至于壮，壮而至于老，皆道丰时盛，而遂得其志，以至嫡嗣古岩大和尚，天下禅林谁能称其右乎？”

　　《重开山记》碑位于普照寺院内，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立。碑文详尽地介绍了高丽僧满空和尚在泰山重修竹林寺、振兴普照寺的情况：“永乐间，粤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钦奉圣旨。敕赐金斓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宣德三年（1428年）亦钦奉圣恩，着礼部各给度牒壹道。敕令天下参方礼祖。禅师因登泰山访古刹，始建竹林寺壹所，殿宇圣象俱以完成。复睹普照禅刹，颓零既久，乏人兴作，禅师遂驻锡禁足二十余载，以无为之化，俾四方宰官长者捐资舍贿，鼎建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宇内庄严，绀象金碧交辉，僧徒弟子及湖海禅衲依法者，何止数千也，名公巨卿信向，以师礼待之。”此碑对于了解满空其人及泰山竹林寺、普照寺的兴废有着重要的作用。

　　佛教在泰山的传播，除了创建佛寺，由高僧聚众说法外，还利用摩崖刻经的形式，广泛进行教义宣传，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经石峪周围环境清幽，景致绝佳。大石坪光洁、平坦，堪称造化奇迹。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摩勒佛教的重要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不能不说是佛教的大手笔。这种传经形式实在可谓匠心独具，经文刻在石上，既可传之久远，又可以最亲近的方式与游人对悟，从而达到宣教布道的目的。遗憾的是，经文只刻了一半就中止了。为什么只刻了一半，也未署刊经时间、经主及书经人呢？这中间透露出一个重要历史信息，那就是可能在经文刊行的过程中，正好碰上灭佛运动，故不得不停止。北朝时期，有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泰山佛教都有很大影响。一次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66年），北魏太武帝下令，焚经毁像，尽杀各地沙门。泰山灵岩寺因此而殿宇尽毁，僧侣大量逃匿。第二次是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两教，实际上是废佛不废道。北齐灭后，又把灭佛政策推行到山东，于是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地论大师法侃，从泰山灵岩寺南逃建康。由此可见，经石峪摩崖刻经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是何等的丰富和沉重！

　　经石峪摩崖刻经，体制宏大，大气磅礴，历来被视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榜书亦分为方笔圆笔也，亦导源于钟卫者。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于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寺尤难也”。经文字大如斗，世所罕见，字径50公分见方，书体以隶书为主，兼有篆、楷、行、草各种笔意，体势开张宏阔，用笔苍劲古拙，神采潇洒安闲。唯默契秦汉风采，奄迈魏晋风规，始能达到此种境地，成为擘窠大字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