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岩聚会
灵岩聚会
□ 三弟 《寻根》 2004年第03期
一
我去过不少名山大寺,如北京的广济寺、南京的栖霞寺、苏州的寒山寺、扬州的大明寺、杭州的灵隐寺、宁波的天童寺及香港的宝莲寺等,这些寺庙的个性风貌,时过境迁,很容易被忘却。想起来会激动不已的,是苏州西郊的灵岩山寺。
二
灵岩山寺有灵岩塔,高30余米,七级八面,典型的楼阁样式。据史料记载,灵岩塔始建于梁天监二年,后屡遭火焚,南宋绍兴十七年重建。至明万历二十八年遭雷击,又被彻底焚毁,仅存砖塔塔身。
上世纪80年代末,重新恢复了塔基、塔刹、平台和塔檐,灵岩山寺也由此显得更为壮观。拾级而上,眺望远处迷而广阔的太湖风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种怀古之情会油然生起。此时此刻,很容易使人想起灵岩山寺的过去,想起梁武帝时期的高僧智积,想起南宋一代抗金名将韩世忠,想起圆照、慈受、佛海等一批名僧。更使人想起四百年前的弘储继起,想起明王朝覆没之后曾经在灵岩山活跃的一批极具民族气节的士人。
灵岩山寺作为净土道场是近代的事情。据说,灵岩山寺基原为馆娃宫遗址。东晋末司空陆玩舍地为寺,梁武帝时又扩充为秀峰寺,成为《大哀经》中所述之智积菩萨应化之道场。唐天宝年间,天台中兴之祖道尊在此修《法华》三昧。至宋初,又变为律宗寺院。元丰年间,始辟为临济宗寺院,起寺名崇报寺。元明之际渐次衰落。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成就奇迹。崇祯十七年明王朝的顷刻颠覆,却使灵岩山寺灵光再现,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全新的境界,一种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勇气。
三
弘储为临济三十二世,早年参贤首宗,后从汉月法藏出家。法藏住常熟三峰寺,通儒学。
弘储前后住过十个大寺,以住灵岩山寺的时间最为长久,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直至圆寂,断续达20余年。他最灿烂的后半生主要是在灵岩山寺渡过的。
纵使出家,但他未尝一时忘世超然物外,而是为了实现“忠孝”这一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积极有为,奋不顾身。入清之后,弘储每每怀念故国,有思谋匡复之志。据《灵岩山志》卷三:金陵覆没之后,吴越到处兴义旅,而背后出谋划策者,正是披着一身袈裟、风尘仆仆的大和尚弘储。后又因举事遭连,大难当头,一些人劝之,弘储全然不顾,叹道:“忧患得其所,汤火亦乐国也。”每值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煤山日,弘储必着素服,在苏州焚香北向挥涕,28年不改初衷。
弘储周围,在灵岩山寺聚集了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遗民文人,包括他的弟子、亲友、为他慕名而来者及东南一带文化名流。“皆相接纳,从者如市”。在这中间,名气最大的当数嘉鱼熊开元,因为他曾在崇祯中因劾辅臣周延儒而名噪一时,后来又当上了南明朝的宰相。熊开元不久成为弘储最忠实的承传弟子,起法名檗庵正志。
他的弟子中,首先要提到的当是徐枋,字昭法,长洲人,后期东林党人徐长子。南都破城,徐投水自尽,枋欲隐居灵岩、天平山麓,土室树屋,以终其身。虽忧患坎坷,极人世难堪之境,但枋能悠然不改其乐。据说,巡抚汤斌慕其高节,访之灵岩山中,而徐枋“竟拒不纳”。还有那个髡残,也是一种孤僻清高的脾气,“独嗔怒不可解”,在祖堂常常是与众僧不合,自命不凡。由于少受寒湿,身臂作痛,厌苦之。一旦疾革,对众人表示,“死后焚骨灰投江流中”—在生死问题上,中国禅僧从来就是那么坦然自若,他们只追求一种灵魂的圆融无碍。还有个乌程人董说,顺治八年弘储入狱,当时灵岩山上风声吃紧,失去主持人,形势很危险,别人纷纷下山,董说偏偏上山,在顺治十三年秋天,削发为僧,起法名南潜,字月涵。
除夕,高寒里的灵岩山寺,暮色苍茫,仿佛永远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悒,淡淡的寒意,淡淡的宁静,但它同时又蕴涵着一种生命的新生和坚贞,蕴涵着春色和未来。
四
灵岩山寺最为辉煌的一桩大事,是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的灵岩聚会。
康熙三年,弘储60岁,那年前往灵岩山贺寿的络绎不绝,群贤毕集。其中有遐迩闻名的东林魁率、明礼部侍郎钱谦益。钱氏尽管在清兵南下时,有率先迎降之丑行,但后来有多次深深的忏悔,反戈的也很快,积极策划参与了其弟子瞿式耜、郑成功等人的反清复明活动。尤其他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一时无人可以论比,几乎冲淡了其“贰臣”之面目。钱氏当在是年初春与遗民王廷璧、徐崧、恽日初等人一道上山的,时已83岁高龄,且有病在身。
吴江名士、《百城烟水》的作者徐崧贺诗称道:
天上灵岩楼阁新,谁人不庆降生辰。
指天指地明星夜,灵雨灵风二月春。
宁独寂音为宿世,欲看智积是今身。
落花满座回龙象,忉利依然得报亲。
恽日初为清初大画家恽格之父,明亡后出家杭州灵隐寺,为具德弘礼弟子,法名明昙。恽格写下《呈灵岩座元师》诗篇:
兵戈摇落向江湖,别后音书雁有无。
长路星霜还蓟北,扁舟风雨到姑苏。
薜萝自与青山老,绛帐空悬明月孤。
回首有看烽火急,夜阑相对重踟蹰。
恽格《瓯香馆集》中的不少诗作,读来总是那么慷慨激昂,交织着一种深沉和郁积,丝毫不见他的写意花鸟那般绚烂多彩和富丽耀眼。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明遗民巨子、也是清初大儒黄宗羲。如果没有他,也许还不会促成这次重要的聚会。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南雷,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后起者中重要人物,天启间因忤魏阉,死于诏狱。宗羲年19入都讼父冤,锥刺逆贼,声闻天下。明崇祯十一年,又与顾杲、吴应萁、陈贞慧等复社要员、太学生百四十余人,草《留都防乱公揭》,力斥阮大铖。明亡后起兵江上,复结寨四明上,旋入海从鲁王,桂王败,他便走上了隐居著述的道路。《明夷待访录》等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其中的《原君》一章有这样的语句:“帝王乃天下之大害,治乱不在一姓,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已具有民主思想之曙光。
《明夷待访录》写成之后,黄宗羲的心情非常好,次年,也就是康熙三年春二月,黄宗羲离开浙江,四月间,同崇德吕留良、石门吴之振、鄞县高斗枢等遗民至常熟,访已经是病魔缠身的钱谦益,又与邓大临同访正在苏州小住的熊开元,复至江阴与李逊之会,五月初夏,登上灵岩,与弘储见面。黄宗羲终于上灵岩,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大事。弘储很是高兴,于是,招集徐枋及宗羲弟宗炎、高斗魁、王廷璧、邹文江、文秉、周茂藻等包括自己在内的九君子于天山阁,“纵谈七昼夜”,这就是发生在灵岩山寺内一次十分重要的灵岩聚会。
五
天山阁,旧志云在说法堂东,后遗址为无尽轩,现已不存。我曾问过灵岩山寺多位法师,也无人知晓。据史志记载,天山阁建于清顺治甲午,为弘储50寿而建,当时在建的还有弥勒殿、五至堂、禅堂、斋堂和圆照大鉴堂。起名天山阁自有它的含义。天山者,师翁晚自易其号也。《象》曰:“天下有山,,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意思是说高天之下立着大山(犹如天远避山),象征退避,君子因此远避小人,不显露憎恶情态,俨然矜庄,不与混同,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意。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弘储所召集者,是他的同道他的患难与共的契友。徐枋和黄宗羲不论,宗炎乃黄宗羲弟,明亡后,因抗清于庚寅、丙申两次被捕,九死一生,乱定后,卖书画以自给;高斗魁,鄞县人,明右副都御史高斗枢之弟,《皇明遗民传》上说他:聪明慷慨,干才英越,精于医,明亡后,提囊行市,所得辄以济人之急,名闻吴越;王廷璧,江阴人,为弘储门弟子,黄容《明遗民录》谓:身为逸民,好从灵岩游。于一瓶拂之下,羹藜啖葛,终已不顾;文秉,长洲人,文震孟长子。黄容《明遗民录》称:明亡后挈家庐于文肃公之墓下,与天池山相距里许。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采橡实以自给,与城市人绝不相闻;周茂藻,吴县人,茂兰弟,父周顺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中以忤魏忠贤,为其所诬陷,毙狱中,年四十三。据《皇明遗民传》:国亡,茂兰与弟茂藻、茂萼,皆守义执节,不愧顺昌子;文江事迹不详,但和著名遗民宣城沈寿民交往甚密,黄宗羲有哭沈眉生(即寿民)诗,注云“眉生寄食诸门人,无常住处,惟邹文江知之”。可知文江亦当为清操曜然的遗民之流。
——我们不难看出,徐枋和黄宗羲等多是东林子弟,徐枋之父徐,黄宗羲、宗炎之父黄尊素,周茂藻之父周顺昌,高斗魁之兄高斗枢,文秉之父文震孟,邹文江之师沈寿民,皆为东林要人或与东林有密切关系者,而王廷璧亦与东林有关。东林党系晚明以江南士人为主的一种松散型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品评人物,不少朝臣遥相呼应,一些失意士大夫也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他们以清流自命,反对横征暴敛,要求撤回矿监税使,减轻民众负担;主张改革朝政,任用贤能,广开言路,澄清吏治。因而,遭在朝权贵的猜忌与攻击。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权,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大肆斥逐、捕杀被指为东林党人者,而黄尊素和周顺昌两人即同在明天启六年惨死于诏狱。弘储将这些人召之聚会,也一定是有所考虑的。
黄宗羲的《集灵岩寺》、《与徐昭法》等诗篇,传达了这次灵岩之会的重要信息。尽管弘储自己及有关的史志如《灵岩山志》未曾有过蛛丝马迹的记录。
《集灵岩寺》云:
艳说古吴名胜地,松风五月隔兵尘。
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
霜雪蒙头羞佛火,兴亡昨梦到虮臣。
狂言世路难收拾,不道吾师狂绝伦。
这次集会,是思想的释放、思想的交流和沟通。“独言世路难收拾”,或许是长久压抑、长久沉默闭塞的缘故,在弘储的身边,在天山阁内,他们慷慨陈词,他们可能会议论到归有光和钱谦益,议论到当今的文坛文风,也可能议论到时政,议论到局势,议论到明王朝的辉煌和没落;议论到东林,议论到黄尊素周顺昌天启罹难之七君子,议论到复社,议论到《留都防乱檄》的起草,和东林诸死难之孤大会桃叶渡,更可能议论到临济、议论到近年来的法门之争,议论到圆悟和汉月,议论到木陈和檗庵正志……总之,他们聚集在一起,纵谈七昼夜,肯定有无尽的话题有无尽的谈兴,那么投机那么纵情;而“同是前朝党锢人”,则进一步渲染了是次集会的悲壮和沉郁,凸现了坚守节操的卓诡屹立及难分难解的东林情结。末句“不道吾师狂绝伦”,则使主持者弘储那种潇洒自如,谈笑风生,那种襟情闲放和不羁,跃然纸上……
六
天山阁之灵岩聚会是在一种很艰危的形势下举行的。
前一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庄氏《明史》狱刚刚结案,为此案株连而死者共70余人,著名学者吴炎、潘柽章即死于此狱。再往前,顺治十八年(1661年),苏州发生哭庙案,金人瑞等诸生控吴令贪酷不法事,群哭于文庙,集千余人,至府堂进揭帖,遂被捕入狱,清廷以震惊先帝之灵、聚会倡乱等罪名,斩首处决。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朝廷颁布法令,严禁士子立社订盟。再往前,顺治十四年(1657年),科场案起,清廷借科举舞弊事,残酷打击反清思想强烈的江南士子,名士吴兆骞无辜被逮,长流塞外。而与此同时,因上述冤案受挫受迫害者不计其数。清廷采用高压的方法,捏造各种名义,逼使汉族士人就范。
弘储们偏偏选择这一艰难时刻,于天山阁举行了这一灵岩聚会。弘储以及徐枋、及宗羲、宗炎、高斗魁、王廷璧、邹文江、文秉、周茂藻等都是经历过国难与家破巨大磨难的士子,他们失意过,也一度绝望过,像徐枋还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们很快重新站起来,依藉弘储的榜样,依藉着禅的力量,自贵其心,不以他力,于千难万险之中,始终不渝地维持着汉民族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道德和操守。
此时,又使我想起顺治八年(1651年)弘储入狱而被释后所写下的《院鞫被杖,归寓于徒》的诗句:
齿雪饮冰无厌足,履汤蹈火又何妨。
东西南北虽空阔,去就原凭自主张。
那年弘储48岁,现在已年届60,他一直是在生生死死中庆祝自己的寿诞的。弘储们随时做好了献身的准备。现实的苦难和折磨,“履汤蹈火”,固然会摧毁人的肉身,导致肉身的消失和灭亡,但这个死亡却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走向光荣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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