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大师禅修观的特点及其意义

　　虚云大师禅修观的特点及其意义

　　朱明忠

　　内容提要：虚云和尚是近代以来我国最富传奇性的佛教大师，为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从传统佛教与现代佛教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索了虚云禅修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文章概括了虚云禅修观的六个特点，如主张以“戒”为本、强调“明心见性”、提倡参禅生活化、倡导“农禅并重”等，指出这种禅修观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体现出佛教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紧跟时代发展的特征，也体现出传统出世佛教向现代入世佛教的转化，真正弘扬了现代“人间佛教”的济世精神。

　　关键词：以“戒”为本、参禅生活化、农禅并重、入世佛教

　　虚云和尚（1840—1959）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亦是一位自近代以来最富传奇色彩的佛教大师。他以世寿一百二十、僧腊一百零一的高龄，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他不辞艰辛、跋涉万里，走遍大江南北，远赴印度和南洋，朝拜圣迹、探求佛教真谛；他承前启后，重振禅宗，一身兼挑临济、曹洞、法眼、沩仰、云门等五家法脉；他德高望重、身教言传、弘扬佛法，一生剃度、受戒的弟子达百万之众；他亲自构图设计、搬石运土、兴复六大古刹、重建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处······虚云大师生于中国社会最动荡、佛门极衰微的时代，但是他却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忘我的精神、广博的著述和长期的兴教活动，为我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虚云大师被誉为“禅学泰斗”，是中国近现代禅宗最杰出的代表。他一生勤奋创作，著述颇多，如《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等，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令我们很难把握他在佛学理论上的全面贡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弟子编撰的《虚云和尚全集》中，从他一生发表的大量演讲、开示、法语、问书、文记、规约和诗歌中，了解到他对中国传统禅学的阐释、改造、发展和创新。虚云所提倡的新禅学，充分地反映出中国近现代佛学强调入世、融合和适应时代的种种特征。

　　本文的宗旨，仅就虚云大师禅修观的特点以及现实意义做一概略的评述。

　　一、虚云禅修观的特点

　　中国的禅宗自唐代以来，已经改变了印度佛教禅的形式，使禅学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修，被佛教信徒视为解脱的主要手段，也是出家僧人的基本修持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禅宗的禅修模式突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出现了许多具有民族性格的形式和方法，如顿悟和渐悟、如来禅和祖师禅、文字禅、看话禅和默照禅等等。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佛教走向衰微，禅修理论的发展也受到极大的压抑和阻滞。然而，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云大师仍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禅修理论，提出新的形式和方法，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禅修观。

　　虚云大师所提倡的禅修观，其特点有：

　　（1）强调以“戒”为本，守戒是修禅之基础

　　虚云一生曾担任多座寺院的主持，每到一处他都是整肃僧纪，均以严守戒律入手。他在各种场合讲经、说法或开示中，都反复强调戒律为佛法的根本。他一再强调守戒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佛教的本质看，戒律是佛教的内在规定和根本特征，严守戒律是对每一个佛教徒最基本的要求。不持戒，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信徒；不持戒，就如同行路没带干粮。他在广州联义社演讲中说：“佛门戒律，各宗皆须严持，识主伴如行路知方向，持戒律如行路有资粮”。[[1]] 第二，从禅修的角度看，严守戒律，是证得本心的基础。因为戒能生定，定能生慧，只有获得智慧，才能证得本心。他在“办道的先决条件”一文中指出：“用功办道，首要持戒，戒是无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无有是处。《楞严经》四种清净明诲告诉我们，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出，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2]] 在香港东莲觉苑讲演中说：“修学者，必须依佛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则不论参禅、念佛、讲经，无一不是佛法；若离佛戒，纵参禅、念佛、讲经，亦与佛法相违，入于外道”。[[3]]

　　（2）强调“明心见性”，持之以恒

　　虚云继承了中国禅宗传统禅修理论的基本原则，强调教徒修行的关键就在于“明心见性”。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要祛除自己心上的污染，显现出自身本性的光明，真正悟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在“参禅的先决条件”一文中解释道：“参禅的目的在明心见性，就是要去除自心的污染，实见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执着，自性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为诸佛众生所同具，无二无别，若离了妄想执着，就证得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则就是众生。”[[4]]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有自性，自性就是如来智慧德相，成佛者和众生皆有之，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佛呢？原因就在于你心上有了污染，这污染指的是各种对世俗事务的妄想和执着，这些妄想执着遮盖了你的自性，使本来具有的如来智慧德相不能够显现出来，因此不能成佛。只要抛离妄想执着，就能证得如来智慧，使它显现出来，就可成佛。所以，虚云说：“贪嗔痴爱泯灭，所有这身子的痛痒、苦乐、饥寒、饱暖、荣辱、生死、祸福、吉凶、毁誉、得丧、安危、险夷，一概置之度外”，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人“妄想自消，分别不起，执着远离，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体显露。”[[5]] 所谓“自性光明，全体显露”，就意味着一个人已经成佛。

　　但是，虚云认为，消除妄想执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一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修炼。因此，他提出参禅者必须要有一颗“长永心”。他解释道：“所谓长久心者，就是选定一法，终生行之，乃至来生又来生，都如此行持······果能如是做去，将来没有不成的。”[[6]]

　　（3）提倡参禅生活化，处处皆道场

　　虚云大师主张明心见性，持之以恒的修炼，但是他所说的“持之以恒”，并不是专指“禅堂打坐”。在他看来，参禅的方法很多，“禅堂打坐”只是一种方法，更多的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的劳动工作中。只要在平时的劳作和生活中，牢记克服私心杂念、消除贪欲妄想，时间久了，也可以使人明心见性，证得如来智慧，而成佛。

　　他在《参禅法要》中指出，“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哪里不是道场？本用不着什么禅堂，也不是坐才是禅的。所谓禅堂，所谓坐禅，不过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7]] 在这里，他说得很明确：参禅不一定靠打坐，也不是只有打坐才是禅，参禅可以贯彻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牢记参禅之目的，处处都可以是道场。虚云进一步指出：“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不是一天盘起腿子打坐，才算用功办道的。”[[8]] 实际上，虚云大师已经打破了传统禅修的模式，提倡参禅生活化，把参禅与平时的生活、劳动结合起来，使禅修活动贯穿于日常的生活中。

　　（4）倡导“农禅并重”、“工禅并重”

　　虚云除了提倡禅修生活化之外，还倡导“农禅并重”、“工禅并重”。所谓“农禅并重”、“工禅并重”，是指禅修与务农、务工相结合，在务农和务工的劳动中克服私欲、消除妄想，祛除自己心上的污染，显现出自身本性的光明，最终达到禅修的目的。

　　1950年，虚云在广东乳源县云门山大觉禅寺，创办了“云门山大觉农场”。他要求住在大觉寺的僧众，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他在“农场组织简章”中这样规定：“凡在本寺长住之僧众，除总副管理、监植可免垦种工作，及年在六十以上，体格衰弱、确不能任劳者，酌量派遣其他任务外，其余均须一律参加垦种工作。如有好逸恶劳，苟且偷安，不肯参加者，概不留单······规定每人应垦种荒地最少三十方丈。”[[9]] 虚云大师不仅这样严格要求僧众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自己也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他以自己的百岁高龄，仍然坚持亲自出坡耕作。

　　除了在大觉寺办农场外，虚云在韶关市大鉴寺，还创办了纺织工厂。因为大鉴寺地处城中闹市，没有条件办农场，他则因地制宜，率领僧众开设了一个纺织工厂，以推行他提倡的“工禅并重”理念。1954年，他在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任主持时，又创办了“云居山真如禅寺僧伽农场”。 关于僧伽农场的建立和收获， 《云居山新志》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当代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来到云居山，看到这座经历千年的祖师最胜道场破败不堪，感慨万分，仍发愿重兴。消息传出，四方衲子云集而至。第二年开春之后，寺内僧众即在虚云的主持下，报政府批准，组成‘僧伽农场’，下分为农林与建筑两队。农林队负责开垦荒地，造田种稻，植树造林，砍竹伐木，加工产品。建筑队即从事修复重建寺院事宜。经过共同勤奋劳作，年内即开垦出水田六十余亩，旱田十余亩。水田所种水稻秋季就收获了谷子百余担，部分地解决了寺内僧众的口粮问题。旱地上所种蔬菜和红薯等杂粮也得到丰收。”[[10]]

　　（5）不排斥其他门派，主张兼容并蓄

　　在禅修的方法上，虚云认为，不同的门派有不同的方法，“则哪一门都是入道妙门，本没有高下的分别。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圆融无碍的。”[[11]] 因此，他主张各种方法兼容并蓄，反对排斥其他门派的方法。在谈到净土宗提倡念佛，禅宗提倡参禅时，他说：“念佛的人，每每毁谤参禅。参禅的人，每每毁谤念佛。好像是死对头，必欲对方死而后快。这个是佛门最为悲叹的恶现象。俗语也有说：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兄弟阋墙，那得不受人家的耻笑和轻视呀。参禅念佛等等法门，本来都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道本无二，不过以众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为应病与药计。”[[12]]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出虚云大师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及他反对排斥其他门派，倡导各法门兼容并蓄、相互补充的思想。

　　关于兼容并蓄，他在1947年广州联义社讲演时还说：“禅宗的行人，便应以禅宗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净土宗的行人，便应以净土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律宗、密宗亦复如是，方免韩卢逐块之弊。”[[13]] 在虚云看来，每一个门派的教理和修行方法都有其优点和长处，各派信徒应以本门派的方法为主，也应学习其他门派的教理和方法，作为补充；门派之间只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佛教兴旺发达。

　　（6）主张对症下药，教不同的人修不同的禅法

　　虚云认为，禅修如同治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病，因此应当对症下药，不同的人修不同的禅法。他说：“众生心病有多种，故治心病之法门亦多”[[14]] 。又说：“治嗔心重者教修慈悲观，治散乱心重者教修止观，治业障重者教修念佛观。”[[15]] 这就是说，禅修也不能千篇一律，都采取同一种方法，而应当有的放矢，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而教不同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二、虚云禅修观的现实意义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下，各种内忧外患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救亡图存、变革图强、振兴中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那个时期，以杨仁山为代表的佛教界有识之士，也掀起了振兴中国佛教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一批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僧大德，如太虚、虚云、弘一、印光等。长期以来禅宗曾作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但是到了近代它已经衰落，因此，振兴禅宗则是整个佛教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在振兴禅宗的事业上，要数虚云大师的业绩、影响和贡献是最大的。

　　下面，谈谈虚云大师的禅修观，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1）从出世观向入世观转化，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

　　虚云提倡的禅修观念，体现了中国近现代佛教从出世观向入世观的转化。一般来说，传统佛教都宣扬消极遁世的思想，主张远离社会、远离人群，到深山老林中坐禅苦修，以求来世的解脱。但是，在虚云的禅修观念中，则提倡参禅日常生活化，主张无论是出家僧人还是在家居士，参禅不必脱离世俗生活，在日常的“运水搬柴，锄地种地”中，只要牢记克服私心贪欲，都可以达到禅修的目的和效果。另外，他还倡导“农禅并重”和“工禅并重”，主张在有条件的地方出家僧人可以开办农场和工厂，一方面通过劳动可以使僧人“祛除心上污染，显现自身本性光明”，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寺院的经济，对社会做出贡献。实际上，虚云的这些思想是力图变革传统佛教，使消极避世的佛教转化为积极入世的佛教，主张在日常的生活和劳作中，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中，建立起完善的人格和僧格。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另一位高僧——太虚大师曾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主张佛教徒积极入世，以佛教的“舍己利他”、“饶益有情”的精神，通过菩萨道，去改造人类和社会，最终使自己成佛。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代表中国现代佛教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虽然虚云没有像太虚那样提出“人间佛教”的口号和主张，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却是和“人间佛教”的入世精神相一致的。实际上，虚云的禅修观和一生的实践活动，为消极出世佛教向积极入世佛教的转化，为弘扬佛教复兴运动中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兼容各宗、因人施教，培养大量佛教人才

　　虚云的禅修观念，在培养近现代佛教人才方面曾起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他的禅修观是在继承传统禅修原则的基础上，顺应形势，推陈出新，融会各宗所长，因人施教，重视培养佛教人才。首先，虚云强调严守传统戒律的重要性，主张以“戒”为本，是证得本心的基础。但是，他又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制定出新的规章制度。例如，他依据古代寺院遗规，结合社会现实，制定了禅林住持、共住、教习、客堂、禅堂、戒堂、衣钵寮、大寮、库房、农场等等规约，将僧徒的生活严格制度化，有力地保障了寺院的规范化管理。他亲自制定的这些新的规章制度，是在传统戒律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和发展，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另外，他反对排斥其他门派，不仅提倡禅宗内部各派的融合，而且也提倡禅宗与净土宗等其他宗派的融合。其三，他重视培养佛教人才，在传授佛学和禅修方法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因人而异，对症下药等等。虚云大师提倡的禅修观和他重视人才培养的态度和传教活动，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是有重要意义的。

　　应当说，在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虚云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为佛教的发展和振兴培养了大量人才。他数十年如一日，到处讲演传教，经他剃度、得法、受戒、受皈的弟子达百万之众。他以振兴禅宗为己任，一生分别传嗣了临济、曹洞、法眼、沩仰、云门等五宗法脉，他所传的法嗣及再传法孙，已有三、四代，达数百人之多，其中许多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当代佛教界的中坚力量。

　　（3）与时俱进，适应时代，促进佛教振兴

　　虚云提倡的禅修观，还具有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紧跟时代发展的特点。他生活在社会动荡、国家多难、佛教衰微的时代，大多寺院经济困难，众多庙宇长期毁损失修。在这种形势下，他强调自力更生是维持佛教的根本，宣扬“农禅并重”、“工禅并重”的自立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创办僧伽农场和僧伽工厂，以解决佛寺的经济困难。他在云门山大觉农场的《农场组织简章》中写得非常明确：“本农场为适应现实环境之需要，特组织僧伽开发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国家生产，并以弥补本寺粮食之不足，且达到人人劳动、自给自足之目的，用以维护祖庭为宗旨。”[[16]] 虚云倡导“农禅并重”和“工禅并重”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寺院的经济来源，而且还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关于这一点，圆证法师回忆道：虚云大师“又于大鉴寺开办纺织工厂，使佛徒四众，均于修行办道之外，向农工方面，从事劳动生产，以建设僧伽经济之新来源，适应今后政治社会之新环境。虚公并计划将来修辟通桂花潭之道路，建亭寮数楹，使天然胜景，不致长湮，往来游客，徜徉坦途，有所憩息······并多栽林木，以培风景，广植果树茶林，以裕生产。”[[17]] 这说明虚云除开办僧伽纺织工厂外，还打算修路建亭，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以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另外，虚云还不辞劳苦，倾一生之精力，重建多座古代佛教名刹，如云南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寺、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韶关南华寺、广东云门山大觉寺、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等等。每修完一寺，他都交付别人主持，自己又奔赴新的工地。虚云大师这种无私忘我、甘于奉献的精神和重建古刹的实践活动，是与他倡导的“农禅并重”、“工禅并重”的自力更生思想相一致的。应当说，他倡导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禅修观，不仅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而且对今天佛教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朱明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印度宗教与哲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印度教概览》、《印度教：宗教与社会》、《印度文明》、《现代东方哲学》、《当代亚太地区宗教》，译著《世界宗教》、《神之简史》等。

　　[1] 、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二分册，第41页。

　　[2] 、丹明汇编：《虚云大师说禅》，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3] 、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二分册，第27页。

　　[4] 、丹明汇编：《虚云大师说禅》，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5] 、同上，第13页。

　　[6] 、同上，第20页。

　　[7] 、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二分册，第58页。

　　[8] 、同上，第二分册，第66页。

　　[9] 、同上，第六分册，第36页。

　　[10] 、释一诚主修：《云居山新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页。

　　[11] 、丹明汇编：《虚云大师说禅》，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12] 、同上。

　　[13] 、同上书，第29页。

　　[14] 、同上书，第31页。

　　[15] 、同上。

　　[16] 、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六分册，第36页。

　　[17] 、同上书，第九分册，第430页。